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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古代文学的几个特点——读《湖北文学通史》古代部分

来源:文艺评论  发布时间:2016-01-26 00:00  作者:王先霈

摘要:由省作协组编、历时3年多完稿的《湖北文学通史》,以120万字的篇幅,勾勒呈现出湖北文学3000余年的历史面貌。这部通史的出版,填补了湖北文学通史编纂的空白。2015年12月16日,省作协在汉召开《湖北文学通史》研讨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通史的学术价值。

 

读了《湖北文学通史》先秦至五代卷和唐代至清代卷,对著者甚感钦佩。撰写地域文学史头一个困难是,学术规范要求的叙述对象的确定性和实际上历来行政区划的变动性以及文学家行踪的流动性之间的难以弥合的矛盾。地域文学史写作怎样把定研究和叙述的对象,不致游离漂移,同时又不割裂各个时期文学发展的自然流程,不把作家作品从其本人全部创作和所处时代的文学整体中生硬剥离,这是最见著者功力的。“通史”这两卷的作者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既理性又通达的态度处理史料,在中国文学史整体背景上考察和论述湖北文学,以对湖北文学历程的详实叙写充实中国文学史。关于作家作品的空间地域归属,能作确论的给以清晰表述,尚待探讨的介绍学界主要看法,并提出自己的推论。两卷“通史”为读者勾画出截至晚清的两千多年荆楚大地文学现象的概貌,让读者看到湖北文学在中华文学总体中的位置。对于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都讲到的大作家,提出了若干新颖的分析;更向读者介绍全国文学史未能关注到的颇获乡曲之誉的中小作家,他们虽然文学成就略逊,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了解他们的存在,才能全面了解地域审美趣味,才能了解各个时代文学分布的格局及其变化。我读这两卷,不仅得以温习和增进许多文学史知识,而且体会到作者对于古来湖北文学理解之同情,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学理和乡情的协调融合。
       湖北文学也如其他地域文学一样,虽然从来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整体性,但读过两卷,可以大致抽绎出古代湖北文学具备相对稳定的特色,这些特色对于今天的湖北文学,对于今天的湖北文化,依然可以发挥孳乳哺育之功。
       古代湖北文学有哪些特点呢?从两卷通史的描述和分析来看,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是它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湖北古为荆楚,与宗周的丰镐、洛邑以及齐、鲁、晋、卫等中原之国不同,风气朴野天然,受到殷周礼制的桎梏少得多。我们读《左传》、《国语》,处处可见中原士大夫对夷狄、戎羌的轻蔑和排斥,“通史”先秦部分说,楚人对于蚩尤、共工、夏启则多有同情。这种开放的心态贯彻在文化、文学之中,“通史”说,“屈原继承荆楚文化有容乃大的精神,对南北文化各家各派学说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这就使得湖北文学一开始就没有那种偏颇、拘谨与狭隘,而具有更大的活力,更富于想象力和浪漫精神。
       到了唐宋,一些遭贬谪的落魄潦倒的外来文学家在湖北得到热情的接纳、温情的抚慰,在良好的文化土壤上结出丰硕的文学之果。比如王禹偁,本是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他在黄州不过三年时间,后代却称他为王黄州。林和靖《读王黄州诗集》在颂扬他的文学功业时,也把荣耀加之于黄州:“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欧阳修本是庐陵郡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在夷陵不过四年,袁枚却说“庐陵事业起夷陵”。苏轼本是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在黄州不过五年,“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自号东坡,后世称之为苏东坡,诗人苏东坡而今已誉满环球。宋人项安世有《雪堂》诗云:“又到黄州旧雪堂,雪堂文字断人肠。”在黄州的作品是苏轼诗文中最为感人的篇章。苏轼的弟弟苏辙为他作的墓志铭里说,“既而谪居于黃,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通史”指出,“投闲置散的生活,使他能够更深刻地体验社会与人生,湖北的名山胜水,又陶冶了他的本来就开阔的襟怀”,从而进入创作上硕果累累的黄金时期。这么多大诗人在湖北达到他们创作的巅峰绝不是偶然的,证明湖北对于外来文人的创造性的激发力量,证明湖北文化的博大宽广的胸怀。
       第二,湖北古代文学富于开创精神,创立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学体式,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品种。“通史”引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说,“艾轩(宋代学者林光朝,有《艾轩集》)谓诗之萌芽自楚人发之,故云江汉之域《诗》一变而为楚辞,屈原为之倡;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我们还可以补充,宋祁说过,“《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矣。”人所共知,屈原创立了骚体,如刘勰所说,“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通史”还指出,屈原《九歌》的示范,形成“歌”体,《天问》的示范,形成“问”体,并一一介绍后世对于“问”的摹仿。
       历来论者对于宋玉有所贬抑,“通史”将宋玉提到了新的高度,专立“宋玉与赋体文学”一章进行了论述,指出,宋玉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其《高唐赋》描写巫山高大险峻,气象万千,细致铺陈,夸张排比,显示了与屈赋不同的风格,为汉大赋的产生拉开了序幕。“通史”在这方面的论断,比之既往的文学史,有着明显的超越和创新。
       在唐代部分,“通史”指出杜审言的五律音韵调谐,对仗工稳,完成了五律的规范化和定型化,并把七律的规范化大大推进一步,在古代文体发展上有重要地位。
       第三,湖北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化联系紧密。“通史”指出,中原地区宗教祭祀与世俗王权结合紧,原始色彩淡化,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诗经》本来大多源于民间,其形式风格却渐被凝固化。而《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通史”认为,“《九歌》是在楚地巫风大背景下的产物。”王逸《楚辞章句》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大诗人对民间俗曲大胆汲取,加工提炼,创造了“诗三百”以后新的辉煌。
       在内容方面,楚地民间祭祀乐歌多融入爱情的描写,《九歌》也把爱情表现得缠绵缱绻,凄婉动人。如《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山鬼》中“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就都带有民间情歌的真挚和纯洁。
       明代李贽和袁宏道大声疾呼向民间学习,宏道《叙小修诗》说,“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他又说,“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正是由于对民间审美的关爱和尊崇,促进诗文革新,推动了文学的新变。
       使人感到新颖别致的是,“通史”还提出未有结论的问题,引发读者与撰著者共同思考。比如,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说创作,为什么湖北会“缺席”,为什么那时湖北没有诞生有影响的通俗小说家。撰著者表示,这一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希望有兴趣的读者作进一步探讨。我在这里补充一点,为什么对于通俗小说理论上最有力的推崇和肯定出于湖北?李贽说,《水浒传》与《史记》一样,是“发愤之作”;袁宏道说,《金瓶梅》“云霞满纸”,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什么出之于湖北?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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