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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当代文学一路走来——读《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

来源:文艺评论  发布时间:2016-01-26 11:11  作者:王又平

摘要:由省作协组编、历时3年多完稿的《湖北文学通史》,以120万字的篇幅,勾勒呈现出湖北文学3000余年的历史面貌。这部通史的出版,填补了湖北文学通史编纂的空白。2015年12月16日,省作协在汉召开《湖北文学通史》研讨会,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通史的学术价值。湖北日报文艺评论特邀三位专家撰文,从湖北文学的历史脉络、地域文学史的编写等角度评述这部通史的特点。

 套用一个人们熟悉的话语构型,或许可以说:写文学史难,写当代文学史更难,写湖北当代文学史尤其难。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前辈学者唐弢先生就说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为此引发过一场争论。同样是前辈学者的施蛰存先生还专门为唐弢先生的观点“助阵”。唐、施先生认为“不宜”的理由主要是“当代”还在发展中,尚未成“史”,所以“当代文学史”,所以既“当代”又是“史”是个悖论,“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不过二位先生的意见似乎并未能给写“当代史”的热忱降温,有人统计在唐弢先生这个意见发表后的15年间,已出版的《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就已达48部之多,进入新世纪,这个数字恐怕不下于三位数了。很惭愧,我自己就主持编写了高教版和华师版的两部当代文学史教材。唐、施先生的“不宜”论是充分估计到写当代文学史的难处的,我在编写当代文学史,甚至选编史料集时就亲身经历和体会过这种难处。此中难处就包括唐先生说的不“稳定”,用施先生的话来说,至多是“一家之言,不成定论”。先生们的谏言提醒吾等后学:草率地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妄下定评,这是对“史”的轻慢;但我等后学同时也以为:如果翘盼“定论”不敢立言,这是对“史”的怠惰。
       早些年在北京参加一个关于文学史专题的研讨会,会场可谓权威满座,大咖云集,发言嘉宾多系举出一部主编的文学史就足以让后学赧面噤言的专家学者。文学史泛滥也是这个会上抨击的现象之一,多被指为申报成果、评聘职称之类的功利主义行为。但我直言:不可一叶障目,“史”的核心功能在于合法性论证,当年胡适撰《白话文学史》、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就是为白话文学和大众文学作做合法性论证。黑格尔不解中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修史,就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注重合法性(legitimization又译正统性),所谓“统”者是也。而今世道大变,文学观念、格局、样态等随之大变,在一统格局裂解,群雄争夺话语权和合法性论证的态势中,文学史焉能不变?这才是文学史泛滥的主要原因,而当代文学变动尤甚,确实是也应该是首当其冲,这不是“不宜”所能阻遏的。
       但作为学者之思,确实应当看到:建立一个事实与论证相统一的历史——逻辑框架,这是写文学史之难;要对不稳定、无定论的文学动态过程做描述、加解释、下判断,这是写当代文学史之难;身在湖北文学圈,局中人说局中事,这是写湖北当代文学史之难。三难挡道,知其难而为之,这就是刘川鄂先生和他的团队对湖北文学界的一份担当了,也是《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份担当。
       对于川鄂先生和他的团队来说,编撰《湖北文学通史》(当代卷)不能说是筚路蓝缕了,以他牵头的湖北大学文学院团队在湖北当代文学研究中所获取的一系列可观的成果已足以表明他们是最适合的担当者。几代学者的湖北文学研究薪火相传,到了川鄂先生团队这里更是大放异彩。《湖北当代作家研究丛书》和《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煌煌十余册,不仅提升了湖北文学研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更是提升了湖北作家和湖北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当然,尽管如此,三难依然不减。
       第一难难在缺少一个成熟的、可资借鉴的文学史“秩序”,说得简单、直白一点就是上谁不上谁,如何排座次。艾略特曾说过:“产生一项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传统与个人才能》)他说的情况就是唐弢先生说的“不稳定”的内在原因,尤其适合于开放的、发展和变动中的湖北当代文学,甚至可以说湖北当代文学史从来就还没有构成“一个理性的秩序”。从表面上看这部文学史采用了通常的以体裁+年代的经纬交织框架,但实质性的“秩序”实际上是由作家作品的选择和文学史定位来确定的。这部文学史我以为从总体上说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有脉络、有节点,突出了经典,照顾到全面,一卷在手,湖北当代文学“秩序”全局在胸。当然,限于一种文学史的传统体例,“比例和价值的重新调整”,“新与旧的适应”处理得尚有可斟酌之处,例如吉学沛和晓苏大约可以说得上是两个不同时期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标杆式的作家了,或许不应当淹没在大量作家作品的铺叙中。在文学批评方面,《外国文学研究》发起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以及徐迟先生在该刊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大约是全国现代主义大论争的触发点,后来的文学发展证明它足能进入“秩序”,其历史意义和价值也是湖北文学引以为豪的。细读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有若干,但最有价值的是当代卷已经为读者和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参照的湖北文学“秩序”。
       二难难在资料的收集、整理或梳理,这在川鄂先生的主编感言中已有论及。与资料难相关甚或更难的是评价难,这也就是施蛰存先生说的“一家之言,不成定论”。说实话,今天的文学史编撰已不是奉“定论”为圭臬的时代了,有那么多的“一家之言”、众语喧哗,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新编”和“重写”。就资料难来说,我认为当代卷做得已经很不错了,像我这种长久在湖北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读来仍不乏新鲜感,尤其是关于文革文学和当代海内外鄂籍作家两章是全书的亮点,可以烛照出全书编写者下力之大、搜罗之勤、用功之深。在总体评价方面,“概说”结尾处概括的五个“相较于”的五点不足我也是认同的。借用川鄂先生的说法,我还可以续一个评价:相较于翔实的铺叙,精当的评价尚显不足。这自然是很高的要求和冀望了。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拉开一定距离的“远观”,川鄂先生和他的团队一定可以做到,因为我们同当代文学一路走来,还将继续走下去。
       知我文脉,提振文心。这是说给《湖北文学通史》的,更是说给当代卷的,因为我们与湖北当代文学不仅同脉,而且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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