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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我与茅盾文学奖

来源:光明日报  发布时间:2016-01-26 00:00  作者:

摘要:

 

 

 

  

 

李国文画像 丁聪 绘


 

 

198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会场。

 

 

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领奖,从左至右为古华、李国文、莫应丰、姚雪垠、魏巍、周克芹。

 

      《冬天里的春天》(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以革命干部于而龙重返故乡石湖的三天两夜经历,回溯、对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斗争生活,表现了“春天在人民心里” 的主题。主人公于而龙抗日时期是石湖游击队的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是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重返故乡是要为他的亡妻、游击队指导员芦花40年前不明的死因解谜,找出打黑枪的凶手。于而龙和芦花当年都是石湖贫苦的渔民,为了还高门楼王家的债,于而龙喝了药酒到冰湖中捉鲤鱼险些丧命。他们在党的指引下毅然举起了革命的火把,与高门楼王家斗,与日寇、湖匪斗,出生入死战斗不息。于而龙后来又作为骑兵团长,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作为第一批创业者,在沼泽地里建起了大工厂。可是他的结发妻子早在40年前就不幸牺牲。芦花有着异常坚定和敏感的阶级感情,她与高门楼王家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她像一尊威严的战神,把王家老大的头颅掷在老二王纬宇的面前。王纬宇则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几十年来一直隐藏在于而龙身边捣乱,表面上却假装“革命”,刨掉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开口闭口是“阶级斗争”,又利用游击队的求胜心理作出错误决定,险些使全队覆灭。在工厂又搞什么“红角”,凡事“左” 三分,最后他刽子手的面目终于被揭露了。小说时序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情节扑朔迷离,更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

       李国文,1930年出生于上海。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被划过“右派”。1979年又写小说《月食》,重新回到文坛,此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和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槃》《洁白的世界》,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著有《骂人的艺术》《苦瓜苦瓜》 《寻找快乐》,《说三道四》《淡之美》《十字路口》《红楼非梦》以及《重新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听说《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有一部关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访谈录,即将问世,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从20世纪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1981年3月24日,茅盾先生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若要谈起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必然涉及长篇小说,必然绕不开自1982年首届起、至今九届的近50部茅奖作品,这些长篇小说(包括那些遗珠之憾的未能获奖的作品),实际上可以看作新时期文学30年的缩影。她的这部研究茅奖的专著,等于打开当代中国文学之门,使我们得以登堂入室,品评赏鉴,起到尝鼎一脔、窥斑知豹的作用,所以,值得期待。

  平心而论,这些获奖作品,并非统统都是实至名归、足以传世的上品佳构,用平庸之作与精粹之作并存、泛泛之作和优秀之作同在来概括的话,大概接近于准确。因此,对参差不齐、难以尽美的现象,也不必求全责备。中外古今、历朝历代,凡文学作者的结群,凡文学作品的组合,薰莸同器,良莠不齐,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常规现象,一点也用不着奇怪。我的获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自然属于平庸和泛泛之作中的一部,而且可以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演化,作家和评论家的成熟,特别是读者的长进,估计对我这部作品,无论公开评价,还是背后议论,当会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事,可我并不因此恧颜。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大作家写大作品,不大的作家写不大的作品,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并行不悖地瓜分文学市场,只不过大作品存活的时间,要比不大的作品存活的时间长久一些,但茅奖作品中的“长久”,距离真正的不朽,恐怕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

  我写作,从不追求长久,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写作,尤其写长篇小说,是个力气活,犹如举重,超过自身能力极限,1公斤,或0.5公斤的突破,也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挑战。所以,我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我也深知自己的文字,不过尔尔,因此,我写作更在意当时效果,作品问世,三头两月,一年半载, 有人赞,有人弹,有人高兴,有人跳脚,我就足够足够了。晋瑜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您会回头去看自己的旧作吗?”第一我不那么自恋,第二除了编书和校对的必须外,我认为有读旧作的工夫,还不如写新作。所以,《冬天里的春天》出版以后,偶尔翻翻,有;从头到尾地再读一遍,没有。三十年过去,这部作品中人物、故事、情节,已经逐渐淡化,记忆模糊,也只好无可奈何了。我记得有一年和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对话,问起他笔下曾经写过的几篇有关中国风物的作品,因何而来? 他的回答干净利落:一、我老了;二、我写得太多太多;三、我忘了。那时的莫拉维亚也就七十出头、八十不到的样子,现在的我比那时的他,年纪要更大些,但他 最后“我忘了”的答复很精辟,被人遗忘,或者,被自己遗忘,也是绝大多数作家和绝大多数作品的最好下场。因此,对于某些前辈,某些同辈,也许太过自恋的缘故,忙不迭盖个文学小庙把自己供起来,也只有掩口葫芦而笑了。

  不过,关于我得茅奖的这部《冬天里的春天》,旧话重提,还真是五味杂陈,颇多衷曲。多年来,偶尔在文章中像祥林嫂似地唠叨几句“没想到春天 也有狼”之类的话,为人诟病,遂尽量少谈自己。其实,狼除了不吃死孩子之外,无论春夏秋冬,都张着吃人的嘴,说又何益?这次,晋瑜要写这部关于茅奖的书,找到我,要我为她的这部著作,提供一点现场感,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了。因为一,我得过奖,属于在劫难逃;因为二,我得的还是首届奖,更是难以推脱;因为三,这是最重要的,与我同届获奖的其他五位同仁,死的死,亡的亡,她能找得到的当事人,也就只有我。既然无法拒绝,也就只好扯下脸皮,不谈春天的狼,而谈秋天的收获。大言不惭,幸勿见笑。

  我从网上查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为1982年12月5日。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行的,那天天气不错,晴朗无霾,但遗憾的是,那时我所属单位为中国铁路文工团,与首都文学界少有来往,偶尔碰到一起,寒暄几句,姓氏、名声、面孔、职务,常常吻合不到一起。所以,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诸公,究竟有几位,又是哪几位,失敬得很,真是记不起来。而主持者谁,讲话者谁,授奖者谁,我是从哪一位前辈手中接受这项荣誉,实在有点对不起晋瑜,三十年后的我,对于这次盛会,在记忆中已成空白。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也努力在网上搜索,能够找到的,仅有一张照片,站在左边的那个高个子,就是本人。我很讶异那时的我,一副木然的表情。后来才悟出来,大抵旱得太久的庄稼,即使等到迟来的风调雨顺,成活也许不是问题,但精气神的振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了。命也运也,夫复何言?

  命运的转折,应该更早一点,那是1957年的夏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写了一篇题名《改选》的短篇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很快就发表在 七、八两期的合刊上。因此罹祸,逐出北京,碧落黄泉,命运颠覆,一蹶不振二十多年。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杂志,为文学期刊之翘楚,人所共知。我 的处女作,能在那里发表,还放在头条位置,自然是难得的“殊荣”。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显然是受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而在国内形成风气的“干预生活”文学 潮流,也就从此中止,研究当代文学史的论著,都把《改选》列入此次文学潮流的代表作之一。老天的作弄,有时是很残酷的,成功与失败,只是须臾间事。随后,我被发配到太行山深处修新线铁路,开山劈石,接受高强度的劳动改造,以及一言难尽的屈辱和折磨。起初,我以为我活不下去,或者,即使活,大概也活不多久。 后来,我不但活了下来,似乎还活得可以。

  《改选》七八千字,获罪二十多年,所以没趴下,所以没死掉,正是《改选》能够在《人民文学》头题发表,给我带来的创作自信,成了我必须活下去的动力。相信有一天,当我重新执笔,会写出一些东西,而且还是说得过去,成个样子的东西,是绝对可能的。因此,我特别相信那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 神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因我深有体会,也是笃信不疑的。1999年,我应已故的丁聪先生之约,为他画我的漫画,赋打油一首:“学画吟诗两不成, 运交华盖皆为空,碰壁撞墙家常事,几度疑死恶狗村。‘朋友’尚存我仍活,杏花白了桃花红,幸好留得骂人嘴,管他南北与西东。”其实正是这种内心反抗的写照。

  《改选》一出,舆情大哗,最滑稽者,莫过于一位文学界前辈,带头发难,在《文艺报》著文批判《改选》,他认为我的文笔老辣,应该是一位成熟作家的化名之作,那也太抬举我了。紧跟着,那时还是一个鸦鸦乌的小角色,后来鼎鼎大名的姚文元,也在《中国青年报》长篇累牍对我口诛笔伐,对此,我一一笑纳,并以阿Q精神,借此证明我的写作能力,大概属于“出类拔萃”的一拨,否则,干吗那样咬牙切齿,恨不能食肉寝皮呢?诸如此类的批判,不但屁用不顶,反而增大我的文学信念,巩固我的创作信心,而且支撑着我,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无论怎样拿你不当人,也要坚忍不拔地活下来。中国人习惯三十年为一代,而每一世代的更迭,都会随之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在我读过的那些史籍中是有据可查的。算一算账,试以二十加三十,难道我会熬不到五十多岁吗?

  于是,到了70年代,中国进入了只有一个作家唱独角戏的年代,斯其时也,一方面是《诗经·小雅·小旻》里的那句“我视谋犹,伊于胡底”,弄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一方面是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的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隐隐约约的异动,势必要来的转机,正在形成当中。那时,我已年过半百,开始构思在“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下,来写《冬天里的春天》这部长篇小说。

  依我之见,文学作品在作家还存世的那些岁月里,大家关注的重点,是其艺术成就的高低、美学品位的优劣、词语文字的精糙、趣味风格的雅俗上。但是,印刷物的寿命通常要比写书的作者长些,经过日月的淘汰、时光的销蚀,后人拿起这部长篇小说阅读,除了上述文学属性的考量外,恐怕更在意这部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真实程度。文史文史,文和史从来是不分家的。所以,我在想,若干若干年以后,读我们现在这些获奖作品的读者,犹如我们曾经读过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收获应该是相同的。除了美学享受外,或多或少得以了解抗战以前的上海、北平,以及抗战以后解放区、国统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特别诸 如那些年里,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思想感情、政治动向……乃至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等等感性认识,在历史教科书上,是绝对读不 到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相信,百年以后,也许不到百年,大部分茅奖作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应当是处于尘封状态。即便如此,这些作品中,所写出的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哪怕只是一个粗陋的画面,一个模糊的背影,对于那时的读者,也是具有文学以外的认识价值。

  正如晋瑜所说:“《冬天里的春天》的创作运用大量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艺术手法,打乱了叙述节奏,穿插写作今昔之事,充满新意。”“新意”二字,也是我萌发重新执笔、回到文学创作以来的始终追求。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手工劳动,都是永不停歇的或简单或复杂的无数次重复,独有文学创作,对同为手工业者的作家而言,最忌重复,重复别人不行,重复自己更不行。所以,我在写作《冬天里的春天》时,抱定主意,尝试变换长篇小说的传统写法,不是按照人物成长,故事进展的ABCD时序,逐年逐月,一路写来,而是打乱顺序,时空交错,以CBAD,或BDCA的架构,通过主人公两天三夜的故乡之行,来叙述 这个延续将近四十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的故事。这种写法,至少那时的中国,在长篇小说领域里,还没有别的同行在做类似的实验。因此我想,这部并无多少过人之处的作品,若不是写法上的这点“新意”,会入评委的法眼吗?

  小说,在英语里,本是故事之意,现在很多“洋范儿”小说,不大讲究故事,故尔成为小众文学。小众文学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但中国读者的欣赏口味,与西方人到底是有些不同,可能是文化传承的关系,阅读习惯还是属意于以故事见长、以情节取胜的大众文学。因此,对我这种时空错置、前后颠倒、故事打散、多端叙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东打一枪、西打一炮的碎片化写法,能不能得到读者认可,一直心存忐忑。直到审稿的秦兆阳先生,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很遗憾后来不知被谁借走,遂不知下落),约有十几页,密密麻麻,语重心长,表示认可的同时,提出不少有益的改动意见;并腾出自己的办公室,让我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精力修改,我这才释然于怀。现在看起来,读者的智商,常常为我们作家所低估,其实,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情,用不着啰唆再三,喋喋不休,一个词语足以表达的意思,用不着卖一赠二,重床叠屋。如同中国画的留白一样,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用不着怕读者不能够心领神会。此书问世以后,在这种写法的改变上,始终得到读者的大度宽容。

  晋瑜问道:“您知道有哪些评委吧?和他们有交流吗?”按照中国作协后来的评奖办法,好像要经历初评、复评两道程序,首届茅奖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有当时主持此事的人员可以回答了。至于我的作品如何入围,如何中奖,真抱歉,恕我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接到一纸通知,某月某日,到王大人胡同华侨饭店报到,是不是携全国粮票若干,我也记不起来了,不过,就在那里,我们六位获奖者,分别拿到了各自的奖金3000元。3000元,对当时月入八九十元的我来讲,也相当于一个天文数字了。相比在此之前,我在1980年3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月食》,次年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数百元奖金额度,真有小巫大巫之别了。

  实际上,《冬天里的春天》完成在先,出版在后,《月食》写作在后,发表在先。所以,80年代初期,《月食》的影响比较大些。我也不知《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先生,从哪里打探到李国文还活着,跑来约稿,那时,我一家三代人挤住一间半屋子里,他一来,屋子便满了。盛情难却,唯有应命。那时,我的《冬天里的春天》已经脱稿,循着“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驾轻就熟,写出来《月食》。尽管人物、故事、情节、内容,两者大相径庭,但《月食》实 际上等于是《冬天里的春天》的缩微版,因此,很受在解放区生活过的老同志赏识,甚至被问过,“你是晋察冀几分区的?”在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北影导演水华先生,有意要将《月食》搬上银幕时,约我与当时还健在的钟惦棐先生对谈。他用车先来拉上我,然后再去接钟先生。他一上车,水华先生为之介绍,这就是写 《月食》的李国文,我和他都坐在后座,他侧过身子打量我一番,然后,第一句话就说:“你的这篇小说,可让我流了不少眼泪啊!”

  至此,沉寂22年以后初试身手的这部作品,能得到那时的读者青睐,那时的文坛认可,时年五十出头、六十不到的我,也就相当知足了。尤其是只有一面之缘的钟先生的那句话,对我来讲,意义非同一般。尽管经历漫长时间的沦落,写作能力尚存,文学禀赋未泯,就冲这一点,敝帚自珍,狂飙两句,也就不在乎方家笑话了。

  晋瑜说:“20世纪80年代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其实,作家也许是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伤痕文学”和“反思文 学”,70年代末已现端倪,随后,新时期文学便开始出现旺盛的势头,一发而不可收,那时文学书籍的印数,动辄以数十万计,与当下寒酸到不好意思在版权页标出印数,有天渊之别。这其中既有“文革”十年的空窗期后,读者对于文学的渴求强烈的因素,也有复出作家的努力回归,以及知青作家的来势汹涌而产生的影响, 于是,那几年里,佳作问世,口碑载道,名家名篇,洛阳纸贵。现在回过头去看,大有看自己孩提时的照片那样,对于那时写作的幼稚、粗糙、浅显、笨拙,甚至不堪卒读,也只好哑然失笑,撇在一边。当然,学步时的蹒跚,那是行走的最初阶段,谁也回避不掉,所以也无须自卑。那时的作品,完成了那时读者的须求,也就算 完成任务。但如果看不到文学在日日新、又日新的前进过程中,如果看不到中国人习惯以三十年为一代,过去完成时,硬要掺和到现在进行时中裹乱,那就难免要贻笑大方了。

  对此,我尚能保持最起码的清醒,因为晋瑜这本书,又犯规倒出了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实在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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