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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文学类)主编论坛暨《芳草》改版十周年座谈会在汉举行

来源:武汉市文联  发布时间:2016-04-12 00:00  作者:李娟

摘要:2016年3月29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文学类)主编论坛暨《芳草》改版十周年座谈会在汉举行。会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当代》、《收获》等全国十余家中文核心期刊(文学类)的主编,以及著名评论家朱小如、李鲁平,新锐批评家李遇春、周新民等五十余人出席会议。围绕着“文学期刊如何实现经典传承与创新发展”、“文学期刊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升社会影响力”两个重要议题,各位主编和作家学者们展开了现场对话。来自凤凰读书、腾讯网、湖北作家网等网络新媒体的代表们亦结合新媒体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踊跃交流。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繁荣文学就需要繁荣文学期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文学期刊的繁荣,就没有文学的繁荣。现代以来,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期刊的作用是居功至伟的。在今天,重申文学期刊对文学发展的意义非常重要。

文学期刊今天的发展面临着过去没有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我们聚集起来探讨期刊发展的道路和方向,为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给出一个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再者,我们可以探讨像《芳草》这样走向成功的刊物的案例是否可以复制,这也许会为我们今后的文学期刊的繁荣发展走出一条新路来。

姜念光(《解放军文艺》主编):

    “家国情怀、英雄梦想、热血文字”这是我们的办刊特点,也是我们坚持的方向,也是我们杂志的“魂”。在我看来,军事是一个热点,军队是一个热点,军事特色是我们和其他文学杂志的显著区别。每年,杂志社都会开展一些活动,请地方的作家走入军营,体验军队的生活,体验军人的生活。

    高 兴(《世界文学》主编):

《世界文学》在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定位的。鲁迅先生创刊时,考虑到中国当时整个的大的形势,他定位为“弱小民族的带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文学”;解放之后,介绍过大量的优秀的作品,包括海明威、莎士比亚等等;文革之后,当中国文学出现一个断裂,《世界文学》大量译荐外国文学作品,让中国的读者和中国的写作者们能够有机会看到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起到了特别好的窗口作用。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了解外国文学的渠道很多,《世界文学》在保持窗口作用的同时,还应该起到平台的作用,成为中外文学的对话和呼应,成为批评和创作的对话和呼应,以及经典文学和新媒体时代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呼应。

    商 震(《诗刊》常务副主编):

《诗刊》创刊六十年来,一直要着眼于我们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诗歌是要证明历史,证明社会情绪,证明社会发展的脚印,起到“有诗为证”的作用。六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诗歌站在最前沿来记录,来印证,来表现。

当下,文学的繁荣离不开期刊的繁荣。诗歌刊物的繁多是其他各个门类不可比的,而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审美理念和判断标准,这些大致是趋于我们主流期刊的审美的判断这个方向前进的,不是另类,不是相悖。

《诗刊》六十年来,几任主编的办刊理念,他们想要达到的应该也就是现在这种“繁荣、繁华又略显喧闹”的诗歌状态。喧闹是在讨论中,是在为了进步,为了诗歌的表现力更好,能和当下的社会生活,和当下人的思想情感结合得更紧,而做的各种努力。

当下的诗歌是健康的,繁荣的,方向是向着审美的领域更加开阔去努力,向生活的本质更深度的挖掘去努力,这是现在大部分诗人所做的工作。他们的创作实践可能有人不愿意接受,但是无论大家怎么去评判现在各种表现手段的诗人的创作实践,现在的诗人们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中国的诗人、中国的诗歌走向美学领域的宏大和生活本质的真挚。

    谢 锦(《小说界》主编):

《小说界》作为社办文学杂志,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有它的特点和优势。然而今天,社办的文学杂志同样面临着许多困惑和挑战。《小说界》虽然从稿源到发行,从风格到市场,整体状况非常稳定,没有大起大落,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面临固定读者群的老化流失,未来的竞争力实在堪忧。而出版社这么多年对这个杂志的投入仅仅在于支撑它万寿无疆地不倒,挺住就是一切。这样一本纯文学刊物,如何在与出版社的互相依存中重新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我们杂志这两年来一直在思考在探索的问题。

对于社办文学杂志的未来,我们其实完全没有破解之道。但是无论如何,坚守一颗做好文学原创出版的纯净之心,是我们永远不变的信念。也许,坚守并不意味着保守,突破也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出版社只能在坚守与突破的动态平衡中寻求一条发展之路。当然,在突出重围的过程中,永远不能放弃的仍然是仰望星空,仍然是振兴中国文学那颗初心。

    贾梦玮(《钟山》主编):

从事文学编辑二十年,这二十年确实是文学期刊变化比较波折的二十年。我觉得,办刊人对刊物的标准和方向的把握很重要。

    朱燕玲(《花城》主编):

这几年,我们在做一些转型的探讨。一是守住我们的品牌,是品牌策略。梳理一下自己过往杂志历史,坚持在现在,《花城》还是一本大家认可的比较好的一本文学刊物,这个品牌是不能丢的,在品牌策略的基础上要强调平台的建设。第二,媒体融合。媒体融合我们就是依靠杂志,以杂志为核心做媒体融合的项目。做多媒体融合对发行还是有利的,今年我们发行量已经止跌回升。这实在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所以做了一点就已经收到效果。

    张颐雯(《北京文学》编辑部主任):

九十年代以前《北京文学》是很先锋类的刊物,新世纪以后我们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这也是我们杂志的思考过程。这么多年下来,反响还是比较好的。新媒体也是我们杂志一个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在国外的电子媒体中,那些虚构类的作品在电子媒体中销量是没有呈上升趋势,而是呈下降趋势的,这说明纸质类文学作品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和竞争力。文学期刊在长期的经营和坚守中,有它的优势和合理性的地方。因为文学是用来阅读的,是安静的,长时间阅读的东西,它不同于那些快餐类的作品,所以它可能更适合纸质化。文学刊物有很多优秀的编辑,所刊载的作品都是经过阅读和挑选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其生命力。

至于怎样把传统文学和新媒体联系好,这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思考。虽然有很多新媒体好像是侵扰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他们足够的发展壮大,那么最终会反哺我们这些传统文学刊物。纯文学的杂志还是很有希望的。

    徐晨亮(《小说月报》主编):

置身于文化资本重新配制的时代,文学期刊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一个很困惑大家的问题。在我看来,应该坚守核心,开放边界。坚守核心,就是说每个杂志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观,并且让读者认知到这个价值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有你有了这样一个核心的价值,你才能够不被外界的东西影响,随波逐流。开放边界,也就是说要打开一些缺口,向外部,向充满不同可能性的方向去探索,扩展我们刊物自身的格局。

在文学史上,当年胡适为寻找新文学运动源头的时候,他举了个晚清一个报人黄远庸的例子,黄远庸说文学发展就是“要作一般之人生出交涉”,也就是说,我们努力发掘的作品要能够让读者从中找到和自己生活交集的地方,能够跟他日常情感发生连接。我觉得有了坚守的核心,还有不断向外界开放的姿态,我们还是能够与读者发生更多的交涉。

    孔令燕(《当代》社长、主编):

   《当代》杂志创刊到今年36年了,是历史悠久的,也是有传统的。《当代》的老主编秦兆阳先生强调,作为一个杂志人身上要有使命感,一本杂志的影响力要像《新青年》一样对当时的时代有所影响。这在秦兆阳当年的工作中每天都会提到。作为一个《当代》人,你首先想到你肩上的担子,你不仅仅是要出一个作品,编一本杂志,你是要为这个时代要负责任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使命和责任感,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下的这些年轻一辈的杂志人来说,是责无旁贷的。首先你得想想,你要为当下文学,为当下这个时代记录些什么东西。

众所周知,《当代》杂志的确是现实主义的重镇,每一个重头作品都是对这个时代的记录,对人的命运一种反映,这种都是现实主义的。我们在文学的回归的状态下,寻找好的作品,这也是当时秦兆阳先生他是一贯坚持的。你选择的作品,你的出发点是什么,要对这个时代负责任,要有所记录,要记录当下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

近两年《当代》杂志在创新的探索上,主要还是在电子化、数字化道路上,多几条腿走路,还是把杂志的内容办好,把数字化的手段利用好,把《当代》的影响力传播出去。另外就是要争取新的作者,因为新的作者代表了新的时代风气,这才是最本质的一个创新。

    赵丽宏(《上海文学》社长):

刊物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文学家、写作者的作品,在没有网络之前,刊物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的平台。我想中国的最好的文学刊物,就是一个文学的高地,这个高地上呈现出中国作家的一个最高的创造水平。一个国家要重视文化,对文学刊物是要扶持的,这是我们的文化标志,也是我们的文学水准的一个标志。第一流的刊物,应该有第一流的稿费。这是对文学,纯文学的一个态度,尊重,对文学创作的尊重,对作家的劳动的尊重。

纯文学的刊物是不会被消灭的。不管这个世道发生多大变化,不管新媒体多么活跃,中国都需要这些纯文学杂志来呈现中国文学创作的最高的水平。我们纯文学杂志一定不要自轻自贱,也许我们不够有钱,我们的尊严还不够跟我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相称,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纯文学杂志一定是有非常好的未来。将来风水轮流转。我就不相信永远拿着手机,每个人都是深度近视。将来有一天拿一本纸质刊物看,说不定会成为一种时尚,这完全可能。 

    程永新(《收获》主编):

文学期刊在目前怎么创新和转型,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2013年,《收获》开了淘宝店,后来我们又开了微信的公众号和微店。我们在学习,我们每一期的销量都在高速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还是难以弥补二渠道萎缩带来的这个空缺。在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主动放弃年轻人,一定要在年轻人这些未来的读者中间寻找机会。

新媒体的出现,对文学期刊来说,是压力,同时也面临着一种突围的机会。我们在争取政府的支持的同时,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因为阅读方式的改变,不会对文学作品的本质进行改变,文学的质量,那种精神的重量还是改变不了。阅读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到了复苏的机会。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里,诗歌也许是有一个复苏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做些事情顺应大势的变化,尽可能把文学非常边缘的事情,做得尽可能靠近核心一点。

    王 山(《中国作家》主编):

     目前,文学期刊处于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的处境,但是我确实又觉得,我们文学期刊今天还之所以存在,还能够像这样聚在一起谈一谈,这还是文学的胜利,也还是文学的尊严。

当我们谈到社会形式的变化,阅读的习惯、趣味这种变化,新媒体发展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之下来顺应这个形势,顺应这些阅读的口味,可以很坦然地说到我们的一些困难,也不必有怨妇的心态。

人类的社会需要文学,需要文学刊物,这是无异议的。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新媒体怎么发展,社会的心理怎么变化,读者怎么变化,阅读习惯怎么变化,我们肯定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要有所坚守,要让社会的期待,要让读者的口味也也有所变化,而不是以“好读”、“轻松”、“娱乐”、“快餐”、“刺激”、“夺眼球”自贬身价。

    陈东捷(《十月》主编):

在这么一个时代,文学杂志在各方面处于一个上升期,然而要恢复到过去那种大众化的媒体的年代,是不太可能的。目前,美国的文学期刊有几百家,中国有三百多家。美国有三四百家,大部分发行两三千册,都是大学,民间的基金会,还有一些传媒集团,基本上是非盈利的。包括我们前些年跟俄罗斯的《十月》搞活动,他创刊有90多年了,曾经发行一百多万册,现在也不足一万册,稿酬也很低,影响也不大。他们为什么还喜欢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因为这样相当于得到一个专业的认可。

现在出版进入一个商业化的时代,出版很容易,很多人交一点费用就可以出书。期刊方面还是有些门槛的,这种门槛我觉得它不可能很大众的,但是一个时代,文学反映时代精神的轨迹,一些沉淀下来的,一些更内在的,更深一点的,文学期刊的作用可能还是不可替代的。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刊物现在确实是有一个新的机遇,无论是顶层设计方面,对于文化的重视等等,各个省中央等等,政策是好的,就是方向也很清晰,但是落实到刊物上的这种重视的具体行,各地方不同。江苏、广东、上海以及湖北等地落实得好,宣传部门对于文学刊物的支持也非常给力,但是在相当大的一部分省份支持力度其实远远不够。所以我们的文学期刊应该经常发出自己的声音,经常呼吁一些更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落实到支持文学期刊发展的行列中来。

在中国整个的这个文化层面上,最有理想的一批人在办刊人里。无论什么情况,刊物水准不能下降,作者的稿酬要给足,刊物要办得漂亮,同时让读者看起来要高兴,要更美好。方方面面复杂的东西,集中在我们这些办刊人身上,我们能够一直扛着,扛到现在这个水平,我们应该为自己鼓掌。

    吕 兵(武汉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在新媒体时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学期刊如何创新发展,不仅仅是我们这《芳草》杂志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所有文学期刊共同面临的挑战,如何在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新常态下,如何在媒体变革的潮流中更好地服务于文学事业的繁荣,更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精品力作,是我们整个文学界的“宏大叙事”。

    南 帆(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在中国,文学期刊代表着文学的前沿。在整个文学期刊运行的过程中,新媒体已经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参照系,对文学生态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这个严重影响,我觉得也是双重的。

纸质媒介跟电子媒介之间有相互交融的地方,双方互相学习的潜力都非常大,这是其一。其二,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有一些研究者说,有些很典型的网络小说,事实上是完全绕过了一百年左右的中国文学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统,文学教育方式完全失效!当然,我们现在不能简单地说那种很有市场的小说就多么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它还有另一批价值观念需要守护。办刊物事实上是对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的某一些方面的坚持。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从国家的角度来支持期刊是很应该做的一件事,而且完全已经到了时候。

    张 英(腾讯高级主管):

互联网还是挺有意思的,你把互联网当一个平台,它可能就带来好东西;如果你把它当一个竞争对手,那可能是一个非常坏的东西。

    刘 艳(《文学评论》杂志编辑):

《文学评论》分四大板块,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跟我们的文学类的期刊特别贴近的就是当代文学。这几年来,我们比较着重于对新时代以来作家作品的研究,以及文学史问题的研究,文学现象的研究,文学思潮的研究,尤其是纪实性的文学批评。

    《文学评论》在刊发文学批评文章的时候,可能跟其他的一些文学评论类的刊物还是有一些不同,最突出的特点可能就是跟我们《文学评论》这么多年的传统,和它的办刊的风格、刊物的传统有关的,就是“学院派的学理性的批评”。我们对当下的创作的反应比较快,这些评论与那种普通的扶植性的、推介性的评论文章还是不一样。我们文学史的视野,问题的意识,学理性的风格和标准是比较突出的。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文学期刊如何在新媒体时代,提升社会影响力?怎样寻求在这个时代里头属于自己的生长点,在新的文化格局里头获得新发展,或者说进行文学经典化工作的这些文学期刊、文论期刊如何在更广泛的平台上,论文学史的良种库提供良种,为当代文坛提供学术而鲜活的文学现场,从而催生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批评家?

    因为多媒体融合互联网思维,这种新常态的描述,在这个时代里头,一个期刊人的变和不变的辩证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种辩证的要求,这种辩证告诉我们,期刊永远是内容为王,没有网络技术的支撑,好的内容未必不能传播,但肯定是缺乏更大的传播力的。这是一个新的工具。

    我特别欣赏施占军主编说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风度。文学杂志是以内容为主要的,文学杂志和文论杂志,如何面对这个传媒时代,如何在文学的立场上去谈多媒体融合,也就是说,在新常态下如何去把握变或不变的尺度和辩证关系。我觉得这对于当下的写作,包括杂志本身,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刘继明(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十年当中,《芳草》一步一个脚印,一路风声水起、有声有色地走过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无论刊物的内容,以及举办的一些活动,都充分体现出醒龙作为一个杂志主编的一种眼光、胆略和境界。

    《芳草》由作家主编,拓宽了文学的边界,拓宽了当代文学的期刊的这种边界。《芳草》是醒龙主编开创文学内部活力的方向,他同样获得了成功。这些年来的实践,他自己的个性、风格甚至与个人对文学的理解、把握,对文学态势的理解,他把这些带进了这种《芳草》的事件当中去。主编跟刊物的关系,基本上是非常一致的。目前文学这种状态下,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我就觉得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王 干(《小说选刊》副主编):

      我这次来也主要是来看醒龙的书法展的,二来就是祝贺《芳草》改版十年。

    刘 琼(《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主任):

    面对新媒体,报纸的危机要更甚于期刊,那么期刊的优势相对比较显著。

     第一是时效性。在整体性上,报纸的碎片化在这个新媒体的冲击下,显得更加明显。第二,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们作家大多是期刊培养成熟的。期刊的位置和期刊在文学史的地位,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再者,在碎片化时代里面,我觉得深阅读的东西会比较受欢迎。在现在这个传统回归的时候,期刊的优势也会远远大于网络新媒体,远远大于报纸。从阅读的可视性阅读感受来说,期刊的优势可能也会大于网络新媒体。

    韩春燕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芳草》做得很大,体现了《芳草》主编的办刊能力。

    李遇春(《新文学评论》主编):

《芳草》改刊以来,继承了醒龙老师的在湖北文学的两个传统。其一,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带头创作的传统。其二,他在办刊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把他的新现实主义的一种文学理想,融合在这个刊物的设计、栏目上,比如包括每期的《主编的话》里面都体现出来了。

刘醒龙(《芳草》主编):

在文学中,作家是第一线的直接生产者、创造者与消费者,没有谁比作家对文学态势更为了解,这种了解是直接和感同身受的,是灵魂与肉体都有体验的。作家任杂志主编,使文学杂志不致于与文学创作之间出现沟通不畅,理解失误。而且,作家办杂志时,比普遍编辑更能体会,作为坚守阵地的将士,阵地的失守与收复,一腔热血抛洒的意义与价值何在!

    在文学中最不缺少的就是“创新”,“创新”是文学中与母语一样的最基本的元素,短短的几行诗,几百字的小小说,如果没有独创性、没有超乎既往作品的新意,所写出来的文字与文章就是无效的。所以,相比社会生活中每每放在首位的“创新”,文学杂志只能与文学结伴而行,将“经典”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文学杂志所面向的市场,读者是第二位的,作者才是第一位的。没有“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经典文学作品,杂志印得越多,越像是随风飘散的废纸。唯有将推出经典文学作品放在第一位,文学杂志才有脸面送到热爱文学的读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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