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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美丽的宝岛——《寻找祖国三千里》编辑手记及其他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7-03-29 00:00  作者:郭海燕

摘要: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由芳草杂志社主办的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揭晓,八部获奖作品中,台湾作家蓝博洲的长篇散文《寻找祖国三千里》和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并摘大奖。

  很荣幸,我是《寻找祖国三千里》的责任编辑。

  编辑它,于我而言,是一次很好的职业经历,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认知机会。

  从主编刘醒龙先生手里拿到这篇与众不同的作品,点开电子版,毫不意外,通篇繁体字。一脉相承、古色古香的珠玑,由繁转简,从技术层面来说很容易,Word文档里有个功能选项,拉出一按解决;但从内容层面来说,要想轻松、通透地把握它,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我无法找到这么一个功能键,一按,岁月重新来过,层层块垒尽消……

  此作的与众不同,首先表现在它既不是写宝岛风光,也不是讲述“走过咖啡屋”的故事,而是展示人间热血燃烧的沸点,探查海峡那边至深至痛的隐疾,写台湾近现代史中曾讳莫如深、被刻意遗忘的那一部分。

  看看它与众不同的标题,全名:《寻找祖国三千里——殖民地台湾青年吴思汉的身份认同之旅》;再看看正文:“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起,一连七天,《台湾新生报》日文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思慕祖国不远千里——一台湾青年的归国记》的文章,作者署名吴思汉。”“通过这篇报导,吴思汉报告自己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不惜放弃京都帝大医学部学业,只身穿越朝鲜半岛,过鸭绿江,潜入东北、华北沦陷区,再突破前线封锁,深入内地,最后终于抵达重庆的艰难而曲折的过程。”“然而,五年不到,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二·二八事件’后改组易名的《新生报》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危害‘党国’十四‘匪谍’枪决》的报导。这一次,吴思汉成为‘匪党支部书记’,而于前一天的清晨六时,与同案郭琇琮、许强等医界精英,在马场町刑场‘明正典刑’。”

  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阅读惊涛骇浪的文字,你的内心无法不潮起潮落,无法不涛声四起……

  作者仿佛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在文学的天空下遒劲、深扎生长,蓝博洲的笔调是冷静、内敛的,沿着他“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从此专心从事我的台湾民众史的调查采访与写作的工作”之小径,我紧随他不紧不慢的足音,发现另一个台湾:

  “我不是风雅之人,更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可也来到这个莲花之乡。仅仅因为几个日据下台南二中毕业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提供的讯息——吴思汉的父亲当年好像在白河中山路开一家汉药店,我几次来到台南县白河镇。然而,因为没有认识的人介绍,我怕惊扰了唯一还住在那里的吴思汉的最小的弟弟,反而无法进行采访工作,于是几次在白河街上犹然挂着褪色的‘匀和汉药房’招牌的对街徘徊,不敢贸然登门拜访。我只能走到不远处的白河国民学校。那里原是日据时期吴思汉曾经就读六年的白河公学校。我坐在国小(即国民小学)操场的秋千上无聊赖地荡着,在同样的天空下,想象着当年的殖民地孩子是怎么度过他的童年的?”

  七万余字长文,就这样洋洋洒洒,叙述视角不停地转换。贯穿全篇的“叙事者”一会儿系作者本人,一会儿兼旁白;当事者、见证人如:主人公吴思汉,吴思汉的同胞姐妹、妻子,吴思汉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报社同事、台共同志、绿岛蒙难狱友等等,不事粉饰,按需出场,他们本色出演一部可歌可泣、主题突出的无声电影。血肉般充盈全篇的时事、史料,尤其解密后的台湾“保密局”讯问笔录等,与主人公骨肉相融,一起丝丝入扣“口述”吴思汉流星般人生:日据时期的愤懑成长,直至跨级考上日本两大名校之一的京都帝大,然后怀着“大学毕业后,以技术者的身份回归祖国是唯一目的”志愿,负笈东瀛;但终于,他为了参加祖国抗战,弃学绕道东京,穿越朝鲜半岛,奔至鸭绿江边,呼唤:“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有句名言:“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复活于蓝博洲笔下的吴思汉,就是这样的原乡人。一九四四年,“这个说着生硬普通话的台湾青年,一会儿被日本人追查,一会儿被同胞怀疑”,经过一年零两个月出生入死地辗转跋涉,他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抗战陪都重庆。然而,面对未沾半点国恩、只应国魂召唤来归的赤子,当时的国民政府持何态度呢?蓝博洲叙述:“就像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的《中国暴风雨》所云:‘在战争将近结束时,重庆变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在重庆,吴思汉参加抗日工作的要求与热情,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再次受到怀疑与陷害。”

  作者的笔端秋霜飒飒。

  此处蓝博洲接续时任《大公报》记者的李纯青晚年对吴思汉的追忆文字:“据说国民党特务机关怀疑他是日本派来的间谍,想找一个堂皇的理由把他除掉。”“当时太平洋海战方酣,美军反攻已到菲律宾,雷伊泰一战胜利,听说下一步准备在台湾登陆。国民党军方已与美军驻华机构接头停当,要用美军飞机把这位台湾青年投落台湾,叫他与阿里山的抗日游击队联系,以配合美军登陆作战。”“实际上,国民党也知道,阿里山是没有抗日游击队的。其结果,将是用日本人之刀,杀台湾的抗日分子。”

  拜阅至此,我想象着,电邮传来的照片上,那位眼神凝重、一脸络腮胡的作家,那颗“要努力让这些被湮灭的台湾历史与人物,一个个地出土”之文心,是怎样栉风沐雨、凌寒而绽?行文至此,那苍劲的笔尖是否轻轻颤抖?

  彼时,字里行间,我觉察不到颤抖,只感受到那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特别深情、用心良苦,蓝博洲继续平稳地调用见证者文字:为了不让这样一位纯而又纯的爱国青年受骗枉死,李纯青在重庆约见吴思汉,告诉他真实情况,问他:“你愿意跳伞回台湾吗?”“在我(李纯青)问这个问题时,他(吴思汉)感到非常奇怪,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为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就是他的信念。他的简单答复断然拒绝了我的意见。他就要去接受训练了,正高兴地在等待接受一支卡宾枪,一套日本军官制服。”

  历史的玄机,非凡夫所能参透。个人的命运,永远裹挟于大时代。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美军登陆日本冲绳岛,而非台湾;准备跳伞回台、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吴思汉,得以幸免牺牲。

  然而,这位民族英雄的殉难,竟不可避免。五年后,因参加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吴思汉被扣上“匪谍”罪名,死于国民党当局枪下。

  不惜花费十几年时间,寻访所有能找到的、熟悉吴思汉的当事人及证言证据的蓝博洲,借吴思汉遗孀李守枝女士之口,道出英魂在人间的最后模样:“我(李守枝)和小弟又转到殡仪馆认领(遗体)。他双手反绑着。小弟帮他解开。我看到他的心脏边和肚脐附近,一共中了三枪。我们随即办理火化申请。第二天,我再去领骨灰,然后跟我公公一起送回白河(镇)。”

  在日据时期改名“思汉”的吴调和,从此长眠家乡小镇。亲人口中的“调和仔”,魂兮归去!

  可是,“因为国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而被扭曲了的台湾历史”,却始终没有“为这样的殖民地青年典型的吴思汉恰如其分地定位”,这又让他魂安何处呢?

  台湾客家人蓝博洲,在篇尾深深慨叹:

  “这位台湾青年从台湾跑到重庆来,要求参加抗日。在大陆人地生疏,没有一个亲友,他抛弃家庭,跋涉万里,像虔诚的宗教徒般,投奔重庆朝圣。谁能理解这种意志,这种心情呢!

  “谁能理解?

“也许只有台湾人理解。”

  

  

  在盛夏“火炉”里,编发蜡炬成灰、光焰灼灼的《寻找祖国三千里》;冷静而不乏温暖的冬天,我有缘见到作者蓝博洲先生。

  蓝先生携妻女,来汉领取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大奖。他比我想象的更朴素、沉静,还有非比寻常的严谨、细致。

  见面后第一顿便宴,我有幸坐在蓝先生妻女的身边。气质娴雅、眼睛圆亮的蓝夫人,笑吟吟对我说:蓝先生的作品里有很多相似处,比如所有的主人公,都是二三十岁,就被枪决了。

  我静静听着,想象、思考着,内心如同面对美食的味蕾,层层涌浪……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晚,我和同事陪同蓝先生去华中师范大学作演讲。

  幻灯片打出的题目是:《寻访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

  彼时,全场座无虚席。整整两个小时,从主讲人到听众,竟没有一个人出去过,没有谁去上洗手间,或者抽根烟、喝杯水什么的。听众们耳朵全张着,忘我倾听、感受从海峡那边传来的并不如烟往事和潇潇风雨。

  一九六○年出生的蓝博洲,面对台下大陆年轻人,讲述一名台湾文学青年的成长史:懵懂孩童时,接受社会、学校无处不在的反共教育;到青春年少,开始思考“人活着有什么意义”时,人忽然变得敏感起来了……“侯孝贤电影《风柜来的人》,其中的主人公生活,就是我高中休学后的写照!”蓝博洲坦诚相告。他说,从中学开始到上大学、服兵役,他一直大量读书,尤其文学书刊,努力用自己的眼睛、心灵去辨识、发见世界,去了解祖父、了解自己,了解真实的台湾和历史,从而在茫茫宇宙找到自己的坐标。

  “我从阅读吴浊流的小说《无花果》,开始了解‘二·二八事件’;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获得力量!”……

  演讲中,他屡屡提到刚刚逝世的著名作家,被誉为“台湾的鲁迅”的陈映真,他盛赞:当其他方式不能说话时,陈映真先生以神秘的小说方式来讲述。

  的确,陈映真其人其作,深深吸引、影响了蓝博洲。他告诉听众:“一九八七年春节过后,我决定选择一种介于文学创作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工作作为自己思想锻炼的场域,于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了小说家陈映真领导的《人间》杂志报告文学的工作队伍。”

  到《人间》杂志,蓝博洲的首项任务就是:对发生在四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进行田野调查、写作,以制作纪念专辑。于是,一部在台湾知识文化界引起轰动的作品《美好的世纪》诞生,它发表于一九八七年“解严”前夕的台湾,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一九八五年即以小说获时报文学奖的蓝博洲这样自述,“《美好的世纪》是我暂停小说写作之后,第一篇文学性的作品”,因此作“我也得到了陈映真先生的口头嘉奖,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从此,蓝博洲一头扎进长期被湮灭的从“二·二八事件”到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台湾民众史现场。

  和《寻》篇一样,《美》篇也是一部关于早期台共的纪实作品,主人公是出身台北望族的医生郭琇琮。与吴思汉一样,生于日据时期的郭琇琮有着强烈中华民族意识,曾因成立反日学生组织而被捕判刑。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暴虐令无数台湾知识分子失望,郭琇琮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年,这位医界精英被扣上“匪谍”罪名,与吴思汉等一起走上刑场,被枪决。

  “当时的台湾盛传四大才子:郭琇琮、许强、吕赫若、吴思汉,他们都是社会精英,出身富裕,同情底层群众,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一心要实现社会公平,将生死置之度外……”讲台上的蓝博洲动情叙说着。坐在第一排的我,看见他的眼睛在镜片下熠熠闪光。

  作为《寻》篇的责任编辑,我对郭琇琮的名字印象颇深。《寻》篇多次提到这个名字,其中一句曰:“一九四七年七月,吴思汉由台大医学院助教郭琇琮亲自吸收入党。”

  那个冬夜,桂子山如此安详、不眠,华师大的学术报告厅里灯光如昼,气氛如古诗云:“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蓝博洲敲出的激越钟磬,声声传入我们的耳朵、心里。

  他娓娓而述:经过台湾牢龄最长的政治犯林书扬先生的介绍,他才得以采访隐名四十年的郭琇琮遗孀林雪娇女士。饱经风霜的林女士,向时年二十七岁的蓝记者透露,丈夫临刑前一天,给一起服刑的她写了张纸条,内容是:“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

  说到这里,蓝博洲激动了,“当我听到这句话,我整个魂魄都被郭琇琮吸走了!”他的一只手情不自禁高高扬起,又落下,“我要写他!”

  那一刻,我分明感到年过半百、双目炯然的作家,一直活在二十七岁,那种穿透灵魂的内心震撼、由此产生的爆发力,在他身上从未消去一分一毫!

  此时的讲台上方,幻灯片打出了郭琇琮半身照,青春勃发、英气逼人,那双若有所思的眼睛,静静看着为他激动的主讲人,看着为他入神的听众。

  蓝博洲继续演讲:郭琇琮牺牲前,设法告诉他的妻子,若能活下来,要她一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将死之人竟连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

  听到这儿,我的心头被什么东西,猛地一击……

  冬夜,这是个什么样的冬夜?它如此令人耳目一新,且明目清心。

  历史深处犹有回声的火热熔岩,就这么自海峡那边,不动声色而又分明轰隆隆地逶迤而来……

  短短两个小时,根本无法容纳蓝博洲先生无比丰富、精彩的调查史和心灵史,他匆匆总结,“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人,并不是他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而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这样的台湾人,有这样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分裂,实现祖国统一!”所以“我就确定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之后的人生不做别的了,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一个个找出来,一个个地发掘、出土!”

  于是,就有了震撼宝岛的《美好的世纪》,有了被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屡屡借用的《幌马车之歌》,有了碧血化珠的《寻找祖国三千里》等数十部呕心沥血之作。

  演讲临近结束,蓝博洲忧心忡忡地透露,台湾现在的年轻人令人担忧,因为他们从小在反共社会氛围中长大,很难去理解无数热血先辈所走的道路;尤其是白色恐怖时期爱国者们的后代,要让他们在目前台岛的政治生态下去了解、进而认同父兄们所选择的历史道路,可谓难上加难。对这些遗族来说,他们面对的历史挑战几如泰山压顶,令人唏嘘啊!

  言者切切,听者戚戚。端坐台下的我,看着主讲人,忽然想起一句回应蓝夫人的话:蓝先生作品里的主人公,还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活着,以文学的方式,在蓝先生的笔下呼吸、呐喊、奔走……

  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授予蓝博洲《寻找祖国三千里》的颁奖辞云:“这些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个人史,将深不见底的历史重新照亮,也重新见证了文学的光辉!”

  鲁迅先生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当我们面对云飘雾绕的海峡,幸遇蓝先生般甘之如饴的付出、以文学为舟的不懈摆渡,循着两岸同胞愈来愈深、心手想牵的“中国梦”,何愁不能众志成城、愚公移山,以祖国统一的金刚咒打破“台独”妄念,让宝岛儿女的热血欢流华夏血管,让两岸人民同享和平、统一之阳光呢?

  演讲刚结束,蓝博洲即被兴奋的听众团团围住。其中一位男生,吊着左臂,上面缠满白色绷带,他打球受伤,却又不愿错过听讲机会,于是殷殷带伤前来,他是一位即将赴台的交换生。

  

(本文发表于《芳草》2017年第2  责任编辑:王倩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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