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谁的城》：“在场主义”散文的一个标本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 2015-08-19 作者：高晓晖

非常感谢荆州市作家协会的盛情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首发研讨会，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非常感谢来自省外的文友，万忙之中，出席本次研讨会，关注湖北的作家，关注湖北的文学！

首先我谨代表湖北省作家协会对廖国强（网名：白说废话）先生作品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也祝贺廖国强先生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可喜的成就。同时还要祝贺荆州作协收获了一员新的创作健将！

一、廖国强先生的“鲢鱼效应”

廖国强先生2012年南下打工，几年之后，他将《走过谁的城》带回家乡，将他对南国广州的“现场目击”、切身体验，以及他对所目击的人物、事件思考与评判，等等，一并带给家乡的文友分享。万花筒一样的广州如此真切、细腻、纷繁地展现在家乡文友的面前，他所描绘的全新的生活图景，他所法取的全新的看取生活的眼光，他所秉持的独特的创作理念，势必对家乡的文友带来一份特别的激活。这与农民工带着资金返乡创业，报效桑梓很有些相类。作为作家，我们将如何接地气，如何捕捉生活的精彩，如何揭示生活的真相，如何直面生活本真，如何担当起历史的责任，等等这些，廖国强先生的创作，都会带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二、如何言说廖国强先生的散文

1、疑似打工文学，却超越了打工文学的局限

伴随南下打工潮而兴起的“打工文学”，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离乡背景，遭遇中国城市化困境的必然产物。农民工走出了乡村，却走不进城市，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国民待遇的差异悬殊，导致农民工陷入无尽的精神苦闷之中。被压抑的情感必然以文学的方式倾诉和宣泄，这是打工文学诞生的原动力。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一族的人生境遇和思想情感，揭示农民工的苦难、挣扎与追寻，展现他们可悲可叹可痛可敬的命运，自然成为了打工文学的核心主题。

说廖国强先生的散文疑似“打工文学”，至少有两条重要理由：其一，作家本人具有打工者身份。或者说，他有直接接触打工者的机会并对打工者有特别的关注。其二，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打工者的生活图景。

但是，廖国强先生的散文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打工文学”。他的诸多散文作品已经超越了“打工文学”对打工族生活图景的再现以及对打工族命运的演绎和情感的描摹。他的散文视野已经进入作家对现代都市社会全景式的观照，或对人类命运的哲理思考。比如《学会与病毒同行》，作家一方面指出，“人类已经与禽流感同行了一个世纪了”，“这个对人类生命有极大威胁的病毒就藏身在我们中间，随时会一跃而出，给我们以致命一击”。另一方面，作家进一步认识到，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同行”关系。因为，“大自然创造出无数种生命，就赋予了每种生命的生存权力。”病毒与人类，作为不同的生命体，本应享有“同行”的生存权。同时，作家还质疑，造物主既造人类，又造病毒，它“究竟要把宇宙带往何方”？这种终极追问，已不再拘泥于追问农民工这样一个族群命运遭际，而拓展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探寻，显然，廖国强先生散文中表达的特别识见，超越了“打工文学”的局限。

2、疑似底层写作，更丰富了底层写作的内涵。

底层写作，与打工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打工文学可以视为底层写作的一部分，而底层写作较之打工文学外延更宽泛，内涵也更丰厚。关于底层文学，陈应松在《为什么要底层》的演讲中有这样的观点：“它（底层文学）比新写实和先锋小说更有明确的立场，更惊心动魄和尖锐，对社会问题和底层生活不是暧昧琐碎的展示，而是勇敢迅猛冷峻的批判，我认为它应该属于最严峻的批判现实主义。”“底层经验是中国唯一幸存的民族伤痛的记忆，也是一种中国文化的顽强遗存。”“为社会底层的文学是一种深刻的洞悉和挚爱，是一种温润的情感表达，是一种思想自觉和艺术倾诉的自觉，也是一种人生信仰的自觉，是一种敏锐。是一种被社会思潮、生活潜流和百姓情绪裹挟的写作。”

从“最严峻的批判现实主义”角度来考量，廖国强先生的散文的确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在廖国强先生的散文中，不时能读出一种侠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说：“我从来不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所以我的文章既不堆砌辞藻，也不引经据典，更不沉湎于狭小的个人情感之中。只是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语言据实叙述，这些人的艰辛、奋斗和沉沦。当我拿起这支笔的时候，一种责任感就像泰山一样压在头顶。”（后记）“作品应该反映现实，却不能屈从现实。在大众对生活的一片叫好声里，应该保持一种独立的清醒和清醒的独立，对社会永远持有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目光。”（P174）

《饕餮》很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作家的激愤：珠三角的血盆大口，吞进了上亿人。只有这个饕餮不愿意消化的皮和核，才吐得远远地把他们丢回原产地慢慢腐朽。因公致残，久病难愈，年老体衰，就是它丢下的垃圾，连环卫都不肯收留。让他们烂在遥远的大青山里，烂在其他城市的阴暗小巷里，烂在被时间遗忘的角落里。（P165）《千年等一回》对广州积分入户新政的嘲讽，也是入木三分。但廖国强先生的散文并不仅限于社会批判，更多地还是发现底层的美好和温情。《最拉风的事》中的刘厂长，把“护犊”的习惯带到了南方，“跟他毫无关系的打工者，也成了他羽翼下的小鸡仔。”听听老厂长的心声吧：“我把他们从大山里带出来，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责任重于泰山啊！”

3、疑似网络文学，更提升了网络文学的境界

1998年，痞子蔡《第一次亲密接触》在大陆出版，这是中国大陆网络文学发端的标志，用痞子蔡的话来定义网络文学，它是一个“在田野间赤足奔跑的小孩”。“田野”，意指一片自然的天空下野性的土地，并无任何的人为的规则；“赤脚”则是一种率性的姿态，不加任何的防护和掩饰；“奔跑”是一种快速的前行状态；“小孩”意为一种初始的生命，本真而不成熟。网络文学的无羁、非功利和率性的特点，更接近文学的本质。但网络文学虽然有无视既有传统文学规则的条件，但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博取“眼球经济”的功利心，使网络写手竞相走向了网络文学的歧路。

廖国强先生散文创作的运作方式，采用了网络写作的套路，同时也具有了某些网络写作的特点。比如，充分张扬作家的创作主体性，我手写我心，享受自我情感宣泄的快意。比如，网络读者给作家及时的阅读信息反馈，又进一步激励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廖国强先生首先有将打工族、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记录下来，传到网上的冲动。同时也在网络上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廖国强先生的散文写作的确进入了网络写作的良性互动状态。但是，廖国强先生的网络写作出发点却与流行的以赚眼球、挣点击率为出发点的网络写作有质的区别，他不是出于功利或者游戏心态而写作，而是出于责任和使命而写作。此外，他的个人素养、人文情怀、审美眼光等等，都遵循着传统经典写作的规范，明显区别于一般网络写手的随意与肤浅。因此，廖国强先生虽是网络写作，却提升了网络写作的境界。

4、作为“在场主义”散文的一个标本

所谓“在场主义”散文，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对作家主体的介入，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廖国强先生作“广州印象”，就是置身这个南国都市的现场，通过体察、感悟，思考，进行深度介入，从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命运遭际的书写中，揭开都市繁华霓虹之下的人间冷暖，对种种社会不公发出尖锐的质疑。也正因为这种“在场”，成就了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写作，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在场”出发，廖国强先生的散文能见性情，有担当，见智慧，有识见，见情怀，有境界。在廖国强先生的散文作品中，不难见到嬉笑怒骂，热血贲张的文字，也不难感受到他炽热的家国情怀和悲悯情怀。

5、一点期待

毕竟，廖国强先生的散文创作是在网络互动中进行，网络的浮躁，对廖国强先生的创作心态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也致使其创作出现某种“灵感式”、“井喷式”状态。如果他能将这种“灵感式”、“井喷式”转变为“涓流式”，或许，在写作心态上，会表现得更从容一些。鲁迅先生曾说，感情太浓烈时，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或许能激发廖国强先生对散文创作的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