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魂记》：遥远的精神家园

来源： 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 2016-07-04    作者： 顾奕俊

                                                    陈应松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1版1次

                                                                          定价：39.80元

 奥尔罕·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一书中，如是写道：“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的感受与我们自己的感受是如此相似，同时又是如此不同，这正是让我们着迷的原因。”事实上，很多阅读者或许毕生都不会拥有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特殊经历，但这些读者之所以觉得“感受是如此相似”，原因正是在于《安娜·卡列尼娜》所具备的“主观真实”。“主观真实”并不意味着小说中所描绘的场景会照搬不动地投射进每一个读者的现实生活中，而是一种“真实感”。“真实感”在很多时候展现的是生活的“可能性”，而并非“必然性”。

 小说《还魂记》虽然在故事走向上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足够的“真实感”，这主要归功于作者陈应松对逻辑的有效控制。小说讲述了服刑人员柴燃灯在牢狱中被同改殴打致死后，还魂重返故里瞎子村的故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势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已经被剥夺生命力的孤魂野鬼，是如何在家乡“畅行无阻”的呢?尽管故事听来犹如天方夜谭，但陈应松却通过缜密的逻辑安排，将一个原本荒诞不堪的故事叙述得非常具有说服力。首先，村庄里的村民们因为误饮了村长儿子喜宴上的假酒，导致双目失明。所以他们分辨柴燃灯其人是真是假的主要途径就是声音，他们无法细细审视柴燃灯的容貌。其次，柴燃灯在狱中度过了长达二十年的囚禁生涯。在这二十年中，柴燃灯的音容相貌必然会因为岁月的流逝，从而势必会产生相应的生理变化。最后，柴燃灯因为自小出身卑微，且无突出的才貌，自然不太会受到村民的注意。由于这几点原因，使得“亡魂”柴燃灯在回到瞎子村以后，并没有受到村民们过多的怀疑与质询。

 优秀的小说家与拙劣的小说家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叙事方式。优秀的小说家可以将荒诞不堪的故事叙述得极富说服力，而拙劣的小说家却往往会把一个真实的故事弄得破绽百出。《还魂记》因为具有足够坚实的逻辑支撑点，从而为读者的审美接受提供了充足的说服力。小说中所描写的少年五扣，是一个“高举一支燃烧的火炬，正在渠岸上飞驰”的癫狂形象。他喜欢手举火炬，“在大风中奔跑，见东西就点”。我在阅读之初的时候，对于这个细节曾经产生过疑问。但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放火”这个细节的重要性。瞎子村的绝大部分村民因为喝了假酒以后双目失明。所以“放火”这个行为本身也就似乎内蕴“照亮世间”的意味——通过点燃火炬，来照亮双目失明的村民，来照亮陷于黑暗之中的瞎子村。

 从另一方面而言，“放火”所对应的其实是瞎子村村民的“内心失明”。长时期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让瞎子村的村民变得冷漠无情。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可以主动选择了让内心“失明”。对于五扣所持的火炬，小说中这样交代道：“那火炬是黄瞎子的，是他多年前参加省残运会传递的火炬。”圣火传递起源于古雅典百姓祭月活动中的一种宗教仪式，其意义旨在为了纪念为世间人民盗取火种的古希腊神普罗米修斯。小说《还魂记》中，少年五扣在某种程度上就承担着普罗米修斯的职责，他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放火”行为来照亮村民内心的“盲区”。然而五扣最后遭到瞎子村村民集体追捕的结局命运，又似乎从另一层面向我们昭示着“放火”的失败。这恰恰揭示了在享乐主义精神与市场文化逻辑的双重推动下，道德伦理被迫让位于逐渐膨胀的个体私欲，“礼乐之鸣”遭到了现代文明的无情“消音”。

 陈应松作为具有高度清醒意识的当代作家，选择将目光聚焦到了当下社会。例如中年男子为了泄愤在小侄子头里插缝衣针、父亲为了一己私利而让亲生女儿献身于村长这样的故事，已经跑马灯式地出现在我们眼见的各种新闻媒介之上。我们甚至在阅读这些新闻的过程中感到“审丑疲劳”。但当所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丑剧”，以虚构的形式出现在《还魂记》中时，我们依旧会为这荒诞性生存场景感到震惊、愤慨、疼痛。我想，作者陈应松借用“还魂”的形式，想要追寻的不单单是普通个体的故乡记忆，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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