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为什么就不能把人物往高处写？
来源： 长江日报 发布时间： 2016-08-29 作者： 万建辉
继2010年《江河湖》后，作家刘继明近期推出新作《人境》。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出身神皇洲村的男主人公马垃弃教从商，又返乡创业的故事，勾连起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与城市生活，被评论界誉为具有路遥《平凡的世界》一样宏阔的时空跨度和人文情怀。
《人境》的主要人物塑造神似《平凡的世界》，主人公马垃酷爱读书，早已脱离农民身份，却在年富力强时返乡租地做起了农民，他一直单身，一 心带动村民加入专业合作社，探索农民依靠土地，抱团过上幸福生活的路径。
刘继明说，新时期以前的文学流行把人物往高处写，新时期以来则流行把人物往低处写，似乎如果不把人物的缺陷、丑恶甚至贪婪写得淋漓尽致，就不能揭示出真实的人性。他反问，今天的文学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往高处写？
就新作《人境》，长江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作家刘继明。
文学的使命之一是揭示时代的复杂性
《人境》中，主人公马垃回乡当农民，与普通农民不同，农民马垃极具“反思”精神。马拉成长深受哥哥马坷和老师逯永嘉影响。上世纪70年代，马坷曾是村里生产队长，大公无私、勤劳坚韧，因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生命。逯永嘉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文化人，下放到神皇村所在的沿河县任教，后来弃教下海创办公司，迅速暴富，又因投机而破产。逯永嘉崇尚自我、追求自由，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个“理想国”。马垃正是追随逯永嘉投身商场，人生大起大落。马坷、逯永嘉先后离世，马垃开始“沉思”，读更多的书。 “他关心的不止是三农问题，包括当代中国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都不乏真知灼见”。马垃选择在河滩上建房独居，种植果园，创办“同心合作社”，投身农业市场，甚至对神皇洲村未来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设想和规划。
刘继明说，马垃受哥哥影响，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情怀。然而马垃的理想主义情怀，与《创业史》、《艳阳天》、《平凡的世界》主人公的情怀不同，毕竟他们所处的时代已大为不同，不知复杂了多少倍。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思想主流，即便时光流转、风云际会，那些与人的道德情操和 信仰密切相关的精神传统不会消失无踪，会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在当代人身上“复活”，比如马垃。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垃身上虽有哥哥马坷的影响痕迹，但与马坷相比，他没有梁生宝、萧长春那种对理想的执着信念，心里充满了无数的纠结、犹疑、矛盾和困惑。马垃在神皇洲创办专业合作社，也跟梁生宝和马坷们的方式不同。这无疑显示出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的深刻裂缝，以及当代生活的日新月异。
“时代的镜像从来不是一个平面，而是多元和多棱的。我们不能用一部分人代替另一部分人，哪怕是少部分人，它也是时代这面镜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我们习惯用大部分人替代和遮蔽少部分人，后来，我们又习惯用少部分人或精英阶层的感受代替全体民众。”
刘继明说，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解除和敞开这种遮蔽，努力揭示出时代生活全部的复杂性。作家在揭示这种复杂性时，不可能选取社会价值坐标的“平均值”，往往会走到前面去，而这样一来，作家塑造的某些人物在一般读者眼里就显得“孤立”，没有代表性，有 “塑造感”，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在当时也被许多读者认为匪夷所思，像个“怪物”一样。而是否可以塑造完美道德和人格的人物，首先要看到人性本身是丰富的，善和恶是人性，利己和利他都是人性。恶和利己是人性的真实，善和利他何尝不也是人性的一种真实？文学有写前者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有写后者的权利和自由吗？
中国的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中，关羽、诸葛亮刘备，以及孙悟空等人物，用现在的话说也堪称“高大全”。这并非是作者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缺点，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是源于他的艺术观、世界观和作品本身使然。也就是说，作家对笔下的人物总是倾注着自己的某种理想情怀的，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文坛，体现这种情怀的作品越来越少，几乎难得一见了。许多作家似乎都争先恐后地把笔下 的人物写得谁比谁更丑陋、猥琐和自私。看多了这类作品，不仅让人对国家、社会，甚至人自身都会产生失望和沮丧。
写《人境》不需要‘下乡’做专门调查
刘继明承认，《人境》的主体写的是农村，下部主要写的是城市知识阶层的生活，其中许多人物例如慕容秋、何为等也十分关注农村问题，他们甚至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一直比较关注农村，这不仅仅因为我出身于农村，而是在农民仍占据总人口相当比例的当代中国，农村就是整个中国现实的缩影。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几乎都汇集在这里，作为一名作家不可能漠不关心。”
刘继明1963年出生于湖北石首农村。他说，“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太合群，这种性格的孩子比较富于幻想，所以我很早就喜欢上了文学。”他最早接触的是“民间文学”，乡下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又没什么娱乐生活，就听大人“讲古”，村里有个“陈家幺姨”，特别会“讲古”。”严寒的冬夜，母亲经常带着他去听陈家幺姨“讲古”。什么九尾狐狸精、罗成显魂，薛仁贵是白虎托生，樊梨花能移山填海之类的，讲者绘声绘色，听者如痴如醉。
上学识了一些字后，刘继明的阅读生涯就开始了。读得最多的是小说。那时能接触到的都是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从《红岩》、《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到《金光大道》、《艳阳天》、《千重浪》、《春潮急》等。
现代作家中，刘继明最熟悉的是鲁迅，但对于还在上小学的少年刘继明来说，鲁迅的作品过于深刻、晦涩。那时，刘继明还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而且看的是小人书。“实际上，这些书目，起初大部分看的也是‘小人书’。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几乎都改编成了‘小人书’。”
刘继明说，“虽然离乡多年，家乡的一切都已让我感到面目全非，但每次回乡通过耳闻目睹，还是能了解到农村社会发生的点点滴滴的变化。所以对我来说，写作《人境》并不需要‘下乡’做专门的调查。”
每次逢年过节回家，刘继明见到记忆中曾经年轻充满精气神儿的乡亲一个个变得那么苍老、木讷、陌生，以及那种茫然空洞的眼神，心里就产生一种类似鲁迅在《故乡》中见到闰土的那种感觉。少年时熟悉的伙伴大多已出外打工，有的已经在城里站住了脚，尽管也许只是租房住在“贫民窟“，但他们或者他们的儿女是不会回来定居了。见到的大都是一些年迈的老人。
每次回去，就会少见到一两位。我的一位儿时伙伴，跟我一样喜欢文学。他是老大，兄弟多，用卖蝉壳的钱买了许多小人书，《人境》中写到马垃看过的那些小人书，其实就是我从他那儿看到的。他高中毕业后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有一次，还带着刘继明去他女朋友家吃过一顿饭。他女朋友当时在学裁缝，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不久成为了他的媳妇。两人曾经有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后来，听说他媳妇去广东打工了，不久，听村里人传说她给一个年纪很大有钱的“广东佬”“做了小”（老家方言即“小三”），每年按期给家里寄钱来。再后来，他的这位伙伴竟然也去广东投奔跟人“做小”的媳妇，在当地工厂谋了一份当门卫的差事。多年以后，当刘继明在村里见到他时，他目光呆滞、神情木然，跟他打招呼也没有反应。旁人说，他得了脑瘤，开过脑切除手术，除了自己家人，谁也认不出来。这些见闻都深深刺痛了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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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 作者：
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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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9
继2010年《江河湖》后，作家刘继明近期推出新作《人境》。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出身神皇洲村的男主人公马垃弃教从商，又返乡创业的故事，勾连起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与城市生活，被评论界誉为具有路遥《平凡的世界》一样宏阔的时空跨度和人文情怀。
《人境》的主要人物塑造神似《平凡的世界》，主人公马垃酷爱读书，早已脱离农民身份，却在年富力强时返乡租地做起了农民，他一直单身，一 心带动村民加入专业合作社，探索农民依靠土地，抱团过上幸福生活的路径。
刘继明说，新时期以前的文学流行把人物往高处写，新时期以来则流行把人物往低处写，似乎如果不把人物的缺陷、丑恶甚至贪婪写得淋漓尽致，就不能揭示出真实的人性。他反问，今天的文学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往高处写？
就新作《人境》，长江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作家刘继明。
文学的使命之一是揭示时代的复杂性
《人境》中，主人公马垃回乡当农民，与普通农民不同，农民马垃极具“反思”精神。马拉成长深受哥哥马坷和老师逯永嘉影响。上世纪70年代，马坷曾是村里生产队长，大公无私、勤劳坚韧，因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生命。逯永嘉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文化人，下放到神皇村所在的沿河县任教，后来弃教下海创办公司，迅速暴富，又因投机而破产。逯永嘉崇尚自我、追求自由，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个“理想国”。马垃正是追随逯永嘉投身商场，人生大起大落。马坷、逯永嘉先后离世，马垃开始“沉思”，读更多的书。 “他关心的不止是三农问题，包括当代中国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都不乏真知灼见”。马垃选择在河滩上建房独居，种植果园，创办“同心合作社”，投身农业市场，甚至对神皇洲村未来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设想和规划。
刘继明说，马垃受哥哥影响，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理想主义情怀。然而马垃的理想主义情怀，与《创业史》、《艳阳天》、《平凡的世界》主人公的情怀不同，毕竟他们所处的时代已大为不同，不知复杂了多少倍。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思想主流，即便时光流转、风云际会，那些与人的道德情操和 信仰密切相关的精神传统不会消失无踪，会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在当代人身上“复活”，比如马垃。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垃身上虽有哥哥马坷的影响痕迹，但与马坷相比，他没有梁生宝、萧长春那种对理想的执着信念，心里充满了无数的纠结、犹疑、矛盾和困惑。马垃在神皇洲创办专业合作社，也跟梁生宝和马坷们的方式不同。这无疑显示出两个时代之间存在的深刻裂缝，以及当代生活的日新月异。
“时代的镜像从来不是一个平面，而是多元和多棱的。我们不能用一部分人代替另一部分人，哪怕是少部分人，它也是时代这面镜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我们习惯用大部分人替代和遮蔽少部分人，后来，我们又习惯用少部分人或精英阶层的感受代替全体民众。”
刘继明说，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解除和敞开这种遮蔽，努力揭示出时代生活全部的复杂性。作家在揭示这种复杂性时，不可能选取社会价值坐标的“平均值”，往往会走到前面去，而这样一来，作家塑造的某些人物在一般读者眼里就显得“孤立”，没有代表性，有 “塑造感”，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在当时也被许多读者认为匪夷所思，像个“怪物”一样。而是否可以塑造完美道德和人格的人物，首先要看到人性本身是丰富的，善和恶是人性，利己和利他都是人性。恶和利己是人性的真实，善和利他何尝不也是人性的一种真实？文学有写前者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有写后者的权利和自由吗？
中国的古典文学，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中，关羽、诸葛亮刘备，以及孙悟空等人物，用现在的话说也堪称“高大全”。这并非是作者不知道每个人都有缺点，之所以这样写，显然是源于他的艺术观、世界观和作品本身使然。也就是说，作家对笔下的人物总是倾注着自己的某种理想情怀的，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遗憾的是，在当代中国文坛，体现这种情怀的作品越来越少，几乎难得一见了。许多作家似乎都争先恐后地把笔下 的人物写得谁比谁更丑陋、猥琐和自私。看多了这类作品，不仅让人对国家、社会，甚至人自身都会产生失望和沮丧。
写《人境》不需要‘下乡’做专门调查
刘继明承认，《人境》的主体写的是农村，下部主要写的是城市知识阶层的生活，其中许多人物例如慕容秋、何为等也十分关注农村问题，他们甚至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一直比较关注农村，这不仅仅因为我出身于农村，而是在农民仍占据总人口相当比例的当代中国，农村就是整个中国现实的缩影。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几乎都汇集在这里，作为一名作家不可能漠不关心。”
刘继明1963年出生于湖北石首农村。他说，“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太合群，这种性格的孩子比较富于幻想，所以我很早就喜欢上了文学。”他最早接触的是“民间文学”，乡下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又没什么娱乐生活，就听大人“讲古”，村里有个“陈家幺姨”，特别会“讲古”。”严寒的冬夜，母亲经常带着他去听陈家幺姨“讲古”。什么九尾狐狸精、罗成显魂，薛仁贵是白虎托生，樊梨花能移山填海之类的，讲者绘声绘色，听者如痴如醉。
上学识了一些字后，刘继明的阅读生涯就开始了。读得最多的是小说。那时能接触到的都是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的作品，从《红岩》、《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到《金光大道》、《艳阳天》、《千重浪》、《春潮急》等。
现代作家中，刘继明最熟悉的是鲁迅，但对于还在上小学的少年刘继明来说，鲁迅的作品过于深刻、晦涩。那时，刘继明还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而且看的是小人书。“实际上，这些书目，起初大部分看的也是‘小人书’。那个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几乎都改编成了‘小人书’。”
刘继明说，“虽然离乡多年，家乡的一切都已让我感到面目全非，但每次回乡通过耳闻目睹，还是能了解到农村社会发生的点点滴滴的变化。所以对我来说，写作《人境》并不需要‘下乡’做专门的调查。”
每次逢年过节回家，刘继明见到记忆中曾经年轻充满精气神儿的乡亲一个个变得那么苍老、木讷、陌生，以及那种茫然空洞的眼神，心里就产生一种类似鲁迅在《故乡》中见到闰土的那种感觉。少年时熟悉的伙伴大多已出外打工，有的已经在城里站住了脚，尽管也许只是租房住在“贫民窟“，但他们或者他们的儿女是不会回来定居了。见到的大都是一些年迈的老人。
每次回去，就会少见到一两位。我的一位儿时伙伴，跟我一样喜欢文学。他是老大，兄弟多，用卖蝉壳的钱买了许多小人书，《人境》中写到马垃看过的那些小人书，其实就是我从他那儿看到的。他高中毕业后当过村里的民办教师，有一次，还带着刘继明去他女朋友家吃过一顿饭。他女朋友当时在学裁缝，是个通情达理的姑娘，不久成为了他的媳妇。两人曾经有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后来，听说他媳妇去广东打工了，不久，听村里人传说她给一个年纪很大有钱的“广东佬”“做了小”（老家方言即“小三”），每年按期给家里寄钱来。再后来，他的这位伙伴竟然也去广东投奔跟人“做小”的媳妇，在当地工厂谋了一份当门卫的差事。多年以后，当刘继明在村里见到他时，他目光呆滞、神情木然，跟他打招呼也没有反应。旁人说，他得了脑瘤，开过脑切除手术，除了自己家人，谁也认不出来。这些见闻都深深刺痛了刘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