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李：以生命见证生命的书写——刘诗伟、蔡家园《生命之证》阅读感思
来源： 发布时间： 2022-06-21 作者： 叶李
叶李，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一届优秀签约评论家，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二届签约评论家，曾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项目文学评论类人才，兼任《长江丛刊》（评论版）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以生命见证生命的书写
——刘诗伟、蔡家园《生命之证》阅读感思
武汉大学文学院 叶李
全景式书写武汉抗疫实况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之证》是作家刘诗伟、蔡家园勇敢“逆行”、只身“赴险”，辗转战疫一线，倾注血泪深情，熔铸强烈的生命在场意识，贯注冷静深致的省思，向世人奉献的生命之书。作家用无畏的行动以及坚守了文学尺度的书写确证了文学的良心，传达出创作主体为时代留影、为生命存真、为历史存证的使命意识，并且展现了个体面对个人与群体遭遇的生命困境、生活创伤与重大挫折寻路、探问的道德勇气。书写者穿越病毒投下的阴影，坚持把写作置于灾难发生与生命拯救的现场，创作出情理交融又带着生命体温的作品，这是值得尊敬的写作行为。
尼采曾说，一个人能够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就这部纪实作品而言，写作者克服对恶症的恐惧，迅速行动，去探寻真相，我们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又充分地给予支持，将对于真相的探索行为和勘探结果公之于众，充分地显示了写作者个体和我们的民族具有这种精神强度。
从直面生命之“症”到做出生命之“证”，如何理解“证”？
第一层意思是求证、求真、求一个明白。在我看来，《生命之证》的写作具有文学行动的意味。叶梅老师的推荐语说得非常好——为社会留档、为历史存真、为民族铸魂、为人类问道。基于求证、求真的写作立场，《生命之证》尽量捋清事件的动线，尽可能地依据亲历性的体验、多方面采访的记录还原武汉经历的这场生死大劫的来龙去脉、正本清源，和满天乱飞的传闻、耸人耳目的视频剪辑以及所谓内部人士掌握的消息，形成了强有力的对峙。亲身证实、逆行探真的勇气和行动、对于真相的渴望，化成了强有力的光束，击穿那些在隐秘角落制造假消息、煽动情绪者之“恶”以及妄图以不实之论、虚妄之言占据道德制高点、收割流量、牟取利益的投机型灾难故事讲述者之“伪”。
经历疫灾的人们承受着两种创伤。一种是病理性的，疫病的强烈攻击和人类猝不及防、缺乏有效应对之道的矛盾带来的灾难后果。第二种则是由话语构成的伤害。有些言论刻意制造恐怖气氛，增加恐惧情绪，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去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的生命境遇，蓄意引入种族、性别、信仰、阶层等话语去破坏人类对结成命运共同体的信心、突出不可沟通的“区隔”；有些拙劣的“返祖”式说辞，把疫病当作照妖镜，将人类还原为丛林中兽类，“包藏祸心”的话语其实给人带来了另一重心灵伤害——就是当人类将自己从兽类中拔擢出来，以道德文明的光辉为共同期待的整体前景开路以后，别有用心者却企图利用话语的幻术重新将人驱逐到绝望的死水之中。
《生命之证》开头就讲“事实上，符合真理的文明，一方面与身陷疫灾时的求生、 恐慌、苦难、悲伤、 愤慨、指责、果敢、抗争、救治、英勇、关爱、互助等生存反应并行不悖，一方面已然指向理性、体制、理念、伦理、科学、法度、合作、预防、统筹、发展和最大程度佑护生命。这不是观念的超越而是生存的哲理，是人类好日子的前提。当然，它不可能通过写作来实现——必须经由人类共同契约践行”， “一切只能建立在真实与诚实的基础之上”。奠基于“诚”与“真”之上的纪实性写作虽然不能从客观上改变灾难性的后果，但能针对前述第二个层面的创伤，激浊扬清，以诚探真，恪守文学的伦理赋予事实以尊严，令人重新认识暗夜中的人性辉光，再次擦亮团结、互助、奉献，忘我、忠诚、爱这些词语，从而抚慰伤痛。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之证》式的写作其实又具备了文学治疗功能。
灾难的可怕后果，不仅仅在于对于生命的剥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以及对于生活常态的打破，不能认识灾难的真相，不能正确理解我们经历了什么，不能去彻悟我们的丧失与悲伤，不能理性地省察我们的脆弱与荒唐，这恐怕是更大的灾难，或者说造成对于灾难的更大恐惧。将对灾难的合理理解、合乎真相的认知与生活实感之间去建立关联的写作，才能对灾难和对灾难的恐惧形成抗辩性关系。《生命之证》就具有这样的抗辩意义。
为什么要强调生活实感？因为疫灾当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用录音笔，以跟想象中的朋友对话的方式，讲述特殊时期听闻之事、经历之事以及自身情感的漩流，把个人的生活感受和现实经验凝定在语言之中，并通过朝向个人“内面”的自我清理来重新恢复“信”与“勇”。正因为我曾试着坦陈内心、采用口述的方式实录生活切身感受、心灵的折光、思想的片段，以此为一段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波动存底，对抗时间流逝带来的遗忘和喧嚣话语对真实的涂抹。基于这样的尝试，我最初担心《生命之证》的纪实书写遵奉某种绝对化的写作原则或者纠缠于同各种社会话语的角力，而与生活实感脱节，成为靠标题、标语和口号就显示了全部内涵甚至“完成”了写作的作品。然而，实际阅读感受令人惊喜，作品确实能够跟我的生活实感相印证。它不在我的生活之外，就在我的生活之中，它的人道主义关怀，不是给予某个特殊群体的，而是面向一切人的，我当然也在其中。理解灾难、探问真相、颂扬人性，鼓民力、显民德，只有扎实细密地与生活实感相嵌合，才能成就具有说服力的写作，我在《生命之证》里看到了这样的说服力。这个作品并没有自甘于“社会对于文学的功能性借用”，写作者没有把宣导的功能置于文学的本体性之上，他们当然要纪实——甘冒风险，逆向而行，只身在按下重置键的陌生化的城市里穿行，不就是要求一个真吗？但必须是以文学的方式——这是忠诚的写作者与文学所立之约。
另外，写作者还展现了寄寓于危机时刻的纪实书写之中的雄心——不管完成度多高，雄心本身是令人尊重的。两位作者想去“重述真理”，这种志向和冲动表明《生命之证》不满足于挖掘新鲜材料，现炒热卖，而是立意颇高，境界不凡。作品有言：“面对疫情，尤其是特大疫情，人类免不了被打回生命原形。这不是休止也不是终结，倒是有可能以生命为起点，直截了当并毋庸置疑地生发和确认真理的逻辑，从而把人类的真理重新叙述一遍”。这是高明的见解，也是令人叹赏的雄心。从灾难叙事当中，人类恰恰自不幸里获得机会，回到生命的原形，审视我们的文明之基，将理所当然的生活、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等级关系与秩序、既有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原则、我们自以为文明现代的生活方式、信念、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方式重新作为悬而未决之事来被审视，把那些我们曾经深信不疑的真理放在人类命运的大考面前重新衡量，把那些我们认为已经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而被证明的部分，再度放回到一种特殊的“元叙事”的语境里去重新估量，让这些重新成为问题。我们因此能够重新去发现真理、确认真理，叙述真理的逻辑。重述就是重新出发，重述乃文明的自我修复与蜕变更新。
正是在前述意义上，《生命之证》所提供的求证与求真的探索就成为一种介入式的行动，恢复文学对生命、对时代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困境及其生活价值进行追问的能力，文学的“在场感”和“介入性”由此彰显。
也因为“求真”，我们常常会在作品里面听见论辩的声音，多种声音、腔调的并置、交杂。鲁迅的小说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通常被认为具有“复调”特色，虽然不能把《生命之证》中各种声音、话语的杂陈并置、对话与辩难，争论与质询等与“复调”完全等量齐观，但从作品不以“绝对的理念”对丰富的话语、据不同立场发出的声音做整齐划一的删削剪裁，尽可能让不同的音调、多个声部在作品中错杂回旋，已可见出作品以追求“复调性”的自觉来打开纪实的格局，凸显求真的品格。我印象很深的是作品中多次写到了作者与不同身份的朋友的争论——当然，不是意气之争或情绪发泄，而是从不同的观察视角、身份立场、知识视野出发的理性对话。保留争论的可贵不在于宣布真理的最终归属权，而是把思想认识及生活实感引向丰富的叙事空间。还原当时话语场中意见上的偏执和认知差异上的真相，作品就摆脱了所谓的“纪实的偏至”，而以恰当的“容纳性”成就纪实的深度与广度。另外，这部作品并不以作者的创作意图与知识优势凌越普通民众的有限认知，不以激越之言取代同情的理解，执中而论，显示文学与文化的宽容。封城之初，许多民众因为对于病毒的恐惧和闭守在家的特殊状态，心理上比较脆弱、慌乱，加上主流纸媒无法正常出刊、投递，发挥作为市民信息渠道有力补充的作用，不少人陷溺于网络信息，忽略了以不同信息渠道互相印证。网络上大量碎片化的信息潮水般涌向个体的时候，个体自以为在从多信道采撷信息资讯，其实反而由于去伪存真的难度变大，众声喧哗制造的话语幻象，对人明辨寻真造成了极深的遮蔽，所谓的网络信息的多信道反倒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有限“信源”。普通民众情绪化的应激反应在信息分辨上的表现以及判断力的缺乏，的确容易造成“固执与偏见”。两位作者跟一般的读者、普通民众相比具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理性判断能力，但完全不以知识和判断力上的优势来为痛快淋漓的指责开路，而是一边思考其中暴露的信息传播、接受的问题，一边对普通人在仓皇与恐慌情绪之下的认知之蔽保有同情和宽容。这种写作姿态里的体贴与谦逊值得肯定。
“证”的第二层意思是证明和证实——证明人在危机时刻的高贵德性。现在，一些流行的微信公号文章、微博段子特别喜欢用鲁迅先生的那句“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来张扬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人的孤独感，借此抒发个人自哀自怜的感伤情绪，强调孤绝、隔阂，甚至为个人主动从历史结构、社会结构中“脱嵌”的生活姿态寻找借口。有深度的隽语、诗语往往在时尚化的流播当中，压缩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消解深度，简化为苍白的标签、空洞的呓语。《生命之证》的写作，恰恰重新提出了人类的悲欢是相通的——鲁迅先生也并没有把“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绝对化，否则就没有他与“无穷的远方，无数人”相连的博大的写作。两位作者用真诚的写作再次证明文学具有让“我”成为一切人，让一切人成为“我”的伟大品格。比如作品当中石方蓉、牺牲在抗疫前线的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的妻子蔡利萍这样守护生命的黑夜“提灯人”；比如坚守一线，与死神搏斗，“满怀爱意，用温暖的双手，冒着生命危险将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患者努力渡向生的彼岸”的摆渡人；比如干着最平凡而辛苦的工作，却能在危难之时深明大义，主动“涉险”，清理医疗垃圾的环卫工人——他们接触脏乱，清洁环境，同时也用朴实而无畏的选择向世界展露清洁的心灵与精神。读这样的内容令人感动，一是这不是“他们”的故事，“我”的经验与之相通；二是生命的尊严和完整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们也不曾是孤岛，人与人生命的根须始终紧紧相连。这部作品所写的真实是多棱镜每一面的折光交错出来的风景，它有很多面，迷人的、惊人的、耀眼的、悲壮的，如果你是这段特殊的生命行旅中体悟生命真味的人，你会说这是我感受的真实生命风景，会相信你在文字里邂逅的人性真实。作家在作品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没有刻意以片面的道德判断去取消生活的复杂、人性的丰富，他们所努力的正是使宏观决策到微观层面的个人经验、集体意识到个体生命表达都能被看见、被听见。哪怕平时最不起眼的小人物，作家也怀着庄敬的心情，以笔锋的情感力量还原这些挺身而出的凡人在人世间的鲜活面影与精神风采。历史可以抽象为某种整体性的原则，但历史何尝不是活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认为他们是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认识，刘诗伟、蔡家园两位作家也一样深刻地理解这种渺小与伟大之间的关系——坚持用“人的声音”说话，才能证“生命至上”，抽象的人性观与总体性的历史原则并不能完全敞开生命的丰饶。
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这次疫灾期间，普通大众、专业作家，不约而同地拿起笔记录个体的生命感受和社会观察，写作此时不是一般的实况记录或个人抒怀，而是面对疫病、面对灾难，人本身的自我清理和自我治疗。文学的疗愈不在于救急和知识，而在于培养体贴和同情，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人性善满怀敬意。实际上，我觉得《生命之证》对两位作者而言也具有上述意义，他们不单是观察者、采访者，还原事件，摄录他人生活的片影，更是通过写作对自身经历的人间大疫、生死之役积压在生命之上而形成深沉的创痛感，对生存之惑，对于现代文明危机的忧患之思进行自我清理，展开自我疗救，重新思考在世的态度、文明的价值以及个人如何再度以“信”的力量面对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做出有价值的选择。正是意识到作家不是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探查伤口，而是与我、与所有人一样在承受创伤、困厄对个人的心智、情感的锤击，又力求以个人向外的探寻和向内面生活的掘进来承担并转化整体性的命运顿挫带来的沉重，向着自我和社会做双重超越，我确定这是蕴含了共同体意识的写作，这是跟赤地上每一位热爱生命的阅读者情相依、心相通的写作，这是两个幸存者为了让文字配得上我们所受的苦难而不断向着火光奔跑而捧出的写作。
另外，“证”也是证词和证言。灾难是最大的荒诞，然而面对荒诞，文学也必须给出自己的证言，以面对社会又内在于艺术之中的方式。证词本就是见证自然与社会的灾难，对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历史记录进行补充的重要形式，是我们返回现场的重要凭借和方式。证词保存了创伤的“当时形态”，也使得创伤不能轻易地由那些遮蔽性的话语去覆盖而被强行治愈。让伤口处于被打开的状态可以提醒我们结构化的支配性力量自身也具有可反思性，兼具了精神性、物质性的人类的整体伤疤，才真正地昭示了我们曾经怎样生活，又应该如何生活——伤口应该成为思想的本体，而不是特殊的工具。
青年学者李飞曾经提到，在某些主流的灾难叙事模式中，“灾难被置于工具化的地位”，当创伤被假装“治愈”，创伤问题反而被搁置一旁。他的讨论极具洞见地点出了灾难书写要警惕将灾难工具化。如果灾难对于人而言是健全和常态的异化，把灾难作为特殊工具去使用就是二重的异化。灾难应该被生命化、关系化、问题化，灾难造成的伤口应该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敞开，成为开放性的存在，甚至应该成为永恒的伤口，使人类暂时性的受挫能够被置于整体命运的维度去促使我们更深地理解存在与虚无、必然与偶然、事实与价值、真实与荒诞、有限与无限之间呈现的本质困境，并且思考超越之道。另一方面，开放性伤口也启发我们从社会治理层面认真反省，寻求承担现代性后果、补救现代性之弊的方法。灾难是极端化的情境和事件，会把人性中的问题极致性地放大，我们面对现实的应激反应极易迸发这样的本能和迫切需求——尽快地清污、提纯、净化、升华，马上把对于创痛的本体性的认知转化为对道德升华必要性的实践，在伤害还没有真正得到严正的确认的时候，就“积极地”运用意义的提炼、道德的升华去冲抵痛苦当中严冷的意义。匆忙而过度地把创痛转化、升华为精神资源和道德源泉，使得创痛本身的深刻内涵、生命之重被轻化了，这也导致匆忙的克服和草率的升华缺乏说服力。创伤的意义只有在“抉心自食”、一次一次重返生命之伤、对痛苦的体认、反省中寻到自新的可能并降低灾难重复率的行动中产生；指望用“黄金世界就在前方”的许诺来强调创痛的暂时性、挫败的偶然性和必然被克服，并以此压缩、折叠其中丰富的社会内涵，都只能使对创伤的“赋义”变成向肤浅的进化论幻觉的缴械投降。灾难书写应该最大程度地恢复人及人类的痛感，应该给创伤和疼痛以它的本体性地位，使其成为重建我们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方法与路径，把生活实感和生存真相还给每个人。此外，对于灾难的书写还要避免对灾难进行同质化的处理。灾难和灾难并不相同，当然要在整体性的人类命运困境里面去思考不同灾难的相通性，但这次灾难毕竟带来了特殊的经验，我们除了去寻找共通性，还应当直面这次灾难带来的全新经验和前所未有的困境，不能以普遍意义上对于灾难的理解去抵消特殊的“这一次”当中的殊异。
很明显，《生命之证》是与那些需要警惕的叙事模式划清了界限的作品，所有的“证”最终都落实到了生命层面——生命之证，根本上证的就是生命之可贵、生命之庄严，就是生命至上。生命之证与生命之思、生命之诗、生命之悟交相融合，想要抵达的正是灾难文学的丰富和宽广。灾难有尽时，而生命的长歌永不断绝，这也意味着“生命之证”未完待续，期待作家继续以生命见证生命、以高品质的灾难叙事为人类命运以及个体命运写下独特的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