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刊载于《散文》2022年第10期）
来源： 发布时间： 2022-10-09 作者： 熊启文
“写小说真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的生活，一头挑的技巧。”说这话时，柳青已是出版《种谷记》、《铜墙铁壁》等多篇小说而名满文坛的青年作家，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并主持文艺副刊工作。1951年9月，柳青幸运地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访问。实地访晤，柳青为眷慕已久的托尔斯泰顽强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所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所折服，暗自做出了新的人生选择。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为从延安走出来的作家，柳青每次大战结束后都发奋写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大连工作，他写下《种谷记》，作品一完成，立即回到艰苦的陕甘宁边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许多人想见世面到各地游山玩水，他却埋头写作《铜墙铁壁》，作品一出，他又开始计划着新的作品了。
当时，农村合作化运动是个千年不遇的新事物。“作家要进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搞写作，就先到基层群众中去。”这位能讲英语、俄语，心怀文学理想的青年作家讲出石破天惊的话语，惹得同行们一阵侧目。那时文艺队伍不少人爱“做姿态”，下去以前大张旗鼓表决定，喊口号，下去三五天，找个堂皇理由陆续都回来了。有的只是到领导机关聊聊，吃两顿饭就算深入过了。然而，勘破红尘般决绝，柳青放弃舒适的条件，回绝省领导的劝阻，干脆把工作关系转到终南山下的长安县，县委所在地韦曲镇离省城只有二十五里，既有浓郁的乡土乡音乡情，又能回避城市机关里的纷纭干扰。那时，巨大的政治变化，必然带来经济和各种社会心理的变化，柳青认为长安县离城市不太远，最能迅速、明显地反映这种变化来，最能找到独具代表性的乡村“典型”，心目中的“英雄”。
“要想塑造英雄，首先要塑造自己，要写英雄，首先要学习英雄。我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1952年9月，秋风乍起。柳青带着简单行李坐着汽车出了西安城大南门，下了最大一道坡，进入稍微宽展的土街道，就到韦曲镇。住进县委大院一间平房，已是行政级别九级的柳青，暂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农村互助合作。“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柳青想尽快下基层，在这儿只是过渡一下，对全县情况做些初步了解。
“我马上要下去了，把我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取消了吧！”县委领导理解大作家创作心切，只好答应柳青的请求，但仍为他保留县委常委一职，是为解决工资待遇，好让他安心写作。拔锅起灶，柳青决定落户皇甫村。皇甫村就坐落在神禾塬南麓。1953年4月，柳青夫妻二人暂住到一所叫“常宁宫”的旧疗养院里。两年后，将村中一座叫“中宫寺”的破庙修整后，柳青才算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刚来皇甫村，柳青穿着熨帖的白衬衣、西装裤，戴着金色边框的眼镜，提着公文包，坐在牛车上，俯身看着老人和孩子争抢牛粪。遇见的村民嘟囔他：洋活得很嘛。”柳青心头一震，第二天就在集市上买了农民的服装，换掉四个兜的干部服，头发剃光，抽着旱烟，挽起了袖口。要写好农民，首先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农民。此刻，柳青想着在皇甫村尽量生活时间长些，真正进入到他的书写对象之中，“永远不失去一个普通人的感觉”。
柳青熟知乡亲们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古今几千年，农民过惯了一家一户的日子，穷了一家去乞讨，富了自家享用，没有互助的意识，谁能接受互助合作呢？农民常常是看着别人的样子走路，跟着发财，不跟着跳崖。柳青就先给党员、团员、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讲互助合作课本，让他们带头示范。大伙都说，大道理都会说，可柳青讲得不让人烦，反而爱听。有时没听到柳青的讲话，就有人念叨：柳书记今儿怎没来？光想听他说个啥，几天不听心里还蛮慌的。
在皇甫村，柳青不仅是“百事问”，还是“百事管”。有人问他，你在县上是分管啥工作的？他回答，凡是群众需要的事，我都管。柳青化作关中农民，全面参与当地基层干部的工作管理，在田间地头和乡亲们唠家常。遇上赶集，柳青会扮作粮客去赶热闹，眼镜也不戴，混在人群中观察粮食交易情形。转到牲口市上，他又扮成买牲口的，不动声色地观察一番，也会和当地农民一样把手伸进牙家袖管里，一阵捏掐。谈成一笔好生意，柳青突然哈哈大笑，弄得人家莫名其妙。
柳青坐在灯下写作。他计划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在那盏油灯下，身后的影子，像一位黑色的巨人般守护着他，也守护着那一片光明。隔壁的邻居已经睡下，鼾声穿过土墙，听上去像地震。他出门投进黑夜，院子里的树影像泼了墨似的。那时枣子刚刚熟透，香香甜甜满树，他抹黑随手抓下一把，脆脆地嚼上。一股甘甜穿透全身，再听那鼾声，也不那么刺耳了。
互助组的初起、整顿、发展、成熟，其中的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柳青全都经历过。身居破庙宇，心向草棚，白天跑农村，晚上写笔记，他精力全都用在了农村农业上。利用体察各种人的思想和心理的时机，柳青让不同人物素材在他头脑中积累起丰富的记忆。“文学艺术不是真实生活的临摹，不是叙述，它除了有生活的规律，还有艺术自身的规律，使这两种规律尽可能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就是艺术构想，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艺术技巧。”写了不少，也丢了不少，剩下的是反复研磨而过滤出来的。竖排的稿纸写满如豆的小字，再细心整理成册。历经五年，四易其稿，小说才正式定稿。
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引起极大社会反响。高兴之余，柳青随即着手第二部的写作，他是想把梁生宝等农民创业的历程“印”在中国文学史上。那时段，柳青亲自参与创建陕西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胜利农业社”，使长安县农业互助合作工作得以健康发展，成为陕西和西北的先进典型。“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当代作家路遥，曾评价柳青的创作：“一只手拿着显微镜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瞭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长度，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柳青有心让自己的作品像从黄土塬上长出来的一样，浸满地气。他留心观察农村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状况，用心揣摩“小说对象”人物的心理、精神状态和行为习惯，将每个人物使用的性格化语言都烂熟于心。《梁生宝买稻种》一段，把农民向往新生活艰苦奋斗刻画得逼真传神，使庄稼人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特有气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作家“深入生活”的效果是用“生活深入作家”的程度来反映的，是在具体的农村社会现实背景中“演”人物。柳青这样认为，他也这样去做的。他经常与《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人物王家斌谈论工作，商量村中问题。王家斌说，柳青对普通农民从来不发脾气，也不说重话，要求脱产干部像和尚的木鱼子，“人家敲时嘴里还经常骂你，嘟囔你，那你也不能发脾气”。做农民工作，说明问题不要面面俱到，一次就讲一两个问题，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实例，把道理说深说透，让人们真正理解党的政策。讲干部办事怎样才算公道，整整一个会，两个多小时，就说了这“公道”二字，人人都凝神听，只怕那句没听清。
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是在泥土里扒拉一辈子的农民，善良、勤劳、倔强、保守，他由衷地感谢带来土地、带来创业希望的共产党，但又不理解、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思想和性格上充满着种种矛盾。写梁三老汉的时候，柳青不由自主地流泪，他是把梁三老汉当作自己的父亲来写的。这个形象，承载了大量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奋斗与辛酸。
为了写好小说中的白占魁，一段时间，柳青混在街上那些下棋、围观人堆里。为了深入了解这类人，柳青戴个烂草帽，或观棋不语，或下棋、悔棋，有意去争执，无故地发问。惹得群众有些反映：“那都是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柳书记怎成天和他们混呢？”低于生活不是现实主义，脱离生活也不是现实主义。柳青深谙此理，他对贫苦农民倾尽笔墨，把自己的一切毫不保留地倾注在他们身上，当然也包括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常常以托尔斯泰为标尺自省，不敢失去一个作家的良心，竭力在作品中体现出历史价值和作家的责任担当。在创作的同时，他还抽空编写《怎样沤青肥》、《耕畜饲养三字经》等读本，印刷给乡亲们，还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全部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全部捐出帮助集体修建王曲卫生院、农业机械厂，以及修筑滈河大桥。三年困难时期，柳青家庭经济窘迫，有人嘲讽他捐献稿费造成自己的被动，又有人说他捐款是“沽名钓誉”“吃小亏占大便宜”“收买人心”。而柳青认为，写书不是为了自己，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国家，他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柳青像个苦行僧，磨顶放踵沉到贫苦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年农民打扮，习惯已成自然。有次上北京开会，他一身农民穿着，拿着软卧票，就是上不了车，列车员再三审查盘问，不相信他的真实身份，那时乘坐软卧车厢是种身份象征。受邀去一家高档西餐厅，一进门就被“严防死守”，饭间上卫生间，都有一个男服务员在门口盯着，事后才知晓自己是被人家当小偷对待了。
1967年，政治风云激荡，城里人造反，乡里人也造反。经历两次莫名抄家之后，柳青被迫搬离蹲点十四年的皇甫村，回城。望着撂荒的乡野，柳青哀切长叹，原本一心设想把《创业史》一直写到公社化，计划写四部怕是写不完了，小说矛盾冲突的高潮怕是见不到了……
太阳转身了，神禾塬上一片阴郁。坐在牛车上，柳青久久地回望，熟稔的诗句又在他的胸臆流转：
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
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