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杖，探向人性深处的暗礁与微光
——专访宜昌籍著名女作家、人民文学奖获得者姚鄂梅
来源： 宜昌作家 发布时间： 2025-06-16 作者： 阮仲谋
“在小说《不会飞的海燕》中，姚鄂梅隐身静水流深的叙述背后，将全部光束投向一个平凡小城女性的生命史。原来，无声走过的路上也暗布惊雷，凡俗人生里也凝结着时代之变。这是千千万万‘海燕’中的一个，从未在天际与浪尖飞翔过，然而，她在大地上找到了生的尊严。”
2025年5月1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日报社、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2025当代文学之夜”在河南郑州举办，揭晓并颁发了2024年度长篇小说五佳和《当代》文学拉力赛各奖项。宜昌籍著名女作家姚鄂梅的《不会飞的海燕》获得第二十六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长篇小说奖。评委会授予《不会飞的海燕》的授奖词形象生动且凝练。
谈到作品获奖，姚鄂梅感慨地说，非常感谢《当代》杂志对她的垂爱与信任，2005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就发表在《当代》，当时也获得了拉力赛的冠军。“除了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当代》杂志，我还要感谢选出这个冠军的我的读者，感谢我作品当中的很多小人物，感谢他们，在我散步时、做饭时、拖地时、洗衣服时，他们以不可捉摸的方式呼唤我，把我拉向桌边，我非常感谢这些人物，他们点亮了我的作品。”姚鄂梅的感言情感真切、富有韵味，如同她的性格一般。
1968年底，姚鄂梅出生在鄂西的清江边，1987年的冬天，在宜都县城，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可以定期阅读《星星诗刊》《诗刊》等刊物的地方。正是这些诗刊，让她痴迷于诗歌，并最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几十年来，她笔耕不辍，以其沉稳而坚实的笔力，独到而深邃的洞察力，创作并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钟山》《花城》《上海文学》《长江文艺》《大家》《山花》等刊物上发表了一大批深受文学界和读者广泛好评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多次被选刊及各种年度选本选载，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长江文艺》奖等。她是中国当代文坛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坐标。
几十年的创作中，她始终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命运轨迹，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尤其擅长描摹弱势群体中女性与家庭内部的幽微境遇，用平等的眼光和悲悯的情怀，捕捉社会处境背后的精神状况与人的尊严，以其充沛的想象力、高放的写作视野和深湛的思想力度备受瞩目。如《狡猾的父亲》《穿铠甲的人》《贴地飞行》等作品，都生动展现了她在挖掘人性、贴近现实的独特视角。她的小说《背风处》2021年在《当代》第4期发表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先后选载，备受好评。作品收入小说集《家庭生活》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后，曾连续5次加印，并入选豆瓣图书榜单2021年度十佳国内原创小说。
“家乡和童年记忆，是我人生的基调，是写作的无尽源泉。人永远不可能跟他的出生地告别，那就像与生俱来的胎记一样难以清除。”姚鄂梅称自己是从宜都农村走出来的一位写作者，谈到家乡时，她的言语里流露出的是自然、随和、亲切。在谈到她对社会弱势群体命运的关注与书写时，姚鄂梅坦然道：“无论是写弱势群体的生存，还是写女性的抗争与自我救赎，我力求让小说里的人物在现实里活得更好。”
地域写作是一个作家的起点，也是精神的归处
记者：鄂梅老友你好，非常感谢你接受家乡媒体的采访。
姚鄂梅：仲谋你好。时间过得真快，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1994年的春天，当时，我们一起参加了由《北京文学》杂志社和宜昌市文联联合举办的主题为长江三峡行的笔会活动。那时候，我们都才20多岁，可一转眼，就已经30多年了。
非常感谢家乡的媒体和朋友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和关心。某种程度上讲，我感觉自己从没真正离开过家乡。
记者：你从宜昌到上海的人生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的地域文化在你的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
姚鄂梅：通常这些问题我是不会去考虑的，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它，我只是一个埋头写作的人，通过写作，慢慢探讨困惑着我的东西，表达生活中我们无法一言以蔽之的复杂情绪，我不会关心自己在此地是如何写的，在彼地又是如何写的，对我而言，创作恰如一个独立的生命，它有自己的成长规律，不管我把故事发生地放在宜昌，还是上海，或者某个虚拟的地方，我的思考肯定都是超越这些地名的。
记者：你身居上海，但许多作品背景都是在小城市或者乡村，在阅读你的作品时，有时会想到这些作品就是以宜昌或者宜都为背景创作的，讲述的也都是鄂西峡江的风情人文。你如何看待“地域写作”？在作品中如何构建独特的“家乡叙事”？
姚鄂梅：地域写作是一个作家的起点，也是精神的归处。但在构建“家乡叙事”时，我会刻意避免标签化的风情描写。比如《贴地飞行》中进城务工者的“痴心妄想”，表面写城市漂泊，内核仍是峡江人骨子里的倔强：他们不再满足温饱，而是带着与城市平起平坐的底气闯荡。地域写作的终极意义，在于用方寸之地叩击普遍人性。我的三峡书写从不耽溺怀旧，而是将方言的节奏、巫气的民间逻辑融入现代性困境，就像我的中篇小说《北方密码》里那个穿黄裙子的母亲，她的北方记忆在南方小城发酵成格格不入的诗意，地域的异质感，恰恰成了人性共情的桥梁。
我喜欢选择多棱镜般的视角，来呈现伦理的复杂性
记者：你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写的都是普通女性的生存困境和精神世界。你希望通过作品传达怎样的女性声音？你如何看待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变化？
姚鄂梅：是的，我更关注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们承载着社会的双重期待：既要独立能干，又需隐忍牺牲，像一块永远“能修补一切”的橡皮。在我看来，她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不同，最终却难逃某种共同的命运，比如《衣物语》里的小城女孩，以服饰为铠甲对抗日常的挤压；又如《西门坡》中建立女性公社的流亡者，在“出走”中寻找救赎的可能。
当代女性正经历着角色的剧烈嬗变。她们不再甘做父权移交链条中的“邮包”，却在觉醒中遭遇更为复杂的困境：《少年前传》里的母亲们以献祭式的付出绑架子女成长，《柜中骷髅》中程姐因为生理残缺陷入自我否定。这些矛盾揭示了一个真相：社会一面鼓励女性挣脱枷锁，一面又用新的规训去束缚她们。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点像“救生员”，打捞那些沉浮于困境的女性，通过文字演绎她们的人生，展示她们“这样活过”。
记者：你的作品善于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你是如何通过个体故事来展现广阔的社会图景的？
姚鄂梅：我常常被生活的琐碎所吸引，那里藏着最真实的时代印记。我写的个体，并不是对宏大叙事的注脚，而是鲜活的生命本身，比如菜场里为几毛钱争执的妇女、集市上守着小店的老人、在时代浪潮中颠沛流离的异乡客。他们的喜怒哀乐、挣扎求存，就是时代最细微的脉动。
我不刻意追求全景，只沉入具体的人心。当一个人物的命运因政策变更、经济起伏或观念更迭而发生转折时，时代的影子便自然投射其上，并留下或深或浅的擦痕。与其说我对那些擦痕感兴趣，不如说我对那些擦痕的形状、深浅和颜色之类的细节更感兴趣。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总是令人如获至宝。
记者：小说集《家庭生活》收入了你的《基因的秘密》《外婆要来了》《柜中骷髅》（又名《背风处》）《游刃有余》4部中篇小说。这4部小说聚焦家庭伦理，探讨了亲情、爱情、婚姻等主题。在这些作品中，你的视角独特、文字冷峻，有一种很强的疼痛感。你是如何在生活中观察到这些素材的？如何看待当代家庭关系的变化？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复杂的家庭伦理？
姚鄂梅：你对《家庭生活》这部小说集的解读是很敏锐的。这4部中篇小说的素材，其实就藏在日常生活的褶皱里，菜市场的闲聊、医院走廊的叹息、突然沉默的邻居。我不过是个生活的“拾荒者”，把那些被忽略的疼痛捡起来，放进了故事里。
当代家庭关系像一面被反复擦拭的镜子，看似光洁，照出来的却是裂痕。传统“家国同构”的框架解体后，消费主义和利己主义正腐蚀着以“情”为根基的伦理。亲情变得功利，婚姻沦为交换，而女性往往在育儿与生计的双轨上疲惫地奔跑。比如《柜中骷髅》里，程姐为保全婚姻亲自给丈夫物色情人，这种扭曲的“牺牲”，正是家庭权力失衡的缩影。
我喜欢选择多棱镜般的视角，来呈现伦理的复杂性。《基因的秘密》里“妹妹”作为旁观者，始终隔着一层纱观察着姐姐的苦难；《外婆要来了》中的李南直接参与婴儿的贩卖，在“善意”与罪恶间挣扎。在作品中，我不给人物贴善恶的标签，他们都举着“爱与责任”的旗帜，却在暗处利己而行，就像《游刃有余》中，善良如何将家庭拖入绝境？答案就藏在人性模糊的灰尘里。
世间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不能变成小说的
记者：《贴地飞行》讲述了一群农村年轻人为生活所迫进城打工的酸甜苦辣、爱恨情仇。这部小说关注农村青年的命运，展现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追求。您如何看待“底层”写作的意义？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小人物的尊严与力量？
姚鄂梅：这部小说的创作源起一个快递员，我当时住的房子是没有电梯的，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小伙子，他不像别人爬楼爬得沉甸甸的，而是很轻快地上来，一阵风地下去。见了两三回以后他会主动跟你说话，有一天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送快递，我换工作了。
我也是村子里长大的人，看到他们，我总是会有特别的感觉，就像我们是从同一个屋出来的，大家走了不同的路，现在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我内心很想贴近他们，但又没有渠道。那个人给了我这样一种机会。
我一直认为，“底层”写作绝不是俯视怜悯，而是对尊严的勘探。在城市化道路上，我写过的小人物如杨粒、袁圆等，早已超越温饱的挣扎。他们怀揣“痴心妄想”，以肉身撞击阶层的铁墙，送外卖时偷背导游词，在肯德基店复习考证，甚至用爱情作攀岩的绳索。这些看似笨拙的投机，实则是尊严的觉醒：他们要求与城市平起平坐，哪怕“贴地”也要飞行。
小人物之力，隐藏在“不沉沦”的微光中。袁圆用决绝的“仪式”斩断乡土枷锁，杨粒的母亲在葱油饼香气里重拾生计。他们被命运碾轧却不交出灵魂，那份“狡黠的生存”与“温柔的抵抗”，正是我以笔为烛想要照亮的，那就是卑微者从未停止对生命主权的争夺。
城市一边接纳他们，一边又嫌弃他们，而文学要见证的是，这些“燕雀”的翅膀，早已搅动了时代的飓风。
记者：《像天一样高》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你曾说过：“不管我以后还要写多少，写得怎么样，《像天一样高》对我来说，都是一部重要的小说。”你为何对《像天一样高》如此看重？
姚鄂梅：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可以说是我的精神自传，更是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黄金时代的一次深情回望。那时，诗歌是铺展在大地上的星光，是年轻人莽撞而纯真的信仰。书中的康赛、小西、阿原，他们带着理想奔赴远方，又在现实的碰撞中各自抉择，有人妥协，有人坚守，而小西的“瓦尔登湖”正是对诗意栖居最后的执念。
这部小说封存了我生命中最炽热的岁月。那时候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凭一纸诗句走遍全国的友人，那些潮湿而自由的记忆，在多年后仍然让我心中有一种疼惜感。它是我必经的成人仪式，哪怕迟来，也必须以文字的方式祭奠那个精神至上的年代。
记者：2024年11月30日，根据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改编的电影《不想和你有遗憾》上线公映。这是不是你的小说第一次改编成影视作品？你今后是否会向影视方面发展？
姚鄂梅：《不想和你有遗憾》确实是我的小说首次改编成影视作品。我没想到《像天一样高》发表20年后，竟然会被搬上大银幕，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真诚的文学作品还是有生命力的。
影视化是文学作品的新生，但这并不会成为我的创作追求，我深爱小说这种文体，世间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不能变成小说的。
我是怀着告别疼痛的决心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
记者：你创作的《少年前传》是一部关注青少年教育成长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小切口打开对教育现状的思考，充满了对“双减”背景下的教育焦虑感，同时，你也以冷峻的文字，写出了成人与少年的道德困境。你为何会想到创作一部与青少年教育成长话题有关的长篇小说？对目前的教育现状、青少年成长你有什么样的忧虑和思考？
姚鄂梅：创作《少年前传》这部长篇小说，源于我对当代教育现状的焦虑与道德困境的关注与思考。三个妈妈与三个孩子，像三辆精密设计的战车，在“鸡娃”的轨道上冲锋，却因为目击一场地铁站的猝死事件，被抛入见与不见、说与不说的道德裂谷。
值得忧虑的并不只是孩子课业的重负，更是教育的目的被成绩异化后，少年如何在一片荒野中辨认“人”的形状。当成人以爱之名，用前途为砝码交换真相，如小说中母亲自导绑架案逼孩子改证词，少年被迫在纯白心性上烙下第一道阴影，这正是成长的悲怆：我们教孩子正义，却又亲手教他们掩埋正义。
每个少年都白璧无瑕，而成人世界的妥协与算计，常常让他们未及长成便已锈迹斑斑。
记者：《我们的朝与夕》是你2023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上海为背景，描写了不顾家人的反对，凭着热情和闯劲来到上海的小城姑娘衣泓和单亲妈妈星星、退休后仍心怀拍摄纪录片梦想的职业女性丛向阳、因恋爱生变来上海寻求新的生活出路的黎晓等几个女人的故事。这是你第一部以上海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现实话题，即“沪漂”人群的生活状态与生存环境。你是想通过对这一类女性群体的书写表达什么样的价值观？
姚鄂梅：在《我们的朝与夕》这部长篇小说里，我写了几位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沪漂”女性，她们“坚韧的生命力和对自我价值的追寻”。
上海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衣泓的青春热血、星星的生存重担、丛向阳未熄的理想、黎晓逃离的决绝，但我想写的，不是简单的奋斗成功学，而是她们如何在异乡的缝隙中扎根、碰撞、彼此的取暖，甚至头破血流也不轻易放弃对“尊严”和“可能性”的坚持。无论起点如何，她们都在努力定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非被动接受命运的脚本。这份在繁华都市里挣扎、生长、互相联结的“女性力量”，是我最想传递的一种价值观。
都市里有着无数个“衣泓”“星星”“丛向阳”“黎晓”，她们的孤独、坚韧、微小的欢欣与巨大的失落，动人心弦，但我想说的是，小说是虚构的，但那份在陌生土地上寻求归属与意义的情感共鸣，是真实的。
记者：《海燕》是你最新创作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仍然是以普通女性为写作对象，你在创作谈里说道：“我是怀着告别疼痛的决心来写这篇小说的。”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源于你一直以来对普通小人物的关切或者是感同身受？
姚鄂梅：《海燕》2024年刊发于《当代》杂志第1期，当时小说名是《不会飞的海燕》。今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海燕》。
小说讲述了一个叫林海燕的普通女孩的成长故事。她像千万个平凡人一样，读书时默默无闻，工作时不被看重，甚至“声音从来没人愿意听”。但她始终在生活的夹缝中努力向上生长。小说通过她跌撞前行的经历，展现了小人物生命里的惊雷，那些无声走过的路，实则是步步惊心。
我是怀着告别疼痛的决心来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无论你是在走路，还是在闲坐，还是在干着别的什么，突然之间，就像水鬼在岸边露了一小块头皮，你想起了过往的某一点疼痛或尴尬时刻，你的脸上一定会不由自主地露出某种微妙的表情，那是至死都不会忘记它的表情。可惜，生活如大兵压境，迫使你跟那点疼痛或尴尬火速了结，再无纠缠。但你真的放下了吗？不可能。它只是被你深深地埋进了心里，就算跟你的骨灰一起变成粉末，但它仍然跟你在一起。
创作这部小说，是因为一个突然而至的念头。虽然如此，但我内心的情绪储备却由来已久，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亲眼见证过诸多跟我同龄的少年、青年，如何因为一件小事走上了令人悲伤的岔路。刚进初中的时候，一名男同学在全校个人卫生检查中查出耳后有积垢，被揪出示众，他一气之下退了学。我至今不知道他后来如何、现在在哪里。一名正在集体宿舍睡觉的女生，午夜蓦地醒来，发现半开的寝室门在风中兀自晃悠，她放声尖叫，竟夜无法停止，最终走向疯狂。一名独自走在路边的全裸女孩，全身匀称地布满灰尘，目中无物地看着前方，步态优雅，不疾不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全裸的同性，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像她那样完美的女孩…… 类似的记忆还有很多，它们零碎、散乱，又生硬、硌手，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在一片光明的心头投下点点阴影。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我会年年重温他们，并为自己当年只是一名无能为力的看客感到心痛。渐渐地，我对这种重温的行为着了迷，因为他们让我感到轻微的痛意。我对痛意也着了迷。
小说中的海燕，从小害怕打雷，作文笨拙，活在哥哥“海鹰”的阴影下；她拼命学习却高考失利，工作后因调班错过“勇斗劫匪”的荣誉，婚姻里供养丈夫却遭遇背叛。这些并非戏剧化的苦难，而是生活最真实的粗粝质感。可悲的是，当海燕作为一个文学人物时，人们也许能从她的遭遇中读出疼痛感，但在现实生活中，海燕几乎是一个笑柄。
记者：你的作品无论是写女性、还是写家庭生活，主题都是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写平凡人的梦想是如何被生活一点点击垮，乃至零落成泥。你为何对社会弱势群体如此关注关切？在创作中，又是如何做到把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融入作品中，并通过不同的人物形象呈现出来的？
姚鄂梅：这种关切并非我的刻意选择。当你在城乡间行走，看见少年因贫辍学的沉默，母亲攥着病历单在医院走廊里发抖，你就会懂得所谓“底层”，不过是命运天平偶然的倾斜，任何人都可能坠入其中。
总得给他们一个说话的机会，比如《少年前传》里向母亲竖起中指的昊天，他的愤怒不是虚构的戏剧，而是教育焦虑压垮童年后必然的裂痕。文字是一把温柔的匕首，如果我的书写能让“不可见”之人被看见，就是值得的。
记者：从2005年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发表，到目前已经创作出版了《白话雾落》《真相》《西门坡》《1958·陈情书》《衣物语》《一面是金，一面是铜》《少年前传》等11部长篇小说，如此高产的创作，你是如何做到的？
姚鄂梅：我并没有刻意追求“高产”，而是写作多年，慢慢养成了一种节奏。
年轻时，写作是青春的自发倾吐，像《像天一样高》里对诗歌时代的追忆，那是没加任何雕琢的赤诚。随着年岁的增长，它逐渐蜕变为“智慧型”的自觉表达。我不迷信灵感，只信任日复一日的伏案。人物立住了，自会带着故事奔跑，比如《我们的朝与夕》中衣泓的命运，早已脱离了我最初预设的轨迹，但这种意外往往是不可多得的惊喜。
记者：你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作者，尤其是宜昌的作者朋友有什么建议？
姚鄂梅：我没什么特别的建议，但我有点体会，供大家参考：如果你决意写下去，就要做好长期坚持的准备，这会是个漫长的过程，既是创作的积累，也是人生的修行。
姚鄂梅，湖北宜都人，现居上海。作品散见《人民文学》《收获》《钟山》《当代》《十月》《花城》《上海文学》《长江文艺》等刊物。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文学排行榜。曾获得《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佳作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长江文艺》双年奖、汪曾祺文学奖、湖北省第五届屈原文艺奖等奖。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少年前传》《海燕》等11部，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家庭生活》《基因的秘密》等7部，《倾斜的天空》《我是天才》儿童文学2部。有作品被译成英、俄、德、日、韩等国文字并出版。
阮仲谋，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宜昌市作协副主席、宜昌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宜昌市小说家学会副会长、宜昌市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宜昌市职工读书协会副会长。2020年，被宜昌市委宣传部授予“宜昌楷模”称号，被湖北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现任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编委。
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先后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贵福当兵》《这活真难干》《仕途》《朝中无人》等中短篇小说。由中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古老的磨盘河》获宜昌市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奖。创作的散文《永嘉山水的血脉》《千里驰援书写时代篇章》《秘境越西》等获中国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湖北新闻奖等。与人合著、编辑出版了《千古英杰——夏明翰烈士的传奇人生》《都市里的村庄》《新城逐梦》《烽火岁月》《北美印象》等多部文化及新闻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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