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长江文艺》“聚光灯·中国当代作家档案”栏目综论
来源： 发布时间： 2025-07-09 作者： 马兵
综观这一年栏目刊发的作品，就主题层面来说，城乡书写依然是最重要的类型。12篇小说中，写乡野的有沈念《龙舟》、刘庆邦《鸡的悲喜剧》、陈应松《回山谷》、尹学芸《神的孩子》、海勒根那《查干戈壁的午后》，写城市的有薛舒《北窗》、南翔《麻醉师臂上的金雕》、姚鄂梅《单眼凝视》和哲贵《彼此》，张楚的《与永莉有关的七个词语》则写一位女性由乡及城的漂泊。稍微特殊的是老藤的《熊出没》和杨少衡的《迷彩帽》，前者聚焦生态主题，后者则是官场小说，均是两位作家驾轻就熟尤擅胜场的题材。
一
城乡的对位，我们可以先举《北窗》和《神的孩子》为例，两篇小说都关乎婚恋伦理，也都在家庭内外展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叙事调性。薛舒的《北窗》以讥诮的笔触剖开了都市白领婚姻的脆弱内核。桑文佳与唐世杰的婚姻始于“适配”，终于“谎言”，两人的关系恰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北窗”——看似稳固，实则悬于高空，稍有不慎便坠入虚空。桑文佳坚信“谎言哲学”，或小或大的谎言成为她对抗生活不确定性的盾牌。她将婚姻视为“合作项目”，一直小心地掩藏自己恋爱并怀孕过的前史，却在丈夫唐世杰的“诚实背叛”前溃不成军。当婚姻契约遭遇激情冲击，两人仿如贝克特戏剧中的角色：既无法彻底分离，又难以真正靠近。小说对空间的处理颇具深意，27号楼1703室的空阳台如同桑文佳内心的写照，它是过往情感的见证，是遗骸，同时意味着当下生活的隐衷和未明。当她在暴雨中端坐窗台时，楼下聚集的陌生邻居构成了都市人际关系的生动景观：人们热衷于围观他人的悲剧，无关痛痒地置喙几句，却没人愿意真正涉入他人的生活。小说的开放式结局暗示着无法脱离的困境：在往事与当下、想象与现实、谎言与真相、确定与不确定的钢丝上，无人能真正落地。“北窗”的题目很容易让人想到希区柯克的“后窗”，在《后窗》中，饶舌的护士斯特拉针对邻居们“完美婚姻”的表演留下一句经典台词：“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桑文佳的婚姻不也是如此吗？看似完美的适配，甚至抵不过小小的暗流，当她最终说出“我们去离婚吧”，连告别都成了未完成的仪式。
如果说，读者借助“北窗”窥探到当下都市白领阶层情感的倦怠和人性的暗角而不免心生忧戚，那么阅读尹学芸《神的孩子》则可能获得温暖的疗愈。《神的孩子》围绕着香丫如何从一个依赖他人的傻女人转变为家庭支柱的故事，以沉静清婉的笔触写透爱的坚韧与朴素，也诠释了在困境中坚持、在平凡中相濡以沫就是幸福的真意。香丫在丈夫玄武意外去世后，虽然面临生活的困窘，却没有丢失被爱的渴望。当她遇到没有任何芥蒂地爱护她和两个孩子的喜奎，她用别人看来笨拙的“等待”执拗地回报着男人。喜奎的付出与香丫的坚守，构成了小说最动人的部分。两人的互动中没有甜言蜜语，却在“抬自行车”“递毛巾”“喂饭” 等日常细节里，构建起牢不可破的情感交融。这种爱已然超越了任何算计与功利，回归到最朴素的情感需求。香丫以一种近乎愚笨的方式诠释了深广的爱意，也创造了爱的奇迹，通过“神的孩子” 这一隐喻，小说将她塑造成爱与信的化身，她的“迂执” 与“痴傻”也恰似一扇窗，映照出人类情感的本真模样。
另一组构成城乡对位叙事的小说是《单眼凝视》和《鸡的悲喜剧》，两篇小说都由“摄像头”引发的情节展开叙述，也各自提供了当下城市与乡土的伦理异变的视角。城市社区中一对邻居因监控产生的微妙信任博弈，与乡村里因监控揭露的偷鸡闹剧，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李莉悸动的“玻璃心”和张八点老两口吃到的“哑巴亏”，都暗示了个体面对监控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的无力感。
在《单眼凝视》中，俞宁家安装监控是为防范老年痴呆的母亲走失，却无意中成为邻居眼中窥视隐私的“单眼”。个体既需要社会联结，又恐惧他者介入，李莉对摄像头的这种复杂心理，反映了城市人际关系中的相处焦虑：技术赋予个体安全感，却以牺牲隐私与信任为代价。尤其当监控记录下李莉与男人暧昧的来往时，私密关系遂有了暴露于他人凝视之下的风险，技术也可能成为道德审判的工具。而在《鸡的悲喜剧》中，监控摄像头成为乡土熟人社会最后的公正见证者，它揭穿了高子明夫妇的偷窃行为，却也催生了“能人”高子洋借机敛财的乱象。乡村传统的“面子伦理”虽然被技术证据瓦解，不过张八点老两口的应对方式还在维系着一抹对熟人社会的流连与无奈，在“法治” 与“人情”的纠结中，他们拆下了监控探头，这大概也包含着对乡土伦理失序的一种无声的控诉吧。
有必要在此强调的是，《鸡的悲喜剧》讲的虽然是一个当下新农村的故事，却体现了中国传统叙事的深广底子。小说开篇以“牛不再牛”的话头拉开帷幕，看似闲笔，实则暗合说书艺术中“入话”的叙事传统，既为正文铺垫氛围，又为听众预热情绪，牛的故事为鸡的悲喜剧埋下伏笔，且在不动声色间勾勒出乡村的变迁。小说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也努力营造一种说书人现场讲述的热络感。叙述者时而跳入故事，与人物对话；时而跳出故事，与读者交流。如在描写张八点与卖鸡妇女的对话时，叙述者便以“别着急，别抬杠，有话咱慢慢说”的口吻，在无形中构建了一个虚拟的说书现场。在叙事节奏的把握上，小说亦继承了传统说书艺术张弛有度的特点。从养鸡到丢鸡，从报案到私了，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却又在关键处留下悬念。特别是在描写偷鸡贼作案过程时，以近乎慢镜头的笔法，将每一个细节都刻画得栩栩如生，这种叙事的控制正是传统说书艺术的精髓所在。在语言上，小说大量运用民间俗语、歇后语，以及富有地方特色的表达方式。如“乖娘子吔”等口语化的表达，营造出一种浓郁的乡土氛围。可以说，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生动有趣的故事，更在于其对传统叙事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二
近十年来，乡愁书写从文化守成渐渐转向多元价值的辩证。在这方面的对位，我们可以对举《龙舟》与《回山谷》。《龙舟》的主人公因参加祖父葬礼返乡，在故乡驻留期间，对乡村改造从抗拒到参与，始终在乡愁书写与乡村振兴的张力中展开。类似的写作路径近来也很常见，但《龙舟》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在地性”书写样本。首先，小说并未将乡愁固化为对逝去时光的流连，而是将其转化为一种参与性的乡土实践。主人公对祖屋的改造、对竹器手艺的推广，以及议事堂的修复，均体现了乡愁从个体感怀向公共记忆建构的转化。例如，老屋的修缮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复原，更成为连接家族记忆与村落共同体的桥梁，乡愁由此超越了私人情感，成为激活地方性知识并向现代转化的动力。再者，小说也未把乡村振兴简化，而是直面乡村治理的复杂性。陈保水与主人公的冲突、外来设计师与本土需求的错位、空心房改造中的利益博弈，都显现出振兴话语与地方经验的暌隔。此外，竹器、祠堂、龙舟等意象的穿插，在给小说带来浓郁地域气息的同时也暗含着饱满的象征意蕴。竹器工艺的“起刀—试错—成型”的过程，托指乡村建设需尊重本土经验的生长性；祠堂从仓库到公共空间的功能提档，指向文化记忆的重构；而龙舟升华为“龙舟居”，则更是完成了传统资源向现代文旅的创造性转化，当无人机掠过点亮灯火的村落，传统龙舟在现代光影中蝶变新生，这当然是小说的华彩时刻。通过主人公的流动性视角，这些元素被编织进乡村转型的动态进程中。小说叙事从容而克制，恰如盛田生剖竹时的笃定：“命运都有个自然”，乡村的变革亦需在尊重“自然”中徐徐展开。
与之相对，《回山谷》通过叙事者兄妹几人春节回乡祭祖的经历，展现了乡村的空心化与记忆行将消逝的冷峻。陈应松以其一贯的写实风格，将乡村的荒凉与人情的冷暖交织在一起。小说中，对祭祖、贴春联、舞草龙等民俗的描写，固然写出了叙事者对这种文化仪式背后情感记忆的坚持，但也揭示了乡土社会中文化记忆的传承与空心化的结构性矛盾。残存的半截土墙与鲜红的春联形成刺目对照：前者是物理空间的坍圮，后者则是文化记忆的顽强存续。如扬·阿斯曼所言，“仪式是抵抗遗忘的武器”，即便“门里门外是一样的积雪”，春联仍以“微弱光芒”维系着家族与故土的关联。文化记忆需要依托“记忆载体”，但不得不承认，老屋、草龙、荞麦等也的确正加速崩解——舞龙者“踏着成山的废墟”完成仪式，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当“乳名”仅存于垂老者口中，当祭祖也不免潦草地成为“三个三个合影”的景观化行为，文化记忆便沦为“雪地里野兔跑过的痕迹”——凌乱微小且注定被风雪掩埋。在此意义上，《回山谷》超越了简单的怀旧书写，成为一曲关于文化记忆如何在现代性裂隙中艰难存续的挽歌。
同样可以归并到“乡愁书写”这一维度的作品还有海勒根那的《查干戈壁的午后》。小说中，葛根大婶对家园的守护、对绿度母的虔敬，以及对过往岁月的回忆，无不透露出浓厚的草原乡愁。主人公达来曾渴望从草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然而从偷枪偷肉干的顽皮少年，到贩卖毒奶粉锒铛入狱的罪犯，再到最终死于送奶车车轮下的悲剧人物，他的人生无从与草原的命运分开。小说以苍凉的笔触，将草原生态的蜕变与个体的成长轨迹交织，戈壁的荒凉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写照，也象征着现代转型中人性的荒芜。达来最后的选择，既是对个人之罪愆的救赎，也是对草原生态的拼死守护。整个小说如一曲长调，叩问着传统如何在现代性中重生的沉重命题。
表达鲜明生态书写态度的作品还有老藤的《熊出没》和南翔的《麻醉师臂上的金雕》，二者都写了跨物种的情感，也可视为构成对位的一组作品。《熊出没》以养蜂人老万与小熊包子的故事为主线，对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进行了深刻反思。包子和皮球被卖到马戏团后，皮球因不堪光头的虐待绝食而死，包子也在痛苦中挣扎，这些情节彰显了强烈的生态批判意味。而《麻醉师臂上的金雕》则通过麻醉师与金雕霍霍的关系，展现了城市生态中的另一种面向。饱受抑郁症困扰的麻醉师，通过与金雕的互动，逐渐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与力量。小说把沉甸甸的社会内卷问题和生态伦理问题转换为一种松弛的讲述——许多生态文学因重生态危机忧思、轻审美建构而流于肤浅说教，南翔则不同，其作品在艺术把控上独具匠心，举重若轻却意味深长。
张楚的“桃源县”与哲贵的“信河街”是两位小说家构建的重要美学地标。在“桃源”与“信河街”永远有故事发生，也永远有个体命运的辗转。
张楚的《与永莉有关的七个词语》以七个充满象征意味的空间名词为叙事站点，勾勒出一位女性二十余年的生命轨迹。空间化的叙事策略不仅构成小说的美学特色，也是解读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入口，屋顶、水塔、岗上、丽江、阁楼、筒子楼、地下室——这些地理坐标铭刻下永莉被规训的肉身、被遏制的情感，还有城乡夹缝中难以言说的生存困境。在张楚的文学世界里，空间素来是承载权力关系、情感结构与身份焦虑的复杂场域，在《云落》《过香河》《七根孔雀羽毛》等作品中亦有鲜明体现。
“屋顶”是故事的起点。在闷热的夏夜，三个少年躺在屋顶上分食排骨、偷饮啤酒，蟋蟀的鸣叫与萤火虫的微光，还有郭亮有意无意的肢体触碰，共同编织青春的浪漫幻象，永莉感觉“既舒心又难过”。只是肖恩慧那句“真羡慕你们”的叹息，让永莉惊觉，屋顶并不真实，她从未真正拥有过天空。“水塔”是校园里隐秘的禁地。当保安老王试图侵犯郭永莉时，肖恩慧的挺身而出与郭亮的怯懦逃离形成鲜明对比。永莉在此经历的创伤性事件，不仅摧毁了她对郭亮的信任，更成为其身份认知的转折点。“岗上”是永莉怀孕后常去的地方，丰饶的红薯地与腹中的胎儿两相对照。然后便是永莉从桃源县的出走，经“阁楼”“筒子楼”，出狱后的郭永莉蜗居在北京的“地下室”，成为大学男生宿舍的宿管。潮湿、阴暗的环境，对应着她被社会放逐的身份。七个名词中，“丽江”是悬浮于现实之外的一个。肖恩慧留下的那封仅有十三个字的信——“三儿，等你考上了大学，来丽江玩”，鼓荡永莉对远方的渴望，然而，当她最终踏上丽江的土地时，却发现与想象中相去甚远。肖恩慧在丽江遭遇车祸的传闻，更让这座城市蒙上死亡的阴影。这方永莉的期待之地，没有救赎，只有反讽。
小说中，永莉的命运始终摆荡在乡村伦理与城市生存的双重挤压中：她在乡村是“郭三”，在城市化名“郝丽梅”，在监狱是编号，在地下室是“阿姨”——不断更迭的名字也暴露了这个由乡及城的女性个体命运的荒诞性：乡村回不去，城市融不入，远方也并不值得期待。张楚始终保持着克制的悲悯，没有让郭永莉成为反抗的符号，也未赋予她廉价的救赎。但那些散落在文本中的细节——屋顶的萤火虫、郝丽梅烧焦的身份证、地下室发芽的柏树子，却如萤火般照亮了命运的裂缝。永莉最终在男生宿舍楼里与儿子相遇却不相认的场景，堪称神来之笔：血缘被时空割裂，身份的错位成为时代巨变的缩影。但正如柏树子在黑暗中倔强生长，真正的救赎不在于远方，而在于在破碎中重建对生命的信仰，经历了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永莉还有她不倦的韧性，她是这个苍凉的故事里微弱而不息的光。
相较于永莉徘徊的桃源与京城，哲贵的“信河街”更像一幅江南市井的浮世绘。《彼此》以信河街上倪氏三姐妹的微信群聊以及她们与父亲的纠葛为切口，进入倪家内部，展现了亲情关系在当下的微妙变化。小说既保留了温州老街区的独特韵味，又深入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的新趋势。父亲声称“作为医生，我报废了”，实则是传统技艺在商业社会中的没落。他的偏方曾门庭若市，却因医疗纠纷被迫隐退。他养蜂、研药、谈古文，这些行为带有鲜明的传统手艺人特征，而小女儿的网店生意和她“信河街房姐”身份与父亲对《古文观止》的执念形成有趣的对照。
小说的题目出自司马迁《酷吏列传序》中的“在彼不在此”一句，“彼此”至少有两种解释：首先，小说里父女之间、姐妹之间、夫妻之间各自形成两两的彼此关系，比如父亲与小女儿之间，女儿小时，父亲曾以“为你好”之名对她施加的蜜蜂蜇刺惩罚，这当然是传统父权的显现，不料却被女儿以“烧蜂箱”的威胁反制。当父亲老了，绝食声称“报废”时，小女儿凭借自己过硬的经济实力与行动能力，让老父亲不再倚老卖老，传统父权悄然让位于家庭的民主评议。再者，司马迁的“在彼不在此”，强调的是治国应重德性教化而非严酷刑法，倪家的故事证明了：父权的瓦解并非因“法度”不严，而是“德性”协商的缺位；新时代的伦理重建，亦非彻底抛弃“彼”，而是在“此”中寻找对话的可能。正如文末老大反复呢喃的“另辈”，血缘的牵扯始终在场，只是从“服从”转向了“懂得”，此亦一彼此。
在12篇小说中，无法归并讨论的只有杨少衡的短篇《迷彩帽》。杨少衡的官场小说素来致力人性与权势的撕扯。本篇亦不例外，它借一场打假行动，冷峻地剖开基层官场的内面。副县长董向瑜被临时推上指挥位置，戴上了一顶煞有介事的迷彩帽，在虚实交错的权责体系中仓促应对，最终以“回马枪”战术完成任务。只是看似圆满的“抓烟”行动，实则暗流涌动，官场生态的复杂与荒诞跃然纸上。董向瑜本来分管科教文卫，与打假工作毫无关联，却被临时抓差，只因“排名倒数第一，资历最浅，相对好使唤”。行动中的信息垄断进一步揭示了他作为最边缘官员的被动，指导组长手握情报却不共享，董向瑜只能盲从指令。当他试图质疑目标小楼的供电线路时，组长一句“瞎话！”便将其压制。
迷彩帽作为统一行动的象征，在小说中被赋予了多重的反讽意味。齐文元将帽子扣到董向瑜头上时，轻描淡写地说“轮眼镜了”，说明他就是一桩棘手事件的“顶包”负责人。董自嘲“南郭先生”戴迷彩帽滥竽充数，暗讽整个行动的形式主义。更辛辣的反讽体现在行动结果与表彰上。尽管董向瑜冒险“虚晃一枪”才成功查获假烟机械，最终表彰名额却归于未到场的分管领导柯鸿升。齐文元以“顾全大局”为由，将政绩让给“专业吹竽者”，暴露了官场“功劳共享、责任独担”的潜规则。迷彩帽留下的“纪念”意义，在此刻显得尤为荒诞——它既是董向瑜无奈自保的见证，也是基层官僚生态扭曲的隐喻。杨少衡不追求戏剧化的冲突，而是通过董向瑜的视角，冷静记录一场“常规行动”中的非常规逻辑，内蕴的批判入木三分。
新世纪文学尤其近来的文学一直面对经典化的压力，因为人们认为经典的遴选需经历必要的时间沉淀，但是作为新世纪文学的同路人和同代人，文学期刊理应有发掘经典的自觉。事实上，经典化并非全然依赖时间判断的被动过程，而是文学场域中多重力量主动形塑的结果。文学期刊作为作品首发平台与批评话语的策源地，承担着筛选、培育和定位经典的多重责任。面对“经典焦虑”，期刊可以栏目设计为枢纽，构建系统化的经典化机制，既回应即时性的文学现场，又为文学史书写提供前瞻性的参考。《长江文艺》的“聚光灯——中国当代作家档案”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精彩的作品与作家的创作谈，和批评家的解读构成了关于文本的多维阐释空间，也为经典化积累了初步的话语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