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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汇入时代合唱发出独特声音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2-11-09    作者:阳燕

  1987年,方方、池莉携“新写实”小说走上了当代文学的前台,开始了湖北文学“崛起”的序幕,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越来越多的湖北作家及创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成为中国文学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从某种意义上看,湖北小说的繁荣与“世纪转型”的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转型”促发了湖北文学的生机与活力,而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等“转型”议题也在湖北作家笔下得到了真切的表述。在此过程中,湖北小说既汇入了全国文学的时代合唱,也努力彰显了属己的独特声音。
    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张扬正面价值,是湖北作家的写作姿态及小说创作的主导倾向。
    转型期以来,社会与生活日益纷纭复杂,道德与人性空前错综暧昧,这些都驱使80年代一度“内转”的作家重新关注变化的外在现实,而主流意识形态也通过各种途径提倡现实主义的回归,倡导正面价值的重建。现实主义是湖北文学最普遍的形态和最坚实的传统,在“世纪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关注、现实忧患、民本情怀等富有价值的精神元素得以传承、凸显,成为湖北小说的鲜明特点。湖北作家以艺术的方式切入现实或历史,表述了丰富的“转型”镜像:方方、池莉、刘继明、张执浩等作家描摹了都市人群的人生百态,表达了理想主义失落后人们的苦乐与焦虑;刘醒龙、陈应松、晓苏、叶梅等作家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乡土世界,展现了农民的生存艰难与精神困顿,揭示了现代化进程挤压下的城乡对立、贫富分化、环境损毁等问题。即便邓一光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叙述”、熊召政熔铸文化意味的历史小说,也都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前者有感于世俗泛滥、理想溃退的现实而作,后者则试图以史为鉴、以古察今。湖北小说与时代命题同步,既获得了大众情感的欢迎,也暗自契合了主流意志的期许。
    其次,从艺术形态上看,湖北小说尝试在写实的基础上向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开放,借鉴心理、象征、荒诞、反讽等诸多技法,形成了博采众长、多元圆融的风格。
    方方的创作一直贯穿着严肃的生命质询和精神探索,以现代意识观照世俗人生,由深层心理剖析人性隐秘,陌生化的视角、戏谑的笔调、精神分析的方法,将作品引入了更深阔的艺术境界。陈应松善于将精细的客观描写与神秘的氛围营造相结合,将主观意念、悲悯抒情、诗化寓言与现实批判相融汇,使其“神农架”系列小说成为“底层写作”中的翘楚。刘继明用先锋的形式书写“文化关怀”,以朴素的笔墨呈示尖锐的现实,他的小说往往兼容了古典、现代、文化、政治等多种元素,具有丰富的张力。转型期的湖北文坛出现了更多逸出现实主义规范的创作者,除上述作家外尚有张执浩、李修文、阿毛、姚鄂梅等,他们的创作拒绝流于皮相的形式技巧,追求一种更包容、大气的文学风度。
    此外,在世纪转型的全球化趋势中,湖北作家的本土意识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对地域文化的体认、反思与超越也在创作中赋予相应的表述。
    湖北作家在湖北这个大行政区划内开掘出了更细致的文化区域,建构起了鄂东、鄂西、江汉平原、武汉都市等个性化的文学世界。池莉、方方、彭建新、何祚欢、吕运斌的“汉味小说”展现了武汉的风土人情与文化气质,刘醒龙的“大别山”系列、何存中的“巴河”小说描绘了色彩斑斓的鄂东画卷,映泉的“桃花湾”、晓苏的“油菜坡”、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叶梅的“恩施系列”则从不同层面丰富了鄂西的文学景观。世纪转型期,湖北的长篇创作风行一时、成就斐然,出现了《张居正》、《楚王》三部曲、《圣天门口》、《武昌城》等厚重之作,这些小说明显得益于本土文化的滋养,源自本土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地方风物、方言土语,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文化格调。
    秉持悲悯的情怀、直面忧患的现实、坚守传统和本土、容纳新知与异质,既回应时代,也面对自身,这种相反相成的气质即为世纪转型期湖北小说创作的独特画像,它是一种敢介入、有担当的写作,也是一种有包容、能生长的写作。
                                                                                 (来源: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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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汇入时代合唱发出独特声音

2012-11-09 00-00-00

  1987年,方方、池莉携“新写实”小说走上了当代文学的前台,开始了湖北文学“崛起”的序幕,在其后的二十多年中,越来越多的湖北作家及创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成为中国文学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从某种意义上看,湖北小说的繁荣与“世纪转型”的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转型”促发了湖北文学的生机与活力,而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等“转型”议题也在湖北作家笔下得到了真切的表述。在此过程中,湖北小说既汇入了全国文学的时代合唱,也努力彰显了属己的独特声音。
    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张扬正面价值,是湖北作家的写作姿态及小说创作的主导倾向。
    转型期以来,社会与生活日益纷纭复杂,道德与人性空前错综暧昧,这些都驱使80年代一度“内转”的作家重新关注变化的外在现实,而主流意识形态也通过各种途径提倡现实主义的回归,倡导正面价值的重建。现实主义是湖北文学最普遍的形态和最坚实的传统,在“世纪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关注、现实忧患、民本情怀等富有价值的精神元素得以传承、凸显,成为湖北小说的鲜明特点。湖北作家以艺术的方式切入现实或历史,表述了丰富的“转型”镜像:方方、池莉、刘继明、张执浩等作家描摹了都市人群的人生百态,表达了理想主义失落后人们的苦乐与焦虑;刘醒龙、陈应松、晓苏、叶梅等作家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乡土世界,展现了农民的生存艰难与精神困顿,揭示了现代化进程挤压下的城乡对立、贫富分化、环境损毁等问题。即便邓一光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叙述”、熊召政熔铸文化意味的历史小说,也都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前者有感于世俗泛滥、理想溃退的现实而作,后者则试图以史为鉴、以古察今。湖北小说与时代命题同步,既获得了大众情感的欢迎,也暗自契合了主流意志的期许。
    其次,从艺术形态上看,湖北小说尝试在写实的基础上向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开放,借鉴心理、象征、荒诞、反讽等诸多技法,形成了博采众长、多元圆融的风格。
    方方的创作一直贯穿着严肃的生命质询和精神探索,以现代意识观照世俗人生,由深层心理剖析人性隐秘,陌生化的视角、戏谑的笔调、精神分析的方法,将作品引入了更深阔的艺术境界。陈应松善于将精细的客观描写与神秘的氛围营造相结合,将主观意念、悲悯抒情、诗化寓言与现实批判相融汇,使其“神农架”系列小说成为“底层写作”中的翘楚。刘继明用先锋的形式书写“文化关怀”,以朴素的笔墨呈示尖锐的现实,他的小说往往兼容了古典、现代、文化、政治等多种元素,具有丰富的张力。转型期的湖北文坛出现了更多逸出现实主义规范的创作者,除上述作家外尚有张执浩、李修文、阿毛、姚鄂梅等,他们的创作拒绝流于皮相的形式技巧,追求一种更包容、大气的文学风度。
    此外,在世纪转型的全球化趋势中,湖北作家的本土意识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对地域文化的体认、反思与超越也在创作中赋予相应的表述。
    湖北作家在湖北这个大行政区划内开掘出了更细致的文化区域,建构起了鄂东、鄂西、江汉平原、武汉都市等个性化的文学世界。池莉、方方、彭建新、何祚欢、吕运斌的“汉味小说”展现了武汉的风土人情与文化气质,刘醒龙的“大别山”系列、何存中的“巴河”小说描绘了色彩斑斓的鄂东画卷,映泉的“桃花湾”、晓苏的“油菜坡”、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叶梅的“恩施系列”则从不同层面丰富了鄂西的文学景观。世纪转型期,湖北的长篇创作风行一时、成就斐然,出现了《张居正》、《楚王》三部曲、《圣天门口》、《武昌城》等厚重之作,这些小说明显得益于本土文化的滋养,源自本土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地方风物、方言土语,为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文化格调。
    秉持悲悯的情怀、直面忧患的现实、坚守传统和本土、容纳新知与异质,既回应时代,也面对自身,这种相反相成的气质即为世纪转型期湖北小说创作的独特画像,它是一种敢介入、有担当的写作,也是一种有包容、能生长的写作。
                                                                                 (来源: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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