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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批评何为?

来源:文学报      发布时间:2013-09-18    作者:洪治纲

    近些年来,文学批评似乎已陷入“群殴”之境。翻开一些报刊,但凡论及批评现状的文章,十之八九都充满了讥讽、愤懑和斥责,认为文学批评早已坠入“风尘”,甚至令人“恐惧”; 有作家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绝不再读某些报时,因为它们所发表的批评其作品的文章令人无法接受。面对这些尴尬的情形,我也一直在思考:文学批评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至于谁都可以找个理由,气宇轩昂地踹它几脚?

  天生瑜,何生亮?

  文学批评之所以让人如此不满,依我的看法,很大原因在于信息时代的迅猛扑来。我这样说,好像有些“屁股不正,责怪板凳”的歪理之嫌。其实不然。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即信息。言外之意,媒介越发达,信息传播就越丰富。如今之所以被称为信息时代,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媒介已进入电子时代。电子媒介的出现,无疑是划时代的。它瞬时即达。它无孔不入。它仅用低廉的成本,就可以实现海量信息的发布。它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息发布平台。它的传播是一对N式的无限扩散。

  仔细想想电子媒介的这些特点,几乎每一个都很人性化,都充分体现了技术主义对人本主义的倾力支持。所以,我们很高兴。所以,如今我们已将很多生活的选择权交给了媒介。媒介说,牛奶出问题了,我们就不喝奶;媒介说,房价要涨了,我们就如坐针毡; 媒介天天在发送各种吹牛的广告,我们都不信,但是,当我们买一瓶洗发水或一双皮鞋时,还是会看看牌子,并在潜意识时认同这样一种惯性:这个牌子好像做过广告,应该是可选产品。这就是媒介,以各种方式规训着我们的媒介。它导致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一种内在的变化,即感性生活的膨胀,理性思维的衰退。很多人都不愿承认,但事实就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网络和电视,不喜欢书本,因为书本是静态的、理性阅读的载体,而网络和电视是动态的、不断刷新或更换的信息载体。报纸也在极力迎合这一趋向,标题越来越大,图片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少。人与媒介之间,开始进入一种感性文化的循环状态:媒介大量制造各种感性的、一览便知的信息,其受众面就越广;躺在信息温床上的人们,也就越来越不爱理性的思考,不爱详尽的文字述说。

  这个怪圈直接冲击了文学批评。因为批评毕竟是一门艺术科学,需要说理,需要分析,需要比较,然后才能做出判断。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专业化的艺术实践,尽管它也需要艺术的直觉。这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所仰仗的理性法宝,与媒介的感性需求是格格不入的。试想,有多少人愿意在网络上认真阅读一篇长达万字的评论?有多少报纸又愿意发表那些分析透彻、论述有据的评论长文?读者没耐心,编辑没耐心。当一部作品出版之后,当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之后,媒介需要的就是判断:好或不好。即使需要一些理由,也只能三言两语,意不能尽。

  所以,我们通常在媒介中看到的文学批评都是法官式的判断。简单,草率,吊人眼球,让人喷血,却难以引人思考,更无法让人信服。究其因,一方面是媒介受制于大众,不得不迎合大众的感性化精神诉求,力避那些理性化、专业化的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学批评受制于专业要求,理性化非常鲜明,分析和阐释都必不可少。

  面对这种错位,我们只能仰天喟叹:天生瑜,何生亮?!

  应运而生的“媒介批评”

  面对这种感性现实与理性专业的冲突,平而衡之的办法并非没有。无奈的是,这种办法不是批评家说了算,而是媒介说了算,因为这是信息时代,媒介就是“老大”。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媒介构成了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并遵从着生产力的辩证法。”这个特殊的生产力所遵循的是个什么“辩证法”?按鲍氏的说法,它主要是通过各种隐秘的信息配置———包括“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等等,在看似杂乱无章的过程中,以其“有条不紊的轮换强制性地造成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费模式”。

  也就是说,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充当的角色,就是利用信息的不断编码,在吸引大众接受的过程中,制定出符号自身利益规则的文化消费模式。在这种情形下,媒介说,那些专业化的文学批评动辄长篇大论,又没几个人读,应该让它改变一下。于是,“媒介批评”应时而生。

  什么是“媒介批评”?我的定义是,它主要指报纸、流行杂志、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介中出现的、适应于大众文化的、短小而通俗的文学批评。它摒弃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建设性,强调批评的即时性、浅俗性。有些学者还认真地对它进行过思考,甚至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九种: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非历史化),青年性(亚文化性),尖锐性(攻击性、挑衅性或批判性),宣泄性,普及性(大众性)。尽管这种归纳并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科学,但还是很有道理。

  既然“媒介批评”是受控于媒介的批评,那就必须遵从媒介的消费理念和传播模式。于是,我们看到,这类批评几乎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感性化和平面化倾向。它们不强调理性的评析,也不追求阐释的科学性,更多地依赖批评者的主观感受,在一种平面化的描述过程中完成批评的过程。这种感性化和平面化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折射了信息文化对传统理性精神的抗拒或消解,当然也使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受到颠覆。

  商业化:文学批评的嘉年华

  信息即媒介,媒介即消费,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中,消费才是最终的目标。无论何种媒介,必须通过信息的广泛消费,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媒介在信息编码过程中不免会考虑商业利益。出版商们当然看到了媒介的这一“特殊功能”,所以他们常常会不惜巨资投入这类“软广告”,其常用方式就是约请批评家撰写吊人眼球的短文,然后在媒介中集中推出。所以,有人戏称某读书报已经成为“卖书报”。

  对此,肖鹰曾不客气地说道:“媒体化批评家们在媒体的统一体制规定下,集体阅读、集体思考、集体发言。媒体化批评家不再发现,而是沿着媒体预定的文化路线跟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按照某种既定的主旨发言; 他们不再判断,而是对规定的判断添加表现‘个人批评风格’的修辞。”这话说得有些极端,但也不无几分道理。事实上,确实有不少文学批评常常以“嘉年华式”的聚焦方式,配合着出版商或相关的利益集团,精心制造一个个文化消费符号,而不是提供种种富有魅力的审美发现。它不再关注批评本身在审美创造上的愉悦,而只关注批评的商业效果和利益收成。

  文学作品的爆炸式增长

  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信条是:开放、迅捷、平等和自由。这个文化信条看起来很人文,很现代,但它同样也有自身的局限。就文学而言,它的局限之一,就是驱使文学创作由精英化逐渐走向大众化和多元化,作家的审美追求也变得繁芜驳杂,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对评析对象的选择变得愈加艰难,批评主体的个体创造和价值评判尤为不易。

  在纸媒时代,人们主要是以书面文本作为批评对象。一方面,纸媒时代的书面文本,一般都经过了出版机构的精心粼选,经过了较为谨慎的审读与编辑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已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艺术甄别;另一方面,静态而稳定的书面文字,也决定了人们在选择批评目标时,可以时刻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思维,从而在批评对象的甄别过程中,能够做到更为全面和科学。因此,在这种历史环境中,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选择,拥有相对集中的、可控制的范围,而且能够从容地发挥批评主体全面而又客观的理性精神和全局性的眼光。

  而在信息时代,人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静态的书面文字,还有大量动态性的网络文字。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出现,使批评主体在有效选择批评对象时,增添了很大的难度。可以说,任何一个批评家,要想把握当今的文学发展整体格局,几乎是不可能了。

  娱乐至死:信息文化的征兆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经指出,现代媒介最为主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娱乐主宰一切。在娱乐或享乐原则面前,人们成为一种日益肤浅、浮躁的消费主义者,不仅丧失了消费自主能力和批判鉴赏能力,而且容易丧失植根于文明传统最深层的羞耻心。媒介经营者极端化的产业意识和经营理念为娱乐业开辟了较为宽泛的生存空间,极大地促进了娱乐业的繁荣和昌盛。信息产业和娱乐业构成巨大的产业链,紧紧地利用和压挤人们包括大学生的业余时间。

  所以波兹曼无可奈何地说道:“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波兹曼看来,造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因素就是现代媒介,“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正是现代媒介凭借其强大的现实渗透力,才使娱乐化火借风势,在人类日常生活里大面积地蔓延。

  人民需要娱乐,所以媒介也就甘当娱乐的先锋和旗手。将一切严肃的、理性的东西,进行娱乐化处理,这也是信息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娱乐化的追求,不仅使文学写作走向了游戏化和娱乐化,而且也使文学批评呈现出非常突出的大众化和娱乐化的特点:既迎合广大受众的娱乐需求,又实现了自我宣泄的审美体验。它导致了批评主体越来越走向极端,越来越注重喧闹,追求所谓明星化的“做秀”效果。

  批评何为?

  我再一次申明,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对信息时代也一直秉持欢迎的姿态,虽然我也明白,无论谁欢迎不欢迎,都必须接受它。的确,从客观上看,信息时代正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本质性的影响——从生活方式、生存观念、人际伦理到思维方式,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深刻的变化。只是我们大多数人置身于这一巨大的转变之中,正在贪婪地享受着它所带来的诸多便捷,尚未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更不清楚它将对一些人文科学产生何种影响。

  文学批评之所以遭人诟病,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譬如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批评家个人的专业素养等等,但信息文化的潜在规训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在彰显人类感性生活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压缩了人类理性思考的空间。从西方文化的发展来说,这里面有它自身的逻辑,毕竟数百年的启蒙,使他们已进入“工具理性”的陷阱,成为“单向度的人”,所以来一下后现代,反中心,反理性,重塑感性生活对于生命的意义,确实无可非议。

  问题是,我们的启蒙时断时续,还远远没有完成,也来追捧后现代,反中心,反理性,就有些问题了,而且也有些滑稽了。它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网络中,暴民极多;反智主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大家一娱乐就狂欢,一狂欢就放纵,道德底线很容易被践踏。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批评何为?我的想法是,让批评回到它的理性轨道中,回到专业化的学术空间里。批评就是批评,它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心智交锋,是专业读者的话语交流,没有必要整天与媒介勾肩搭背,乃至拥抱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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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批评何为?

2013-09-18 00-00-00

    近些年来,文学批评似乎已陷入“群殴”之境。翻开一些报刊,但凡论及批评现状的文章,十之八九都充满了讥讽、愤懑和斥责,认为文学批评早已坠入“风尘”,甚至令人“恐惧”; 有作家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绝不再读某些报时,因为它们所发表的批评其作品的文章令人无法接受。面对这些尴尬的情形,我也一直在思考:文学批评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至于谁都可以找个理由,气宇轩昂地踹它几脚?

  天生瑜,何生亮?

  文学批评之所以让人如此不满,依我的看法,很大原因在于信息时代的迅猛扑来。我这样说,好像有些“屁股不正,责怪板凳”的歪理之嫌。其实不然。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即信息。言外之意,媒介越发达,信息传播就越丰富。如今之所以被称为信息时代,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媒介已进入电子时代。电子媒介的出现,无疑是划时代的。它瞬时即达。它无孔不入。它仅用低廉的成本,就可以实现海量信息的发布。它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信息发布平台。它的传播是一对N式的无限扩散。

  仔细想想电子媒介的这些特点,几乎每一个都很人性化,都充分体现了技术主义对人本主义的倾力支持。所以,我们很高兴。所以,如今我们已将很多生活的选择权交给了媒介。媒介说,牛奶出问题了,我们就不喝奶;媒介说,房价要涨了,我们就如坐针毡; 媒介天天在发送各种吹牛的广告,我们都不信,但是,当我们买一瓶洗发水或一双皮鞋时,还是会看看牌子,并在潜意识时认同这样一种惯性:这个牌子好像做过广告,应该是可选产品。这就是媒介,以各种方式规训着我们的媒介。它导致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一种内在的变化,即感性生活的膨胀,理性思维的衰退。很多人都不愿承认,但事实就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网络和电视,不喜欢书本,因为书本是静态的、理性阅读的载体,而网络和电视是动态的、不断刷新或更换的信息载体。报纸也在极力迎合这一趋向,标题越来越大,图片越来越多,文字越来越少。人与媒介之间,开始进入一种感性文化的循环状态:媒介大量制造各种感性的、一览便知的信息,其受众面就越广;躺在信息温床上的人们,也就越来越不爱理性的思考,不爱详尽的文字述说。

  这个怪圈直接冲击了文学批评。因为批评毕竟是一门艺术科学,需要说理,需要分析,需要比较,然后才能做出判断。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专业化的艺术实践,尽管它也需要艺术的直觉。这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所仰仗的理性法宝,与媒介的感性需求是格格不入的。试想,有多少人愿意在网络上认真阅读一篇长达万字的评论?有多少报纸又愿意发表那些分析透彻、论述有据的评论长文?读者没耐心,编辑没耐心。当一部作品出版之后,当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之后,媒介需要的就是判断:好或不好。即使需要一些理由,也只能三言两语,意不能尽。

  所以,我们通常在媒介中看到的文学批评都是法官式的判断。简单,草率,吊人眼球,让人喷血,却难以引人思考,更无法让人信服。究其因,一方面是媒介受制于大众,不得不迎合大众的感性化精神诉求,力避那些理性化、专业化的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学批评受制于专业要求,理性化非常鲜明,分析和阐释都必不可少。

  面对这种错位,我们只能仰天喟叹:天生瑜,何生亮?!

  应运而生的“媒介批评”

  面对这种感性现实与理性专业的冲突,平而衡之的办法并非没有。无奈的是,这种办法不是批评家说了算,而是媒介说了算,因为这是信息时代,媒介就是“老大”。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媒介构成了新的、巨大的生产力,并遵从着生产力的辩证法。”这个特殊的生产力所遵循的是个什么“辩证法”?按鲍氏的说法,它主要是通过各种隐秘的信息配置———包括“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等等,在看似杂乱无章的过程中,以其“有条不紊的轮换强制性地造成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费模式”。

  也就是说,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充当的角色,就是利用信息的不断编码,在吸引大众接受的过程中,制定出符号自身利益规则的文化消费模式。在这种情形下,媒介说,那些专业化的文学批评动辄长篇大论,又没几个人读,应该让它改变一下。于是,“媒介批评”应时而生。

  什么是“媒介批评”?我的定义是,它主要指报纸、流行杂志、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介中出现的、适应于大众文化的、短小而通俗的文学批评。它摒弃了传统文学批评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建设性,强调批评的即时性、浅俗性。有些学者还认真地对它进行过思考,甚至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九种: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非历史化),青年性(亚文化性),尖锐性(攻击性、挑衅性或批判性),宣泄性,普及性(大众性)。尽管这种归纳并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科学,但还是很有道理。

  既然“媒介批评”是受控于媒介的批评,那就必须遵从媒介的消费理念和传播模式。于是,我们看到,这类批评几乎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感性化和平面化倾向。它们不强调理性的评析,也不追求阐释的科学性,更多地依赖批评者的主观感受,在一种平面化的描述过程中完成批评的过程。这种感性化和平面化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说,折射了信息文化对传统理性精神的抗拒或消解,当然也使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受到颠覆。

  商业化:文学批评的嘉年华

  信息即媒介,媒介即消费,在这个环环相扣的逻辑链中,消费才是最终的目标。无论何种媒介,必须通过信息的广泛消费,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媒介在信息编码过程中不免会考虑商业利益。出版商们当然看到了媒介的这一“特殊功能”,所以他们常常会不惜巨资投入这类“软广告”,其常用方式就是约请批评家撰写吊人眼球的短文,然后在媒介中集中推出。所以,有人戏称某读书报已经成为“卖书报”。

  对此,肖鹰曾不客气地说道:“媒体化批评家们在媒体的统一体制规定下,集体阅读、集体思考、集体发言。媒体化批评家不再发现,而是沿着媒体预定的文化路线跟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按照某种既定的主旨发言; 他们不再判断,而是对规定的判断添加表现‘个人批评风格’的修辞。”这话说得有些极端,但也不无几分道理。事实上,确实有不少文学批评常常以“嘉年华式”的聚焦方式,配合着出版商或相关的利益集团,精心制造一个个文化消费符号,而不是提供种种富有魅力的审美发现。它不再关注批评本身在审美创造上的愉悦,而只关注批评的商业效果和利益收成。

  文学作品的爆炸式增长

  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信条是:开放、迅捷、平等和自由。这个文化信条看起来很人文,很现代,但它同样也有自身的局限。就文学而言,它的局限之一,就是驱使文学创作由精英化逐渐走向大众化和多元化,作家的审美追求也变得繁芜驳杂,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对评析对象的选择变得愈加艰难,批评主体的个体创造和价值评判尤为不易。

  在纸媒时代,人们主要是以书面文本作为批评对象。一方面,纸媒时代的书面文本,一般都经过了出版机构的精心粼选,经过了较为谨慎的审读与编辑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已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艺术甄别;另一方面,静态而稳定的书面文字,也决定了人们在选择批评目标时,可以时刻保持客观和理性的思维,从而在批评对象的甄别过程中,能够做到更为全面和科学。因此,在这种历史环境中,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选择,拥有相对集中的、可控制的范围,而且能够从容地发挥批评主体全面而又客观的理性精神和全局性的眼光。

  而在信息时代,人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静态的书面文字,还有大量动态性的网络文字。尤其是网络文学的出现,使批评主体在有效选择批评对象时,增添了很大的难度。可以说,任何一个批评家,要想把握当今的文学发展整体格局,几乎是不可能了。

  娱乐至死:信息文化的征兆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经指出,现代媒介最为主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娱乐主宰一切。在娱乐或享乐原则面前,人们成为一种日益肤浅、浮躁的消费主义者,不仅丧失了消费自主能力和批判鉴赏能力,而且容易丧失植根于文明传统最深层的羞耻心。媒介经营者极端化的产业意识和经营理念为娱乐业开辟了较为宽泛的生存空间,极大地促进了娱乐业的繁荣和昌盛。信息产业和娱乐业构成巨大的产业链,紧紧地利用和压挤人们包括大学生的业余时间。

  所以波兹曼无可奈何地说道:“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波兹曼看来,造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因素就是现代媒介,“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正是现代媒介凭借其强大的现实渗透力,才使娱乐化火借风势,在人类日常生活里大面积地蔓延。

  人民需要娱乐,所以媒介也就甘当娱乐的先锋和旗手。将一切严肃的、理性的东西,进行娱乐化处理,这也是信息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娱乐化的追求,不仅使文学写作走向了游戏化和娱乐化,而且也使文学批评呈现出非常突出的大众化和娱乐化的特点:既迎合广大受众的娱乐需求,又实现了自我宣泄的审美体验。它导致了批评主体越来越走向极端,越来越注重喧闹,追求所谓明星化的“做秀”效果。

  批评何为?

  我再一次申明,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对信息时代也一直秉持欢迎的姿态,虽然我也明白,无论谁欢迎不欢迎,都必须接受它。的确,从客观上看,信息时代正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本质性的影响——从生活方式、生存观念、人际伦理到思维方式,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深刻的变化。只是我们大多数人置身于这一巨大的转变之中,正在贪婪地享受着它所带来的诸多便捷,尚未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更不清楚它将对一些人文科学产生何种影响。

  文学批评之所以遭人诟病,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譬如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批评家个人的专业素养等等,但信息文化的潜在规训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在彰显人类感性生活的同时,有意无意之间,压缩了人类理性思考的空间。从西方文化的发展来说,这里面有它自身的逻辑,毕竟数百年的启蒙,使他们已进入“工具理性”的陷阱,成为“单向度的人”,所以来一下后现代,反中心,反理性,重塑感性生活对于生命的意义,确实无可非议。

  问题是,我们的启蒙时断时续,还远远没有完成,也来追捧后现代,反中心,反理性,就有些问题了,而且也有些滑稽了。它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网络中,暴民极多;反智主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大家一娱乐就狂欢,一狂欢就放纵,道德底线很容易被践踏。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批评何为?我的想法是,让批评回到它的理性轨道中,回到专业化的学术空间里。批评就是批评,它是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心智交锋,是专业读者的话语交流,没有必要整天与媒介勾肩搭背,乃至拥抱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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