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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我思存小说创作模式探源——从她的几部长篇爱情小说谈起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4-11-25    作者:李聪聪

匪我思存的小说素来以网络点击率高,电视改编率高,销量高等特点为她的拥趸者们所津津乐道。久而久之,她的名字更是与大陆“悲情天后”的盛誉划上了等号而变得熠熠生辉。而对于“匪徒”们来说,这个说法显然过于保守了,他们更希望将评价半径延伸至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东南亚。据调查显示,匪我思存小说的读者群主要由1440岁的女性构成,且多为白领。读者年龄跨度之大,接受者范围之广,使得这一原创言情小说品牌逐渐为市场所认可,并开始形成一种社会现象。

 

匪我思存的爱情小说仅从结构上可以看做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新的变体。古代以《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为代表的小说在主要人物形象的设定上都遵循才貌双全的基本模式。只是在匪我思存的小说中,“才子”被置换成了富甲一方的公子哥或者是权倾天下的当权派。出身豪门是他们身份的共同注脚。她小说中的男主角,无论是《佳期如梦》中的阮正东,还是《千山暮雪》中的莫绍谦,亦或者是《来不及说我爱你》中的慕容沣都没能越此藩篱。而女主角孤勇如尤佳期,聪颖如童雪,执着如尹静琬,都是如花般清丽的女子,她们无不面容姣好,气质超群。但与以往不同,“才子佳人相见欢”的首要环节在匪我思存的小说中就被做了更改。“佳人”往往是在不情愿或不得已的情况下与“才子”相识:《佳期如梦》中的尤佳期是为了躲避公司进哥哥的胡搅蛮缠而误打误撞捞到了阮正东这根救命稻草;《千山暮雪》中的童雪则是担心舅舅因贪污被判处死刑而受到威逼利诱,委身于他一直渴望逃离的莫绍谦;而在《来不及说我爱你》中,尹静琬更是为了搭救身陷囹圄的未婚夫许建彰而被纳入了慕容沣戏剧化的人生轨道。与此同时,在剧情的设置上作者习惯以高潮开篇,用激烈的戏剧冲突展开剧情,草蛇灰线,细入无间。开头即高潮的结构方式也进一步消解了“私定终身后花园”的剧情走向,使得情感的发展在曲折的情节中缓慢向前。而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小人”也被“前任”所代替,在爱恨纠葛的多角恋爱中见证着“佳人”的情感历程,也牵引着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小说中“小人”的设置是为了证明好事多磨,并作为一块试金石检验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而在表现后者上,“前任”的作用无疑更为明显。当然,这种新变在更深层次则体现在故事的结局上: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一般都遵循“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的套路,这一模式在匪我思存的小说中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生离死别,天各一方。剧情往往在爱情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时戛然而止。悲剧化的结局方式给故事留下了一连串冒号,让读者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在角色和情节的安排上,作者非但不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而硬设读者所不熟悉的人物和场景:人物是“才子”“佳人”,情节多为豪门恩怨,感情则轰轰烈烈。人物与情节的“陌生化”更像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臆想而硬造出来的,惟其不可得,惟其“务虚”,才能满足读者长期压抑的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种种幻想,这也更接近一种“本我”释放的状态。

 

 

“虐恋”的爱情表达是匪我思存小说创作的原初底色,也是她建构属于自己的“才子佳人小说”类型的一个基本框架。这也使得她的小说创作没能在爱情题材之外拓展一番天地,即使在爱情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她的作品也因“虐恋”模式的贯穿而被涂上了统一的色调:悲情。这里所说的“虐恋”不是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防卫机制。这里的“虐”侧重于强调带给读者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是与普通的恋爱关系相对应而言的。“虐恋”是一种畸形的爱,与一般的爱相比,“虐恋”只有过程没有结果,是一种可悲的和揪心的爱,这种爱从一开始就导向堕落,导向毁灭。

这种“虐恋”模式,首先在过程上表现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本质区别于“郁达夫”等现代“小资产阶级”作家“零余者”的真情流露,它更像是一种无病呻吟,是为了迎合当下部分读者心理而佯装出的一种姿态。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可以说是这种病态过程的缔造者。他们大都有着不健全的人格特点,和扭曲病态占有报复的心理,无法正确的认知自我。在《佳期如梦》中,阮正东接近尤佳期的动机只是单纯的出于报复,他最要好的兄弟孟和平被尤佳期提出的分手伤透了心,隔着整个太平洋,他听到孟和平的哭声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他找机会接近她,送花给她,打电话给她,“你要是一上钩,我就打算立马甩了你,替我最好的兄弟报多年前的一剑之仇”。可是作者却安排阮正东也爱上了这样一个“既不聪明,又不漂亮,甚至还有点傻乎乎”的女子。而阮正东在开场不久就患上肝癌这一事实更像是一种心理病态在生理上的蔓延,或者说心理病态在生理上的外现。他们俩的爱情之花以复仇为土壤,又缺少“甘霖”的浇灌,终究难以结出饱满的果实。《千山暮雪》中的莫绍谦,为报杀父之仇将童雪留在自己身边,期望通过“父债子偿”的方式让童雪生不如死。但作者也同样安排莫绍谦在不知不觉中爱上童雪。只是较之阮正东,他的爱更加霸道,更加扭曲,并不时以病态的占有呈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妻子慕咏飞对莫绍谦也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剥夺式的爱。身体上的控制和占有毋宁说是一种心理上害怕失去和渴望占有的本能反应。生理和心理上的驳诘折射出的是渴望爱而又不能爱的精神困境,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富人阶层如梦幻泡影般的心灵空虚和奢靡浮华。到了《来不及说我爱你》中,时间被推移到了乱世,职场换成了战场,富二代也被只手遮天的大元帅所取代,慕容沣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可以在高兴时答应尹静琬把天下双手奉上,也可以在数年后得知她与别人育有一女时以一个家庭的生命为代价残忍地毁灭他所得不到的东西。匪我思存的小说往往就是这样,在颓废与病态中,散发出悲伤的气息。

在结局的设定上,匪我思存的小说一般都暗含“人的命由天定”的宿命论观点。这种爱情观与病态的恋爱过程一道为“虐恋”模式的构建添砖加瓦。《佳期如梦》的故事如此,《千山暮雪》如此,《来不及说我爱你》也不例外。纵观这几部作品,不难发现作者似乎都在强调一种命运的既定性:命运给每个人设定了既有的轨道,个体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这个轨道上缓慢前行,你可以挣扎,可以反抗,但命运的列车依然在这个轨道上一如既往的行进着,你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接受。与这种爱情观相适应,作者在写法上强调一种偶然发生的事件所导致的必然性,她喜欢以离奇偶遇或再遇展开叙事,在时空流转中自由地穿梭于现在和过去两个维度,在两者的间隙中以对比的方式探讨爱情得失。但无论外在条件怎样有利,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怎样真挚,最终都无济于事。那些在故事开始时被塑造的神乎其技的豪门子弟纵有通天的本领,依然被命运之手玩弄于股掌之中,通向必然的悲剧结局。他们更像是一类人的象征,这类人通常看起来高高在上,是普通大众钦羡的对象。他们过着奢华靡丽,锦衣玉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小说告诉我们,即便显贵如斯,在面对一些事情时依然会无能为力。权倾朝野如慕容沣,荣华富贵唾手可得,权力威严冠绝当时,即便他得了天下,在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子尹静琬时,依然束手无策,不仅没能给她一个正当的名分,还让这个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在自己的怀抱中含恨而终,从此“生死两茫茫”,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遗憾。《千山暮雪》中的“大资本家”莫绍谦,《佳期如梦》中的高干子弟阮正东更是难逃此劫。值得一提的是,在《佳期如梦》等作品中,作者还不忘对自己所秉持的命运观做着反复的暗示“如果这都是命,那我认命好了”“我自己的命苦,怨不得天,尤不得人”“而现在只要萧山摇一摇头,我马上就会像只蚂蚁一般,被命运的手指碾得粉身碎骨”……类似的叙述在匪我思存的小说中并不鲜见。以“命运”为母题的文学创作向来屡试不爽,而且它像一件常穿常新的百变战甲,不同的人可以穿出不同的效果,即使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也能穿出不同的韵致。“杀父弑母”的《俄狄浦斯王》能在灿如繁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青史留名,《红楼梦》也能在浩浩汤汤的东方文学长河中永垂不朽。匪我思存作为当代紧赶时尚的潮流小说创作者,或许只是对这些命运观进行了简单地转移和腾挪,却早已赚足了一众读者的眼泪。其实在她小说的题目中就早已经透露出一股股难以言传的宿命气息,无论直白如《来不及说我爱你》,还是含蓄似《千山暮雪》《佳期如梦》。“暮雪”也好,“梦”也罢,都作为一组统一的意象群共同书写着属于匪我思存的如梦画卷。

由这样一种设定支撑起的“虐恋”叙事模式之所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除了读者对悲剧的感知能力较之喜剧更强之外,还在于很多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习惯性地进行角色互换,然后将自己置于故事当中,在这样一种模式中找寻发泄渠道,释放压力,或者在别人不完美的爱情中寻找心理平衡。这样一种看似不尽合理的剧情安排恰好更能满足那些在现代社会重压下寻求心灵解放者的内心渴望。我甚至可以觉察到隐藏在这些作品背后的读者的精神状态和时代心理。作者写出了爱的纯粹,然后把这些纯粹的东西复杂化并一步步地撕裂给读者看,这样就给通俗的“才子佳人”模式找到了依附,尽管在艺术手段上依旧乏善可陈,却在心理上牢牢捕获了特定的群体。读者如何不醉心其中?她们一方面会世故地告诉自己故事是假的,另一方面又会天真地做着童话般的美梦,一遍遍地问着自己是孟和平好呢?还是阮正东好?然后掩卷深思,徘徊不定。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在她们那里似乎不再重要,她们追求的就是那种美得不真实的梦境效果。然后在虚拟的故事中寻求一场美丽的邂逅,期待遇到属于自己的王子或公主,最后一如故事描述的那样,在爱情最美的时候戛然而止。省去了那些世俗纷扰生活琐事,没有柴米油盐,没有洗衣做饭,只留下最精华的部分,剩下的糟粕,她们宁愿在回归到现实后用眼泪来陪葬。小说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遮蔽了日常生活,湮没了琐碎和无聊,在那里没有一地鸡毛,没有烦恼人生,有的只是风花雪月和刻骨铭心的爱情,尽管这种爱情充斥着畸形和病态,又尽管这种爱情是以虐心为代价的。 

 

客观的说,匪我思存的小说仍然未能跳脱出一般网络小说创作模式的窠臼。在具体处理手法上似乎也并无新意。我们很难从中看出独特的文学坚守,想在艺术和思想上大做文章似乎也无从下手。但对待网络文学,或许我们缺乏了一种必要的天真感,我们很容易看到网络小说,尤其是网络言情小说的娱乐性与正统的文学创作之间的罅隙,也倾向于从文学精神或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质疑这类作品进入文学视野的可靠性。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匪我思存的小说有属于她自己的模式和特点,也有其特定的市场,在众多读者的簇拥和追捧下,它早已超脱了半成品的范围,昭示着一类小说的未来。特定的群体托举着特定类型的小说,对于生活在当代又时刻关注当代文学走向的我们而言,或许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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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我思存小说创作模式探源——从她的几部长篇爱情小说谈起

2014-11-25 00-00-00

匪我思存的小说素来以网络点击率高,电视改编率高,销量高等特点为她的拥趸者们所津津乐道。久而久之,她的名字更是与大陆“悲情天后”的盛誉划上了等号而变得熠熠生辉。而对于“匪徒”们来说,这个说法显然过于保守了,他们更希望将评价半径延伸至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东南亚。据调查显示,匪我思存小说的读者群主要由1440岁的女性构成,且多为白领。读者年龄跨度之大,接受者范围之广,使得这一原创言情小说品牌逐渐为市场所认可,并开始形成一种社会现象。

 

匪我思存的爱情小说仅从结构上可以看做是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一个新的变体。古代以《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为代表的小说在主要人物形象的设定上都遵循才貌双全的基本模式。只是在匪我思存的小说中,“才子”被置换成了富甲一方的公子哥或者是权倾天下的当权派。出身豪门是他们身份的共同注脚。她小说中的男主角,无论是《佳期如梦》中的阮正东,还是《千山暮雪》中的莫绍谦,亦或者是《来不及说我爱你》中的慕容沣都没能越此藩篱。而女主角孤勇如尤佳期,聪颖如童雪,执着如尹静琬,都是如花般清丽的女子,她们无不面容姣好,气质超群。但与以往不同,“才子佳人相见欢”的首要环节在匪我思存的小说中就被做了更改。“佳人”往往是在不情愿或不得已的情况下与“才子”相识:《佳期如梦》中的尤佳期是为了躲避公司进哥哥的胡搅蛮缠而误打误撞捞到了阮正东这根救命稻草;《千山暮雪》中的童雪则是担心舅舅因贪污被判处死刑而受到威逼利诱,委身于他一直渴望逃离的莫绍谦;而在《来不及说我爱你》中,尹静琬更是为了搭救身陷囹圄的未婚夫许建彰而被纳入了慕容沣戏剧化的人生轨道。与此同时,在剧情的设置上作者习惯以高潮开篇,用激烈的戏剧冲突展开剧情,草蛇灰线,细入无间。开头即高潮的结构方式也进一步消解了“私定终身后花园”的剧情走向,使得情感的发展在曲折的情节中缓慢向前。而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小人”也被“前任”所代替,在爱恨纠葛的多角恋爱中见证着“佳人”的情感历程,也牵引着跌宕起伏的剧情。传统小说中“小人”的设置是为了证明好事多磨,并作为一块试金石检验着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而在表现后者上,“前任”的作用无疑更为明显。当然,这种新变在更深层次则体现在故事的结局上: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一般都遵循“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的套路,这一模式在匪我思存的小说中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生离死别,天各一方。剧情往往在爱情发展到白热化阶段时戛然而止。悲剧化的结局方式给故事留下了一连串冒号,让读者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在角色和情节的安排上,作者非但不努力“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而硬设读者所不熟悉的人物和场景:人物是“才子”“佳人”,情节多为豪门恩怨,感情则轰轰烈烈。人物与情节的“陌生化”更像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臆想而硬造出来的,惟其不可得,惟其“务虚”,才能满足读者长期压抑的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种种幻想,这也更接近一种“本我”释放的状态。

 

 

“虐恋”的爱情表达是匪我思存小说创作的原初底色,也是她建构属于自己的“才子佳人小说”类型的一个基本框架。这也使得她的小说创作没能在爱情题材之外拓展一番天地,即使在爱情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她的作品也因“虐恋”模式的贯穿而被涂上了统一的色调:悲情。这里所说的“虐恋”不是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防卫机制。这里的“虐”侧重于强调带给读者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是与普通的恋爱关系相对应而言的。“虐恋”是一种畸形的爱,与一般的爱相比,“虐恋”只有过程没有结果,是一种可悲的和揪心的爱,这种爱从一开始就导向堕落,导向毁灭。

这种“虐恋”模式,首先在过程上表现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本质区别于“郁达夫”等现代“小资产阶级”作家“零余者”的真情流露,它更像是一种无病呻吟,是为了迎合当下部分读者心理而佯装出的一种姿态。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可以说是这种病态过程的缔造者。他们大都有着不健全的人格特点,和扭曲病态占有报复的心理,无法正确的认知自我。在《佳期如梦》中,阮正东接近尤佳期的动机只是单纯的出于报复,他最要好的兄弟孟和平被尤佳期提出的分手伤透了心,隔着整个太平洋,他听到孟和平的哭声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他找机会接近她,送花给她,打电话给她,“你要是一上钩,我就打算立马甩了你,替我最好的兄弟报多年前的一剑之仇”。可是作者却安排阮正东也爱上了这样一个“既不聪明,又不漂亮,甚至还有点傻乎乎”的女子。而阮正东在开场不久就患上肝癌这一事实更像是一种心理病态在生理上的蔓延,或者说心理病态在生理上的外现。他们俩的爱情之花以复仇为土壤,又缺少“甘霖”的浇灌,终究难以结出饱满的果实。《千山暮雪》中的莫绍谦,为报杀父之仇将童雪留在自己身边,期望通过“父债子偿”的方式让童雪生不如死。但作者也同样安排莫绍谦在不知不觉中爱上童雪。只是较之阮正东,他的爱更加霸道,更加扭曲,并不时以病态的占有呈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妻子慕咏飞对莫绍谦也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剥夺式的爱。身体上的控制和占有毋宁说是一种心理上害怕失去和渴望占有的本能反应。生理和心理上的驳诘折射出的是渴望爱而又不能爱的精神困境,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富人阶层如梦幻泡影般的心灵空虚和奢靡浮华。到了《来不及说我爱你》中,时间被推移到了乱世,职场换成了战场,富二代也被只手遮天的大元帅所取代,慕容沣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可以在高兴时答应尹静琬把天下双手奉上,也可以在数年后得知她与别人育有一女时以一个家庭的生命为代价残忍地毁灭他所得不到的东西。匪我思存的小说往往就是这样,在颓废与病态中,散发出悲伤的气息。

在结局的设定上,匪我思存的小说一般都暗含“人的命由天定”的宿命论观点。这种爱情观与病态的恋爱过程一道为“虐恋”模式的构建添砖加瓦。《佳期如梦》的故事如此,《千山暮雪》如此,《来不及说我爱你》也不例外。纵观这几部作品,不难发现作者似乎都在强调一种命运的既定性:命运给每个人设定了既有的轨道,个体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这个轨道上缓慢前行,你可以挣扎,可以反抗,但命运的列车依然在这个轨道上一如既往的行进着,你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接受。与这种爱情观相适应,作者在写法上强调一种偶然发生的事件所导致的必然性,她喜欢以离奇偶遇或再遇展开叙事,在时空流转中自由地穿梭于现在和过去两个维度,在两者的间隙中以对比的方式探讨爱情得失。但无论外在条件怎样有利,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怎样真挚,最终都无济于事。那些在故事开始时被塑造的神乎其技的豪门子弟纵有通天的本领,依然被命运之手玩弄于股掌之中,通向必然的悲剧结局。他们更像是一类人的象征,这类人通常看起来高高在上,是普通大众钦羡的对象。他们过着奢华靡丽,锦衣玉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小说告诉我们,即便显贵如斯,在面对一些事情时依然会无能为力。权倾朝野如慕容沣,荣华富贵唾手可得,权力威严冠绝当时,即便他得了天下,在面对自己心爱的女子尹静琬时,依然束手无策,不仅没能给她一个正当的名分,还让这个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在自己的怀抱中含恨而终,从此“生死两茫茫”,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遗憾。《千山暮雪》中的“大资本家”莫绍谦,《佳期如梦》中的高干子弟阮正东更是难逃此劫。值得一提的是,在《佳期如梦》等作品中,作者还不忘对自己所秉持的命运观做着反复的暗示“如果这都是命,那我认命好了”“我自己的命苦,怨不得天,尤不得人”“而现在只要萧山摇一摇头,我马上就会像只蚂蚁一般,被命运的手指碾得粉身碎骨”……类似的叙述在匪我思存的小说中并不鲜见。以“命运”为母题的文学创作向来屡试不爽,而且它像一件常穿常新的百变战甲,不同的人可以穿出不同的效果,即使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也能穿出不同的韵致。“杀父弑母”的《俄狄浦斯王》能在灿如繁星的西方文学作品中青史留名,《红楼梦》也能在浩浩汤汤的东方文学长河中永垂不朽。匪我思存作为当代紧赶时尚的潮流小说创作者,或许只是对这些命运观进行了简单地转移和腾挪,却早已赚足了一众读者的眼泪。其实在她小说的题目中就早已经透露出一股股难以言传的宿命气息,无论直白如《来不及说我爱你》,还是含蓄似《千山暮雪》《佳期如梦》。“暮雪”也好,“梦”也罢,都作为一组统一的意象群共同书写着属于匪我思存的如梦画卷。

由这样一种设定支撑起的“虐恋”叙事模式之所以有着广泛的读者群,除了读者对悲剧的感知能力较之喜剧更强之外,还在于很多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会习惯性地进行角色互换,然后将自己置于故事当中,在这样一种模式中找寻发泄渠道,释放压力,或者在别人不完美的爱情中寻找心理平衡。这样一种看似不尽合理的剧情安排恰好更能满足那些在现代社会重压下寻求心灵解放者的内心渴望。我甚至可以觉察到隐藏在这些作品背后的读者的精神状态和时代心理。作者写出了爱的纯粹,然后把这些纯粹的东西复杂化并一步步地撕裂给读者看,这样就给通俗的“才子佳人”模式找到了依附,尽管在艺术手段上依旧乏善可陈,却在心理上牢牢捕获了特定的群体。读者如何不醉心其中?她们一方面会世故地告诉自己故事是假的,另一方面又会天真地做着童话般的美梦,一遍遍地问着自己是孟和平好呢?还是阮正东好?然后掩卷深思,徘徊不定。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在她们那里似乎不再重要,她们追求的就是那种美得不真实的梦境效果。然后在虚拟的故事中寻求一场美丽的邂逅,期待遇到属于自己的王子或公主,最后一如故事描述的那样,在爱情最美的时候戛然而止。省去了那些世俗纷扰生活琐事,没有柴米油盐,没有洗衣做饭,只留下最精华的部分,剩下的糟粕,她们宁愿在回归到现实后用眼泪来陪葬。小说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遮蔽了日常生活,湮没了琐碎和无聊,在那里没有一地鸡毛,没有烦恼人生,有的只是风花雪月和刻骨铭心的爱情,尽管这种爱情充斥着畸形和病态,又尽管这种爱情是以虐心为代价的。 

 

客观的说,匪我思存的小说仍然未能跳脱出一般网络小说创作模式的窠臼。在具体处理手法上似乎也并无新意。我们很难从中看出独特的文学坚守,想在艺术和思想上大做文章似乎也无从下手。但对待网络文学,或许我们缺乏了一种必要的天真感,我们很容易看到网络小说,尤其是网络言情小说的娱乐性与正统的文学创作之间的罅隙,也倾向于从文学精神或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质疑这类作品进入文学视野的可靠性。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匪我思存的小说有属于她自己的模式和特点,也有其特定的市场,在众多读者的簇拥和追捧下,它早已超脱了半成品的范围,昭示着一类小说的未来。特定的群体托举着特定类型的小说,对于生活在当代又时刻关注当代文学走向的我们而言,或许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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