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当前位置:首页 > 文学批评 > 书评序跋 >

黄钟撞响:倾听那厚重久远的铿锵和鸣——黄叶斌文学评论集《为文学生长鼓与呼》读后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6-04-28    作者:胡晋鄂

 在寄钱购买这本集子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本 “有份量”的书,但书到手后掂量了一下还是有点吃惊,48万字、23个印张和68元的码洋,怎么说都是“鸿篇巨制”了。
      序言有五篇,其中张炯先生是我很喜欢也很尊敬的老一辈文学评论家,樊星也是评论大家,在省内的报刊上经常看到他的评论文章,还有网上很活跃很眼熟的元辰版主。
      这五篇序言,都从不同的角度撮其精要的推介和评价了黄叶斌先生的这本评论集。我看完这本集子的全部作品后,觉得不管是学院派或是草根派(如果一定要这要划分的话),他们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
      通读之后掩卷扼腕,击节感叹:真不容易!
      在或快或慢或粗或精的阅读中,文章的特点和风格如同苍茫逶迤中之河山,阳光穿云而过,霾散雾开,山川河流轮廓渐次清晰,慢慢便立体化地矗立起来。这本评论集,给我较深刻的印象有五。
      一是对评论工作的“敬业精神”和“深彻理解”(张炯)以及“深爱文学、文友”的“佛子之心”(元辰),再加上持之以恒、“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坚韧之力。
       文学评论工作或评论家是什么?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或称谓,黄叶斌先生形象地将评论家比喻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裁缝工匠”、于未开拓处发现文学钻石的“探矿先锋”和经常遭人白眼的“文化奴仆”。也许这些还没有穷尽一个评论家应有的称谓或者说还不够全面,评论家们也没有在这个称谓问题上缁珠必较太过纠结;评论家该做什么和怎么做,黄叶斌先生的理解是值得推崇的,“评论家不是真理的绝对代言人、不是被评对象作品的审判官、也不是主宰作品价值和影响力的廉价推销员,他只是普通读者中的一分子,是与作者一起共同完成作品终极价值的鉴赏者,是在阅读和解析文本时的文学探矿者”。我个人这方面的主张与黄叶斌先生大致相同,从他的诠释来看,这无疑是他“深彻理解”的功力之所在,也是他的思想论和方法论之一,这种思想和方法贯穿于他的全书之始终,是值得推崇和尊敬的。
       被张炯先生誉为“最有创意”的,也是樊星所呼吁的“关注民间文坛”的部分,是这部评论集的精华之一,元辰先生作为“同一个战壕的”笔友,则称他有一颗“深爱文学和文友的佛子之心”,大约也指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容我猜度,专业评论人士的触角平时难以伸到文学人才生长的最基点,但他们知道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名作家也是从这些大地的草根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当他们发现这里居然有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在基层从事文学象牙塔最基础的培育者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元辰则用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事例使榜样的形象得到立体的升华。
      有神人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理,一个人写点文学评论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写文学评论。几十年的纸上耕耘,青灯黄卷而禅精竭虑,这不仅需要对文学评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献身于此的“敬业精神”,而且需要日复一日、永不消褪的激情和“九死不悔”的努力,才能把自己鲜活、奔腾的思想瓜瓞绵绵地码成一笔一划的中国汉字。多年的辛勤耕耘,已经使文学评论创作成了他“业余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生命状态”(后记p341)。据我粗略统计,在本集93篇评论文章中,有62篇占三分之二的文章是曾经发表在各种报刊等媒体上的。不知道这是多少耕耘、多少汗水、多少心智才换来的成果,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民间俗语云:没有犁坏的田,只有累坏的牛。好在黄叶斌先生这头文学评论之牛在文学的大地上愈耕愈勇,老而弥坚,达到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境界。
      其二是熟练掌握了文学评论这一文体的方法和技巧,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对个人、单著(作品)的评论上,而且对大型文学活动、对文学门(流)派和区域性的文学思潮(现象)也能高屋建瓴地进行宏观整体评判。
      文学评论的写作与别的体裁文章有所不同,它首先要看评论者的阅读能力,以及通过阅读而夯实的阅读经验,这种能力与经验的结合获得的对文学程式深度和范围的理解、掌控;其次是评论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学养积淀。
      从本评论集封面勒口的作者简介中我们可以知晓,黄叶斌先生是时代的文学“弄潮儿”,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学术训练上是有“童子功”的,其后不论在基层或在机关都从事着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始,就开始与文学评论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他“以欣赏的心态接触、阅读、挖掘和揭示之,比较充分而细致地发现的描述出其审美价值与现实底蕴”(后记p343),所以,当我们读着340多个页码的评论文集时,就可以感觉到一种人格魅力和逻辑力量在时刻点醒你:这是个行家!
       构成这部集子的主要内容,大多是对单篇作品和某人作品集的评论,共72篇,占全集的78%;《读〈兰台风韵〉》(系列)、《莫愁湖“青春诗廊”“校园风铃”栏目作品印象》等评论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文学现象和作品风格的集中评判;《钟祥市乡土作家群透视》、《武汉作协签约女作家中篇小说系列印象》,则是对地域性(或地域性中的某些局部区域)的文学现象和流派进行归纳分析;《钟祥日报“世纪畅想”征文述评》等是对文化活动的讲评和综述。这林林总总的文学活动,其形式和内容、深度和广度都不一样,但在评论集中,都有十分贴切而程式各异的文体,中肯独到的分析和精彩瑰丽的语言,高质量地进行评论。而这些辛勤工作,无疑对被评作者或作品、对地区或流派、对群体或活动,都起着很重要的推广、促进作用。
       作者对自己的评论技巧(方式方法)一直是要求很高的,他在“后记”中写道:(由于)“比较重视于逻辑思维的演绎和论证......因而在篇幅上比较长,在语言阐述上显得有些沉闷和臃肿、拖沓和凝滞。......由于格式化的评论范式影响,有些文章写得比较拘谨死板,而活泼灵动不足。”这,或许在有些评论中点滴存在。诗人郭小川有诗云:“山中的老虎,美在背,树上的百灵,美在嘴;咱们林区的工人哟,美在内。” 而评论文章的美也许就美在“辩”。严密的逻辑论证、缜密的思辨演绎,范式的相对固定等,舍此那就不是评论文了。当然,在不影响文章评论主旨的前提下,形式上活泼一些,语言上风趣一些,使可读性更强一些,那当然更好。而这方面,黄叶斌先生也作出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总之,在纷繁芜杂的各类作品面前,作者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般地阅读、分析、归纳、评判和论述,“莫不中音”,本评论集中洋洋洒洒的一一篇观点、例证、语言及结构都属上乘的评论文章就呈献在读者面前。
       第三个特点是,作者具有较高的文艺理论修养,并能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解读、评判原著,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文笔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激发读者对原著的兴趣并对原著的阅读提供引导;同时,也对原作品的总结和进一步升华向原作者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
       文学评论是一个理论性较强的作文体裁,崇尚思辨和强调分析,以及作者认为的“逻辑推绎”,因此,评论作者没有一定的文艺理论和学术素养是很难准确“思辨、分析和推绎”的。黄叶斌先生的评论中,在他尽可能用通俗和平易的口吻论述作品时,可以看到他不失时机地、准确地引用中外文艺理论家的科学理论结论以及文艺思潮和学说的基本公理,这不仅增加了文集的理论色彩,而且使评论更加精炼和有说服力。
       中国文学评论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文学评论(批评)的抒情性。“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我们从集子中看出中国文学批评的这种传统在作者那里被继承和光大,无论是评金道行的《我看香草美人》或评陈峻锋的《三炷香》以及崔云的《云儿飘飘》等等,都可以体察到作者“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阅读、评论过程。他对所评作品、作者的敬佩、赞颂、体察以及同情,都从自己的笔端汩汩流出,时而湍急,直抒胸臆;时而缓流,曲径通幽,但这种“生于文之情”是一以贯之于全集始终的。
      这种把西学文学评论中的思辨及逻辑演绎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抒情传统相结合的方法,使得评论有着较强的理论力量和情感的亲和力,评论者得出的分析结论,使被评作品得到一定程度的升华,相信也能被原著作者引为镜鉴,作为今后的(写作或修订时的)重要参考依据。而被评论作品也能引起未能一睹真容的其它读者的阅读冲动或相见恨晚之憾。
     “......笔者正置身于作者的‘三炷香’中,主动而欣慰地接受着、感受着、触摸着、体验着、同化着、幻觉着:缕缕书香一点点地升腾着、飞旋着、弥漫着,他们化为精魂缠绕着我的五官、轻吻着我的体肤。于是,如饮醇酒韵味绵长,香气扑鼻七窍顿开;似临天池神怡,冯虚御风羽化登仙......”(p18)。没错,这不是散文,是评论中的一段文字。作者凭着较扎实的文字功底,把通常显得呆板、作古正经的评论文字写得声色并茂、文采飞扬,使读者在欣赏评论文章层层剥笋、步步为营的辨析的同时,也可享受美文带来的愉悦,这是留给我的第四个深刻印象。
       有些论者的理论才气和叙述能力尚可,但文字出来却面貌可憎,读同嚼腊。这与作者本身的文字修养功力有关,也可能与出版社编辑的指导思想有关。在很多情况下作者的第一手文字是有自己的风格的,但在编辑的“要求”下却改得失去个性和风格,成为千人一面的文字“木乃伊”。赵本山曾描述过“春晚”小品预审过堂的情况,当旁观者都捧腹大笑,甚至笑掉了下巴、笑出了眼泪时,那三几个掌握作品生死予夺的终审者却一个个呆坐在那里脸色铁青。最后审定者一定要用各种非艺术性标准把作品改得如鸡肋......。黄叶斌先生这本集子的三分之二都是经过编辑之手后正式刊用过的,但尽管经过有些编辑的“摧花辣手”后,文章中的精彩文字依然俯拾即是,不少华彩乐段仍在堂绕梁。作者在评论陈洪金散文笔法时称赞道:“(他的)文笔和风格是一朵唯美的妖姬花,是那么地引人注目勾人魂魄令人遐思。他的文字仿佛是一个浸透了云贵高原灵山仙水气息的魔法师,给人以空灵而超越的回响、生动而飘逸的幻影。(p51)”我认为,将这些诗一般的赞誉“借花献佛”回赠给写评论文章的黄叶斌先生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还想多褒奖一下作者在精心构思文章题目上的心机和妙手。大凡写作者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标题是文章的眼睛。老话也说得好:看报看题,看书看皮,也就是看书的标题。谁都想使自己的文章眼睛明眸动人,顾盼神飞,但真正做到却谈何容易。翻开评论集的目录,精彩出众的标题鳞次栉比,信手拈来即是精品。试举几例与诸君共赏,如评欧阳杏逢散文集的标题是:“打工文学:精神坚挺的诗意人生”,不仅概括了作品的写作范畴,也对打工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追求给予了恰当、准确和艺术性的褒奖;再如张灵均的系列散文以山水文化为对象,评论文章冠以题目是:“山水文化:浸润、敬畏和离殇”,看了评论后才觉得这三个词真是该文章标题的不二之选,“浸润”,人类就是逐水而居才有了自身的发展,山水的浸润养育了我们;“敬畏”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文明现象,但现当代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却丧失了对大自然应有的尊重,对大自然的亵渎和不恭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曲解和误读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意义上)的“人定胜天”,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言:“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离殇”在此也正是标题眼睛中的亮点,我喜欢、崇敬这个带有悲情的词。面对我们地球的“血液及血管”的污染,面对那些有意或无意参与杀戮河流、湖泊的利益集团和愚氓们,从我们个体的能力上看,确实有无力回天之憾——水体的污染和自净能力凋萎丧失的那一天,也就是人类灭顶之灾的开始。到那一刻,即使投江蹈海,也没有一滴干净的水体来荡涤我们污浊的躯体和屈辱的灵魂,即使上帝也无法再救赎人类。还有如“还原屈原:精神分析下的文化伟人”,“在精致与优雅的河道上漂流”等,都让人赏心悦目,可拈须品咏再三。如果说有人稍嫌黄叶斌先生的文字有拖沓与重复之累,但标题却几乎是字字珠玑,或为不刊之论。在通读黄叶斌先生的评论集时,也读到他评论杨孟琪作品中关于文章标题的论述,“某种意义上说,标题是一篇文章的‘文眼’,是诱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香饵’。(p256)”黄叶斌先生深得个中三昧,谙熟此道并以身作则,对文章标题精雕细琢,使“文眼”更加明澈,“香饵”更加诱人。
       第五、作者的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以及健康的道德观、价值观,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使作者在一个制高点上牢牢把握了全部评论作品的基调。同时,分寸的把握和适度的隐忍也使本评论集有一种稳健和牢固的风格。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中国当作家难,写出好的作品更难,当一个好的评论家则难上加难。我感觉黄叶斌先生在长期的评论生涯中,面对众多的作者和作品,这其中有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业余作家中则来自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他都饱含着普世观点和人文情怀,以平等、公平和理解的态势楔入,将自己的感情和作者的情绪融为一体;但同时,作为评论家,他始终站在思想的制高点上,把握着评论文章的基调。如评论刘清华文集《爱不卑微》一文中,针对作品中对假丑恶现象的鞭挞,对不正之风的嘲讽,对人性弱点的揭示,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一般评论文章都会同仇敌忾,一起喊打,但黄叶斌却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恨是爱的的极端表现或是最高表现形态……,更具有震聋发聩的社会价值和引人思索的思想内涵,……,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和理性思索,体现了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这样的评说,有高度但不高亢,有强度但不勉强,有激情但不“粪青”,理性与情感交融,褒奖与鞭策同在,极有分寸感。在不少评论文章中,我还觉察到或明或暗的“隐忍”手法,不管从思想上还是技术上,话说满了是评论者的大忌,这些在他的评论文章中都照顾得比较周全。
       当我在这本集子的字里行间徘徊之时,评论集中闪烁的思想火花、精炼的语言艺术、精巧的段落结构和不落俗套论述设计,一如当阳玉泉寺的珍珠泉,串串涌泉不时带着阳光映射的七彩之光,像珍珠一样四处翻腾而起。我撷其菁华,也结合我个人的喜好,认为上述五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要细细罗列本评论集的优点,即使开出一张长长 的清单,也难免挂一漏万和存遗珠之憾。
       说点不足也是评论文章的惯例了。元辰在序言中的一句话有点意思——评论这活出刀不见血没意思,出刀伤人尤其伤了兄弟更没意思——但我却有点不太同意这个意思的意思。
       相传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一首诗写得好: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篡改一下:你说或不说我,优点就在哪里,不增不减/你批或不批我,/缺点还在那里,不来不去。 窃以为只要是言之有理,与人为善,指出文章中的不足或失误,本身就是评论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被评论作品(作者)的一种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帮助和尊重—正如高明的外科医生割除毒瘤,手起刀落,一刀见血,割除了毒瘤,流点血算什么?如果医生在清除肿瘤的时候还看朋友情面多少留一些,难道这就是不伤朋友之情?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则遇到二把刀甚至是兽医,误读误判,该锯左腿却把右胯子卸了;二则可能出在被评论人的睿智或气度上,自视甚高,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木有办法,随便啦。好在文艺批评是允许作反批评的,你来我往论上几个回合,道理也就差不多清楚了。
       在全部阅读完黄叶斌先生的评论作品后,钦佩之中,也觉得在有些方面我和他的看法、观点不尽相同。产生这些不同有性格原因,也有社会经历等原因,其中大多数是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好坏的,只是仁、智之见。有一些则是属于所谓“硬伤”,其中又有自己写错或手民误植,还有一些可能确实误用了,是值得商榷的,在此也浅析一二并就教于黄叶斌先生和其它方家。
       一、感觉对论主特别是一些稍有名气的论主缺乏评论家应有的质疑精神和批判锋芒,行文中有意无意高估了作品的阅读价值和赋予作品本身并不具备的光环。评论集中第一篇评任蒙散文的审美境界就存在这个问题。任蒙的散文近些年来逐渐被人们所关注,也荣获过一些较高的文学奖项,说明他的成果还是被大家所认可的,我觉得他的作文视野和作文技巧方面确实大有长进。但黄叶斌先生认为任蒙散文有“强烈的批判精神”(p2)我觉得这所指不明。他的散文中有一些是对古迹、遗址的探访,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审视,其中有一些看法、观点不落窠臼和与前人有所不同,对“死老虎”“死苍蝇”放心大胆地鞭挞一番,这都值得一赞。但这种批判远远没有达到“强烈”的烈度和力度。在阅读时甚至感觉到每逢关键点上他的枪口突然会没了准星,有时候眼看着他朝皇帝一枪却刺死了一旁的大臣,该给大臣一枪的时候却刺中了太监,该给太监一刀的时候却砍了宫女的脚。也许,杨人猛并不是这样想的,但他的身分和职业也许对他的创作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身不由己”的无形枷锁在作品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回避的有形翳障。(作品不在身边无法举具体例子,但这是我阅读任蒙作品时感觉很明显的一种缺憾)。
        在对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评论中,坦率地说,这篇评论文章立意是很好的,有些评论也很精彩,但把它作为“新写实”小说并认为小说主人公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楷模”,我实在是没有看出主人公“楷模”在哪里?方方在塑造这个“典型个案”的同时,回避或忽略了由这种千万个的“个案”形成的“共性”,是该小说最大的败笔。虽然生活本身就是“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我们也并不希望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披上一件光明的外衣或拖上一条光明的尾巴。而方方把所有的囧事、倒霉事和偶发事件都“艺术地”“夸张地”集合到一人身上,暗示主人公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一切努力、奋斗(自强)都是“徒劳”的(“涂自强”),这就不正常了。叶嘉莹先生在谈到如何界定吟诵诗词时的虚伪时指出:“当你的声音强弱以及诠释的表情超过了你对这首诗的感觉或说是感情的时候,就接近虚伪了”(参见席慕容文章《诗心不灭》),大师一言可谓“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我们不管方方的出发点如何善良,如何愤世嫉俗,如何打抱不平,如何企望用语言艺术“替穷人说话”,但用这种带有粪青情绪和浅薄技巧的人物塑造是不能真正成为“艺术典型”的,只剩下虚情假意,其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以及社会意义都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黄叶斌在评徐慧莉的散文集《把春天接回家》(p112)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关键是具有一种发现的眼光,将一切负面的、消极的、悲伤的、痛苦的、沮丧的、懊悔的东西的事件转化为一种自我疗伤的药物,并且能够从中获得一种超脱的快意和自慰的欣喜”。这虽然不是同一本书的话题,但这段话作为方方这篇小说不太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感觉黄叶斌先生其实也发现或感悟到了这个问题,如p183第二自然段和p184的第一自然段的评论中,只是评论中不愿对方方直接大胆批评,而用正面语言正面论述,对作品中人物塑造不足暗示得太过隐晦(手头没有作品,凭印象谈)。
      也许是批评得太露骨了文章发表不了,所以干脆“自宫”拉倒。
      评吴闲云的《新说〈金瓶梅〉》(p86)一文中称“吴闲云的评述,只是还原了书本的本来面目而已,是一次正本清源的开拓之举吧”。我注意到评论文章写于2011年。我虽然对《金瓶梅》没有研究,但也在2011年前看过若干册评论专著,这“正本清源的开拓之举”显然有些过了。对于步入文坛的新秀,多鼓励一点,戴一点高帽、加点“光环”也无可厚非,但总的来说应恰如其分为好。而对名家名作,评论者天生就应该是一个质疑者(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要用高标准来“苛求”这些“人类灵魂工程师”,只看到优点,看不出问题,挑不出毛病,或虚晃一枪,收兵回营,那还要评论干什么? 我觉得评论应该像世界级纪录片大师、荷兰人伊文斯所说: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直到你们能理解我的疑虑与信念(参见《读书》2014.4p144)。
        二、在对某些作品进行分析时,笔触却离开了对作品本身的分析评论,而过多地对作者的身世、职业和为人进行评说,使“文论”成了“人论”,而“人论”有时又游离于作品的具体情节之外。“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这是文坛常态。在评论作品时,如果对作者有所了解,那对解析作品是有所裨益的。但这是帮助读者了解作品的一种“辅料”,不能喧宾夺主。在《朝圣者的文化情缘》(p80)一文中,三段中只有一段写到作品,而且只占本段落篇幅的约五分之二,其它都是介绍人与事。在评崔云散文集《云儿飘飘》(p63)一文中,作者除在开篇中介绍了作品概况和简单述评外,后两个展开的主要段落却成了人物生活经历的陈述。虽然原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作品有极大的相似度甚至有可能就是自传体散文,但毕竟“人”与“作品”是有区别的,“形象大于思维”,作品是作家思维和艺术加工的产物,如果形象立得起来,那比作家本人的经历更具有文学性、典型性,也更能涵盖生活的丰富内容,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并“寓教于乐”。
        还有一些评论方法也值得商榷、探讨。如《社会心理分析的文学读本》(p147)一文中,没有结合作品文本的具体情节分析而归纳出“定义”和“意义”(特别是第二节和第四节);《教书匠的副业及其生存境界》(p110)一文中,也撇开所评论的具体文章,就教育和教师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也可能是黄叶斌先生在评论方法上的创新尝试,也未尝不可。但窃以为这种评论方法吃亏吃力但效果并不太好,或为事倍功半。
        还有一点就是在介绍文章背景时,感觉个别地方有遗珠之憾。如在评介蔡章田的散文集《兰台情韵》(p56)中介绍关于“兰台”的由来,其实兰台的解说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有二:一说兰台是中国汉代中央档案、典籍库。兰台典藏十分丰富,包括皇帝诏令、臣僚章奏、国家重要率律令、地图和郡县计簿等,也是当时名儒著述的地方。班固曾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故后世亦称史官为兰台。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现在,“兰台”一词已成为用来泛指档案保管机构和档案工作的代名词,档案工作者也就被称为“兰台人”;档案新闻叫兰台动态,档案领域有杂志称《兰台世界》。另一说兰台就是位于我省钟祥市郢中镇中心,为四千年前楚人先祖抗御洪水夯筑的高台。春秋战国时期,兰台上宫殿辉煌,史称“兰台之宫”,为强大楚国的文化中心(以上两则均摘自百度)。黄叶斌先生不吝笔墨,把对故乡之爱尽遣笔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兰台的前一说也是值得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处所,在介绍兰台时只需一笔即可以捎带出它兰台的出典,可同时使两个兰台并蒂花开,或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其重心当然还是在钟祥兰台。
        三、评论文章中引为“观点例证”的作者本身权威性不够,因而对自己观点的支撑力不强,削弱了评论的强度和高度。在文章中引用经典名言既可以强化自己的观点,也有利于文章的轻松活泼和一定程度的“拓展阅读提示”。就学术界常识来看,引用文章都应该是在某些方面的佼佼者,他们的成果被公认,这样的引用才有可能被作为“观点例证”。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评论集中在p63、p199和p201中分别引用了三位观点例证的人不知是何方神圣,如果是新起之秀还不为大众所熟知,也应该加上一个适当的“头衔”予以“领起”。我也搜狗了一下,完全不着边际。一位是受人尊敬的已故将军,另一位则是刚被披露已经去世的“麦琪”(原名李英);一位与诗不搭界,一位虽然写过诗,但她的“语录”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被引为经典、作为观点例证的程度,p63的那一位在网上连同名同姓的人也没有(均用搜狗引擎)。
       四、评论作品中还存在一些“硬伤”,有些可能是作者自己电脑输入时误打,有些也可能是出版时手民误植,虽有小疵但也无伤大雅;有些则是观点本身有误或对某个词语的概念理解、运用有误,这还是需要细细斟酌的。
       1、“民工”≠“农民工”。《打工文学:精神坚挺的诗意人生》(p39)”一文开始就定义错了。“民工,这个词语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民工,亦称为农民工,或者打工一族”。如果这样解释,这篇评论文章就废了。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民工堆里生活过好几年的,那是上个世纪文革前,在我省一个水利工地的民工大军的队伍中。民工的组成绝大多数是当地的(或是邻县的)农民,偶尔也有城镇里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或待分配的学生、复转军人等(短期),他们完成某项工程后就解散了(还有些人因家庭需要也可以回去,当兵了可以走人等,具体人数由出民工的地方政府组织调剂),需要的时候再由当地政府出面组织、征调。而“农民工”却不一样了,先看看《读书》杂志2014年第5期杨炼的说法:“什么是‘农民工’?细想想,这词确实造得突兀:农民和工人,一乡村一城市,本来隔行如隔山,现在就那么直接‘堆’在一起了。它是什么意思?既农又工?半工半农?时农时工?农工之间,全无语法关联。”他直指“农民工”的造词者,“语法观念淡薄”。我的看法是:这造词者岂止是“语法观念淡薄”,而且还是“人文思想贫瘠”,虽然出自名校,但没有经受人文社科的教育和熏陶,到底还是差那么一截。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词纠结。试问,为什么战士退伍当了工人不称为“战士工”?为什么学生毕业后当了工人不称为“学生工”?为什么文艺体育工作者退役当了工人不称为“文体工”?却偏偏农民当了工人就称为“农民工”呢?我想了很多很多与“农民工”相同结构的“称谓”,好几年了都没想出来,只到写这篇文章时才突然想到一个“囚工”(也因此时我曾经的一个领导期满要出狱了)——没有活干的时候去坐牢,有活干的时候是工人;工人当不成了还是当牢囚。这种“囚工”与原本的“囚徒”是永远脱不了干系的。唉!这与被蔑称为“农民工”的还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农民工”这个称呼伤了整整一代由农民当上工人的这一大拨人的心,现在居然还出现“二代农民工”的称呼,这真是有悖人伦,伤天害理到了极点。
     “农民工”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个称谓问题,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特别在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我朝。
       希望黄先生能多考察一下民工和农民工这两个词在称谓上、实体上、时间上、语法上、逻辑上特别是人文意义上的云泥之别。
        2、“柔指化钢”是不正确的缩略词。“一种惠风洞开社会黑暗闸门的灵巧,一种柔指化钢的智慧……。(p132)”“思想家往往以柔指化钢的气质……,(P191)”“柔指化钢”应该是来源于西汉刘琨的名句:“何意不炼钢,化为绕指柔”,千百年来词义有所转变,用法有几种,如“百炼成钢化指柔”或“百炼钢化缠指柔”等等,钢可以化为绕指柔,而“柔指”是不可能“化钢”的,搞不好会被钢割伤。
        3、何为“中国版的梭罗河”?“在远离物欲、喧嚣、污染和争斗的绑架与诱惑中,在追寻中国版的‘梭罗河’的美丽意境中……。(P92)”梭罗河似曾有点印象,查了一下是一首印尼民歌,也译为“桫椤河”,年轻时听过(很老的印尼民歌,解放前就有人唱,改革开放后才在中国大陆重现江湖),但歌词的意境与评论文章中的意境却大相径庭。这意境疑与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名作《瓦尔登湖水》的意境几近相同,会不会是一时手误把人名与其作品名弄混了?
        4、帝王会为谁“题赠”?“它是怎样赢得唐宋两朝7位帝王的屡次旌表和题赠”(P20),但在历史文献中,还没有发现皇帝给谁“题赠”过什么的,只有“御赐”、“恩赐”、“钦赐”和“特颁”等字眼。这个没办法,谁叫他是皇帝呢。
        5、太史公到底是干什么的?“她像一名太史公记录着家庭的变迁史、心酸事、幸福味,……。(P61)”太史公在历史上主要是指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有的文章为了区别将司马谈称为老太史公,但一般指司马迁。网上查资料“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这有三层意思,一是太史公的官职时间不长,仅司马父子而已;二是工作范围比较广,“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有点像现代大机关办公厅主任的意思;三是自司马父子后,“公”降为“令”,职能也只是个处理文书的“书记官”了。如此来说,把“太史公”当成后来的“史官”的代名词是不妥当的。
        6、“超渡”如何“渡过”?“而为了灵魂的超渡和精神的愉悦而发生的事故……。(p166)”这有可能是误植也可能是误用,市面上错的人不少。百度云:超度,原指超越度过。目前,使用较多的领域是在佛教等宗教领域,已经逐渐成为佛教等相关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有“脱离苦难,功德圆满,到达彼岸”之意。不是在河里用舟船去“渡”,而是超越生死,共同到达涅槃彼岸的“度”。
         7、钱权交易不是商品原则。“其具体表现为:钱权交易的商品原则,权权互利的市侩哲学……。(p158)”“商品原则”实指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这是一条通俗的初级政治经济学常识,指的是商品交换也就是商品所有者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相互自愿让渡商品所有权的经济行为,商品所有者彼此让渡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而在商品交换中则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无论生产力发展到怎样的水平,只要交换过程存在,等价交换就是就是一条铁律。“钱”作为货币形式,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扩大,逐步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权”什么事,政治经济学中都没有“权”在商品交换中起什么作用论述。之所以出现钱权交易,是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的违法现象,手握权柄的官人们“以权谋私”。“权”根本不是“商品”这是毋庸置疑的——某些人一定要把它当成商品,所以会犯错误所以会坐牢所以会掉脑壳。而“权钱交易”的过程也不是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尽管有几分相似,但那是拙劣的模仿而不是像商品交换那样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
        8、自杀和被杀怎么会是表达“无声的人生观宣言”的方式?“许多知识分子却把社会的理想、人生的信仰、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的不可调和看得高于一切,往往以生命的消逝(包括自杀和被杀两种情况)作为个人的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比如屈原以及中国文革时期的老舍、张志新、遇罗克等人……。(p15)”,这个观点和例证实在不好理解。自杀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个人因各种原因不想活了,自己要死——这还可以说用自杀来“作为个人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另一种是别人让你死而不得不死(如皇帝赐死),那就不是“自杀”的人发表什么宣言了,而是皇帝发表宣言:看,□□□□,这就是下场!而被杀呢,是自己不愿意死,“被”别人把头剁了,“生命消逝”对他们来说是一万个不情愿。对一个不情愿的人或对一个没料到自己要死的人来说,怎么可能用来“作为个人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呢?相反,这也是掌握生杀予夺的人(或部门)的宣言:看,□□□□,这就是下场!从实例来看,老舍投湖(最典型的还有陈布雷和田家英等)自杀是“表示抗议”或“士可杀不可辱”或“以死明志”等“个人无声的人生观宣言”这还说得过去。而和坤被皇帝赐死,他能表达出什么“个人的宣言”呢?至于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张志新和遇罗克等人,完全是错案冤案,他们当时根本无法表达出“个人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这些人的冤死屈死,若干年后由其他人来总结出各种“意义”、“价值”和“作用”,而逝者本人的“个人宣言”在当时、现在或将来都是无从表达的。
       9、自赎和救赎。这两个词在黄叶斌先生的文集中出现过多次,大多用得比较正确的,但也有几处似用得不甚妥帖。自赎。泛指自己弥补罪过,自我赎罪。在中国传统典籍中这个词一般是实指,即指有犯罪过失或以资财入官赎罪或立功以赎罪。现在有一种车祸的处理可看肇事司机赔偿金额的多寡,以及因这种多寡取得受害人的谅解程度来决定最后的处罚,或可看作是肇事司机在一定程度上的“自赎”。当然这个词现在好像也扩大了内涵用于精神或信仰(缺失)方面,如“精神自赎”或“情感自赎”等。在评《一生两半》和评方方的小说中还有其它不少地方都用了这个词,先且不论是否符合词义本身,感觉有几个地方用得不知所云。如“打工生活是一种物质和精神自赎的漫长历练”(p40),“作者以一个普通青年的成长经历和自赎败北的典型个案……(p183)”,“主人公涂自强因晚期癌症而殒命的结局,是否在自赎的悲伤中,给人一种……。”我就弄不明白打工者或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为什么要“精神自赎”?他们有原罪么?或者在打工时期、读大学时期犯了什么罪行而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现在良心发现需要“精神自赎”和“物质自赎”?需要给受害者一些补偿或戴罪立功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吗?这都挨不着边呀?莫非所有的农民都是前世作孽过多?都是从十八层地狱中偷跑出来重返人世的?想来黄叶斌先生不会作如此判断吧。P166一段中“只是需要了解一下现代人的精神孤岛是如何在蚕食……,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自赎自嘲自残自虐行为了”,这些人如果还知道“自赎”,就不会发生这些光怪陆离的行为了。救赎。救赎,圣经中把耶稣为解救世人、洗脱世人的罪而献身叫做救赎。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还没有收录“救赎”这个词(笔者注:最新版现汉不在手头,未检索)。但在国外许多文学作品当中出现过这个词。“救赎”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理解这个概念是理解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线索。基督教义认为,人类始祖使其罪过传至后代,致使整个人类都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和后天犯罪导致人间充满罪恶,而人类自己解救不了自己(无法自赎?——笔者自问)。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大发慈悲,派遣其独生子耶稣降临世间,拯救人类。耶稣基督为了赎世人的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这就是“救赎”。所以,救赎源出于有着深刻含义的基督教义,而自赎则出自本土,两个词的源出不同,寓意不同,用法不同,不可混淆。同理,文集中出现的“自我救赎”(p64等)是一种想当然的“人为构词”,其能指(语法和逻辑关系形成的词形)是不正确的,而所指(想反映的事实情况)因能指不明也根本无法表达出实际境况。毋庸讳言,我们也陆续看到现在有些文艺作品中也使用了并非基督教义上的救赎,他们使用得是否正确,是否乱用和滥用,我不敢妄加猜测和评论,但救赎的出处何在?本意何在是值得了解并正确甚至是精准的运用的。
       10、潘金莲到底“婚”了几次?“(潘金莲)终于毫无牵挂地投入到西门庆的怀抱——哪怕只是五太太的身份,尽管有过与张大户武大郎的两次婚史。(p87)”初看到时愣了一下,金莲这娘们到底结了几趟婚我也不太清楚,只是感觉有点不对。搜了一下,金莲是“婚”过两次,前夫大郎,后夫就是西门大人。至于张大户与金莲那只是传说中有一腿,没过门,那应该不算结婚。所以,金莲下嫁大郎时是初婚,再嫁西门庆时只有过一次婚史。
       11、恨是爱的异化么?“异化”在文集中也是一个高频词。这个词曾在中国引发过一场政治风波,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似乎比较少用了。本文集中有些地方也似用得不太准确,试举两例:“在某种程度上说,恨是爱的极端表现或是最高表现形态,是对爱的异化(p117)”,“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适应改变,还是一种数祖忘典的人文异化(p189)”。从文中的前后意思上看,这都不是异化,是一种变化(变型、变形)。异化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是畸形发展;而异化必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消亡。上面这段解释,也出现在黄先生文集的p135中(大同小异),但具体运用“异化”一词时,给人以“大词小用”的感觉。如爱与恨本身是与生俱来、相生相伴的,在阶级出现前或消亡后,爱恨情仇依旧是会存在的,不存在谁异化谁或谁是谁异化的结果;人文或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都是人的能动性发挥作用),不同的社会人类或不同的阶级,对人文精神的诠释可能不尽相同(有变化),但不同的阶级(层)对人文精神也有共同理解和共同承认的交集,换句话说,人文精神是一种客观现象,如果有人把人文精神的经念歪了,那就不是人文精神而是其它什么精神。这不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形成的“异己力量”,是不会形成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异化”。我个人更感觉到“异化”是社会科学中一个比较专用的术语,反映在不同社会劳动条件下人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产生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的分析和界定,在日常具象工作生活中是不会遇到什么“异化”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都是一些变化、变形(变型)甚至“变态”,与社会科学名词中的“异化”无涉。
       12、二律背反与悖论。这是两个容易被混淆的词。本评论集中也有几个地方看起来用得不太贴切。“在情欲诱惑与理性坚守的选择中,小说主人公始终面对着以下几种二律背反的艰难煎熬(p158)”。我觉得那几种“煎熬”一个都不是“二律背反”,只是主人公面对“正确与错误”的选择,而他在这个选择中还有一息“灵与肉”的对话与挣扎。“二律背反”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比“异化”要好懂:一个事情,你做也是对的,不做也是对的——这个对与错不是某个人的看法而是“规律”公认为正确的,但这两个“正确”之间有矛盾冲突。当年在课堂上我的老师举了一个通俗浅显的例子:两辆完全相同的车以相同的车速行驶在两条很窄但等宽的路上(不存在支路干路之别),分别由南往北和由东往西,在十字路口相逢,路口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警察。这就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驾车的双方都没有错,都是正确的,但这两个正确的命题出现了矛盾冲突——要撞车。这则二律背反矛盾事例的解决方法是双方或者一方作出让步,或者撞车——撞车(极端的方法)也是解决二律背反矛盾的一种方法。
       评论集中p166的用法也值得商榷:“面对社会生活的潜规则,是适应着进入参与,还是坚挺地对立抗衡?这个二律背反的命题,着实让人纠结头痛。”所谓适应着参与“社会生活的潜规则”,就是自降道德标准或触碰法律底线,这明显是不正确的命题;与“社会潜规则”坚挺地对立抗衡,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明显是道德和法律所要求的,是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显然不是“二律背反”而是正确与谬误的抗衡。
       悖论也是作者喜欢用的一个词,有几个地方也感觉用得不甚准确。如p149中“也就不能理解这样一种社会悖论了:当普通老百姓面对腐败的丑恶时,就会诅咒痛斥,而一旦他拥有一定职权后,便会得志猖狂,效尤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悖论”,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台下所言与台上所为“相悖”(悖:混乱、相冲突、违背道理),但“相悖”不是“悖论”,悖论是两个命题相矛盾但又能各自“自圆其说”,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悖论的粗浅概念可参考比较经典的说谎者悖论、理发师悖论和唐吉诃德悖论等。
       13、中国的封建帝制有几千年?在《历史记忆的京韵绽放》一文中:“……前者代表着五千年封建帝制的没落、腐朽与衰亡,后者代表着新的文化……(p260)”。我们说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这是习惯性的表达,象征着中国文化历史的久远。但中国封建社会却没有这么长。按照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比较一致的结论,认为封建社会是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1921年初)成立中华民国,有将近2400年的历史。
       14、阿Q什么时候“自慰”过?“善良的人们只好把未来的愿景寄托于一种虚无缥缈的精神幻觉和阿Q式的自慰自欺之中了(p125)”。自慰,过去称为手淫,民间有称打飞机、打手铳、撸管等(多用于描述男性的自慰)多种说法。因为自慰的方法有很多种,而且并不一定非用手不可,加上“淫”在中文为贬义词,而“自慰”基本上还算是正常的性行为,所以现在不称“手淫”而代之以科学的称呼为“自慰”。鲁夫子的《阿Q正传》早年读过多遍,印象中阿Q喜欢吴妈,并向吴妈表白想跟她困觉;也摸过小尼姑一把,还好没根据地猜想:和尚摸得……。阿Q擅长的是精神胜利法,玩的是形而上,虽然这大法中有自我安慰之功效,但他绝没有与形而下结合起来,让自己在精神胜利的时候生理上也舒服一把,这也许是鲁迅先生的一个败笔。开玩笑了。写到此想说明的是“自我安慰”绝不能缩略成“自慰”,就像马季先生相声段子中所说:上海吊车厂职工是不能简称为“上吊职工”一样。评论集中的“自慰”一词出现在不少地方(也有运用正确的),这是需要甄别和加以注意的。
      15、用笔“讨伐生活”意欲何为?“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既要以写作的姿态奉养家人维持小康水平(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用一只笔讨伐生活’)……”(p141);“在写作目的和或写作心理上,大概也有几种思考和选择:用笔讨伐生活为一种职业……”(p238)。看到第一处这样写以为是笔误或误植,但文集中两处出现用笔“讨伐生活”,这就说明有点问题了;第一例是引用原作者的话,所以还不知道谁是“讨伐生活”的始作俑者。从文意来看,似乎是把写作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讨生活”,即寻求生路;过活。清李调元 《诰授中宪大夫永定河道韫山陈公墓志铭》:“公忽谓余曰:‘吾父母春秋高,急须禄仕,大丈夫要当赤手博功名,安能从文字间讨生活乎?’”(引自百度)。而讨伐则是出兵征讨和出兵攻打的意思,用笔讨伐生活是对生活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口诛笔伐。这“讨”与“讨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讨”是可以用字换米收得三五斗,聊补无米之炊(现在也可以“讨”成大款,如小四等人);讨伐生活则面临无法估量的付出和无比惨重的代价,如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的几十万右派等人。借用一句网络语言:(用笔讨伐生活)这到底是想闹哪样?
       16、考量是大陆原生的一个老词,我还以为是台湾媒体发明的新词。“考量”指思考衡量,本意是对一件事情和对事态的进展,反复斟酌和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判断。一般用于书面语,口语中也经常用到。李大钊《国民之薪胆》:“我国政府犹声称未经承认之条款,尚可再加考量,而日本雷厉风行之最后通牒,已于五月六日电寄北京矣。”考量这个词语是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1949年以后大陆用“考虑”,在台湾地区还一直习惯使用至今(引自百度)。如果上面的解释是正确的,那p70中一段“20年如一日地在文学的朝圣路上笔耕不辍,则更是一种意志的考量与精神的执著”,这里的“考量”是用得不正确的,或更像是“考验”或“测量(衡量)”?
       17、还有一些看起来也是“硬伤”,但明显是手民误植,如p44文中“扬清击浊”应为“扬清激浊”,p247“我们知识”应为“我们知道”,p152“一赌为快”应为“一睹为快”,p283“苞谷掺儿”应该是“苞谷糁儿”,p36“摞下话筒”应为“撂(或搁)下话筒”等等,我没有统计这些手误或误植,但目测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三的允许差错率。这些误植的“小硬伤”都是著作的常客,作者想方设法将它们赶尽杀绝但它们总会有几个幸免于难,着实无奈。
       这部集黄叶斌先生30余年之创作心血的大作,着实不易,在这座辛勤劳作垒成的于个人创作道路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大著之山上,其不足与小疵也是高山之一抔,确实是白璧微瑕和微不足道。我们看到的正是他不遗余力并长期坚持不懈地为文学生长“鼓与呼”,也看到因了他的“鼓与呼”而拓展了成长空间的文学园地春意盎然。正所谓黄钟大吕,为文学生长鼓与呼;兰台花开,传惠风馨香及郢中。
        从文集的后记中推测,黄叶斌先生今年好像是花甲重绽放,如所猜不虚,谨以曹丞相诗相赠: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从岁时上论,先生也正值进入创作的金秋之季,先生如椽大笔当不负时节,生命之泉不竭,评论之花常开。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翠柳街1号 湖北省作家协会 电话:027-68880616 027-68880679
Copyright @ 湖北作家网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09015726号 www.hbzjw.org.cn
技术支持:湖北日报网

黄钟撞响:倾听那厚重久远的铿锵和鸣——黄叶斌文学评论集《为文学生长鼓与呼》读后

2016-04-28 00-00-00

 在寄钱购买这本集子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本 “有份量”的书,但书到手后掂量了一下还是有点吃惊,48万字、23个印张和68元的码洋,怎么说都是“鸿篇巨制”了。
      序言有五篇,其中张炯先生是我很喜欢也很尊敬的老一辈文学评论家,樊星也是评论大家,在省内的报刊上经常看到他的评论文章,还有网上很活跃很眼熟的元辰版主。
      这五篇序言,都从不同的角度撮其精要的推介和评价了黄叶斌先生的这本评论集。我看完这本集子的全部作品后,觉得不管是学院派或是草根派(如果一定要这要划分的话),他们的评价都是很中肯的。
      通读之后掩卷扼腕,击节感叹:真不容易!
      在或快或慢或粗或精的阅读中,文章的特点和风格如同苍茫逶迤中之河山,阳光穿云而过,霾散雾开,山川河流轮廓渐次清晰,慢慢便立体化地矗立起来。这本评论集,给我较深刻的印象有五。
      一是对评论工作的“敬业精神”和“深彻理解”(张炯)以及“深爱文学、文友”的“佛子之心”(元辰),再加上持之以恒、“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坚韧之力。
       文学评论工作或评论家是什么?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或称谓,黄叶斌先生形象地将评论家比喻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裁缝工匠”、于未开拓处发现文学钻石的“探矿先锋”和经常遭人白眼的“文化奴仆”。也许这些还没有穷尽一个评论家应有的称谓或者说还不够全面,评论家们也没有在这个称谓问题上缁珠必较太过纠结;评论家该做什么和怎么做,黄叶斌先生的理解是值得推崇的,“评论家不是真理的绝对代言人、不是被评对象作品的审判官、也不是主宰作品价值和影响力的廉价推销员,他只是普通读者中的一分子,是与作者一起共同完成作品终极价值的鉴赏者,是在阅读和解析文本时的文学探矿者”。我个人这方面的主张与黄叶斌先生大致相同,从他的诠释来看,这无疑是他“深彻理解”的功力之所在,也是他的思想论和方法论之一,这种思想和方法贯穿于他的全书之始终,是值得推崇和尊敬的。
       被张炯先生誉为“最有创意”的,也是樊星所呼吁的“关注民间文坛”的部分,是这部评论集的精华之一,元辰先生作为“同一个战壕的”笔友,则称他有一颗“深爱文学和文友的佛子之心”,大约也指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容我猜度,专业评论人士的触角平时难以伸到文学人才生长的最基点,但他们知道安泰不能离开大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名作家也是从这些大地的草根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当他们发现这里居然有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在基层从事文学象牙塔最基础的培育者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元辰则用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事例使榜样的形象得到立体的升华。
      有神人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理,一个人写点文学评论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写文学评论。几十年的纸上耕耘,青灯黄卷而禅精竭虑,这不仅需要对文学评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献身于此的“敬业精神”,而且需要日复一日、永不消褪的激情和“九死不悔”的努力,才能把自己鲜活、奔腾的思想瓜瓞绵绵地码成一笔一划的中国汉字。多年的辛勤耕耘,已经使文学评论创作成了他“业余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生命状态”(后记p341)。据我粗略统计,在本集93篇评论文章中,有62篇占三分之二的文章是曾经发表在各种报刊等媒体上的。不知道这是多少耕耘、多少汗水、多少心智才换来的成果,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民间俗语云:没有犁坏的田,只有累坏的牛。好在黄叶斌先生这头文学评论之牛在文学的大地上愈耕愈勇,老而弥坚,达到了“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境界。
      其二是熟练掌握了文学评论这一文体的方法和技巧,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对个人、单著(作品)的评论上,而且对大型文学活动、对文学门(流)派和区域性的文学思潮(现象)也能高屋建瓴地进行宏观整体评判。
      文学评论的写作与别的体裁文章有所不同,它首先要看评论者的阅读能力,以及通过阅读而夯实的阅读经验,这种能力与经验的结合获得的对文学程式深度和范围的理解、掌控;其次是评论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学养积淀。
      从本评论集封面勒口的作者简介中我们可以知晓,黄叶斌先生是时代的文学“弄潮儿”,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学术训练上是有“童子功”的,其后不论在基层或在机关都从事着与文字有关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80年代始,就开始与文学评论结下了不解之缘。多年来他“以欣赏的心态接触、阅读、挖掘和揭示之,比较充分而细致地发现的描述出其审美价值与现实底蕴”(后记p343),所以,当我们读着340多个页码的评论文集时,就可以感觉到一种人格魅力和逻辑力量在时刻点醒你:这是个行家!
       构成这部集子的主要内容,大多是对单篇作品和某人作品集的评论,共72篇,占全集的78%;《读〈兰台风韵〉》(系列)、《莫愁湖“青春诗廊”“校园风铃”栏目作品印象》等评论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文学现象和作品风格的集中评判;《钟祥市乡土作家群透视》、《武汉作协签约女作家中篇小说系列印象》,则是对地域性(或地域性中的某些局部区域)的文学现象和流派进行归纳分析;《钟祥日报“世纪畅想”征文述评》等是对文化活动的讲评和综述。这林林总总的文学活动,其形式和内容、深度和广度都不一样,但在评论集中,都有十分贴切而程式各异的文体,中肯独到的分析和精彩瑰丽的语言,高质量地进行评论。而这些辛勤工作,无疑对被评作者或作品、对地区或流派、对群体或活动,都起着很重要的推广、促进作用。
       作者对自己的评论技巧(方式方法)一直是要求很高的,他在“后记”中写道:(由于)“比较重视于逻辑思维的演绎和论证......因而在篇幅上比较长,在语言阐述上显得有些沉闷和臃肿、拖沓和凝滞。......由于格式化的评论范式影响,有些文章写得比较拘谨死板,而活泼灵动不足。”这,或许在有些评论中点滴存在。诗人郭小川有诗云:“山中的老虎,美在背,树上的百灵,美在嘴;咱们林区的工人哟,美在内。” 而评论文章的美也许就美在“辩”。严密的逻辑论证、缜密的思辨演绎,范式的相对固定等,舍此那就不是评论文了。当然,在不影响文章评论主旨的前提下,形式上活泼一些,语言上风趣一些,使可读性更强一些,那当然更好。而这方面,黄叶斌先生也作出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总之,在纷繁芜杂的各类作品面前,作者如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般地阅读、分析、归纳、评判和论述,“莫不中音”,本评论集中洋洋洒洒的一一篇观点、例证、语言及结构都属上乘的评论文章就呈献在读者面前。
       第三个特点是,作者具有较高的文艺理论修养,并能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解读、评判原著,用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文笔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激发读者对原著的兴趣并对原著的阅读提供引导;同时,也对原作品的总结和进一步升华向原作者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
       文学评论是一个理论性较强的作文体裁,崇尚思辨和强调分析,以及作者认为的“逻辑推绎”,因此,评论作者没有一定的文艺理论和学术素养是很难准确“思辨、分析和推绎”的。黄叶斌先生的评论中,在他尽可能用通俗和平易的口吻论述作品时,可以看到他不失时机地、准确地引用中外文艺理论家的科学理论结论以及文艺思潮和学说的基本公理,这不仅增加了文集的理论色彩,而且使评论更加精炼和有说服力。
       中国文学评论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文学评论(批评)的抒情性。“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我们从集子中看出中国文学批评的这种传统在作者那里被继承和光大,无论是评金道行的《我看香草美人》或评陈峻锋的《三炷香》以及崔云的《云儿飘飘》等等,都可以体察到作者“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阅读、评论过程。他对所评作品、作者的敬佩、赞颂、体察以及同情,都从自己的笔端汩汩流出,时而湍急,直抒胸臆;时而缓流,曲径通幽,但这种“生于文之情”是一以贯之于全集始终的。
      这种把西学文学评论中的思辨及逻辑演绎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抒情传统相结合的方法,使得评论有着较强的理论力量和情感的亲和力,评论者得出的分析结论,使被评作品得到一定程度的升华,相信也能被原著作者引为镜鉴,作为今后的(写作或修订时的)重要参考依据。而被评论作品也能引起未能一睹真容的其它读者的阅读冲动或相见恨晚之憾。
     “......笔者正置身于作者的‘三炷香’中,主动而欣慰地接受着、感受着、触摸着、体验着、同化着、幻觉着:缕缕书香一点点地升腾着、飞旋着、弥漫着,他们化为精魂缠绕着我的五官、轻吻着我的体肤。于是,如饮醇酒韵味绵长,香气扑鼻七窍顿开;似临天池神怡,冯虚御风羽化登仙......”(p18)。没错,这不是散文,是评论中的一段文字。作者凭着较扎实的文字功底,把通常显得呆板、作古正经的评论文字写得声色并茂、文采飞扬,使读者在欣赏评论文章层层剥笋、步步为营的辨析的同时,也可享受美文带来的愉悦,这是留给我的第四个深刻印象。
       有些论者的理论才气和叙述能力尚可,但文字出来却面貌可憎,读同嚼腊。这与作者本身的文字修养功力有关,也可能与出版社编辑的指导思想有关。在很多情况下作者的第一手文字是有自己的风格的,但在编辑的“要求”下却改得失去个性和风格,成为千人一面的文字“木乃伊”。赵本山曾描述过“春晚”小品预审过堂的情况,当旁观者都捧腹大笑,甚至笑掉了下巴、笑出了眼泪时,那三几个掌握作品生死予夺的终审者却一个个呆坐在那里脸色铁青。最后审定者一定要用各种非艺术性标准把作品改得如鸡肋......。黄叶斌先生这本集子的三分之二都是经过编辑之手后正式刊用过的,但尽管经过有些编辑的“摧花辣手”后,文章中的精彩文字依然俯拾即是,不少华彩乐段仍在堂绕梁。作者在评论陈洪金散文笔法时称赞道:“(他的)文笔和风格是一朵唯美的妖姬花,是那么地引人注目勾人魂魄令人遐思。他的文字仿佛是一个浸透了云贵高原灵山仙水气息的魔法师,给人以空灵而超越的回响、生动而飘逸的幻影。(p51)”我认为,将这些诗一般的赞誉“借花献佛”回赠给写评论文章的黄叶斌先生也是非常恰当的。
       我还想多褒奖一下作者在精心构思文章题目上的心机和妙手。大凡写作者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标题是文章的眼睛。老话也说得好:看报看题,看书看皮,也就是看书的标题。谁都想使自己的文章眼睛明眸动人,顾盼神飞,但真正做到却谈何容易。翻开评论集的目录,精彩出众的标题鳞次栉比,信手拈来即是精品。试举几例与诸君共赏,如评欧阳杏逢散文集的标题是:“打工文学:精神坚挺的诗意人生”,不仅概括了作品的写作范畴,也对打工者的物质创造和精神追求给予了恰当、准确和艺术性的褒奖;再如张灵均的系列散文以山水文化为对象,评论文章冠以题目是:“山水文化:浸润、敬畏和离殇”,看了评论后才觉得这三个词真是该文章标题的不二之选,“浸润”,人类就是逐水而居才有了自身的发展,山水的浸润养育了我们;“敬畏”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文明现象,但现当代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却丧失了对大自然应有的尊重,对大自然的亵渎和不恭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曲解和误读在一定条件下(或一定意义上)的“人定胜天”,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言:“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离殇”在此也正是标题眼睛中的亮点,我喜欢、崇敬这个带有悲情的词。面对我们地球的“血液及血管”的污染,面对那些有意或无意参与杀戮河流、湖泊的利益集团和愚氓们,从我们个体的能力上看,确实有无力回天之憾——水体的污染和自净能力凋萎丧失的那一天,也就是人类灭顶之灾的开始。到那一刻,即使投江蹈海,也没有一滴干净的水体来荡涤我们污浊的躯体和屈辱的灵魂,即使上帝也无法再救赎人类。还有如“还原屈原:精神分析下的文化伟人”,“在精致与优雅的河道上漂流”等,都让人赏心悦目,可拈须品咏再三。如果说有人稍嫌黄叶斌先生的文字有拖沓与重复之累,但标题却几乎是字字珠玑,或为不刊之论。在通读黄叶斌先生的评论集时,也读到他评论杨孟琪作品中关于文章标题的论述,“某种意义上说,标题是一篇文章的‘文眼’,是诱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香饵’。(p256)”黄叶斌先生深得个中三昧,谙熟此道并以身作则,对文章标题精雕细琢,使“文眼”更加明澈,“香饵”更加诱人。
       第五、作者的普世价值和人文情怀以及健康的道德观、价值观,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使作者在一个制高点上牢牢把握了全部评论作品的基调。同时,分寸的把握和适度的隐忍也使本评论集有一种稳健和牢固的风格。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中国当作家难,写出好的作品更难,当一个好的评论家则难上加难。我感觉黄叶斌先生在长期的评论生涯中,面对众多的作者和作品,这其中有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业余作家中则来自各行各业各色人等,他都饱含着普世观点和人文情怀,以平等、公平和理解的态势楔入,将自己的感情和作者的情绪融为一体;但同时,作为评论家,他始终站在思想的制高点上,把握着评论文章的基调。如评论刘清华文集《爱不卑微》一文中,针对作品中对假丑恶现象的鞭挞,对不正之风的嘲讽,对人性弱点的揭示,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一般评论文章都会同仇敌忾,一起喊打,但黄叶斌却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说,恨是爱的的极端表现或是最高表现形态……,更具有震聋发聩的社会价值和引人思索的思想内涵,……,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和理性思索,体现了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这样的评说,有高度但不高亢,有强度但不勉强,有激情但不“粪青”,理性与情感交融,褒奖与鞭策同在,极有分寸感。在不少评论文章中,我还觉察到或明或暗的“隐忍”手法,不管从思想上还是技术上,话说满了是评论者的大忌,这些在他的评论文章中都照顾得比较周全。
       当我在这本集子的字里行间徘徊之时,评论集中闪烁的思想火花、精炼的语言艺术、精巧的段落结构和不落俗套论述设计,一如当阳玉泉寺的珍珠泉,串串涌泉不时带着阳光映射的七彩之光,像珍珠一样四处翻腾而起。我撷其菁华,也结合我个人的喜好,认为上述五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要细细罗列本评论集的优点,即使开出一张长长 的清单,也难免挂一漏万和存遗珠之憾。
       说点不足也是评论文章的惯例了。元辰在序言中的一句话有点意思——评论这活出刀不见血没意思,出刀伤人尤其伤了兄弟更没意思——但我却有点不太同意这个意思的意思。
       相传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一首诗写得好: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篡改一下:你说或不说我,优点就在哪里,不增不减/你批或不批我,/缺点还在那里,不来不去。 窃以为只要是言之有理,与人为善,指出文章中的不足或失误,本身就是评论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被评论作品(作者)的一种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帮助和尊重—正如高明的外科医生割除毒瘤,手起刀落,一刀见血,割除了毒瘤,流点血算什么?如果医生在清除肿瘤的时候还看朋友情面多少留一些,难道这就是不伤朋友之情?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则遇到二把刀甚至是兽医,误读误判,该锯左腿却把右胯子卸了;二则可能出在被评论人的睿智或气度上,自视甚高,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木有办法,随便啦。好在文艺批评是允许作反批评的,你来我往论上几个回合,道理也就差不多清楚了。
       在全部阅读完黄叶斌先生的评论作品后,钦佩之中,也觉得在有些方面我和他的看法、观点不尽相同。产生这些不同有性格原因,也有社会经历等原因,其中大多数是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好坏的,只是仁、智之见。有一些则是属于所谓“硬伤”,其中又有自己写错或手民误植,还有一些可能确实误用了,是值得商榷的,在此也浅析一二并就教于黄叶斌先生和其它方家。
       一、感觉对论主特别是一些稍有名气的论主缺乏评论家应有的质疑精神和批判锋芒,行文中有意无意高估了作品的阅读价值和赋予作品本身并不具备的光环。评论集中第一篇评任蒙散文的审美境界就存在这个问题。任蒙的散文近些年来逐渐被人们所关注,也荣获过一些较高的文学奖项,说明他的成果还是被大家所认可的,我觉得他的作文视野和作文技巧方面确实大有长进。但黄叶斌先生认为任蒙散文有“强烈的批判精神”(p2)我觉得这所指不明。他的散文中有一些是对古迹、遗址的探访,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审视,其中有一些看法、观点不落窠臼和与前人有所不同,对“死老虎”“死苍蝇”放心大胆地鞭挞一番,这都值得一赞。但这种批判远远没有达到“强烈”的烈度和力度。在阅读时甚至感觉到每逢关键点上他的枪口突然会没了准星,有时候眼看着他朝皇帝一枪却刺死了一旁的大臣,该给大臣一枪的时候却刺中了太监,该给太监一刀的时候却砍了宫女的脚。也许,杨人猛并不是这样想的,但他的身分和职业也许对他的创作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身不由己”的无形枷锁在作品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可回避的有形翳障。(作品不在身边无法举具体例子,但这是我阅读任蒙作品时感觉很明显的一种缺憾)。
        在对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评论中,坦率地说,这篇评论文章立意是很好的,有些评论也很精彩,但把它作为“新写实”小说并认为小说主人公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楷模”,我实在是没有看出主人公“楷模”在哪里?方方在塑造这个“典型个案”的同时,回避或忽略了由这种千万个的“个案”形成的“共性”,是该小说最大的败笔。虽然生活本身就是“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我们也并不希望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披上一件光明的外衣或拖上一条光明的尾巴。而方方把所有的囧事、倒霉事和偶发事件都“艺术地”“夸张地”集合到一人身上,暗示主人公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一切努力、奋斗(自强)都是“徒劳”的(“涂自强”),这就不正常了。叶嘉莹先生在谈到如何界定吟诵诗词时的虚伪时指出:“当你的声音强弱以及诠释的表情超过了你对这首诗的感觉或说是感情的时候,就接近虚伪了”(参见席慕容文章《诗心不灭》),大师一言可谓“毫不留情,一针见血”。我们不管方方的出发点如何善良,如何愤世嫉俗,如何打抱不平,如何企望用语言艺术“替穷人说话”,但用这种带有粪青情绪和浅薄技巧的人物塑造是不能真正成为“艺术典型”的,只剩下虚情假意,其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以及社会意义都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黄叶斌在评徐慧莉的散文集《把春天接回家》(p112)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关键是具有一种发现的眼光,将一切负面的、消极的、悲伤的、痛苦的、沮丧的、懊悔的东西的事件转化为一种自我疗伤的药物,并且能够从中获得一种超脱的快意和自慰的欣喜”。这虽然不是同一本书的话题,但这段话作为方方这篇小说不太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感觉黄叶斌先生其实也发现或感悟到了这个问题,如p183第二自然段和p184的第一自然段的评论中,只是评论中不愿对方方直接大胆批评,而用正面语言正面论述,对作品中人物塑造不足暗示得太过隐晦(手头没有作品,凭印象谈)。
      也许是批评得太露骨了文章发表不了,所以干脆“自宫”拉倒。
      评吴闲云的《新说〈金瓶梅〉》(p86)一文中称“吴闲云的评述,只是还原了书本的本来面目而已,是一次正本清源的开拓之举吧”。我注意到评论文章写于2011年。我虽然对《金瓶梅》没有研究,但也在2011年前看过若干册评论专著,这“正本清源的开拓之举”显然有些过了。对于步入文坛的新秀,多鼓励一点,戴一点高帽、加点“光环”也无可厚非,但总的来说应恰如其分为好。而对名家名作,评论者天生就应该是一个质疑者(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要用高标准来“苛求”这些“人类灵魂工程师”,只看到优点,看不出问题,挑不出毛病,或虚晃一枪,收兵回营,那还要评论干什么? 我觉得评论应该像世界级纪录片大师、荷兰人伊文斯所说: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直到你们能理解我的疑虑与信念(参见《读书》2014.4p144)。
        二、在对某些作品进行分析时,笔触却离开了对作品本身的分析评论,而过多地对作者的身世、职业和为人进行评说,使“文论”成了“人论”,而“人论”有时又游离于作品的具体情节之外。“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这是文坛常态。在评论作品时,如果对作者有所了解,那对解析作品是有所裨益的。但这是帮助读者了解作品的一种“辅料”,不能喧宾夺主。在《朝圣者的文化情缘》(p80)一文中,三段中只有一段写到作品,而且只占本段落篇幅的约五分之二,其它都是介绍人与事。在评崔云散文集《云儿飘飘》(p63)一文中,作者除在开篇中介绍了作品概况和简单述评外,后两个展开的主要段落却成了人物生活经历的陈述。虽然原作者的生活经历与作品有极大的相似度甚至有可能就是自传体散文,但毕竟“人”与“作品”是有区别的,“形象大于思维”,作品是作家思维和艺术加工的产物,如果形象立得起来,那比作家本人的经历更具有文学性、典型性,也更能涵盖生活的丰富内容,给人们以艺术的享受并“寓教于乐”。
        还有一些评论方法也值得商榷、探讨。如《社会心理分析的文学读本》(p147)一文中,没有结合作品文本的具体情节分析而归纳出“定义”和“意义”(特别是第二节和第四节);《教书匠的副业及其生存境界》(p110)一文中,也撇开所评论的具体文章,就教育和教师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也可能是黄叶斌先生在评论方法上的创新尝试,也未尝不可。但窃以为这种评论方法吃亏吃力但效果并不太好,或为事倍功半。
        还有一点就是在介绍文章背景时,感觉个别地方有遗珠之憾。如在评介蔡章田的散文集《兰台情韵》(p56)中介绍关于“兰台”的由来,其实兰台的解说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有二:一说兰台是中国汉代中央档案、典籍库。兰台典藏十分丰富,包括皇帝诏令、臣僚章奏、国家重要率律令、地图和郡县计簿等,也是当时名儒著述的地方。班固曾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故后世亦称史官为兰台。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现在,“兰台”一词已成为用来泛指档案保管机构和档案工作的代名词,档案工作者也就被称为“兰台人”;档案新闻叫兰台动态,档案领域有杂志称《兰台世界》。另一说兰台就是位于我省钟祥市郢中镇中心,为四千年前楚人先祖抗御洪水夯筑的高台。春秋战国时期,兰台上宫殿辉煌,史称“兰台之宫”,为强大楚国的文化中心(以上两则均摘自百度)。黄叶斌先生不吝笔墨,把对故乡之爱尽遣笔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兰台的前一说也是值得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处所,在介绍兰台时只需一笔即可以捎带出它兰台的出典,可同时使两个兰台并蒂花开,或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其重心当然还是在钟祥兰台。
        三、评论文章中引为“观点例证”的作者本身权威性不够,因而对自己观点的支撑力不强,削弱了评论的强度和高度。在文章中引用经典名言既可以强化自己的观点,也有利于文章的轻松活泼和一定程度的“拓展阅读提示”。就学术界常识来看,引用文章都应该是在某些方面的佼佼者,他们的成果被公认,这样的引用才有可能被作为“观点例证”。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评论集中在p63、p199和p201中分别引用了三位观点例证的人不知是何方神圣,如果是新起之秀还不为大众所熟知,也应该加上一个适当的“头衔”予以“领起”。我也搜狗了一下,完全不着边际。一位是受人尊敬的已故将军,另一位则是刚被披露已经去世的“麦琪”(原名李英);一位与诗不搭界,一位虽然写过诗,但她的“语录”还远没有达到能够被引为经典、作为观点例证的程度,p63的那一位在网上连同名同姓的人也没有(均用搜狗引擎)。
       四、评论作品中还存在一些“硬伤”,有些可能是作者自己电脑输入时误打,有些也可能是出版时手民误植,虽有小疵但也无伤大雅;有些则是观点本身有误或对某个词语的概念理解、运用有误,这还是需要细细斟酌的。
       1、“民工”≠“农民工”。《打工文学:精神坚挺的诗意人生》(p39)”一文开始就定义错了。“民工,这个词语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民工,亦称为农民工,或者打工一族”。如果这样解释,这篇评论文章就废了。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民工堆里生活过好几年的,那是上个世纪文革前,在我省一个水利工地的民工大军的队伍中。民工的组成绝大多数是当地的(或是邻县的)农民,偶尔也有城镇里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或待分配的学生、复转军人等(短期),他们完成某项工程后就解散了(还有些人因家庭需要也可以回去,当兵了可以走人等,具体人数由出民工的地方政府组织调剂),需要的时候再由当地政府出面组织、征调。而“农民工”却不一样了,先看看《读书》杂志2014年第5期杨炼的说法:“什么是‘农民工’?细想想,这词确实造得突兀:农民和工人,一乡村一城市,本来隔行如隔山,现在就那么直接‘堆’在一起了。它是什么意思?既农又工?半工半农?时农时工?农工之间,全无语法关联。”他直指“农民工”的造词者,“语法观念淡薄”。我的看法是:这造词者岂止是“语法观念淡薄”,而且还是“人文思想贫瘠”,虽然出自名校,但没有经受人文社科的教育和熏陶,到底还是差那么一截。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这个词纠结。试问,为什么战士退伍当了工人不称为“战士工”?为什么学生毕业后当了工人不称为“学生工”?为什么文艺体育工作者退役当了工人不称为“文体工”?却偏偏农民当了工人就称为“农民工”呢?我想了很多很多与“农民工”相同结构的“称谓”,好几年了都没想出来,只到写这篇文章时才突然想到一个“囚工”(也因此时我曾经的一个领导期满要出狱了)——没有活干的时候去坐牢,有活干的时候是工人;工人当不成了还是当牢囚。这种“囚工”与原本的“囚徒”是永远脱不了干系的。唉!这与被蔑称为“农民工”的还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农民工”这个称呼伤了整整一代由农民当上工人的这一大拨人的心,现在居然还出现“二代农民工”的称呼,这真是有悖人伦,伤天害理到了极点。
     “农民工”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个称谓问题,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特别在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我朝。
       希望黄先生能多考察一下民工和农民工这两个词在称谓上、实体上、时间上、语法上、逻辑上特别是人文意义上的云泥之别。
        2、“柔指化钢”是不正确的缩略词。“一种惠风洞开社会黑暗闸门的灵巧,一种柔指化钢的智慧……。(p132)”“思想家往往以柔指化钢的气质……,(P191)”“柔指化钢”应该是来源于西汉刘琨的名句:“何意不炼钢,化为绕指柔”,千百年来词义有所转变,用法有几种,如“百炼成钢化指柔”或“百炼钢化缠指柔”等等,钢可以化为绕指柔,而“柔指”是不可能“化钢”的,搞不好会被钢割伤。
        3、何为“中国版的梭罗河”?“在远离物欲、喧嚣、污染和争斗的绑架与诱惑中,在追寻中国版的‘梭罗河’的美丽意境中……。(P92)”梭罗河似曾有点印象,查了一下是一首印尼民歌,也译为“桫椤河”,年轻时听过(很老的印尼民歌,解放前就有人唱,改革开放后才在中国大陆重现江湖),但歌词的意境与评论文章中的意境却大相径庭。这意境疑与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名作《瓦尔登湖水》的意境几近相同,会不会是一时手误把人名与其作品名弄混了?
        4、帝王会为谁“题赠”?“它是怎样赢得唐宋两朝7位帝王的屡次旌表和题赠”(P20),但在历史文献中,还没有发现皇帝给谁“题赠”过什么的,只有“御赐”、“恩赐”、“钦赐”和“特颁”等字眼。这个没办法,谁叫他是皇帝呢。
        5、太史公到底是干什么的?“她像一名太史公记录着家庭的变迁史、心酸事、幸福味,……。(P61)”太史公在历史上主要是指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有的文章为了区别将司马谈称为老太史公,但一般指司马迁。网上查资料“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这有三层意思,一是太史公的官职时间不长,仅司马父子而已;二是工作范围比较广,“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有点像现代大机关办公厅主任的意思;三是自司马父子后,“公”降为“令”,职能也只是个处理文书的“书记官”了。如此来说,把“太史公”当成后来的“史官”的代名词是不妥当的。
        6、“超渡”如何“渡过”?“而为了灵魂的超渡和精神的愉悦而发生的事故……。(p166)”这有可能是误植也可能是误用,市面上错的人不少。百度云:超度,原指超越度过。目前,使用较多的领域是在佛教等宗教领域,已经逐渐成为佛教等相关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有“脱离苦难,功德圆满,到达彼岸”之意。不是在河里用舟船去“渡”,而是超越生死,共同到达涅槃彼岸的“度”。
         7、钱权交易不是商品原则。“其具体表现为:钱权交易的商品原则,权权互利的市侩哲学……。(p158)”“商品原则”实指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这是一条通俗的初级政治经济学常识,指的是商品交换也就是商品所有者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相互自愿让渡商品所有权的经济行为,商品所有者彼此让渡使用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过程;而在商品交换中则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无论生产力发展到怎样的水平,只要交换过程存在,等价交换就是就是一条铁律。“钱”作为货币形式,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扩大,逐步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里面根本就没有“权”什么事,政治经济学中都没有“权”在商品交换中起什么作用论述。之所以出现钱权交易,是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的违法现象,手握权柄的官人们“以权谋私”。“权”根本不是“商品”这是毋庸置疑的——某些人一定要把它当成商品,所以会犯错误所以会坐牢所以会掉脑壳。而“权钱交易”的过程也不是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尽管有几分相似,但那是拙劣的模仿而不是像商品交换那样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
        8、自杀和被杀怎么会是表达“无声的人生观宣言”的方式?“许多知识分子却把社会的理想、人生的信仰、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的不可调和看得高于一切,往往以生命的消逝(包括自杀和被杀两种情况)作为个人的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比如屈原以及中国文革时期的老舍、张志新、遇罗克等人……。(p15)”,这个观点和例证实在不好理解。自杀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个人因各种原因不想活了,自己要死——这还可以说用自杀来“作为个人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另一种是别人让你死而不得不死(如皇帝赐死),那就不是“自杀”的人发表什么宣言了,而是皇帝发表宣言:看,□□□□,这就是下场!而被杀呢,是自己不愿意死,“被”别人把头剁了,“生命消逝”对他们来说是一万个不情愿。对一个不情愿的人或对一个没料到自己要死的人来说,怎么可能用来“作为个人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呢?相反,这也是掌握生杀予夺的人(或部门)的宣言:看,□□□□,这就是下场!从实例来看,老舍投湖(最典型的还有陈布雷和田家英等)自杀是“表示抗议”或“士可杀不可辱”或“以死明志”等“个人无声的人生观宣言”这还说得过去。而和坤被皇帝赐死,他能表达出什么“个人的宣言”呢?至于文革中被迫害至死的张志新和遇罗克等人,完全是错案冤案,他们当时根本无法表达出“个人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这些人的冤死屈死,若干年后由其他人来总结出各种“意义”、“价值”和“作用”,而逝者本人的“个人宣言”在当时、现在或将来都是无从表达的。
       9、自赎和救赎。这两个词在黄叶斌先生的文集中出现过多次,大多用得比较正确的,但也有几处似用得不甚妥帖。自赎。泛指自己弥补罪过,自我赎罪。在中国传统典籍中这个词一般是实指,即指有犯罪过失或以资财入官赎罪或立功以赎罪。现在有一种车祸的处理可看肇事司机赔偿金额的多寡,以及因这种多寡取得受害人的谅解程度来决定最后的处罚,或可看作是肇事司机在一定程度上的“自赎”。当然这个词现在好像也扩大了内涵用于精神或信仰(缺失)方面,如“精神自赎”或“情感自赎”等。在评《一生两半》和评方方的小说中还有其它不少地方都用了这个词,先且不论是否符合词义本身,感觉有几个地方用得不知所云。如“打工生活是一种物质和精神自赎的漫长历练”(p40),“作者以一个普通青年的成长经历和自赎败北的典型个案……(p183)”,“主人公涂自强因晚期癌症而殒命的结局,是否在自赎的悲伤中,给人一种……。”我就弄不明白打工者或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为什么要“精神自赎”?他们有原罪么?或者在打工时期、读大学时期犯了什么罪行而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现在良心发现需要“精神自赎”和“物质自赎”?需要给受害者一些补偿或戴罪立功以拯救自己的灵魂吗?这都挨不着边呀?莫非所有的农民都是前世作孽过多?都是从十八层地狱中偷跑出来重返人世的?想来黄叶斌先生不会作如此判断吧。P166一段中“只是需要了解一下现代人的精神孤岛是如何在蚕食……,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自赎自嘲自残自虐行为了”,这些人如果还知道“自赎”,就不会发生这些光怪陆离的行为了。救赎。救赎,圣经中把耶稣为解救世人、洗脱世人的罪而献身叫做救赎。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还没有收录“救赎”这个词(笔者注:最新版现汉不在手头,未检索)。但在国外许多文学作品当中出现过这个词。“救赎”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理解这个概念是理解西方思想史的重要线索。基督教义认为,人类始祖使其罪过传至后代,致使整个人类都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和后天犯罪导致人间充满罪恶,而人类自己解救不了自己(无法自赎?——笔者自问)。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大发慈悲,派遣其独生子耶稣降临世间,拯救人类。耶稣基督为了赎世人的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这就是“救赎”。所以,救赎源出于有着深刻含义的基督教义,而自赎则出自本土,两个词的源出不同,寓意不同,用法不同,不可混淆。同理,文集中出现的“自我救赎”(p64等)是一种想当然的“人为构词”,其能指(语法和逻辑关系形成的词形)是不正确的,而所指(想反映的事实情况)因能指不明也根本无法表达出实际境况。毋庸讳言,我们也陆续看到现在有些文艺作品中也使用了并非基督教义上的救赎,他们使用得是否正确,是否乱用和滥用,我不敢妄加猜测和评论,但救赎的出处何在?本意何在是值得了解并正确甚至是精准的运用的。
       10、潘金莲到底“婚”了几次?“(潘金莲)终于毫无牵挂地投入到西门庆的怀抱——哪怕只是五太太的身份,尽管有过与张大户武大郎的两次婚史。(p87)”初看到时愣了一下,金莲这娘们到底结了几趟婚我也不太清楚,只是感觉有点不对。搜了一下,金莲是“婚”过两次,前夫大郎,后夫就是西门大人。至于张大户与金莲那只是传说中有一腿,没过门,那应该不算结婚。所以,金莲下嫁大郎时是初婚,再嫁西门庆时只有过一次婚史。
       11、恨是爱的异化么?“异化”在文集中也是一个高频词。这个词曾在中国引发过一场政治风波,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似乎比较少用了。本文集中有些地方也似用得不太准确,试举两例:“在某种程度上说,恨是爱的极端表现或是最高表现形态,是对爱的异化(p117)”,“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适应改变,还是一种数祖忘典的人文异化(p189)”。从文中的前后意思上看,这都不是异化,是一种变化(变型、变形)。异化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是畸形发展;而异化必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消亡。上面这段解释,也出现在黄先生文集的p135中(大同小异),但具体运用“异化”一词时,给人以“大词小用”的感觉。如爱与恨本身是与生俱来、相生相伴的,在阶级出现前或消亡后,爱恨情仇依旧是会存在的,不存在谁异化谁或谁是谁异化的结果;人文或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是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人文精神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都是人的能动性发挥作用),不同的社会人类或不同的阶级,对人文精神的诠释可能不尽相同(有变化),但不同的阶级(层)对人文精神也有共同理解和共同承认的交集,换句话说,人文精神是一种客观现象,如果有人把人文精神的经念歪了,那就不是人文精神而是其它什么精神。这不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形成的“异己力量”,是不会形成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异化”。我个人更感觉到“异化”是社会科学中一个比较专用的术语,反映在不同社会劳动条件下人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产生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科学的、抽象的分析和界定,在日常具象工作生活中是不会遇到什么“异化”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都是一些变化、变形(变型)甚至“变态”,与社会科学名词中的“异化”无涉。
       12、二律背反与悖论。这是两个容易被混淆的词。本评论集中也有几个地方看起来用得不太贴切。“在情欲诱惑与理性坚守的选择中,小说主人公始终面对着以下几种二律背反的艰难煎熬(p158)”。我觉得那几种“煎熬”一个都不是“二律背反”,只是主人公面对“正确与错误”的选择,而他在这个选择中还有一息“灵与肉”的对话与挣扎。“二律背反”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比“异化”要好懂:一个事情,你做也是对的,不做也是对的——这个对与错不是某个人的看法而是“规律”公认为正确的,但这两个“正确”之间有矛盾冲突。当年在课堂上我的老师举了一个通俗浅显的例子:两辆完全相同的车以相同的车速行驶在两条很窄但等宽的路上(不存在支路干路之别),分别由南往北和由东往西,在十字路口相逢,路口没有红绿灯,没有交通警察。这就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驾车的双方都没有错,都是正确的,但这两个正确的命题出现了矛盾冲突——要撞车。这则二律背反矛盾事例的解决方法是双方或者一方作出让步,或者撞车——撞车(极端的方法)也是解决二律背反矛盾的一种方法。
       评论集中p166的用法也值得商榷:“面对社会生活的潜规则,是适应着进入参与,还是坚挺地对立抗衡?这个二律背反的命题,着实让人纠结头痛。”所谓适应着参与“社会生活的潜规则”,就是自降道德标准或触碰法律底线,这明显是不正确的命题;与“社会潜规则”坚挺地对立抗衡,虽然有一定的难度,但明显是道德和法律所要求的,是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应该遵守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显然不是“二律背反”而是正确与谬误的抗衡。
       悖论也是作者喜欢用的一个词,有几个地方也感觉用得不甚准确。如p149中“也就不能理解这样一种社会悖论了:当普通老百姓面对腐败的丑恶时,就会诅咒痛斥,而一旦他拥有一定职权后,便会得志猖狂,效尤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悖论”,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台下所言与台上所为“相悖”(悖:混乱、相冲突、违背道理),但“相悖”不是“悖论”,悖论是两个命题相矛盾但又能各自“自圆其说”,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悖论的粗浅概念可参考比较经典的说谎者悖论、理发师悖论和唐吉诃德悖论等。
       13、中国的封建帝制有几千年?在《历史记忆的京韵绽放》一文中:“……前者代表着五千年封建帝制的没落、腐朽与衰亡,后者代表着新的文化……(p260)”。我们说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这是习惯性的表达,象征着中国文化历史的久远。但中国封建社会却没有这么长。按照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比较一致的结论,认为封建社会是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1921年初)成立中华民国,有将近2400年的历史。
       14、阿Q什么时候“自慰”过?“善良的人们只好把未来的愿景寄托于一种虚无缥缈的精神幻觉和阿Q式的自慰自欺之中了(p125)”。自慰,过去称为手淫,民间有称打飞机、打手铳、撸管等(多用于描述男性的自慰)多种说法。因为自慰的方法有很多种,而且并不一定非用手不可,加上“淫”在中文为贬义词,而“自慰”基本上还算是正常的性行为,所以现在不称“手淫”而代之以科学的称呼为“自慰”。鲁夫子的《阿Q正传》早年读过多遍,印象中阿Q喜欢吴妈,并向吴妈表白想跟她困觉;也摸过小尼姑一把,还好没根据地猜想:和尚摸得……。阿Q擅长的是精神胜利法,玩的是形而上,虽然这大法中有自我安慰之功效,但他绝没有与形而下结合起来,让自己在精神胜利的时候生理上也舒服一把,这也许是鲁迅先生的一个败笔。开玩笑了。写到此想说明的是“自我安慰”绝不能缩略成“自慰”,就像马季先生相声段子中所说:上海吊车厂职工是不能简称为“上吊职工”一样。评论集中的“自慰”一词出现在不少地方(也有运用正确的),这是需要甄别和加以注意的。
      15、用笔“讨伐生活”意欲何为?“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既要以写作的姿态奉养家人维持小康水平(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用一只笔讨伐生活’)……”(p141);“在写作目的和或写作心理上,大概也有几种思考和选择:用笔讨伐生活为一种职业……”(p238)。看到第一处这样写以为是笔误或误植,但文集中两处出现用笔“讨伐生活”,这就说明有点问题了;第一例是引用原作者的话,所以还不知道谁是“讨伐生活”的始作俑者。从文意来看,似乎是把写作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讨生活”,即寻求生路;过活。清李调元 《诰授中宪大夫永定河道韫山陈公墓志铭》:“公忽谓余曰:‘吾父母春秋高,急须禄仕,大丈夫要当赤手博功名,安能从文字间讨生活乎?’”(引自百度)。而讨伐则是出兵征讨和出兵攻打的意思,用笔讨伐生活是对生活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口诛笔伐。这“讨”与“讨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讨”是可以用字换米收得三五斗,聊补无米之炊(现在也可以“讨”成大款,如小四等人);讨伐生活则面临无法估量的付出和无比惨重的代价,如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的几十万右派等人。借用一句网络语言:(用笔讨伐生活)这到底是想闹哪样?
       16、考量是大陆原生的一个老词,我还以为是台湾媒体发明的新词。“考量”指思考衡量,本意是对一件事情和对事态的进展,反复斟酌和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判断。一般用于书面语,口语中也经常用到。李大钊《国民之薪胆》:“我国政府犹声称未经承认之条款,尚可再加考量,而日本雷厉风行之最后通牒,已于五月六日电寄北京矣。”考量这个词语是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1949年以后大陆用“考虑”,在台湾地区还一直习惯使用至今(引自百度)。如果上面的解释是正确的,那p70中一段“20年如一日地在文学的朝圣路上笔耕不辍,则更是一种意志的考量与精神的执著”,这里的“考量”是用得不正确的,或更像是“考验”或“测量(衡量)”?
       17、还有一些看起来也是“硬伤”,但明显是手民误植,如p44文中“扬清击浊”应为“扬清激浊”,p247“我们知识”应为“我们知道”,p152“一赌为快”应为“一睹为快”,p283“苞谷掺儿”应该是“苞谷糁儿”,p36“摞下话筒”应为“撂(或搁)下话筒”等等,我没有统计这些手误或误植,但目测远没有达到万分之三的允许差错率。这些误植的“小硬伤”都是著作的常客,作者想方设法将它们赶尽杀绝但它们总会有几个幸免于难,着实无奈。
       这部集黄叶斌先生30余年之创作心血的大作,着实不易,在这座辛勤劳作垒成的于个人创作道路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大著之山上,其不足与小疵也是高山之一抔,确实是白璧微瑕和微不足道。我们看到的正是他不遗余力并长期坚持不懈地为文学生长“鼓与呼”,也看到因了他的“鼓与呼”而拓展了成长空间的文学园地春意盎然。正所谓黄钟大吕,为文学生长鼓与呼;兰台花开,传惠风馨香及郢中。
        从文集的后记中推测,黄叶斌先生今年好像是花甲重绽放,如所猜不虚,谨以曹丞相诗相赠: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从岁时上论,先生也正值进入创作的金秋之季,先生如椽大笔当不负时节,生命之泉不竭,评论之花常开。
                    
                                

通知公告动态信息市州文讯作品研讨书评序跋新书看台专题专栏湖北作协
Copynight@湖北作家网 All Right Reserved
技术支持:湖北日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