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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作家畅谈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

来源:中国新文学学会    发布时间:2019-07-17    作者:中国新文学学会

  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汪政,原湖北省作协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先霈,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贺仲明,武汉大学教授陈美兰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莅临会议。会议围绕着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的关系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助推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繁荣发展。

  本次会议的重要发言整理后刊发于《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刘醒龙的启示

  坐在今天这个会场我非常感慨。我不是第一次来参加刘醒龙的作品研讨会了。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研讨会,电视剧《圣天门口》研讨会我都参加过。《天行者》获得茅盾文学奖,我也是当时的评委之一。但是我并不能说对刘醒龙的创作有多么熟悉,更不能说有深入的研究,我今天主要是来祝贺的。今天的会场里,几代学者聚集一堂,大家是从全国各个地方赶过来参加这个研讨会。首先,我要对我们本次研讨会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也特别感谢湖北省,武汉市党委、政府、特别是宣传部门、文联作协对文学事业、对当代作家的创作、对刘醒龙本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特别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对当代作家特别是湖北作家创作成就的肯定和重视。

  今天的研讨会非常重要,刘醒龙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文学成长,他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他这么多年的创作不断求新求变,同时又有很多自己所坚持的不变的执着。接下来,我们要用一天半的时间去讨论这些话题,我觉得很有价值。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并不是说研讨刘醒龙本人,为他加冕、庆功,而是对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进行学术研讨。这既是在讨论刘醒龙,也是在讨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话题。

  关于刘醒龙的近年来的创作,结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我谈三点关系或者说启示。

   第一,刘醒龙持之以恒坚持创作的启示。坚持创作是刘醒龙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并不简单是个外围性问题。刘醒龙在湖北甚至在全国也是非常少有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他获得鲁奖很早,进入新世纪后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应该说他的荣誉基本贯穿了他的创作史,但是刘醒龙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他持续获奖,但是他没有接下来松口气、享受荣誉带来的惬意的想法。他坚持创作,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这种坚持创作,不是通过演讲、创作谈、接受记者的访谈来维持自己的声誉,而是继续的深入思考,不断拿出大作品,特别是创作长篇小说。我们今天研讨的是他的近作,实际上主要是《蟠虺》和《黄冈秘卷》,其实从《蟠虺》到《黄冈秘卷》,就是我刚刚说的坚持创作大作品的最好证明。当然,作为一个勤奋的作家,他同时创作了很多散文作品,特别是近年来结集出版的《上上长江》也是上乘之作。这种坚持小说本位又坚持创作新作品、大作品的行动本身,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文学、文化的氛围和气息下,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第二,刘醒龙的创作有一种艺术自觉,努力在追寻历史和现实的融合。刘醒龙的创作,从题材上,是在呈现历史和表现现实上都有丰富的、重要的收获。从表现历史题材上来说,我觉得中国新时期这四十年的小说创作的发展其实还是有些变化的,我们就说一些浅性的、表面的或者形式上的一些变化。新时期初中期的历史题材,就是直接进入历史,历史空间都是相对的、具体的,比如说湖北的老一代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及后来的二月河的系列作品,孙皓晖的《大秦帝国》,都是直接进入历史,当代的启示是一种间接的回响。后来慢慢的发展,出现另外一种创作情形,即在呈现历史当中不断的带入当代现实,也就是从当代的视角去返回历史的现场。这种题材创作以现代历史题材为多,比如反映近代以来,五四以来,抗战以来,等等。但是新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网络文学出现之后,历史题材就不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种情况了,网络文学里面有着很重要的创作叫做穿越,有了穿越以后,无论你是写唐代、战国还是春秋,总之,再遥远的历史跟今天的当代人都有着某种奇怪的、荒诞的甚至是奇葩式的勾连。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带着手机回到唐朝,这都是在在小说里、在电视剧里可以看到的。而在现代历史的表现当中,由于有了百年史、家族史的创作热潮,一个作家要写一个家族史、百年史,都要尽量把历史线索打通,所以现代和当代勾连在一起,是一种线性的延长。当然对于每个作家来说,创作具体的细节上还是存在不同的。

  刘醒龙给我们提供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他的《蟠虺》和《黄冈秘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消融了历史的线性划分,他笔下的历史和现实不是一种延长、延伸,而是一种融合。比如说《蟠虺》,写的是古代的楚文化、楚文物,但是小说表达的主题并不集中在这一点上,其寓意其实是在当代。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的批判锋芒直指当下的知识分子,这个评价我比较认同。《黄冈秘卷》,也不是那种我们常见的百年史式的写法,在这部小说里面,历史的叙事被完全的交叉,是交织的,没有现代和当代的概念可以定夺,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家族里面的后辈,他与许多人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联系,这些人物的经历、故事、情感、命运,都因为叙述者而汇集。刘醒龙近年小说在历史与现实的表现上呈现出的特点,是他个人创作上日益成熟的标志,也在小说经验上做出了具有启示性的探索。

  第三,刘醒龙有明确的地方志的意识,同时又有自觉中国精神表达。他的创作一直有着明确的地理标识,他的湖北文化、荆楚文化的意识非常强。但是《黄冈秘卷》的创作表明,其实刘醒龙的创作过程也还是有变化的,他更加自觉的、更加直接的把地方性写成共性,把地域性写成具有地方史志色彩,非常自觉地描写地方文化甚至地方性格。这种地方志的写法是这几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具有趋势性的变化,很多作家愿意把自己的小说写的更有明确的地理方位,更想要在为地方立志方面有所作为。但我个人也有一种思考,就是过分突出和确定,过度狭窄的地方性或者说地域标识,作为小说,在格局上是不是同时也会受到限制,以及创作素材、创作抱负、主题格局的广泛性、复杂性,是否受到影响。我认为刘醒龙在创作《黄冈秘卷》的时候,至少做到了一点,就是在突出地域性的同时,甚至在强调地域性、具有史志性特点的同时,又努力地、自觉地打开格局、突破地方性格局。比如说小说一开始的少川及其女儿北童等人物出现,以及后来一系列人物的进入和故事的展开,就是在多角度的、多层次的,用各种眼光来打量、观照、评价所谓的故乡、家族。作品的意象是很具体的,很有地域性,包括很多外来人员根本不可能感受到的方言、俚语的引入。但是作为小说家,他的态度和表达主题有一种自觉的开放性。刘醒龙的近作如果说对当代文学发展趋势有什么启示的话,就是在这种趋势的趋同性当中,还有自己的个性,而他自己的个性,其实也对其他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虽然小说中写得是一个地方人的、地方性的,但是能够感觉到作家的努力其实是一种中国精神的表达,使其更具体化,而且能够出入和伸缩,这就是一个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的区别。我认为刘醒龙的创作还会继续下去,他还会给我们带来大作品,而且也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分析。

  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是非常有必要而且也有继续下去的价值,为刘醒龙个人创作、湖北文学包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启示,提供更多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祝贺醒龙,也祝贺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境遇感、根须与方圆

  我是醒龙的资深读者,从90年代跟踪他的创作,到现在作为一名编辑,对他的亲近和了解不必说。在我的阅读经验当中,刘醒龙的创作首先是有境遇感,也就是接地气、有现实关怀。像《凤凰琴》、《分享艰难》、《天行者》这些非常优秀的作品都具有现实品格。探究现实的秩序和由头,找出现实的头绪,需要有非凡的眼力。面对塌陷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犹疑,但刘醒龙没有选择跺脚,而是选择迈出步去,这就是他的境遇感。

  第二, 刘醒龙的创作有根须。刚刚修文提到他的《大别山之谜》,这部小说带有一定的先锋气质和寻根气质,同时又带有一种神秘感和浓厚的楚文化氛围,事实上他是用这部小说接续了伟大的文化传统。我们知道在《圣天门口》当中有一个文本叫《黑暗传》,像《蟠虺》的故事来源则是一个国之重器——曾侯乙尊盘,而《黄冈秘卷》是一个卷中有卷的小说,其中的书中书就是《刘氏家志》。他的想象和虚构无一不是从根须生发,所以他的每部小说里都有想象的渊薮和忧患的去向,他的根须非常壮硕,触须非常韧长,他甘心笨拙地探取,同时又有情不自禁的敏锐,这就是他的创作。像《黄冈秘卷》的《刘氏家志》就是一个根须,它连接着近前的历史与现实,他从这部小说里不仅仅探讨一个家族的来去 ,更重要的是点活了修齐治平的现代意义。

  第三,有方圆。方与圆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也可以形容一部作品的格局。刘醒龙的每部作品都有个性的棱角、犄角、锐角,而面对浩大生命的时候,他又选择了圆融、包容。有方圆便意味着有格局。刘醒龙是一个心怀家国天下的作家,从小山村、小学校到百年的“圣天门口”,从小县城、小文化馆到大型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从《大树还小》的反讽、反思,到《上上长江》的庄重、庄严。他是一个有整体结构的作家,他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还是一位诗人,理想的诗的心智,诚挚的散文的情致,他通向求索的小说的意志,这些都让他不乱方寸,自得方圆。他是以个人的脚步来进入自己的作品。《上上长江》是很让人感动的,这是由他从入海口一直走到源头的经历本身形成的文字。我觉得在当今的作家里面可能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耐心和体力,但是刘醒龙他做到了,它不仅仅是耗了体力和心力,整个过程我是非常了解。他的意志力所通达之处让一个知识者的王国显形于月涌大江与惊涛拍岸,芳草萋萋与西海茫茫奇妙一统的江山之中。

  湖北文学的高度与宽度

  尊敬的阎主席,大家早上好!我刚刚和我们朱书记商量了一下,一会儿由我们朱书记代表湖北省作协表达对各位的敬意。我和刘老师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了二十年,从我第一次阅读他的作品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现在我从一个一直近距离见证和观察刘老师写作的读书人的角度来表达我对刘老师的认识和敬仰。

  我第一次读到刘老师的作品大概是在高中,那时候我站在书店里读《威风凛凛》。对于这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一直到今天我也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对它的阐释、它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认可。我大概是在1999年和刘老师成为同事的,我见证了一个庞大、丰富、驳杂的独属于刘醒龙本人的文学体系和文学世界的形成。因为我和刘老师住得比较近,所以我在很多时刻近距离地尤其是在刘老师写作《圣天门口》的过程中,见证了他的荣光分娩,也见证了他写作时的虚弱。终于,当这一部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刘老师作为真正的写作者的胜利和骄傲。

  近距离观察了他写作这么多年后,我想对于我个人来讲,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每一个新时期以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刘老师的作品总是能够非常深入这个时代,总是能够记录下当时最丰富、最敏感的那条神经。无论是民办教师的命运,中国乡村社会的制度,以及在每一个时代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与时代共谋,像这样一些重大主题,刘老师都有极为深刻而精确的表现与揭示。

  第二,还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话题实际上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刘老师除了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外,我个人觉得从他的《大别山之迷》开始一直到最近的《黄冈密卷》,他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楚国式的文学后裔,所以他的小说一直到今天,实际上还是具备非常典型的楚地式的文化品格。当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他独特的、无法取代的、个人的、湖北式的人格。在他一系列作品里,都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可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明显的美学标志,我个人认为在对他的研究当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

  第三,我觉得确实要向刘老师学习他身上这种作为一个作家的“静”。他在写《圣天门口》的时候,我想几乎也是心力交瘁的。在许多和他共度的时刻,我的确感受到了一个作家打他自己个人的一场战争之艰难。可是我们看见,他一直还在对包括小说艺术本体的不断的精进当中。包括最近的《黄冈秘卷》,无论是他的思想深度还是语言方式,或者是他所采取的叙述角度,我觉得都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作家永不倒下、不断地往前精进的一种生命的可能和意志的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湖北文学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里,刘老师——一个能够典型地代表湖北文学高度和宽度的作家,应该说是做出了主要的贡献。

  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这样一个新时期文学发展趋势的研讨会,充分说明了我们刘老师在接下来还有无限广阔的创作和生命的可能性,祝福刘老师,也感谢大家,谢谢!

  中国作家的劳动模范

  其实施战军不需要话筒,最需要话筒的是我,刚好老天眷顾,来电了。我声音很小,没有话筒,说不出话来。我和醒龙太熟了,经常开他的会。不过我还是有很多话要讲。这个会我没有特别的准备,因为对于醒龙和他的作品,都烂熟于心,用一句恋爱的话说就是:他装在我心里。这么多年,他人也装在我心里,作品也装在我心里。因为他的创作见证了近40年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这些湖北的评论家,老一辈像王老师、陈老师,我们也见证了醒龙创作的历史。所以我就想起来,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王蒙的书,有人发过一篇书评,标题叫《一个人的文学史》,是说从一个作家的整个创作中可以看出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来。我觉得这样一句话,也可以用到醒龙的创作当中。因为醒龙的整个创作也构成了一部文学史。他不光见证了一个文学历史,而且自己也在谱写一部近40年来的文学历史。所以我接到这个发言通知以后,我想的最多是刘醒龙的创作经历。

  一、80年代创作起步——温暖、宽容

  他大概是从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创作的。具体讲,有些履历里面写84年。好像84年以前也搞过一些文学,那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算不了一个作家的正式创作经历。醒龙正式发表作品以后,它基本上避开了伤痕文学的潮流,所以他的作品很温暖,也很宽容,没有伤痕文学那样一种痛不欲生。他本人虽然经历过文革,但不会很深。跟我们比,那时他只是个小孩。我不敢在醒龙面前充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老红卫兵。所以他没有经历过很深的文革创伤,他心灵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既没写过这一类作品。后来的作品,一般来说,也是温暖的,宽容的,我觉得这是醒龙的文学创作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二、90年代创作——对西方思潮的借鉴与现实主义根基

  在90年代以前,他赶上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革新的潮流。当时大家纷纷去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其中也包括后现代主义。因为我们对现代主义40年来一直有很多误读,好多实际上不属于现代主义的一些派别都被我们叫做现代主义。从经典意义上讲,现代主义在小说里面只有意识流小说,在诗歌里面只有象征主义,我们讲的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这之类的都应该属于后现代主义。不管怎么样,那个时期中国作家主要是追逐西方的东西,醒龙在这个当中受了一点影响,但他的作品还是有现实根基的。他的《大别山之谜》就是这种复杂影响的代表作,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评论,谈到这个问题。跟那时受西方现代后现代影响的其他作家相比,他们大都喜欢追逐西方那种纯粹观念性的东西,如存在主义哲学观念、生命哲学观念,也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或者是学习、模仿那些技巧性的东西,都离开了现实的根基。醒龙不同,他是有现实根基的,用施战军的话讲是有根须的,是扎根现实的,从他这期间的许多作品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作品,像《女性的战争》中的那些短篇,我特别赞赏,那一组短篇小说,应该说是当代短篇小说的精品。它那里面还是很现实的,虽然是写的历史故事,但很现实。所以像这个时期醒龙的创作,它跟当时的那种整个文学潮流基本上是合拍的,也是一致的,但又避免了潮流当中有些极端化的东西。这是醒龙的创作一开始就比较稳健的重要标志。

  进入90年代后,我注意到,92年是他很丰收的一年,这一年发表了他引起很大关注的《凤凰琴》《村支书》。《村支书》是写得相当好的一个作品,大家因为太注重《凤凰琴》,就把《村支书》忽略了。无论是立意,对现实反映的深度,还是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心理的表现,都是很深刻的,笔法也非常简练,非常好的一个短篇。这一年还有一个《秋风醉了》,我也觉得是个很有诗意的小说,但是关注度可能少一点。从这些作品以后,醒龙就被认为是一个地道的现实主义作家,很关注现实问题,尤其是乡村教师的命运。一直到后来《天行者》把这个题材和主题进一步扩大,进一步深化,就产生出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茅奖评审那一届刚好我是评委,我参加了评审,六轮投票,《天行者》一直名列前茅,最后终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说明大家对他的作品还是很肯定的,而且一直是很赞赏的。

  到了90年代中期,雷达先生对当时的部分创作,有一个命名,叫“现实主义冲击波”,所指作家首推刘醒龙。醒龙本人好像不太赞成用这样一个词、这样一个帽子戴在他头上,但是作品《分享艰难》却是在雷达先生命名的这一年,即1996年发表的。离发表《村支书》《凤凰琴》虽然只有几年的时间,也属于这个时段里的创作,但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却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达到相当的深度。叫不叫冲击波,冲击了什么东西,雷达先生在世时也没有做具体解释,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对那一些有担当的基层干部形象的描写,这部作品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的。因为以前对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要么是纯粹去赞颂,像梁生宝似的,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典型。后来贬斥的比较多。但醒龙写的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很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有担当的,不光是道德上的担当,而且是道义上的担当的农村基层干部。我觉得写这个东西非常难,醒龙的作品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类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当中也是少见的。所以这个作品不管怎么命名,我觉得是走在现实主义这条路上的,是达到了一个相当深度、相当高度的作品。

  三、新世纪创作——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到了新世纪以后,2005年,醒龙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就是《圣天门口》,涉及到革命历史题材。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不是同一个县,是个大老乡。我们都是鄂东人。那个地方老闹革命,因为那地方很穷,民风有文雅的一面,出了很多教书先生、文人墨客,但是也出了很多匪气很足的人,属于民风刁蛮。在那个地方容易闹革命。一穷了以后教书先生就不做声了,那些比较狠的人就去闹革命,所以李先念主席生前有一句话说,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斗狠。我们樊星教授很熟悉这句话,那个地方这种人很多,所以革命根基很深厚。醒龙写那个地方的革命,可能跟写别的很经典的革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跟北方地区不同。和山西的革命、陕北的革命,甚至是山东那地区的、河北那地方的革命是不一样的。鄂东的革命,有鄂东革命的一些特点,人性、民风,包括革命的方式,这些东西都跟北方革命不一样,革命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醒龙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深刻的,而且比较有历史性,全面再现了南方地区这样一种革命气象。刚才有学者讲有很深的楚文化的底蕴,我觉得与楚文化联系起来也说得上,有很强的南方气息。

  我觉得这个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是相当有分量的一部长篇小说。有些可惜,我认为这个作品就应该得茅奖。到了新世纪以后,醒龙的作品就开始转到另一方面,比较关注文化问题。我觉得按照今天的会议的标题来讲,也是一种趋势。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以前取材,或者说看问题的角度,大多数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后来从比较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到了寻根以后,开始关注一些文化问题,但是真正专注于文化问题的,这样的作家还不是太多。醒龙从《蟠虺》开始一直到现在《黄冈秘卷》,才比较关注文化问题,《蟠虺》主要是关注一种文化人格,《黄冈秘卷》关注的主要是一种地方性格,一种民风、民性的形成。我觉得这方面,对比于早期,他的创作明显是有所变化的。

  这个变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趋势性的东西。包括他的散文《上上长江》,它不仅仅是一个游记,也不是余秋雨式的那种大散文,把旅游手册加上一点感想串起来这种东西。而是真正去探讨这条母亲之河,它上面的一些文化蕴涵。包括沿途的一些民情、风俗、民风、民性这些东西。醒龙最近的创作预示了中国文学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它也是许多作家努力的一个方向。刚才阎主席跟醒龙加了压力,说相信他还会有大作品出现。我说这是把人往死里逼,我们普通朋友说这句话无所谓。我们跟醒龙说,醒龙你还会有大作品出现,他可以笑一笑完事,写不写都无所谓。但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来下这个命令,我觉得这是逼人的事情、逼死人的事情。但我相信醒龙身上是有东西可榨的。最近几年他忙了很多事情,又写书法,还要搞别的东西,还写出这么多作品,这也是一个模范。以前我们说张炜是一个劳动模范,醒龙也可能是我们湖北或者说中国作家另一个劳动模范。我相信醒龙将来的创作会更好,会有更多带给我们惊喜、更好的作品出现,我讲完了。好,谢谢大家。

  渐入佳境的文学食客

  非常高兴来参加醒龙这个研讨会。刚才听了各位领导,特别是阎晶明主席,李修文主席,分别从评论和创作的角度对醒龙的评价非常到位,包括刚才两位专家的发言,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就“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这个话题,我有这样几点感想:

  第一,进入新后,刘醒龙以自己的创作改变了我们传统纯文学作家的姿态和面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确实高高在上,像醒龙这样的大家基本上完全是一副端着的样子,至少他们认为自身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但是新世纪以来,我觉得醒龙改变了自己这种传统作家的形象。他不再端着,他放下了身段。放下身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说他不再企图,或者说他不再固守着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也并不认为,至少从创作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再认为自己过去的成就,那种已经形成的相对固化的风格是他必须要坚守的,而且要不断地添砖加瓦。放下了,醒龙就变得非常的放松,看上去好像看轻了自己的文学成就,实际上是放下了包袱。所以我在最近讨论醒龙的文字里面,再三说过这样一些话:醒龙现在已经到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自由的境界,把自己过去的那些标志性的成就放下,把自己建构起来的那种风格放下,不企图在为它添砖加瓦,对自己而言其实是一种减负。一旦减负之后,醒龙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属于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天地。所以对新世纪之后的刘醒龙,你很难说他是统一的。《圣天门口》是一个样子,《天行者》又是一个样子,《政治课》则是另外一个样子。特别是《蟠虺》一出来的时候,不仅是我,我想许多读者看了都吃了一惊。搞评论的人,如果对一个作家长期跟踪,比较熟悉,一般喜欢按照惯性的思维,将评论对象新作品往以前的作品、从前的风格上靠。比如对醒龙,我们就会先往《圣天门口》上靠,然后把《政治课》跟《天行者》再对上去,再把《蟠虺》跟《政治课》给对上,最后,把《黄冈秘卷》跟《蟠虺》再对上,结果全对不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刘醒龙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自己创造的美学形象,他改变了自己创造风格和个性建构的姿态和策略,所以他能够开辟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天地。

  第二,刚才晶明主席说,他的小说打通了跟现实的关系,接续了历史跟现实的纵向链条。在我看来,这种接续,使他不再是一个只在纸上行走的作家,他重建了文学与现实的实践性关系,刘醒龙成为了一个行动的作家。所以从他的《蟠虺》到《上上长江》,再到《黄冈秘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书斋中与书页里的作家,而是一个在大地、在历史的深处,在卷轶浩繁的经典行动与思考的作家。他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行走、学习、思考。我曾经问过刘醒龙,问他写《蟠虺》看了多少书?做了多少功课?他只说了一句,那些博物馆就不说了,那些考古现场也不说了,看看他的书房,书架上面上千册的都是有关青铜器的专业书籍。我邀请醒龙到江苏去讲课,他说我一定来。来后我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说恰好武汉一个晚报举办活动,主题是走长江。他是沿着长江走到南京去给江苏的作家讲那一课的。至于这一次《黄冈秘卷》,那是他深入到家乡,深入到家乡的腹地,深入到家乡的历史的幽暗处的成果。

  第三,从这个角度来讲,新世纪以来,刘醒龙重建了或者说更新了他与读者的关系。从《蟠虺》的题材来讲,它与当下知识分子的境况,与我们社会知识分子文化,同时也与举国关注的“古玩热”是对应的。至于说《上上长江》,更是与读者约定和作品,为此,他推掉了许多活动,他的理由就是读者在等着。这次的《黄冈秘卷》与现实的关联度,与读者的兴奋点很契合。比如教育,比如反腐。虽然《黄冈秘卷》中邵川以及她的孩子,包括“黄冈秘卷”制作的过程不是这部作品的主线,但醒龙关注到了教育,关注到了应试中的“黄冈现象”。从副主题来讲的话,它也是对读者、对当下现实人们所关心的热点的一个呼应。

  第四,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新世纪以来刘醒龙已经渐入佳境,海阔天空,无所不能。比如他在文体上面就有许多的创新。刘醒龙不再坚守着我们传统纯文学的资源,他不再固守着远说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近说从新时期文学开始的纯文学的资源。一旦不再执念,处醒龙觉得可用的资源就变得十分丰富和广阔。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说以前以《圣天门口》为代表的话,刘醒龙是一个在食材上、在口味上非常挑剔的、非常精致的、非常贵族化的一个食客。那自《蟠虺》以来,刘醒龙的口味越来越重,越来越广谱,食材越来越广。他的适应性,他的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评论《蟠虺》时我说流行的东西、纯文学的东西、网络文学的东西,都成了刘醒龙可以拿来运用、拿来改造,并且给他以新的滋养的装备。 在写《黄冈秘卷》评论的时候,我有幸读到了於老师的一篇短文,於老师在这篇短文里面也讲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蟠虺》是从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精英的装备库的限制,那么到了《黄冈秘卷》,刘醒龙是打破传统小说的文体界限,把历史、把传说等等都都纳入进来。如果从大的类型与叙事方式来说,《黄冈秘卷》就是於老师所说的,它其实是一种“传说”的写法。所有关于父亲的一切,包括作品中的许多内容,都不是作为叙事人耳闻目击的,而是通过传说来书写。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小说包括历史叙事的传统,只不过已经废置多年了,但是到了醒龙这里又成功地复活了。

  作家的“民工”本色

  刚才黄晓玫同志代表学校致辞的时候,提到我们这里多年前曾经举行过刘醒龙的讨论会。那是1992年,当时物质条件很差,参加的只有十几位,但是会议却是高质量的。参加者年长的有大家崇敬的冯牧老师,年轻的有当时的青年评论家、现在很著名的学者丁帆。会议开得很认真。冯牧同志在会上对《村支书》等小说作了精当的分析。我们相信冯牧老师精准的审美判断力,他不是局限在一个省,而是从全国文学的背景上,对刘醒龙的作品做出评价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对刘醒龙有一个判断,有一种信心。那个会还请了当时湖北作家协会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刘富道同志。当时湖北省文学界的一些同志,对刘醒龙的创作有一个基本预期、基本判断。从1992年到现在,二十六年了,刘醒龙的创作证明了冯牧老师和当时评论界的许多同志对刘醒龙的判断和期望。那么,刘醒龙为什么能够长期地、持续地推出发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呢?我想,这是我们的讨论会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我没有来得及深想这个问题,只是翻阅会议送给我们的书。比如说《上上长江》,它的开篇和后记,一再提到,有人说他是一个“新闻民工”。这个“有人”就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用埋怨的口气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表扬,也是符合事实的表扬。他用四十天的时间,顺流而下到长江的出海口,溯流而上到金沙江,旁及长江的诸多支流,进行考察,每天写出文章及时在报纸上发表。大家都理解这样做有多么紧张、辛劳,压力有多大,心甘情愿这样做,肯定有一种精神追求作支撑。所以,“新闻民工”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看到《上上长江》,我联想起,1998年,长江发洪水,湖北是重灾区。当时我在学校出版社工作,就和省作家协会书记蒋林同志商量,出一本关于抗洪的书。蒋林同志工作效率很高,从确定这个想法到出书,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本书名为《惊涛骇浪中的日日夜夜》,里面有些文章写得相当漂亮,比如岳恒寿的一篇,文采斑斓,稍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最可贵的是,作家们都带着一种很强烈的激情去写。刘醒龙在里面也有一篇很短的文章,题目是《大功》。当时我还看到刘醒龙有张照片,穿着迷彩服,在江堤上。他去的是嘉鱼县簰洲湾。簰洲湾溃堤决口,六百三十公尺的缺口,引起全国关切、注目。刘醒龙去采访,穿着迷彩服,和抗洪军民肩并肩,几次被新闻记者当做解放军战士。他里面写的,被误认让他觉得非常的自豪,我觉得也是值得自豪的。文章写得很短,估计也就三千来字,非常短的一篇文章。刘醒龙采访的时候,正好遇见管涌,很吓人的,就在长江边上,一下子从离长江有一千多公尺的一块田里面,大量的洪水携着泥沙冒出来,有一千多方,从洞里面冒出来了。就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下,刘醒龙跟着解放军战士一起、跟着当地的老百姓一起。那个地方我后来也去过,抗洪的时候,嘉鱼县委书记是我们的校友,他告诉我,当时在一线真是出生入死,随时都有危险。军民抗洪可歌可泣。刘醒龙那篇很短的文章,不是单纯的简单的歌颂,而且有一种文学家对于社会的审视、批判,对新闻报道中不实之处有所针砭。作家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种审视批判的眼光,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我提起这段往事,是觉得有助于我们思考,回答为什么刘醒龙能够持续的有成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原因。我们湖北文学,新中国的文学,“新闻民工”精神,前辈作家是有榜样的。徐迟老师就是一个“新闻民工”,他在抗战的时候就到过抗战前线,抗美援朝时到过朝鲜,他多次应约做了《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人民中国》特约记者,更毅然举家迁到湖北,为的是要写三峡工程。他的报告文学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就是“新闻民工”精神的迸发。新闻民工,或者我们叫做“新闻志愿者”,那就是,一个作家,愿意走出书斋,投身到亿万人民关注的生活热点中间去,和大家共同迎接历史性的事件和人物,让自己的艺术思考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不管写什么题材,写历史也好,写传奇也好,都会带有一种时代精神,他的创作就会跟随社会一起前进。

  刘醒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仅自己坚持创作新作品,而且还做一些很有成效的文学公益事业。他对业余作者、年轻作者,对年老的、退休的文学家,在创作上需要支持的作家,都给予过很切实的帮助。这也是他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我很希望刘醒龙能够在文学上继续取得成绩,继续发扬“新闻民工”的精神,在省文联负责人的岗位上,发扬“文化民工”的精神,做好为作家、艺术家,为读者服务的工作。谢谢!

  如何打破获奖魔咒

  刚才於老师和汪政老师等几个老师都全方位回顾了刘醒龙老师的创作历史,以及跟他们的学术交往。我关注醒龙老师的时间肯定不能跟他们相比。但是应该说,他的作品我读得还是比较完备的,从他早期的作品到他近期的作品,都有比较细致的阅读。所以我对他整个创作也有一些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对他近年来的创作。因为我们知道,在文学界,存在有一个获奖魔咒的说法。也就是说,在获奖、特别是获得大奖以后,可能有种种压力或者其他因素,其中有不少作家在得奖以后,创作会走下坡路,陷入一个明显创作低谷的情况,甚至有可能从此再不能回到高峰。那么,醒龙老师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他的创作会怎么样?我想他是避免了这一魔咒的。以下,我想就他近期创作的《黄冈秘卷》谈一点看法。

  我觉得,从《圣天门口》到近期的《黄冈秘卷》,醒龙老师的创作可以说有了更丰富的发展,也显示出他多方面的才华。像《圣天门口》这样的作品,是一种很厚重的、以思想见长的,能够具有思想的穿透力,有独立的对历史的判断,包括对人性的思考,这是大家对它比较一致的评价。那么他近期来的,像《蟠虺》这样的作品,更多的是比较灵巧,机智。至于《黄冈秘卷》,它在这两个方面有一些结合。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它是一个思想的纵深和故事讲述两方面的结合。《黄冈秘卷》还是保持着醒龙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表现出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以及对历史中人性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的结构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是一个双线,把一个历史的故事和一个现实的故事穿插在一起。从中表现出作者很强的故事讲述能力——当然这个能力在他作品中不是偶然,而是一贯的——在叙述能力有一些突出的追求,比如说强烈的故事性效果,以及颇为具有吸引力的悬念。所以说,从《黄冈秘卷》来说,体现了思想深度和叙述能力的结合,是历史、现实、思想和叙述一个好的结合。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他是写实和浪漫的结合,也就是说像刚才晶明书记讲的,他认为醒龙先生的创作有一种对浪漫传统的继承,我也觉得醒龙作品中有很强的浪漫色彩。醒龙的作品,早期写的《凤凰琴》那些作品,以写实见长,所以当时被誉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但是后来他的很多作品,有浪漫的、灵性的、轻灵的这个方面,包括有神秘文化的许多因素,这体现了他多方面的创作才华,也构成了他一个比较显著的创作特色。《黄冈秘卷》在这两个方面也是结合得比较好的。既有很细致的写实,又有轻灵的想象,还穿插有某些神秘文化气息——这又是与其对叙事艺术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做到了把厚重和轻灵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方面我还感觉到,《黄冈秘卷》表现出醒龙老师对本土历史很强的兴趣,有向本土历史、文化靠拢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希望实现在本土历史探究和现实关怀两方面的结合。作家到一定的年龄,相对而言,他跟现实的接触应该会更越来越少。这个是很自然的,年龄大的人跟社会的接触会减少一些。那么,一个作家创作更多要依靠自己的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他对于历史的思考、对于生命的思考,就可能是他文学创作更深厚的资源,也是他的创作潜力所在。醒龙的创作一直在这两方面逡巡,成就都比较突出。但我更期待他在历史方面的思考和创作,因为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还没有被作家们表现出来,所以我一直有很强烈的期待。本土意识还包括一个方面,就是在叙述方面,我觉得《黄冈秘卷》表现出跟以前作品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往故事性方面靠拢,追求叙事的精致和复杂等方面。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醒龙老师对传统艺术致敬的一种方式。

  就我个人来说,可能跟我的阅读习惯、审美的趣味有关,我更加喜欢那种更有厚度的,像《圣天门口》这样的长篇小说,它给我们的思想冲击力更强一些。当然,这可能源于我的审美趣味比较狭窄。在今天,文学审美应该是更加丰富的,文学趣味、创作趋向也是一样。所以,醒龙老师既能够有《圣天门口》那种厚重的作品,又有《黄冈秘卷》这样更富灵性,将厚重和灵性结合起来的作品,体现了一个作家丰富的个性和强大的艺术创造力。

  所以就总体来说,我觉得,在这么多年对醒龙老师的创作阅读当中,深刻感受到他才华的厚重和丰富。这不只是说他的小说风格,也包括多种文体的创作。特别是他的散文,我觉得写得很好,为此我专门阅读和评论过他的散文,他的诗歌我没读过。能够在多个体裁方面有高的成绩很不容易。总的来说,醒龙老师近年来工作那么繁重,能够有这么持续而高质量的创作力,非常难得,应该说是完全避开了那个获奖魔咒。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寄希望于他在以后能创作出更多的、更优秀的佳作。我就讲这么一些,谢谢。

  从“我爷爷”到“我们的父亲”

  前面几位专家对醒龙的整个创作作了非常中肯且全面的评价,我都非常同意,而且很受启发。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我对醒龙创作的一种理解和把握。也就是从他最早的“我爷爷”到今天《黄冈秘卷》中的“我们的父亲”这样一个脉络,来谈谈我的感受。

  我们记得,90年代,醒龙在他的《大别山之谜》中强调了他的爷爷在他心中的位置,就是“我爷爷”对他创作的启蒙作用。他曾经这么说:“我八十八岁的爷爷一直守护着我心灵的笔端”,他笔下大别山的森林、流水、走兽、“雪婆婆”等神秘人物,无不透露着“我爷爷”的生命信息,给他心灵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他的“我爷爷”给他的创作留下了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财富呢?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我爷爷”一种“心灵的传说”,这种传说“可以鄙视一切庸俗的私利和与卑劣的妒恨,也就是洁净心灵的坚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自然界之谜的一种追寻与探索。

  我想,反观刘醒龙这几十年的创作,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着力呢:一个方面就是立足于对洁净心灵的坚守,关注着我们社会底层民众的命运,抨击现实中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或者是为一些道德伦理的“痛失”等等,从而出现了《威风凛凛》、《凤凰台》、《痛失》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应该说是非常感人的,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这是醒龙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从自然界之谜向着历史之谜的追寻和探索,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进展。这样一个方面我想大家都会很清楚,就是以他的《圣天门口》作为最重要的代表,这样一个作品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是刘醒龙创作的一个高峰。这是一部非。常厚重,而且具有十分凝重的历史感,艺术笔锋也是上乘的。我想,综观刘醒龙几十年的整个创作,可以说他“我爷爷”给他的这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成了他创作的两个侧重点。

  到了新近出版的《黄冈秘卷》,我读了以后,感觉到刘醒龙实际上在已有创作基础上,正在寻找一种更新的高度、更新的一种创作视点。这是为什么我要把“我爷爷”到“我们的父亲”提出来,我觉得《黄冈秘卷》给我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他对“我们的父亲”这一代人的审视,这种审视我觉得是非常触动我们心灵的。这是一个从乡土走出,把自己整个身心投进了组织的人。其最关切的是自己列在《组织史》里的名份,在今天的社会现实面前,他的精神所面临的困惑以及他精神的转换,在这个方面,这个形象提供给我们思考的东西太多了。也正是在今天的这样一种现实面前,作品写到这位老人。在今天如何重新发现和唤醒作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情感,重新去找回自己作为家乡血脉、与自己乡土的血肉牵连。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很富有时代特色,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称为“回归者”的形象?因为作品当中几次说到他的回归,这样一个回归者的形象,实际上在我们今天作为社会转型阶段里,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所以我想的话,我们今天研究刘醒龙的作品,它的新的突破,或者在向新的高度迈进的时候,这样一个“我们的父亲”的形象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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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作家畅谈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

2019-07-17 09-02-47

  2018年11月24日至25日,“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汪政,原湖北省作协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先霈,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贺仲明,武汉大学教授陈美兰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莅临会议。会议围绕着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的关系展开了精彩的讨论,助推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繁荣发展。

  本次会议的重要发言整理后刊发于《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刘醒龙的启示

  坐在今天这个会场我非常感慨。我不是第一次来参加刘醒龙的作品研讨会了。长篇小说《圣天门口》研讨会,电视剧《圣天门口》研讨会我都参加过。《天行者》获得茅盾文学奖,我也是当时的评委之一。但是我并不能说对刘醒龙的创作有多么熟悉,更不能说有深入的研究,我今天主要是来祝贺的。今天的会场里,几代学者聚集一堂,大家是从全国各个地方赶过来参加这个研讨会。首先,我要对我们本次研讨会的隆重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也特别感谢湖北省,武汉市党委、政府、特别是宣传部门、文联作协对文学事业、对当代作家的创作、对刘醒龙本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也特别感谢华中师范大学,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对当代作家特别是湖北作家创作成就的肯定和重视。

  今天的研讨会非常重要,刘醒龙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文学成长,他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他这么多年的创作不断求新求变,同时又有很多自己所坚持的不变的执着。接下来,我们要用一天半的时间去讨论这些话题,我觉得很有价值。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并不是说研讨刘醒龙本人,为他加冕、庆功,而是对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进行学术研讨。这既是在讨论刘醒龙,也是在讨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话题。

  关于刘醒龙的近年来的创作,结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我谈三点关系或者说启示。

   第一,刘醒龙持之以恒坚持创作的启示。坚持创作是刘醒龙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并不简单是个外围性问题。刘醒龙在湖北甚至在全国也是非常少有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他获得鲁奖很早,进入新世纪后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应该说他的荣誉基本贯穿了他的创作史,但是刘醒龙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他持续获奖,但是他没有接下来松口气、享受荣誉带来的惬意的想法。他坚持创作,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这种坚持创作,不是通过演讲、创作谈、接受记者的访谈来维持自己的声誉,而是继续的深入思考,不断拿出大作品,特别是创作长篇小说。我们今天研讨的是他的近作,实际上主要是《蟠虺》和《黄冈秘卷》,其实从《蟠虺》到《黄冈秘卷》,就是我刚刚说的坚持创作大作品的最好证明。当然,作为一个勤奋的作家,他同时创作了很多散文作品,特别是近年来结集出版的《上上长江》也是上乘之作。这种坚持小说本位又坚持创作新作品、大作品的行动本身,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的文学、文化的氛围和气息下,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第二,刘醒龙的创作有一种艺术自觉,努力在追寻历史和现实的融合。刘醒龙的创作,从题材上,是在呈现历史和表现现实上都有丰富的、重要的收获。从表现历史题材上来说,我觉得中国新时期这四十年的小说创作的发展其实还是有些变化的,我们就说一些浅性的、表面的或者形式上的一些变化。新时期初中期的历史题材,就是直接进入历史,历史空间都是相对的、具体的,比如说湖北的老一代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及后来的二月河的系列作品,孙皓晖的《大秦帝国》,都是直接进入历史,当代的启示是一种间接的回响。后来慢慢的发展,出现另外一种创作情形,即在呈现历史当中不断的带入当代现实,也就是从当代的视角去返回历史的现场。这种题材创作以现代历史题材为多,比如反映近代以来,五四以来,抗战以来,等等。但是新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的格局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网络文学出现之后,历史题材就不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两种情况了,网络文学里面有着很重要的创作叫做穿越,有了穿越以后,无论你是写唐代、战国还是春秋,总之,再遥远的历史跟今天的当代人都有着某种奇怪的、荒诞的甚至是奇葩式的勾连。比如说一个人可以带着手机回到唐朝,这都是在在小说里、在电视剧里可以看到的。而在现代历史的表现当中,由于有了百年史、家族史的创作热潮,一个作家要写一个家族史、百年史,都要尽量把历史线索打通,所以现代和当代勾连在一起,是一种线性的延长。当然对于每个作家来说,创作具体的细节上还是存在不同的。

  刘醒龙给我们提供的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他的《蟠虺》和《黄冈秘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消融了历史的线性划分,他笔下的历史和现实不是一种延长、延伸,而是一种融合。比如说《蟠虺》,写的是古代的楚文化、楚文物,但是小说表达的主题并不集中在这一点上,其寓意其实是在当代。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的批判锋芒直指当下的知识分子,这个评价我比较认同。《黄冈秘卷》,也不是那种我们常见的百年史式的写法,在这部小说里面,历史的叙事被完全的交叉,是交织的,没有现代和当代的概念可以定夺,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家族里面的后辈,他与许多人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联系,这些人物的经历、故事、情感、命运,都因为叙述者而汇集。刘醒龙近年小说在历史与现实的表现上呈现出的特点,是他个人创作上日益成熟的标志,也在小说经验上做出了具有启示性的探索。

  第三,刘醒龙有明确的地方志的意识,同时又有自觉中国精神表达。他的创作一直有着明确的地理标识,他的湖北文化、荆楚文化的意识非常强。但是《黄冈秘卷》的创作表明,其实刘醒龙的创作过程也还是有变化的,他更加自觉的、更加直接的把地方性写成共性,把地域性写成具有地方史志色彩,非常自觉地描写地方文化甚至地方性格。这种地方志的写法是这几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具有趋势性的变化,很多作家愿意把自己的小说写的更有明确的地理方位,更想要在为地方立志方面有所作为。但我个人也有一种思考,就是过分突出和确定,过度狭窄的地方性或者说地域标识,作为小说,在格局上是不是同时也会受到限制,以及创作素材、创作抱负、主题格局的广泛性、复杂性,是否受到影响。我认为刘醒龙在创作《黄冈秘卷》的时候,至少做到了一点,就是在突出地域性的同时,甚至在强调地域性、具有史志性特点的同时,又努力地、自觉地打开格局、突破地方性格局。比如说小说一开始的少川及其女儿北童等人物出现,以及后来一系列人物的进入和故事的展开,就是在多角度的、多层次的,用各种眼光来打量、观照、评价所谓的故乡、家族。作品的意象是很具体的,很有地域性,包括很多外来人员根本不可能感受到的方言、俚语的引入。但是作为小说家,他的态度和表达主题有一种自觉的开放性。刘醒龙的近作如果说对当代文学发展趋势有什么启示的话,就是在这种趋势的趋同性当中,还有自己的个性,而他自己的个性,其实也对其他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创作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虽然小说中写得是一个地方人的、地方性的,但是能够感觉到作家的努力其实是一种中国精神的表达,使其更具体化,而且能够出入和伸缩,这就是一个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的区别。我认为刘醒龙的创作还会继续下去,他还会给我们带来大作品,而且也值得我们去认真地分析。

  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是非常有必要而且也有继续下去的价值,为刘醒龙个人创作、湖北文学包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启示,提供更多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祝贺醒龙,也祝贺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境遇感、根须与方圆

  我是醒龙的资深读者,从90年代跟踪他的创作,到现在作为一名编辑,对他的亲近和了解不必说。在我的阅读经验当中,刘醒龙的创作首先是有境遇感,也就是接地气、有现实关怀。像《凤凰琴》、《分享艰难》、《天行者》这些非常优秀的作品都具有现实品格。探究现实的秩序和由头,找出现实的头绪,需要有非凡的眼力。面对塌陷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作家都在犹疑,但刘醒龙没有选择跺脚,而是选择迈出步去,这就是他的境遇感。

  第二, 刘醒龙的创作有根须。刚刚修文提到他的《大别山之谜》,这部小说带有一定的先锋气质和寻根气质,同时又带有一种神秘感和浓厚的楚文化氛围,事实上他是用这部小说接续了伟大的文化传统。我们知道在《圣天门口》当中有一个文本叫《黑暗传》,像《蟠虺》的故事来源则是一个国之重器——曾侯乙尊盘,而《黄冈秘卷》是一个卷中有卷的小说,其中的书中书就是《刘氏家志》。他的想象和虚构无一不是从根须生发,所以他的每部小说里都有想象的渊薮和忧患的去向,他的根须非常壮硕,触须非常韧长,他甘心笨拙地探取,同时又有情不自禁的敏锐,这就是他的创作。像《黄冈秘卷》的《刘氏家志》就是一个根须,它连接着近前的历史与现实,他从这部小说里不仅仅探讨一个家族的来去 ,更重要的是点活了修齐治平的现代意义。

  第三,有方圆。方与圆可以形容一个人的性格,也可以形容一部作品的格局。刘醒龙的每部作品都有个性的棱角、犄角、锐角,而面对浩大生命的时候,他又选择了圆融、包容。有方圆便意味着有格局。刘醒龙是一个心怀家国天下的作家,从小山村、小学校到百年的“圣天门口”,从小县城、小文化馆到大型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从《大树还小》的反讽、反思,到《上上长江》的庄重、庄严。他是一个有整体结构的作家,他不仅是一位小说家,还是一位诗人,理想的诗的心智,诚挚的散文的情致,他通向求索的小说的意志,这些都让他不乱方寸,自得方圆。他是以个人的脚步来进入自己的作品。《上上长江》是很让人感动的,这是由他从入海口一直走到源头的经历本身形成的文字。我觉得在当今的作家里面可能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耐心和体力,但是刘醒龙他做到了,它不仅仅是耗了体力和心力,整个过程我是非常了解。他的意志力所通达之处让一个知识者的王国显形于月涌大江与惊涛拍岸,芳草萋萋与西海茫茫奇妙一统的江山之中。

  湖北文学的高度与宽度

  尊敬的阎主席,大家早上好!我刚刚和我们朱书记商量了一下,一会儿由我们朱书记代表湖北省作协表达对各位的敬意。我和刘老师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了二十年,从我第一次阅读他的作品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现在我从一个一直近距离见证和观察刘老师写作的读书人的角度来表达我对刘老师的认识和敬仰。

  我第一次读到刘老师的作品大概是在高中,那时候我站在书店里读《威风凛凛》。对于这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一直到今天我也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对它的阐释、它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认可。我大概是在1999年和刘老师成为同事的,我见证了一个庞大、丰富、驳杂的独属于刘醒龙本人的文学体系和文学世界的形成。因为我和刘老师住得比较近,所以我在很多时刻近距离地尤其是在刘老师写作《圣天门口》的过程中,见证了他的荣光分娩,也见证了他写作时的虚弱。终于,当这一部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到刘老师作为真正的写作者的胜利和骄傲。

  近距离观察了他写作这么多年后,我想对于我个人来讲,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每一个新时期以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刘老师的作品总是能够非常深入这个时代,总是能够记录下当时最丰富、最敏感的那条神经。无论是民办教师的命运,中国乡村社会的制度,以及在每一个时代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与时代共谋,像这样一些重大主题,刘老师都有极为深刻而精确的表现与揭示。

  第二,还有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话题实际上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刘老师除了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外,我个人觉得从他的《大别山之迷》开始一直到最近的《黄冈密卷》,他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楚国式的文学后裔,所以他的小说一直到今天,实际上还是具备非常典型的楚地式的文化品格。当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靠他独特的、无法取代的、个人的、湖北式的人格。在他一系列作品里,都有非常充分的体现,可是这样一个在我看来非常明显的美学标志,我个人认为在对他的研究当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

  第三,我觉得确实要向刘老师学习他身上这种作为一个作家的“静”。他在写《圣天门口》的时候,我想几乎也是心力交瘁的。在许多和他共度的时刻,我的确感受到了一个作家打他自己个人的一场战争之艰难。可是我们看见,他一直还在对包括小说艺术本体的不断的精进当中。包括最近的《黄冈秘卷》,无论是他的思想深度还是语言方式,或者是他所采取的叙述角度,我觉得都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作家永不倒下、不断地往前精进的一种生命的可能和意志的可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我们湖北文学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里,刘老师——一个能够典型地代表湖北文学高度和宽度的作家,应该说是做出了主要的贡献。

  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这样一个新时期文学发展趋势的研讨会,充分说明了我们刘老师在接下来还有无限广阔的创作和生命的可能性,祝福刘老师,也感谢大家,谢谢!

  中国作家的劳动模范

  其实施战军不需要话筒,最需要话筒的是我,刚好老天眷顾,来电了。我声音很小,没有话筒,说不出话来。我和醒龙太熟了,经常开他的会。不过我还是有很多话要讲。这个会我没有特别的准备,因为对于醒龙和他的作品,都烂熟于心,用一句恋爱的话说就是:他装在我心里。这么多年,他人也装在我心里,作品也装在我心里。因为他的创作见证了近40年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这些湖北的评论家,老一辈像王老师、陈老师,我们也见证了醒龙创作的历史。所以我就想起来,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王蒙的书,有人发过一篇书评,标题叫《一个人的文学史》,是说从一个作家的整个创作中可以看出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来。我觉得这样一句话,也可以用到醒龙的创作当中。因为醒龙的整个创作也构成了一部文学史。他不光见证了一个文学历史,而且自己也在谱写一部近40年来的文学历史。所以我接到这个发言通知以后,我想的最多是刘醒龙的创作经历。

  一、80年代创作起步——温暖、宽容

  他大概是从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创作的。具体讲,有些履历里面写84年。好像84年以前也搞过一些文学,那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算不了一个作家的正式创作经历。醒龙正式发表作品以后,它基本上避开了伤痕文学的潮流,所以他的作品很温暖,也很宽容,没有伤痕文学那样一种痛不欲生。他本人虽然经历过文革,但不会很深。跟我们比,那时他只是个小孩。我不敢在醒龙面前充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老红卫兵。所以他没有经历过很深的文革创伤,他心灵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既没写过这一类作品。后来的作品,一般来说,也是温暖的,宽容的,我觉得这是醒龙的文学创作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二、90年代创作——对西方思潮的借鉴与现实主义根基

  在90年代以前,他赶上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革新的潮流。当时大家纷纷去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其中也包括后现代主义。因为我们对现代主义40年来一直有很多误读,好多实际上不属于现代主义的一些派别都被我们叫做现代主义。从经典意义上讲,现代主义在小说里面只有意识流小说,在诗歌里面只有象征主义,我们讲的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这之类的都应该属于后现代主义。不管怎么样,那个时期中国作家主要是追逐西方的东西,醒龙在这个当中受了一点影响,但他的作品还是有现实根基的。他的《大别山之谜》就是这种复杂影响的代表作,我曾经写过一篇很长的评论,谈到这个问题。跟那时受西方现代后现代影响的其他作家相比,他们大都喜欢追逐西方那种纯粹观念性的东西,如存在主义哲学观念、生命哲学观念,也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或者是学习、模仿那些技巧性的东西,都离开了现实的根基。醒龙不同,他是有现实根基的,用施战军的话讲是有根须的,是扎根现实的,从他这期间的许多作品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作品,像《女性的战争》中的那些短篇,我特别赞赏,那一组短篇小说,应该说是当代短篇小说的精品。它那里面还是很现实的,虽然是写的历史故事,但很现实。所以像这个时期醒龙的创作,它跟当时的那种整个文学潮流基本上是合拍的,也是一致的,但又避免了潮流当中有些极端化的东西。这是醒龙的创作一开始就比较稳健的重要标志。

  进入90年代后,我注意到,92年是他很丰收的一年,这一年发表了他引起很大关注的《凤凰琴》《村支书》。《村支书》是写得相当好的一个作品,大家因为太注重《凤凰琴》,就把《村支书》忽略了。无论是立意,对现实反映的深度,还是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心理的表现,都是很深刻的,笔法也非常简练,非常好的一个短篇。这一年还有一个《秋风醉了》,我也觉得是个很有诗意的小说,但是关注度可能少一点。从这些作品以后,醒龙就被认为是一个地道的现实主义作家,很关注现实问题,尤其是乡村教师的命运。一直到后来《天行者》把这个题材和主题进一步扩大,进一步深化,就产生出一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茅奖评审那一届刚好我是评委,我参加了评审,六轮投票,《天行者》一直名列前茅,最后终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说明大家对他的作品还是很肯定的,而且一直是很赞赏的。

  到了90年代中期,雷达先生对当时的部分创作,有一个命名,叫“现实主义冲击波”,所指作家首推刘醒龙。醒龙本人好像不太赞成用这样一个词、这样一个帽子戴在他头上,但是作品《分享艰难》却是在雷达先生命名的这一年,即1996年发表的。离发表《村支书》《凤凰琴》虽然只有几年的时间,也属于这个时段里的创作,但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却增加了许多新的元素,达到相当的深度。叫不叫冲击波,冲击了什么东西,雷达先生在世时也没有做具体解释,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对那一些有担当的基层干部形象的描写,这部作品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的。因为以前对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要么是纯粹去赞颂,像梁生宝似的,带领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典型。后来贬斥的比较多。但醒龙写的是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很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有担当的,不光是道德上的担当,而且是道义上的担当的农村基层干部。我觉得写这个东西非常难,醒龙的作品达到了相当的深度,这类人物形象在当代文学当中也是少见的。所以这个作品不管怎么命名,我觉得是走在现实主义这条路上的,是达到了一个相当深度、相当高度的作品。

  三、新世纪创作——对文化问题的关注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到了新世纪以后,2005年,醒龙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作品,就是《圣天门口》,涉及到革命历史题材。我跟他是一个地方的人,不是同一个县,是个大老乡。我们都是鄂东人。那个地方老闹革命,因为那地方很穷,民风有文雅的一面,出了很多教书先生、文人墨客,但是也出了很多匪气很足的人,属于民风刁蛮。在那个地方容易闹革命。一穷了以后教书先生就不做声了,那些比较狠的人就去闹革命,所以李先念主席生前有一句话说,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斗狠。我们樊星教授很熟悉这句话,那个地方这种人很多,所以革命根基很深厚。醒龙写那个地方的革命,可能跟写别的很经典的革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跟北方地区不同。和山西的革命、陕北的革命,甚至是山东那地区的、河北那地方的革命是不一样的。鄂东的革命,有鄂东革命的一些特点,人性、民风,包括革命的方式,这些东西都跟北方革命不一样,革命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醒龙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深刻的,而且比较有历史性,全面再现了南方地区这样一种革命气象。刚才有学者讲有很深的楚文化的底蕴,我觉得与楚文化联系起来也说得上,有很强的南方气息。

  我觉得这个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是相当有分量的一部长篇小说。有些可惜,我认为这个作品就应该得茅奖。到了新世纪以后,醒龙的作品就开始转到另一方面,比较关注文化问题。我觉得按照今天的会议的标题来讲,也是一种趋势。因为中国当代作家以前取材,或者说看问题的角度,大多数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后来从比较广义的社会学角度。到了寻根以后,开始关注一些文化问题,但是真正专注于文化问题的,这样的作家还不是太多。醒龙从《蟠虺》开始一直到现在《黄冈秘卷》,才比较关注文化问题,《蟠虺》主要是关注一种文化人格,《黄冈秘卷》关注的主要是一种地方性格,一种民风、民性的形成。我觉得这方面,对比于早期,他的创作明显是有所变化的。

  这个变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趋势性的东西。包括他的散文《上上长江》,它不仅仅是一个游记,也不是余秋雨式的那种大散文,把旅游手册加上一点感想串起来这种东西。而是真正去探讨这条母亲之河,它上面的一些文化蕴涵。包括沿途的一些民情、风俗、民风、民性这些东西。醒龙最近的创作预示了中国文学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它也是许多作家努力的一个方向。刚才阎主席跟醒龙加了压力,说相信他还会有大作品出现。我说这是把人往死里逼,我们普通朋友说这句话无所谓。我们跟醒龙说,醒龙你还会有大作品出现,他可以笑一笑完事,写不写都无所谓。但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来下这个命令,我觉得这是逼人的事情、逼死人的事情。但我相信醒龙身上是有东西可榨的。最近几年他忙了很多事情,又写书法,还要搞别的东西,还写出这么多作品,这也是一个模范。以前我们说张炜是一个劳动模范,醒龙也可能是我们湖北或者说中国作家另一个劳动模范。我相信醒龙将来的创作会更好,会有更多带给我们惊喜、更好的作品出现,我讲完了。好,谢谢大家。

  渐入佳境的文学食客

  非常高兴来参加醒龙这个研讨会。刚才听了各位领导,特别是阎晶明主席,李修文主席,分别从评论和创作的角度对醒龙的评价非常到位,包括刚才两位专家的发言,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就“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这个话题,我有这样几点感想:

  第一,进入新后,刘醒龙以自己的创作改变了我们传统纯文学作家的姿态和面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确实高高在上,像醒龙这样的大家基本上完全是一副端着的样子,至少他们认为自身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但是新世纪以来,我觉得醒龙改变了自己这种传统作家的形象。他不再端着,他放下了身段。放下身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说他不再企图,或者说他不再固守着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也并不认为,至少从创作这个角度来讲,他不再认为自己过去的成就,那种已经形成的相对固化的风格是他必须要坚守的,而且要不断地添砖加瓦。放下了,醒龙就变得非常的放松,看上去好像看轻了自己的文学成就,实际上是放下了包袱。所以我在最近讨论醒龙的文字里面,再三说过这样一些话:醒龙现在已经到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自由的境界,把自己过去的那些标志性的成就放下,把自己建构起来的那种风格放下,不企图在为它添砖加瓦,对自己而言其实是一种减负。一旦减负之后,醒龙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属于自己的、崭新的艺术天地。所以对新世纪之后的刘醒龙,你很难说他是统一的。《圣天门口》是一个样子,《天行者》又是一个样子,《政治课》则是另外一个样子。特别是《蟠虺》一出来的时候,不仅是我,我想许多读者看了都吃了一惊。搞评论的人,如果对一个作家长期跟踪,比较熟悉,一般喜欢按照惯性的思维,将评论对象新作品往以前的作品、从前的风格上靠。比如对醒龙,我们就会先往《圣天门口》上靠,然后把《政治课》跟《天行者》再对上去,再把《蟠虺》跟《政治课》给对上,最后,把《黄冈秘卷》跟《蟠虺》再对上,结果全对不上。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刘醒龙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自己创造的美学形象,他改变了自己创造风格和个性建构的姿态和策略,所以他能够开辟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天地。

  第二,刚才晶明主席说,他的小说打通了跟现实的关系,接续了历史跟现实的纵向链条。在我看来,这种接续,使他不再是一个只在纸上行走的作家,他重建了文学与现实的实践性关系,刘醒龙成为了一个行动的作家。所以从他的《蟠虺》到《上上长江》,再到《黄冈秘卷》,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书斋中与书页里的作家,而是一个在大地、在历史的深处,在卷轶浩繁的经典行动与思考的作家。他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行走、学习、思考。我曾经问过刘醒龙,问他写《蟠虺》看了多少书?做了多少功课?他只说了一句,那些博物馆就不说了,那些考古现场也不说了,看看他的书房,书架上面上千册的都是有关青铜器的专业书籍。我邀请醒龙到江苏去讲课,他说我一定来。来后我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说恰好武汉一个晚报举办活动,主题是走长江。他是沿着长江走到南京去给江苏的作家讲那一课的。至于这一次《黄冈秘卷》,那是他深入到家乡,深入到家乡的腹地,深入到家乡的历史的幽暗处的成果。

  第三,从这个角度来讲,新世纪以来,刘醒龙重建了或者说更新了他与读者的关系。从《蟠虺》的题材来讲,它与当下知识分子的境况,与我们社会知识分子文化,同时也与举国关注的“古玩热”是对应的。至于说《上上长江》,更是与读者约定和作品,为此,他推掉了许多活动,他的理由就是读者在等着。这次的《黄冈秘卷》与现实的关联度,与读者的兴奋点很契合。比如教育,比如反腐。虽然《黄冈秘卷》中邵川以及她的孩子,包括“黄冈秘卷”制作的过程不是这部作品的主线,但醒龙关注到了教育,关注到了应试中的“黄冈现象”。从副主题来讲的话,它也是对读者、对当下现实人们所关心的热点的一个呼应。

  第四,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新世纪以来刘醒龙已经渐入佳境,海阔天空,无所不能。比如他在文体上面就有许多的创新。刘醒龙不再坚守着我们传统纯文学的资源,他不再固守着远说从五四新文学开始,近说从新时期文学开始的纯文学的资源。一旦不再执念,处醒龙觉得可用的资源就变得十分丰富和广阔。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说以前以《圣天门口》为代表的话,刘醒龙是一个在食材上、在口味上非常挑剔的、非常精致的、非常贵族化的一个食客。那自《蟠虺》以来,刘醒龙的口味越来越重,越来越广谱,食材越来越广。他的适应性,他的胃也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评论《蟠虺》时我说流行的东西、纯文学的东西、网络文学的东西,都成了刘醒龙可以拿来运用、拿来改造,并且给他以新的滋养的装备。 在写《黄冈秘卷》评论的时候,我有幸读到了於老师的一篇短文,於老师在这篇短文里面也讲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蟠虺》是从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精英的装备库的限制,那么到了《黄冈秘卷》,刘醒龙是打破传统小说的文体界限,把历史、把传说等等都都纳入进来。如果从大的类型与叙事方式来说,《黄冈秘卷》就是於老师所说的,它其实是一种“传说”的写法。所有关于父亲的一切,包括作品中的许多内容,都不是作为叙事人耳闻目击的,而是通过传说来书写。这恰恰是我们中国小说包括历史叙事的传统,只不过已经废置多年了,但是到了醒龙这里又成功地复活了。

  作家的“民工”本色

  刚才黄晓玫同志代表学校致辞的时候,提到我们这里多年前曾经举行过刘醒龙的讨论会。那是1992年,当时物质条件很差,参加的只有十几位,但是会议却是高质量的。参加者年长的有大家崇敬的冯牧老师,年轻的有当时的青年评论家、现在很著名的学者丁帆。会议开得很认真。冯牧同志在会上对《村支书》等小说作了精当的分析。我们相信冯牧老师精准的审美判断力,他不是局限在一个省,而是从全国文学的背景上,对刘醒龙的作品做出评价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对刘醒龙有一个判断,有一种信心。那个会还请了当时湖北作家协会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刘富道同志。当时湖北省文学界的一些同志,对刘醒龙的创作有一个基本预期、基本判断。从1992年到现在,二十六年了,刘醒龙的创作证明了冯牧老师和当时评论界的许多同志对刘醒龙的判断和期望。那么,刘醒龙为什么能够长期地、持续地推出发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呢?我想,这是我们的讨论会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我没有来得及深想这个问题,只是翻阅会议送给我们的书。比如说《上上长江》,它的开篇和后记,一再提到,有人说他是一个“新闻民工”。这个“有人”就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用埋怨的口气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表扬,也是符合事实的表扬。他用四十天的时间,顺流而下到长江的出海口,溯流而上到金沙江,旁及长江的诸多支流,进行考察,每天写出文章及时在报纸上发表。大家都理解这样做有多么紧张、辛劳,压力有多大,心甘情愿这样做,肯定有一种精神追求作支撑。所以,“新闻民工”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看到《上上长江》,我联想起,1998年,长江发洪水,湖北是重灾区。当时我在学校出版社工作,就和省作家协会书记蒋林同志商量,出一本关于抗洪的书。蒋林同志工作效率很高,从确定这个想法到出书,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本书名为《惊涛骇浪中的日日夜夜》,里面有些文章写得相当漂亮,比如岳恒寿的一篇,文采斑斓,稍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最可贵的是,作家们都带着一种很强烈的激情去写。刘醒龙在里面也有一篇很短的文章,题目是《大功》。当时我还看到刘醒龙有张照片,穿着迷彩服,在江堤上。他去的是嘉鱼县簰洲湾。簰洲湾溃堤决口,六百三十公尺的缺口,引起全国关切、注目。刘醒龙去采访,穿着迷彩服,和抗洪军民肩并肩,几次被新闻记者当做解放军战士。他里面写的,被误认让他觉得非常的自豪,我觉得也是值得自豪的。文章写得很短,估计也就三千来字,非常短的一篇文章。刘醒龙采访的时候,正好遇见管涌,很吓人的,就在长江边上,一下子从离长江有一千多公尺的一块田里面,大量的洪水携着泥沙冒出来,有一千多方,从洞里面冒出来了。就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下,刘醒龙跟着解放军战士一起、跟着当地的老百姓一起。那个地方我后来也去过,抗洪的时候,嘉鱼县委书记是我们的校友,他告诉我,当时在一线真是出生入死,随时都有危险。军民抗洪可歌可泣。刘醒龙那篇很短的文章,不是单纯的简单的歌颂,而且有一种文学家对于社会的审视、批判,对新闻报道中不实之处有所针砭。作家在这个时候能够有一种审视批判的眼光,这也是难能可贵的。我提起这段往事,是觉得有助于我们思考,回答为什么刘醒龙能够持续的有成就,可以从这里面去找原因。我们湖北文学,新中国的文学,“新闻民工”精神,前辈作家是有榜样的。徐迟老师就是一个“新闻民工”,他在抗战的时候就到过抗战前线,抗美援朝时到过朝鲜,他多次应约做了《人民日报》特约记者,《人民中国》特约记者,更毅然举家迁到湖北,为的是要写三峡工程。他的报告文学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就是“新闻民工”精神的迸发。新闻民工,或者我们叫做“新闻志愿者”,那就是,一个作家,愿意走出书斋,投身到亿万人民关注的生活热点中间去,和大家共同迎接历史性的事件和人物,让自己的艺术思考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不管写什么题材,写历史也好,写传奇也好,都会带有一种时代精神,他的创作就会跟随社会一起前进。

  刘醒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不仅自己坚持创作新作品,而且还做一些很有成效的文学公益事业。他对业余作者、年轻作者,对年老的、退休的文学家,在创作上需要支持的作家,都给予过很切实的帮助。这也是他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我很希望刘醒龙能够在文学上继续取得成绩,继续发扬“新闻民工”的精神,在省文联负责人的岗位上,发扬“文化民工”的精神,做好为作家、艺术家,为读者服务的工作。谢谢!

  如何打破获奖魔咒

  刚才於老师和汪政老师等几个老师都全方位回顾了刘醒龙老师的创作历史,以及跟他们的学术交往。我关注醒龙老师的时间肯定不能跟他们相比。但是应该说,他的作品我读得还是比较完备的,从他早期的作品到他近期的作品,都有比较细致的阅读。所以我对他整个创作也有一些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对他近年来的创作。因为我们知道,在文学界,存在有一个获奖魔咒的说法。也就是说,在获奖、特别是获得大奖以后,可能有种种压力或者其他因素,其中有不少作家在得奖以后,创作会走下坡路,陷入一个明显创作低谷的情况,甚至有可能从此再不能回到高峰。那么,醒龙老师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他的创作会怎么样?我想他是避免了这一魔咒的。以下,我想就他近期创作的《黄冈秘卷》谈一点看法。

  我觉得,从《圣天门口》到近期的《黄冈秘卷》,醒龙老师的创作可以说有了更丰富的发展,也显示出他多方面的才华。像《圣天门口》这样的作品,是一种很厚重的、以思想见长的,能够具有思想的穿透力,有独立的对历史的判断,包括对人性的思考,这是大家对它比较一致的评价。那么他近期来的,像《蟠虺》这样的作品,更多的是比较灵巧,机智。至于《黄冈秘卷》,它在这两个方面有一些结合。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它是一个思想的纵深和故事讲述两方面的结合。《黄冈秘卷》还是保持着醒龙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表现出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以及对历史中人性问题的思考。与此同时,这部小说的结构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是一个双线,把一个历史的故事和一个现实的故事穿插在一起。从中表现出作者很强的故事讲述能力——当然这个能力在他作品中不是偶然,而是一贯的——在叙述能力有一些突出的追求,比如说强烈的故事性效果,以及颇为具有吸引力的悬念。所以说,从《黄冈秘卷》来说,体现了思想深度和叙述能力的结合,是历史、现实、思想和叙述一个好的结合。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他是写实和浪漫的结合,也就是说像刚才晶明书记讲的,他认为醒龙先生的创作有一种对浪漫传统的继承,我也觉得醒龙作品中有很强的浪漫色彩。醒龙的作品,早期写的《凤凰琴》那些作品,以写实见长,所以当时被誉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但是后来他的很多作品,有浪漫的、灵性的、轻灵的这个方面,包括有神秘文化的许多因素,这体现了他多方面的创作才华,也构成了他一个比较显著的创作特色。《黄冈秘卷》在这两个方面也是结合得比较好的。既有很细致的写实,又有轻灵的想象,还穿插有某些神秘文化气息——这又是与其对叙事艺术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做到了把厚重和轻灵结合起来。

  另外一个方面我还感觉到,《黄冈秘卷》表现出醒龙老师对本土历史很强的兴趣,有向本土历史、文化靠拢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希望实现在本土历史探究和现实关怀两方面的结合。作家到一定的年龄,相对而言,他跟现实的接触应该会更越来越少。这个是很自然的,年龄大的人跟社会的接触会减少一些。那么,一个作家创作更多要依靠自己的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他对于历史的思考、对于生命的思考,就可能是他文学创作更深厚的资源,也是他的创作潜力所在。醒龙的创作一直在这两方面逡巡,成就都比较突出。但我更期待他在历史方面的思考和创作,因为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本土的历史和文化还没有被作家们表现出来,所以我一直有很强烈的期待。本土意识还包括一个方面,就是在叙述方面,我觉得《黄冈秘卷》表现出跟以前作品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往故事性方面靠拢,追求叙事的精致和复杂等方面。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醒龙老师对传统艺术致敬的一种方式。

  就我个人来说,可能跟我的阅读习惯、审美的趣味有关,我更加喜欢那种更有厚度的,像《圣天门口》这样的长篇小说,它给我们的思想冲击力更强一些。当然,这可能源于我的审美趣味比较狭窄。在今天,文学审美应该是更加丰富的,文学趣味、创作趋向也是一样。所以,醒龙老师既能够有《圣天门口》那种厚重的作品,又有《黄冈秘卷》这样更富灵性,将厚重和灵性结合起来的作品,体现了一个作家丰富的个性和强大的艺术创造力。

  所以就总体来说,我觉得,在这么多年对醒龙老师的创作阅读当中,深刻感受到他才华的厚重和丰富。这不只是说他的小说风格,也包括多种文体的创作。特别是他的散文,我觉得写得很好,为此我专门阅读和评论过他的散文,他的诗歌我没读过。能够在多个体裁方面有高的成绩很不容易。总的来说,醒龙老师近年来工作那么繁重,能够有这么持续而高质量的创作力,非常难得,应该说是完全避开了那个获奖魔咒。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寄希望于他在以后能创作出更多的、更优秀的佳作。我就讲这么一些,谢谢。

  从“我爷爷”到“我们的父亲”

  前面几位专家对醒龙的整个创作作了非常中肯且全面的评价,我都非常同意,而且很受启发。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我对醒龙创作的一种理解和把握。也就是从他最早的“我爷爷”到今天《黄冈秘卷》中的“我们的父亲”这样一个脉络,来谈谈我的感受。

  我们记得,90年代,醒龙在他的《大别山之谜》中强调了他的爷爷在他心中的位置,就是“我爷爷”对他创作的启蒙作用。他曾经这么说:“我八十八岁的爷爷一直守护着我心灵的笔端”,他笔下大别山的森林、流水、走兽、“雪婆婆”等神秘人物,无不透露着“我爷爷”的生命信息,给他心灵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他的“我爷爷”给他的创作留下了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财富呢?我觉得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我爷爷”一种“心灵的传说”,这种传说“可以鄙视一切庸俗的私利和与卑劣的妒恨,也就是洁净心灵的坚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自然界之谜的一种追寻与探索。

  我想,反观刘醒龙这几十年的创作,我觉得他是不是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着力呢:一个方面就是立足于对洁净心灵的坚守,关注着我们社会底层民众的命运,抨击现实中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或者是为一些道德伦理的“痛失”等等,从而出现了《威风凛凛》、《凤凰台》、《痛失》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应该说是非常感人的,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这是醒龙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从自然界之谜向着历史之谜的追寻和探索,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重要进展。这样一个方面我想大家都会很清楚,就是以他的《圣天门口》作为最重要的代表,这样一个作品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是刘醒龙创作的一个高峰。这是一部非。常厚重,而且具有十分凝重的历史感,艺术笔锋也是上乘的。我想,综观刘醒龙几十年的整个创作,可以说他“我爷爷”给他的这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成了他创作的两个侧重点。

  到了新近出版的《黄冈秘卷》,我读了以后,感觉到刘醒龙实际上在已有创作基础上,正在寻找一种更新的高度、更新的一种创作视点。这是为什么我要把“我爷爷”到“我们的父亲”提出来,我觉得《黄冈秘卷》给我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他对“我们的父亲”这一代人的审视,这种审视我觉得是非常触动我们心灵的。这是一个从乡土走出,把自己整个身心投进了组织的人。其最关切的是自己列在《组织史》里的名份,在今天的社会现实面前,他的精神所面临的困惑以及他精神的转换,在这个方面,这个形象提供给我们思考的东西太多了。也正是在今天的这样一种现实面前,作品写到这位老人。在今天如何重新发现和唤醒作为一个人内心的真实情感,重新去找回自己作为家乡血脉、与自己乡土的血肉牵连。这样一个形象,我觉得很富有时代特色,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称为“回归者”的形象?因为作品当中几次说到他的回归,这样一个回归者的形象,实际上在我们今天作为社会转型阶段里,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所以我想的话,我们今天研究刘醒龙的作品,它的新的突破,或者在向新的高度迈进的时候,这样一个“我们的父亲”的形象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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