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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房是个好东西》自序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2020-01-07    作者:张星海

  

   从五岁时,我背着书包上学读书,到终于拥有一本由自己写成的书,其间的时光竟然长达 60 年之久。

   回忆过去的一甲子人生,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而其中最挥之不去的,还是我的读书写作经历。

   不用讳言,我从小就受到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类古训家教熏陶的人。这种教育,虽然既不系统,也不深刻,但却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重视读书的种子,培养了我热爱读书写作的良好习惯。

   我的祖父,三岁就失去了娘,家境十分贫寒,生活异常清苦。他没有进过正规的学堂,但他绝顶聪明,求知欲望十分强烈。人家先生、学生在室内上课,他就站在门外旁听,放学后他背书背得居然比正式学生还要流利。成年后,他能看书写字。到了老年,平常的话语中仍然会不经意地流露出点文词雅句。

   冬天的早晨,我们几兄弟在被窝里赖床,祖父就站在房门口叫我们——天亮不起,睡不多时!村子里有人处事鲁莽、粗暴,他边摇头晃脑,边发议论——痴憨硬死铁,光棍软如泥;痴憨不饶人,饶人不是痴憨!

   在祖父的眼里和心中,教书先生是最稳当、最安全、最受人敬重的职业。他说,教书先生一年四季风不吹、雨不唰,供到学生家里,桌儿上,椅儿下,免不了动杯子、动调羹,再穷的东家,也要赶个街、割刀肉、买条鱼、打壶酒,还要请有头有脸的人作陪。不管白道、黑道,都不会得罪先生。热天有人给先生做夏布褂子,冬天有人给先生送新花袄子,年底了一袋子铜钱、银元提回去过年。兵荒马乱的年月,土匪抢劫都不沾教书先生一指头。

   祖父含辛茹苦半辈子,硬是将家父培养成了教书先生。

   我上高中时,因为营养不良,加上经常在光线不足处看书,患上了眼结膜炎,一度无法正常学习,我萌生了退学的念头。祖父坚决不同意,他拖着带病的身体,带我到百里之外的天门城关“李亨丰诊所”请名老中医治疗。他帮我把中药材做成“沫药”,一包包封好,让我带到学校服用,帮助我坚持完成了学业。

   不知是祖父愿景使然,还是大家后天努力,我们家三代人中竟然出了四位教师,有一位博士,三位硕士,四名学士,大都成了我的祖母和母亲一辈子心仪的“吃笔杆子饭的人”。

   一双裹脚锁金莲,两手不闲心不闲。四世家人调冷暖,三波学子备丝棉。东西邻里无诘语,南北亲朋断莠言。事善德高存至爱,毕生颖秀广人缘。这,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虽然出生于乡贤家族,但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使得她没有能够识文断字,从小就开始学女工、做家务。她把我们一大家人的家务置办得有条不紊、细致入微。一湾子的小伙伴们都羡慕我家有个精明能干的好祖母。

   一家上十口人吃饭,难免有谁用餐时把饭米散子掉在桌子上。每遇这种情形,祖母总是一边把米粒捡到嘴里,一边唠叨,儿伢们,粒粒皆辛苦!我好奇地问她,您又没有上过学读书,怎么会晓得这个诗句?祖母哈哈大笑,继而有点严肃认真地说,这句话我耳朵都听得起茧了。我在娘屋做女伢时,听我的弟弟、你们的舅爷爷读过,后来听你们的爸爸读过,还有你们几个淘气,哪个没有读过?

   有时候,祖母干活实在太累了,想让我们给她打把帮手,她边吆喝边从厨房走过来,但只要看到我们在读书写字,口气、表情、话题立刻变了,笑眯眯地说,读书心无二用!受得苦中苦,能做人上人!现在把书读好,将来就能拿得起笔杆子教子孙!

   家父读过几年私塾,还在县城英国教会开办的承德中学读过一个学期,因为学费太贵,不得不辍学。到了他的晚年,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是带着几分庆幸地说,好在当时卖掉几亩良田,要不然我们家的成分就可能被划定为富农了。

   解放前,家父教过两年私塾,解放后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第一届沔阳师范。后来,师范学生参加土改,在洪湖老区,有工作队员被残留的土匪杀害。祖母拖着一双裹脚,沿途讨善良人家借宿,走了几天,赶到父亲工作的洪湖简家口,谎称祖父病重,把父亲“骗”回到家中。当时的区公所区长几次到家里做工作,让父亲去区里当秘书,祖父、祖母坚决不同意。而当乡小校长到家里请父亲去当教师时,二老即刻答应。父亲从此进入教师行列,直到退休。

   我曾经断断续续同父亲一起在学校里住读过。我的打球、画画、拉二胡、写毛笔字,都是父亲的同事们利用课余时间教我的。每到春节期间,老师们给乡亲和机关单位撰联、写联,我就跟着他们磨墨铺纸打下手。当时我曾憧憬过,今后也要像他们一样。退休后,我的联作竟然在国家、省级赛事中获得大奖。如果没有儿时受到过熏陶和影响,我的兴趣不可能延续几十年,直到老年小有成就。

   在我们家中,还有一位虽未曾上过讲台却被称为“先生”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雷先生”。母亲 17 岁时嫁给年长三岁的父亲后,就随他在私塾学堂里操办生活。她性格开朗,为人善良,学生们便也给予她“先生”的尊称。解放后,父亲进入公立学校,母亲再不能当专职家属了,便回家务农。母亲对于我们几个孩子的管教,比父亲更直接,更具体,更辛劳。

   我 12 岁那年,考取了当时的县二中沔城中学。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母亲就早早地为我准备书籍、行李,还把她自己一直压在箱底平常舍不得穿的浅蓝色夏布中袖褂子和藏青色细棉布裤子找了出来,准备作为送我上学时穿着的礼服。那段时间里,母亲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报到那天,我和母亲早早地出门了,沿着湖乡小道一路南行。

   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小青竹扁担一头担着棉被,一头担着巾箱,在母亲的肩头不知疲倦地悠晃着。我曾试着为母亲换换肩,但还未挑上百来米,就肩头生疼,败下阵来。母亲乐呵呵地说,远路无轻担,这挑担磨肩的事不是读书人做的,你将来还是“吃笔杆子饭”好!

   50 多里的湖乡小路,我们走了六七个小时。母亲那年 36 岁,是一个劳动妇女风华正茂的年龄。她那种慈祥、开朗、健康、美丽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几十年没有变化,几十年未曾离去。

   沔城中学校园,其实就是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的县政府大院。校行政大楼,就是过去县长办公的地方,教室、宿舍、食堂、礼堂、运动场是办学时建设的。那种气派,是我一个在湖边成长的孩子从未见到过的。

   第一堂语文课,老师进入课堂就在黑板上写下“我叫 ×××,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英文女教师的穿着打扮和形象气质使人眼前一亮,顿生愕然。过了几天,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们,她是在英国人办的教堂里长大的,讲的是一口地道的“牛津腔”。音乐课老师第一节课先直接给我们来了一曲二胡独奏“空山鸟语”,让我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

   初中两年,全部课程由一位老师教授。亏得老师是一位多面手,他语文、数学、政治、音乐、体育样样拿得起,还带领我们学工、学农、学开拖拉机……

   我进入高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的老师都非常优秀,也十分敬业,教导我们学了一些实用的东西,比如采写先进典型材料,撰写新闻稿和工作总结等。参加工作后,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高中生,成了机关里的小知识分子,成了领导器重的人才,所学到的知识也即刻派上了用场。

   人的一生,入什么行,跟什么人为伍很重要。我曾经在县粮食局三位办公室主任的领导下,从事专职文秘工作。他们都经历丰富,能力很强,且待人友善,有的还爱读书,有学养。我做他们的属下,心情愉快,效率很高。我曾经一连采写了三位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分别以《绿化书记》《连心书记》《过硬书记》的篇名在《财贸战线》上发表。还采写了一篇因为温室育秧大获成功而出席全国科技大会的基层粮站防化员的长篇人物通讯,也发表在《财贸战线》上。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我曾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当时有一项政策,工龄满五年的干部职工可以带薪上学读书。我的工龄离五年仅差一个月时间,能否享受带薪待遇?我到县教育局咨询,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回到家里同父母商量,他们感到十分为难。家中排行老二的妹妹,本来天资聪慧、成绩上佳,为了协助祖母照看三个弟弟,过早地辍学了。如果我不能带薪上学,家里实在无法开销我的学习、生活费用。那一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就是着急、羡慕、无可奈何、寝食难安……

   几年后,我被调入中共沔阳县委办公室工作。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县委办公室就是百万人民的“中枢神经”,就是“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作战指挥部”。当时的沔阳,已经开始大抓工业,粮、棉、油、猪、鱼、蛋综合贡献及外贸出口,排在全省第一位。人们的工作状态,真正可以用“忘我”来形容。从事文秘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会有写作任务,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晚上九点回家算是收早工。腊月三十,在家里吃个团圆饭,放下筷子就要往办公室跑,因为大年初一县委、县政府召开集体团拜会,我们要为县委书记写讲话稿。

   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三年后,我又于 1985 年秋考入当时的荆州师专中文干修科,脱产补习文化。两年时间,相对系统地学到了中文专科的各类知识。无论是在县粮食局从事业务文秘工作,还是在县委办公室从事综合文秘工作,我的写作内容大都是属于公文范畴。其间,虽然工作任务繁重,我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偷偷地读过,还曾经在上班时间溜出去,听省里来的大作家在县文化馆讲文学创作辅导课。单位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脚本”,逢年过节举办的墙报,其文字内容也大都出自我们几个“笔杆子”之手。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有两次因为文字材料的影响作用,大大地提升了我在行业的“美誉度”。

   为了纪念烟草行业成立十周年,国家烟草专卖局筹备举行庆祝活动,表彰全国系统劳动模范。当时,国家局下达给湖北两个名额。全省烟草工业 18 家卷烟厂,几家烟叶复烤厂,商业 20 多家地市州分公司,还有省直几个单位,两个劳模指标花落谁家,就全凭文字材料说话了。此时,我刚刚进入烟草行业工作不久。

   我到达位于湘、鄂两省交界处的松滋刘家场烟草站进行采访,被该站副站长刘光月的事迹所感染。这位从朝鲜战场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军队转业干部,丝毫没有居功自傲,却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勤勉躬耕,对青年职工视同己出。人格的力量,人性的光芒,无不在他所从事的琐碎工作中得到彰显。几天的采访,让我感觉到,不把他推举到全国劳模的位子上,真对不起这位令我深深佩服的人,我这 20 年的“笔杆子饭”也白吃了。

   我经过一周采访,然后用一整夜时间写成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模范人物事迹材料《老牛更应自奋蹄》,经过层层把关审阅,最终送到了北京,刘光月同志当仁不让地成为劳模。他不仅参加了那年国家烟草专卖局举办的国庆表彰庆典活动,还参与劳模报告团,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

   “98 抗洪”,那是共和国抗洪史上最为壮烈的事件之一。在那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城乡,财不分你我”“誓死保卫荆江大堤,我与大堤共存亡”的危急时刻,我所在的荆州烟草行业积极投入抗洪,共组成了 10支突击队,派出干部职工近 600 人,投入车辆 49 台,资金 268 万元,直接防守堤段 45 处。

   我不甘心于仅仅只当参与者,我还要作一名大事件的书写者。经过艰苦的采访,我写成了反映烟草人在“98 抗洪”中英勇顽强、团结拼搏的通讯《荆江大决战中的荆烟人》。《中国烟草》《东方烟草报》都在头版、头条予以刊载。国家烟草专卖局时任局长率团赴荆州慰问,行业内各兄弟单位和知名厂家纷纷发来慰问电,有的还送来了钱、物。

   从青年时期到中年时期,我作为一位专职文秘人员,以写作公文为职业。每当有文字材料得到领导者的首肯和同事们的称赞时,总免不了会产生一点小小的激动,认为自己这碗“笔杆子饭”吃得还算滋润。多年以后,尤其是开始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后,我才真正领悟到,过去写作的那些东西,多数是受命之作、因事而作、应境而作,很难有真正属于自我的内容,自己也未能从写作中获得多少启迪和乐趣。

   在多年担任专职秘书期间,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过,偶尔也对人讲过,如果将来我能当上领导,决不要秘书给我写什么材料。这一点,我还真没有食言。无论是在基层单位担任法人代表,还是在政府机关任职,我从未有让下级干部代笔,所有文字材料都是自己动手完成,文字写作也就因此成为我工作的常态。

   从退居“二线”开始,我的公文写作负担大大减轻,我便开始写点情感散文、随笔杂谈、诗词楹联,偶尔也写点文学评论,还为一些文友的作品写点序跋,并且拜真正的作家为师,积极参与作家协会的活动。久而久之,我的文字基本上见不到“公文体”“干部体”的痕迹了。我也十分乐意,成为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名老学生。选编于本书之中的几十篇散文,算是我向老师和读者交出的一份作业。

   我的作品,大都以自己的成长过程、情感经历和工作内容为题材,因情而动,有感而发,是我的发现、我的思考、我的情怀、我的故事。我觉得,如果离开了这些个“我”,作品就会失于真实、失于浅陋、失于空泛、失于做作。有了“我”的存在和出现,作品是自然流露的,它首先能够打动自己,自己也能从写作中得到了满足与快慰。

   写作很不容易,写作需要激情。读书时,老师说写作要经历朦胧期、苦闷期、成熟期三个阶段。我写了四十多年,自我感觉仍未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人虽老而文未老,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者十有八九。个中原因,还是读书、观察、思考、练笔均欠火候,缺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恒心和韧劲,当然天赋不高也是重要因素。而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对社会的关注,对时政的思考,对人性的探究,对一切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所有假、恶、丑的憎恨,却激发了我不断提起笔来的灵感和冲动。

   我写的文章,够不上精彩,但它们都是在某个时空中,自我思想、观点、情感、灵感相互碰撞的结果,有些是对美好事物的记录与回忆。

   文章千古事。我以为,写作是为梦想立言,写作是为人生写意,写作是为人性立传,写作是为生命放歌。不定目标,不求功利,不拘格套,读也无涯,思也无涯,写也无涯,乐也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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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房是个好东西》自序

2020-01-07 10-50-12

  

   从五岁时,我背着书包上学读书,到终于拥有一本由自己写成的书,其间的时光竟然长达 60 年之久。

   回忆过去的一甲子人生,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而其中最挥之不去的,还是我的读书写作经历。

   不用讳言,我从小就受到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类古训家教熏陶的人。这种教育,虽然既不系统,也不深刻,但却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重视读书的种子,培养了我热爱读书写作的良好习惯。

   我的祖父,三岁就失去了娘,家境十分贫寒,生活异常清苦。他没有进过正规的学堂,但他绝顶聪明,求知欲望十分强烈。人家先生、学生在室内上课,他就站在门外旁听,放学后他背书背得居然比正式学生还要流利。成年后,他能看书写字。到了老年,平常的话语中仍然会不经意地流露出点文词雅句。

   冬天的早晨,我们几兄弟在被窝里赖床,祖父就站在房门口叫我们——天亮不起,睡不多时!村子里有人处事鲁莽、粗暴,他边摇头晃脑,边发议论——痴憨硬死铁,光棍软如泥;痴憨不饶人,饶人不是痴憨!

   在祖父的眼里和心中,教书先生是最稳当、最安全、最受人敬重的职业。他说,教书先生一年四季风不吹、雨不唰,供到学生家里,桌儿上,椅儿下,免不了动杯子、动调羹,再穷的东家,也要赶个街、割刀肉、买条鱼、打壶酒,还要请有头有脸的人作陪。不管白道、黑道,都不会得罪先生。热天有人给先生做夏布褂子,冬天有人给先生送新花袄子,年底了一袋子铜钱、银元提回去过年。兵荒马乱的年月,土匪抢劫都不沾教书先生一指头。

   祖父含辛茹苦半辈子,硬是将家父培养成了教书先生。

   我上高中时,因为营养不良,加上经常在光线不足处看书,患上了眼结膜炎,一度无法正常学习,我萌生了退学的念头。祖父坚决不同意,他拖着带病的身体,带我到百里之外的天门城关“李亨丰诊所”请名老中医治疗。他帮我把中药材做成“沫药”,一包包封好,让我带到学校服用,帮助我坚持完成了学业。

   不知是祖父愿景使然,还是大家后天努力,我们家三代人中竟然出了四位教师,有一位博士,三位硕士,四名学士,大都成了我的祖母和母亲一辈子心仪的“吃笔杆子饭的人”。

   一双裹脚锁金莲,两手不闲心不闲。四世家人调冷暖,三波学子备丝棉。东西邻里无诘语,南北亲朋断莠言。事善德高存至爱,毕生颖秀广人缘。这,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虽然出生于乡贤家族,但重男轻女的封建习俗使得她没有能够识文断字,从小就开始学女工、做家务。她把我们一大家人的家务置办得有条不紊、细致入微。一湾子的小伙伴们都羡慕我家有个精明能干的好祖母。

   一家上十口人吃饭,难免有谁用餐时把饭米散子掉在桌子上。每遇这种情形,祖母总是一边把米粒捡到嘴里,一边唠叨,儿伢们,粒粒皆辛苦!我好奇地问她,您又没有上过学读书,怎么会晓得这个诗句?祖母哈哈大笑,继而有点严肃认真地说,这句话我耳朵都听得起茧了。我在娘屋做女伢时,听我的弟弟、你们的舅爷爷读过,后来听你们的爸爸读过,还有你们几个淘气,哪个没有读过?

   有时候,祖母干活实在太累了,想让我们给她打把帮手,她边吆喝边从厨房走过来,但只要看到我们在读书写字,口气、表情、话题立刻变了,笑眯眯地说,读书心无二用!受得苦中苦,能做人上人!现在把书读好,将来就能拿得起笔杆子教子孙!

   家父读过几年私塾,还在县城英国教会开办的承德中学读过一个学期,因为学费太贵,不得不辍学。到了他的晚年,每每谈及此事,他总是带着几分庆幸地说,好在当时卖掉几亩良田,要不然我们家的成分就可能被划定为富农了。

   解放前,家父教过两年私塾,解放后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第一届沔阳师范。后来,师范学生参加土改,在洪湖老区,有工作队员被残留的土匪杀害。祖母拖着一双裹脚,沿途讨善良人家借宿,走了几天,赶到父亲工作的洪湖简家口,谎称祖父病重,把父亲“骗”回到家中。当时的区公所区长几次到家里做工作,让父亲去区里当秘书,祖父、祖母坚决不同意。而当乡小校长到家里请父亲去当教师时,二老即刻答应。父亲从此进入教师行列,直到退休。

   我曾经断断续续同父亲一起在学校里住读过。我的打球、画画、拉二胡、写毛笔字,都是父亲的同事们利用课余时间教我的。每到春节期间,老师们给乡亲和机关单位撰联、写联,我就跟着他们磨墨铺纸打下手。当时我曾憧憬过,今后也要像他们一样。退休后,我的联作竟然在国家、省级赛事中获得大奖。如果没有儿时受到过熏陶和影响,我的兴趣不可能延续几十年,直到老年小有成就。

   在我们家中,还有一位虽未曾上过讲台却被称为“先生”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雷先生”。母亲 17 岁时嫁给年长三岁的父亲后,就随他在私塾学堂里操办生活。她性格开朗,为人善良,学生们便也给予她“先生”的尊称。解放后,父亲进入公立学校,母亲再不能当专职家属了,便回家务农。母亲对于我们几个孩子的管教,比父亲更直接,更具体,更辛劳。

   我 12 岁那年,考取了当时的县二中沔城中学。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母亲就早早地为我准备书籍、行李,还把她自己一直压在箱底平常舍不得穿的浅蓝色夏布中袖褂子和藏青色细棉布裤子找了出来,准备作为送我上学时穿着的礼服。那段时间里,母亲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报到那天,我和母亲早早地出门了,沿着湖乡小道一路南行。

   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小青竹扁担一头担着棉被,一头担着巾箱,在母亲的肩头不知疲倦地悠晃着。我曾试着为母亲换换肩,但还未挑上百来米,就肩头生疼,败下阵来。母亲乐呵呵地说,远路无轻担,这挑担磨肩的事不是读书人做的,你将来还是“吃笔杆子饭”好!

   50 多里的湖乡小路,我们走了六七个小时。母亲那年 36 岁,是一个劳动妇女风华正茂的年龄。她那种慈祥、开朗、健康、美丽的形象,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几十年没有变化,几十年未曾离去。

   沔城中学校园,其实就是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的县政府大院。校行政大楼,就是过去县长办公的地方,教室、宿舍、食堂、礼堂、运动场是办学时建设的。那种气派,是我一个在湖边成长的孩子从未见到过的。

   第一堂语文课,老师进入课堂就在黑板上写下“我叫 ×××,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英文女教师的穿着打扮和形象气质使人眼前一亮,顿生愕然。过了几天,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们,她是在英国人办的教堂里长大的,讲的是一口地道的“牛津腔”。音乐课老师第一节课先直接给我们来了一曲二胡独奏“空山鸟语”,让我们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

   初中两年,全部课程由一位老师教授。亏得老师是一位多面手,他语文、数学、政治、音乐、体育样样拿得起,还带领我们学工、学农、学开拖拉机……

   我进入高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的老师都非常优秀,也十分敬业,教导我们学了一些实用的东西,比如采写先进典型材料,撰写新闻稿和工作总结等。参加工作后,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高中生,成了机关里的小知识分子,成了领导器重的人才,所学到的知识也即刻派上了用场。

   人的一生,入什么行,跟什么人为伍很重要。我曾经在县粮食局三位办公室主任的领导下,从事专职文秘工作。他们都经历丰富,能力很强,且待人友善,有的还爱读书,有学养。我做他们的属下,心情愉快,效率很高。我曾经一连采写了三位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分别以《绿化书记》《连心书记》《过硬书记》的篇名在《财贸战线》上发表。还采写了一篇因为温室育秧大获成功而出席全国科技大会的基层粮站防化员的长篇人物通讯,也发表在《财贸战线》上。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后,我曾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当时有一项政策,工龄满五年的干部职工可以带薪上学读书。我的工龄离五年仅差一个月时间,能否享受带薪待遇?我到县教育局咨询,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回到家里同父母商量,他们感到十分为难。家中排行老二的妹妹,本来天资聪慧、成绩上佳,为了协助祖母照看三个弟弟,过早地辍学了。如果我不能带薪上学,家里实在无法开销我的学习、生活费用。那一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就是着急、羡慕、无可奈何、寝食难安……

   几年后,我被调入中共沔阳县委办公室工作。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县委办公室就是百万人民的“中枢神经”,就是“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作战指挥部”。当时的沔阳,已经开始大抓工业,粮、棉、油、猪、鱼、蛋综合贡献及外贸出口,排在全省第一位。人们的工作状态,真正可以用“忘我”来形容。从事文秘的同事们,几乎每天都会有写作任务,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晚上九点回家算是收早工。腊月三十,在家里吃个团圆饭,放下筷子就要往办公室跑,因为大年初一县委、县政府召开集体团拜会,我们要为县委书记写讲话稿。

   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三年后,我又于 1985 年秋考入当时的荆州师专中文干修科,脱产补习文化。两年时间,相对系统地学到了中文专科的各类知识。无论是在县粮食局从事业务文秘工作,还是在县委办公室从事综合文秘工作,我的写作内容大都是属于公文范畴。其间,虽然工作任务繁重,我还是想方设法找到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偷偷地读过,还曾经在上班时间溜出去,听省里来的大作家在县文化馆讲文学创作辅导课。单位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脚本”,逢年过节举办的墙报,其文字内容也大都出自我们几个“笔杆子”之手。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有两次因为文字材料的影响作用,大大地提升了我在行业的“美誉度”。

   为了纪念烟草行业成立十周年,国家烟草专卖局筹备举行庆祝活动,表彰全国系统劳动模范。当时,国家局下达给湖北两个名额。全省烟草工业 18 家卷烟厂,几家烟叶复烤厂,商业 20 多家地市州分公司,还有省直几个单位,两个劳模指标花落谁家,就全凭文字材料说话了。此时,我刚刚进入烟草行业工作不久。

   我到达位于湘、鄂两省交界处的松滋刘家场烟草站进行采访,被该站副站长刘光月的事迹所感染。这位从朝鲜战场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军队转业干部,丝毫没有居功自傲,却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勤勉躬耕,对青年职工视同己出。人格的力量,人性的光芒,无不在他所从事的琐碎工作中得到彰显。几天的采访,让我感觉到,不把他推举到全国劳模的位子上,真对不起这位令我深深佩服的人,我这 20 年的“笔杆子饭”也白吃了。

   我经过一周采访,然后用一整夜时间写成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模范人物事迹材料《老牛更应自奋蹄》,经过层层把关审阅,最终送到了北京,刘光月同志当仁不让地成为劳模。他不仅参加了那年国家烟草专卖局举办的国庆表彰庆典活动,还参与劳模报告团,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讲。

   “98 抗洪”,那是共和国抗洪史上最为壮烈的事件之一。在那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城乡,财不分你我”“誓死保卫荆江大堤,我与大堤共存亡”的危急时刻,我所在的荆州烟草行业积极投入抗洪,共组成了 10支突击队,派出干部职工近 600 人,投入车辆 49 台,资金 268 万元,直接防守堤段 45 处。

   我不甘心于仅仅只当参与者,我还要作一名大事件的书写者。经过艰苦的采访,我写成了反映烟草人在“98 抗洪”中英勇顽强、团结拼搏的通讯《荆江大决战中的荆烟人》。《中国烟草》《东方烟草报》都在头版、头条予以刊载。国家烟草专卖局时任局长率团赴荆州慰问,行业内各兄弟单位和知名厂家纷纷发来慰问电,有的还送来了钱、物。

   从青年时期到中年时期,我作为一位专职文秘人员,以写作公文为职业。每当有文字材料得到领导者的首肯和同事们的称赞时,总免不了会产生一点小小的激动,认为自己这碗“笔杆子饭”吃得还算滋润。多年以后,尤其是开始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后,我才真正领悟到,过去写作的那些东西,多数是受命之作、因事而作、应境而作,很难有真正属于自我的内容,自己也未能从写作中获得多少启迪和乐趣。

   在多年担任专职秘书期间,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过,偶尔也对人讲过,如果将来我能当上领导,决不要秘书给我写什么材料。这一点,我还真没有食言。无论是在基层单位担任法人代表,还是在政府机关任职,我从未有让下级干部代笔,所有文字材料都是自己动手完成,文字写作也就因此成为我工作的常态。

   从退居“二线”开始,我的公文写作负担大大减轻,我便开始写点情感散文、随笔杂谈、诗词楹联,偶尔也写点文学评论,还为一些文友的作品写点序跋,并且拜真正的作家为师,积极参与作家协会的活动。久而久之,我的文字基本上见不到“公文体”“干部体”的痕迹了。我也十分乐意,成为文学创作领域的一名老学生。选编于本书之中的几十篇散文,算是我向老师和读者交出的一份作业。

   我的作品,大都以自己的成长过程、情感经历和工作内容为题材,因情而动,有感而发,是我的发现、我的思考、我的情怀、我的故事。我觉得,如果离开了这些个“我”,作品就会失于真实、失于浅陋、失于空泛、失于做作。有了“我”的存在和出现,作品是自然流露的,它首先能够打动自己,自己也能从写作中得到了满足与快慰。

   写作很不容易,写作需要激情。读书时,老师说写作要经历朦胧期、苦闷期、成熟期三个阶段。我写了四十多年,自我感觉仍未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人虽老而文未老,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者十有八九。个中原因,还是读书、观察、思考、练笔均欠火候,缺乏“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恒心和韧劲,当然天赋不高也是重要因素。而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对社会的关注,对时政的思考,对人性的探究,对一切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所有假、恶、丑的憎恨,却激发了我不断提起笔来的灵感和冲动。

   我写的文章,够不上精彩,但它们都是在某个时空中,自我思想、观点、情感、灵感相互碰撞的结果,有些是对美好事物的记录与回忆。

   文章千古事。我以为,写作是为梦想立言,写作是为人生写意,写作是为人性立传,写作是为生命放歌。不定目标,不求功利,不拘格套,读也无涯,思也无涯,写也无涯,乐也无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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