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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寻言 淬炼诗意——序马安学诗集《摆渡》

来源:湖北作家网    发布时间:2020-12-01    作者:袁仕萍

  收到马安学的诗集《摆渡》文稿是在年初本地作协年会活动现场。六年前,我在编选本地知名诗人代表作时,在众多诗人诗作中选编了马安学的诗歌《雪地》。所以当文静中有点腼腆的诗人征询我可否为即将印行的诗集作序,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诗集《摆渡》中收有两篇同名短诗《摆渡》,很明显这两首诗在由130余首诗歌组合的集子中没有居于核心凸显的位置,一首是4行绝句体,一首是12行短诗:

  摆 渡

  我家世代住在汉北河南岸,每到镇上赶集都要坐渡船,

  那年我回乡,在黄泥岸上高一脚低一脚:“过河啊”!……

  桨声欸乃,伴随三两声咳嗽,晃悠悠的近了。我跨步上船进仓,

  和艄公互致寒暄。鱼翔浅底,水草荡漾。飞翔的船桨,有阳光滴落。

  摆 渡

  村子在岸上一字摆开,那么简单

  每个人一生中总要坐几次渡船

  他们提着篮子,牵着孙子

  去对岸,讨回日子

  遇到乌云压舱,大浪滔天

  他们不慌乱,不逃避,在漩涡里

  握紧船桨,或者举起自己

  奋力朝对岸划去,再划去

  整个村庄,荷花盛开一般,很壮观

  我是那个被乡亲被父母送上船

  渡过河,有惊无险,并将

  继续渡河的人

  这两首诗歌写实的成分明显,可以构成一副沿河两岸渡船运行图,画面感强烈。作者给诗集命名为《摆渡》,此摆渡当作彼摆渡去读便浅,实际暗含的寓意是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将作者心灵世界与客观的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自然山水等连接起来。客观的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自然山水与主观的心灵世界沟通的方式有多样,名词性的意象众多,比如桥,作者却选择与水连接紧密的摆渡这种动作与行为,一是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腹地湖北天门,老家就在县河堤上,乘船过渡,成为了他青少年时代乃至整个人生的深刻记忆,摆渡很自然就成了一种潜意识流露出的诗歌意象;二是作者借这种自然生活场景,多年诗歌创作中形成的由自然到哲思的思维有意无意地锻炼,摆渡寓意客观现实与主观心灵的纽带,在物象中有人生体验,在具象中有抽象,诗味便喷涌而出。

  诗人在《摆渡》中依据生活场景的转换切分为四个板块:旅痕、风物、惠风、雨露。旅途中的历史名胜、自然山水,农耕时代的各种农具与物件,家乡的亲人与友邻依次展开,读者的阅读视界逐渐辐射,历史上“往来人物从山川城邑里复活”(《习家池》),自然里“几笔淡墨,抹出的巨幅山水写意画”(《横冲,横冲》);“放倒万顷麦子,放倒万里阳光”的镰刀(《镰刀》),“身体那么大”“屋檐那么大”“村庄那么大”的蓑衣(《蓑衣》);饥饿的女孩、废墟中的婴儿、污染的工厂、罹患癌症的好友、逝去的父母......外在客观世界无限丰富,诗人将外在世界在心灵化过程中分解和重组,使得外在世界内心化、体验化、主观化、情态化,形成一个抒情的王国、诗意的乐园。诗必然要有所本,本源于自然,本源于内心世界。自然、内心与艺术相媾和,其产物位于现实的人生世相之上,另外建立起一个宇宙,正犹如织丝缕以成锦绣,凿顽石以成雕刻,并非是完全的虚幻,也不完全是照葫芦画瓢。诗与现实人生世相的关系,妙处正是在于不即不离。唯有“不离”,所以才有真实感;唯有“不即”,所以才新鲜有趣。

  任何优秀的诗,都应是现实的回音。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关涉现实,而在于这现实是怎样进入到诗的创造中去的。诗,或许是一种最富有个性的体裁样式,它的内质中孕含着更高的审美要求。它显示着想象的富有,但这种想象不是一般的联想,而是一种分化事物、纵横无羁的想象;它体现着情感的丰富,但这种情感不是一般的热情,而是一种经过沉淀处理后的诗的情思;它呈露着形象的风采,但这种形象不是一般的物象,而是一种渗透着诗的理解、情感和想象的意象。因此,诗人的真正旨趣不在对事象的描绘,而是倾心于易于出现缝隙的、超出机制较强的事物。

  在诗集《摆渡》中作者精心选取的四组意象群:旅痕、风物、惠风、雨露,旅痕以怀古见长,风物凭咏物而胜,惠风和雨露见本性抒真情。旅痕诗篇具有一般怀古诗的共性,在共性基础上却没有怀古诗“质木无文”的缺陷,这是马安学诗学价值可贵之处。怀古诗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为创作题材的一类诗歌作品,其特点在于借助历史抒写情怀或发表议论。同“咏史诗”相比,“怀古诗”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咏史诗”的表现对象往往是具象的历史典故,而“怀古诗”的表现对象则可以是抽象的历史时空。因此,“咏史诗”的概念是包含在“怀古诗”的概念之内的。美籍学者刘若愚论及咏史、怀古之别,可谓切中肯綮:“大体上,中国诗人对历史的感觉,其方式很像他们对个人生命的感觉一样:他们将朝代兴亡与自然似乎永久不变的样子相对照,他们感叹英雄功绩与王者伟业的徒劳,他们为古代战场或者往昔美人,‘去年之雪’(les neigesdantan)而流泪。表现这种感情的诗,通常称为‘怀古诗’。这与所谓‘咏史诗’不同,‘咏史诗’一般只是一种教训,或者以某个史实为藉口以评论当时的政治事件。”怀古诗的创作形式多样,漫游山水、凭吊历史遗迹,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成为怀古诗写作的重要形式。作者马安学在“楚国故都 宋玉故里的宜城工作生活近三十年,宋玉是宜城一张名片,2019年宜城在城南郊腊树村建成宋玉宅和宋玉墓祠,作者写下诗集的开篇之作《谒宋玉墓祠》,这首诗6节12行,作者在诗集里有近一半诗作采取这种两行一节的格式,思绪翻转,节奏明快,诗情随着外在媒介促动,调动思考酝酿关注已久的生活经验,化而为诗。在这首诗中,作为主体的“我”与作为客体的“宋玉墓祠”,作者并没有采用传统怀古诗常用的凝神静观,突出客体,压缩主体的思维格局,而是主客交融,把客体人格化,主客对话与交流的方式。前两节描绘“我”和“宋玉”空间距离的近,仅仅几步之遥,一个村东,一个村西。这种空间距离一下拉近了两者心理空间的距离,即使时间已经有两千多年。三四节写墓祠,作者在这里却创造性地诉诸于听觉。如果说逻辑推理能力是科学家的基本本领,想象力和通感力则是检验诗人本领高低的基本圭臬。凭借想象力和通感力,诗人便飘入了主观世界,他用诗的眼睛观看,用诗的耳朵倾听,用诗的心灵感应,于是诗人笔下流出一个美妙动听的梦幻世界,在墓祠堂,诗人听出了古音韵诵读的声音,这种声音流动变化,穿过长亭又短亭,传染给苍松翠竹。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说:“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诗人不管是表达情绪或思想,都必须有一个“寻言”的过程,即以巧妙的笔触表达出来,这“笔触”即所寻之“言”,必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活的语言”和“写的语言”显然是诗人“寻言”的结果。朱光潜指出诗语和日常语有别,它是“活的语言”、“写的语言”,不是像字典上那样的“死的语言”,也不是像日常生活中的“说的语言”。

  以《谒宋玉墓祠》为开端的35首诗歌,统一归为“旅痕”,除了作者家乡宜城外,诗人马安学笔触从历史文化名城襄阳的历史胜迹与自然山水,如习家池、岘山、真武山、月亮湾、横冲、春秋寨、黄龙洞,延伸到重庆的洪崖洞、渣滓洞,四川的都江堰、泸州,湖南的韶山,浙江的稽山、虎跑寺,山西的五台山......这些自然山水浸染这丰厚的历史底蕴,久远的历史借自然山水而重现。这种重现,既有一般历史的痕迹,但是更多地是赋予诗人强烈的人生体验和历史文化的反思。

  如果说诗人的旅痕是移景生诗,景景入诗,借景抒情,富于丰盈的人生体验与历史反思,景是触动情思的媒介,作者在诗中处处彰显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反思,那么,在风物这一辑中的48首诗,则以静为主,以逐渐消失的农耕时代的器物为观察点,谱写了一曲农耕时代的挽歌。这组诗歌仍然具有诗人马安学独有的诗歌个性,诗歌高度凝练,短诗成篇,在器物中既有生活的痕迹、哲理的思索、即将远去的不舍,有限的篇幅中蕴含无限的情思。

  诗集《摆渡》区别于其他诗歌,诗人马安学区别于其他诗人,我想在诗歌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上,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诗人在反映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性,在探索历史、现实和自我的诗意表达方面,诗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写作谱系。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马安学的诗歌是不会辜负于时代的期望的。

  (袁仕萍,女,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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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寻言 淬炼诗意——序马安学诗集《摆渡》

来源:湖北作家网    作者:袁仕萍
发布时间:2020-12-01

  收到马安学的诗集《摆渡》文稿是在年初本地作协年会活动现场。六年前,我在编选本地知名诗人代表作时,在众多诗人诗作中选编了马安学的诗歌《雪地》。所以当文静中有点腼腆的诗人征询我可否为即将印行的诗集作序,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诗集《摆渡》中收有两篇同名短诗《摆渡》,很明显这两首诗在由130余首诗歌组合的集子中没有居于核心凸显的位置,一首是4行绝句体,一首是12行短诗:

  摆 渡

  我家世代住在汉北河南岸,每到镇上赶集都要坐渡船,

  那年我回乡,在黄泥岸上高一脚低一脚:“过河啊”!……

  桨声欸乃,伴随三两声咳嗽,晃悠悠的近了。我跨步上船进仓,

  和艄公互致寒暄。鱼翔浅底,水草荡漾。飞翔的船桨,有阳光滴落。

  摆 渡

  村子在岸上一字摆开,那么简单

  每个人一生中总要坐几次渡船

  他们提着篮子,牵着孙子

  去对岸,讨回日子

  遇到乌云压舱,大浪滔天

  他们不慌乱,不逃避,在漩涡里

  握紧船桨,或者举起自己

  奋力朝对岸划去,再划去

  整个村庄,荷花盛开一般,很壮观

  我是那个被乡亲被父母送上船

  渡过河,有惊无险,并将

  继续渡河的人

  这两首诗歌写实的成分明显,可以构成一副沿河两岸渡船运行图,画面感强烈。作者给诗集命名为《摆渡》,此摆渡当作彼摆渡去读便浅,实际暗含的寓意是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将作者心灵世界与客观的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自然山水等连接起来。客观的社会现实、历史文化、自然山水与主观的心灵世界沟通的方式有多样,名词性的意象众多,比如桥,作者却选择与水连接紧密的摆渡这种动作与行为,一是作者出生于江汉平原腹地湖北天门,老家就在县河堤上,乘船过渡,成为了他青少年时代乃至整个人生的深刻记忆,摆渡很自然就成了一种潜意识流露出的诗歌意象;二是作者借这种自然生活场景,多年诗歌创作中形成的由自然到哲思的思维有意无意地锻炼,摆渡寓意客观现实与主观心灵的纽带,在物象中有人生体验,在具象中有抽象,诗味便喷涌而出。

  诗人在《摆渡》中依据生活场景的转换切分为四个板块:旅痕、风物、惠风、雨露。旅途中的历史名胜、自然山水,农耕时代的各种农具与物件,家乡的亲人与友邻依次展开,读者的阅读视界逐渐辐射,历史上“往来人物从山川城邑里复活”(《习家池》),自然里“几笔淡墨,抹出的巨幅山水写意画”(《横冲,横冲》);“放倒万顷麦子,放倒万里阳光”的镰刀(《镰刀》),“身体那么大”“屋檐那么大”“村庄那么大”的蓑衣(《蓑衣》);饥饿的女孩、废墟中的婴儿、污染的工厂、罹患癌症的好友、逝去的父母......外在客观世界无限丰富,诗人将外在世界在心灵化过程中分解和重组,使得外在世界内心化、体验化、主观化、情态化,形成一个抒情的王国、诗意的乐园。诗必然要有所本,本源于自然,本源于内心世界。自然、内心与艺术相媾和,其产物位于现实的人生世相之上,另外建立起一个宇宙,正犹如织丝缕以成锦绣,凿顽石以成雕刻,并非是完全的虚幻,也不完全是照葫芦画瓢。诗与现实人生世相的关系,妙处正是在于不即不离。唯有“不离”,所以才有真实感;唯有“不即”,所以才新鲜有趣。

  任何优秀的诗,都应是现实的回音。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关涉现实,而在于这现实是怎样进入到诗的创造中去的。诗,或许是一种最富有个性的体裁样式,它的内质中孕含着更高的审美要求。它显示着想象的富有,但这种想象不是一般的联想,而是一种分化事物、纵横无羁的想象;它体现着情感的丰富,但这种情感不是一般的热情,而是一种经过沉淀处理后的诗的情思;它呈露着形象的风采,但这种形象不是一般的物象,而是一种渗透着诗的理解、情感和想象的意象。因此,诗人的真正旨趣不在对事象的描绘,而是倾心于易于出现缝隙的、超出机制较强的事物。

  在诗集《摆渡》中作者精心选取的四组意象群:旅痕、风物、惠风、雨露,旅痕以怀古见长,风物凭咏物而胜,惠风和雨露见本性抒真情。旅痕诗篇具有一般怀古诗的共性,在共性基础上却没有怀古诗“质木无文”的缺陷,这是马安学诗学价值可贵之处。怀古诗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为创作题材的一类诗歌作品,其特点在于借助历史抒写情怀或发表议论。同“咏史诗”相比,“怀古诗”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咏史诗”的表现对象往往是具象的历史典故,而“怀古诗”的表现对象则可以是抽象的历史时空。因此,“咏史诗”的概念是包含在“怀古诗”的概念之内的。美籍学者刘若愚论及咏史、怀古之别,可谓切中肯綮:“大体上,中国诗人对历史的感觉,其方式很像他们对个人生命的感觉一样:他们将朝代兴亡与自然似乎永久不变的样子相对照,他们感叹英雄功绩与王者伟业的徒劳,他们为古代战场或者往昔美人,‘去年之雪’(les neigesdantan)而流泪。表现这种感情的诗,通常称为‘怀古诗’。这与所谓‘咏史诗’不同,‘咏史诗’一般只是一种教训,或者以某个史实为藉口以评论当时的政治事件。”怀古诗的创作形式多样,漫游山水、凭吊历史遗迹,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成为怀古诗写作的重要形式。作者马安学在“楚国故都 宋玉故里的宜城工作生活近三十年,宋玉是宜城一张名片,2019年宜城在城南郊腊树村建成宋玉宅和宋玉墓祠,作者写下诗集的开篇之作《谒宋玉墓祠》,这首诗6节12行,作者在诗集里有近一半诗作采取这种两行一节的格式,思绪翻转,节奏明快,诗情随着外在媒介促动,调动思考酝酿关注已久的生活经验,化而为诗。在这首诗中,作为主体的“我”与作为客体的“宋玉墓祠”,作者并没有采用传统怀古诗常用的凝神静观,突出客体,压缩主体的思维格局,而是主客交融,把客体人格化,主客对话与交流的方式。前两节描绘“我”和“宋玉”空间距离的近,仅仅几步之遥,一个村东,一个村西。这种空间距离一下拉近了两者心理空间的距离,即使时间已经有两千多年。三四节写墓祠,作者在这里却创造性地诉诸于听觉。如果说逻辑推理能力是科学家的基本本领,想象力和通感力则是检验诗人本领高低的基本圭臬。凭借想象力和通感力,诗人便飘入了主观世界,他用诗的眼睛观看,用诗的耳朵倾听,用诗的心灵感应,于是诗人笔下流出一个美妙动听的梦幻世界,在墓祠堂,诗人听出了古音韵诵读的声音,这种声音流动变化,穿过长亭又短亭,传染给苍松翠竹。戴望舒在《诗论零札》中说:“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诗人不管是表达情绪或思想,都必须有一个“寻言”的过程,即以巧妙的笔触表达出来,这“笔触”即所寻之“言”,必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活的语言”和“写的语言”显然是诗人“寻言”的结果。朱光潜指出诗语和日常语有别,它是“活的语言”、“写的语言”,不是像字典上那样的“死的语言”,也不是像日常生活中的“说的语言”。

  以《谒宋玉墓祠》为开端的35首诗歌,统一归为“旅痕”,除了作者家乡宜城外,诗人马安学笔触从历史文化名城襄阳的历史胜迹与自然山水,如习家池、岘山、真武山、月亮湾、横冲、春秋寨、黄龙洞,延伸到重庆的洪崖洞、渣滓洞,四川的都江堰、泸州,湖南的韶山,浙江的稽山、虎跑寺,山西的五台山......这些自然山水浸染这丰厚的历史底蕴,久远的历史借自然山水而重现。这种重现,既有一般历史的痕迹,但是更多地是赋予诗人强烈的人生体验和历史文化的反思。

  如果说诗人的旅痕是移景生诗,景景入诗,借景抒情,富于丰盈的人生体验与历史反思,景是触动情思的媒介,作者在诗中处处彰显的人生体验和历史反思,那么,在风物这一辑中的48首诗,则以静为主,以逐渐消失的农耕时代的器物为观察点,谱写了一曲农耕时代的挽歌。这组诗歌仍然具有诗人马安学独有的诗歌个性,诗歌高度凝练,短诗成篇,在器物中既有生活的痕迹、哲理的思索、即将远去的不舍,有限的篇幅中蕴含无限的情思。

  诗集《摆渡》区别于其他诗歌,诗人马安学区别于其他诗人,我想在诗歌与现实的对应关系上,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诗人在反映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性,在探索历史、现实和自我的诗意表达方面,诗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写作谱系。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马安学的诗歌是不会辜负于时代的期望的。

  (袁仕萍,女,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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