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湖的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广获好评
来源： 黄石作协 发布时间： 2021-04-14 作者： 黄石
编者按：荒湖，原名邹晓芳，湖北大冶人。多部（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花城》《青年文学》《作品与争鸣》等发表或转载。出版有小说集《半个世界》《无缝对接》，长篇小说《魔庄》。中国作协会员，湖北文学院第八、九、十届签约作家，湖北“七个一百”文艺人才，黄石市作家协会主席。
大型文学期刊《百花洲》2021年第1期头条推出市作协主席荒湖的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这是黄石长篇小说创作新的里程碑，迅速引起广泛反响与强烈共鸣。《黄石文学》微刊连载后，引发创刊以来最高阅读“流量潮”，留言达上万条，读者反响热烈。目前，黄石《新东西》平台刊发多篇评论和读后感。 本网进行选编，并附上作家创作谈，以期读者和评论家较全面地了解并重视该作品。
创 作 谈
妥协与执念
荒湖
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其实写的是两幢房子和两块石头。
先说两幢房子。一幢是周正海的父亲造的房子。周父造屋时很年轻，费尽千辛万苦，连砖瓦都是从十里开外的窑厂里挑回的。每天一担，周父前后挑了一年，行程累计一千多公里。若干年后，周父建造的老屋已经垮掉，儿子周正海决定修缮，修好后回家乡闲住，推开后窗还能看见父母的坟墓。因为高速路建设，刚刚修好的老屋，还有村里的祠堂，统统被拆掉了，故乡成了一片无处落脚的工地和废墟。几年后，周正海相中了王医生的老家王家庄，决定建造一幢与老屋相仿的房子，推开后窗也能瞧见山上的坟墓，后因各种干扰被迫停工。又是几年后，周正海去了云台山，竟然在那里找到了原籍地，那个地处高山的村庄成了空壳村，只剩下一幢尚未完全垮掉的老屋，老屋的背后就是祖坟，房子的形制和尺寸，居然与周父建造的老屋一模一样。周正海决定对房屋实施修缮，他甚至还原了父亲当年的做法，亲自挑砖担瓦，终于将房子建成。
再说两块石头。新国县是烈士县，有一座陵园，内有纪念碑。县委书记仗着过硬后台，勾结不法商人，大势开发陵园，危及纪念碑，作为县长，周正海坚决反对，设法保护纪念碑，后因得罪多级权贵，从新国县长调回市里任闲职。形势缓和后，周正海被重新启用，担任文物局长，市里搞沿江开发，要求拆除楚国界碑，为保护这一重要文物，周正海与多方斗争，结果扰恼了上司，在无端的挨整中，负气辞职去了云台山。
为了两幢老屋和两块石头，主人公周正海耗尽了半生心血，个中滋味，甘苦自知。这是一个回顾过往的故事，更是一个讲述当下的故事，里面既有妥协，更有执念，无论哪种，这个讲原则守底线的男人，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与不易，一份弥足珍贵的赤子情怀。他竭力守护的，其实是脚下的根脉，是灵魂的安放地。
名家点评
----- 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是个重要成绩。（湖北作协主席李修文）
----- 句追风雅，篇系沧桑。底线标高，人格飞扬。好评如潮，纸贵洛阳。（湖北作协副主席、评论家高晓晖）
----- 这是“一个人的心灵史，一个家族的苦难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史，一个地区的发展史。”（湖北作协副主席田天）
----- 一口气将大作读完，数次落泪。文中的“我”跟我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我也是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据说也夭折了一个哥哥。我也有睡堂屋的体验。我的父母也是在80年代初造了三间瓦房，土坯和盖房的瓦都是父母做的。我当时很小，隐约记得参加过做瓦的劳动。我也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现在老屋也废弃了，并且现在回家盖房的愿望特别强烈。我的父母已经走了10余年了，两个姐姐也走了。站在老屋的稻场上刚好能看见父母的坟头。打动我的不仅仅是这些客观上的相似性，更重要的是周正海在常人看来有毛病的行为，也正是我的心结。我的老家在山旮旯里，别人都想走，而我却一直想回去。现在每次回去都寄宿在二哥家里。所以我真的特别想回去盖个房子，尽管我可能不会回去常住。那种情感写到我的心里去了。（汕头大学教授、评论家谢龙新）
----《有底线的人》高潮迭起，值得品读。（谷城县作协主席许建国）
---- 小说在真实的基础上虚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黄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梅定祥）
----《有底线的人》问世，是黄石长篇小说创作新的里程碑。（黄石作协副主席、诗人向天笑）
---- 小说作者荒湖是黄石作协主席。读他的文章，似乎只有纸质，上一本是《魔庄》，现在终于可以在微刊平台上读到了。点击率红火，网上反响正热。荒湖先生将“嫡子”放养微刊平台，着实是一种导向。而另一面，阅读方式的改变，扩大了读者覆盖面。《有底线的人》是荒湖先生在黄石文学微信公众号发表的第一篇长篇小说。现在，看超过五千的文字，需要多大的兴致与耐性啊？我的阅读习惯是，只看对路子的文，哪些是对路呢？一是在数年来积累的对路子的作家里选，二是针对新培养的个人兴趣找到对路子的文章。如此这样，大大节省了我的私人时间。一个既要上着班又要干着家务带着娃的“双栖”人士，时间不言而喻的珍贵。我读《有底线的人》是在文章推出来后的第二天，花了三个小时读完了前十章。儿子一时不时蹭到我怀里来，猛然打掉我的手机。我打开电视调到汪汪队，一群超人狗狗英雄归来，汪汪狂吠不止，我坐在儿子身边陪伴他，在狗狗上天入地拯救苍生中，我完成了前十章的阅读。造屋，绝对是每家每户的头等大事。文中父亲的造屋行为竟然是在解放初期，凭一人之力完成了此壮举。周家湾与我们幼年时出生、成长的地方多像啊，贫穷、重男轻女、房头之别……父亲挑青砖、运布瓦，冒大不韪盖了人生第一幢“连三”，解决了一家人遮风挡雨的现实窘境。随着家庭人口壮大，年近古稀之年的父亲再一次动意造屋。这一次，虽已开工却并未完工。父亲死在了挑货游卖攒钱的路上。死时，挂在货担上的药罐子摔了个粉碎。父亲再也不会咳嗽，不用喝那些无用的草根子煎水了。父亲的一生是悭吝的一生，是为了照护妻儿拼尽了全力的一生。我认为，父亲是这部小说的男一号。而“我”不过是位“说书人”。荒湖先生擅写男女情感，每部作品的情感线铺陈跌宕，人物形象塑造饱满，而这一长篇小说，唯一与“我”有暧昧关系的女人小玉，却无轰轰烈烈的情节。作为女性读者，对此处理是满意的。各守本分，遵循道德，谁说静待花开不美呢？推荐这篇小说给大家，愿它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周时光。（大冶作协副主席黎先燕）
---- 荒湖老师，我生活阅历还比较浅，对于您文本的理解肯定还不够深刻，特别是官场上的人情事故。但是我也经常念及旧人旧物，读老师这部小说的时候，正逢老屋拆迁，内心感悟良多，特别是文中时光交替的叙述，更让人唏嘘。百花洲杂志很有眼光。（译林出版社编辑竺文治）
---- 拜读完大作，心潮澎湃！老师是武林高手，轻松搞定几部“史”，真是神来妙笔！文中那些人，仿佛就是我的亲人，我的父老乡亲，让我痛！让我爱！让我泪流满面。感动之余，满腔悲壮，有底线的人啊，我看见彩虹就在你心里！原来，那些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受益匪浅！谢谢老师！（小说家王旭英）
---- 荒湖老师，您得给我们读者发放擦泪的手绢（作家秧霞）
---- 生活气息浓厚，让人感怀从前。小说从来都是故事为王，而故事根本源于生活。纵观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瞎编的比比皆是，一时爽不能一直爽，返璞归真是迟早的事。（青年作家苏剑卿）
---- 农村做房子扯皮拉筋，写得真实。我也穿过破雨鞋，用草灰去渍干鞋里的水，我也住过四面漏风的破屋，借宿这种事，我也有过半年。现在经常讲初心，难得少数人还保持着。十分难得的真实文学，跟那些“作”出来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比《李顺大造屋》强一百倍的优秀作品。今天看到文中细姐在弟弟乔迁新居中的发言，眼泪终于忍不住了……（老作家熊木舟）
---- 黄石文学的最新硕果！不久前读到荒湖先生的短篇小说《下马街》，第一人称讲述，蛮好看的一篇小说。这部《有底线的人》，荒湖依然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我还担心一部长篇小说会不会因为“我”的视野限制，结果一开篇，荒湖以他熟悉的生活、我们都熟悉的老屋为切入点，徐徐道来，慢慢展开，让各色人等陆续登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计，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读着读着，就觉得亲切，像是自己经历过一样，并有了继续读下去的愿望，计划在住院的日子里读完……已经读到第13章了，越来越精彩。小说之好在意料之中。作者是个有良心、有正义感、对党和人民真正负责的作家。（作家李建华）
评论解读
悲怆的另一种表达
一一流体叙述与细节稀释
何建中
我是在十分安静的氛围中听完作家荒湖长达十八万字的讲述的。之所以说是听完，是因为我在阅读这部长篇的时候，我感到的不是文本，而是一种声音，一种温婉、安和、沉静的声音。在这静如流水的讲述中，书中的故事、人物、情感无痕的汇入我的血液，让我通体悲凉，顿生一种悲怆之感。而且，这种悲凉与悲怆就像长在我的心上一样，想抜也抜不出来，稍一触碰就隐隐地疼痛。
1945年，钱钟书先生在对美国读者的演讲中谈到中国诗的腔调时说：＂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而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一一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中国诗的这种独有腔调宜于中国诗人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
我觉得相较于作家另一部长篇《魔庄》来说，《有底线的人》最大的成功在于他找到了适于小说主人公周正海人生际遇和生命情怀的叙述腔调。在这部长篇中，他有意藏起了自己的语言才华，放弃了机俏，选择了质朴；淡化了浓烈，而取向平和。在又静又细的讲述中，让有良心的读者感动。我把这种语调平和、情绪安静、用语质朴的讲述称作流体叙述。它不是以炫目的文采点亮读者的眼睛，而是以一种沉静的力量浸入读者的心灵。你无需咀嚼它的言词，
它的故事，它的人物，它的情感已无痕地进入你的血液。作家无意你品鉴他的文采，他期望的是你的感动！
就如以下两个片段：一个是从母亲的角度讲述：＂我成年后，母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过那些没养活的姐姐和哥哥。其中一个，不知是哥哥还是姐姐，都快长到一岁了，一场发热没躲过，死掉了。父亲，趁着孩子的身体还没凉透，为其穿好衣服，装在破烂的箢箕里，然后拎到后山上，埋进了那排小坟堆。母亲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脸色平静，甚至面带微笑，像是在讲述别人家的事。＂
一个是从父亲的角度呈现：
＂父亲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二姐、三姐夭折后，他将她们埋在一块，现在，二哥，三哥又没了，他将他们埋在两个姐姐的旁边，坟头上统一砌上小青石，形成长长的一溜。这样一来，他的四个没有养活的儿女全都挨在一块了。＂
讲述的都是几个姐姐和哥哥的死，都是大悲大痛的事，而叙述的语言却是如此的平和安静。因为死的孩子太多，母亲已悲痛到麻木，她甚至已记不清那次死的那个孩子的性别：＂其中的一个不知道是哥哥还是姐姐＂。但孩子的死因她是刻骨铭心的：＂都快长到一岁了，一场发热没躲过，死掉了＂。然后是极其精确地叙述父亲操持孩子后亊的过程：＂父亲趁着孩子的身体还没凉透，为其穿好衣服，装在破烂的箢箕里，然后拎到后山上，埋进了那排小坟堆。＂这一模糊与精确让读者读出了母亲的麻木中的心灵痛楚，听出了父亲沉静料理中的深沉悲凉。
而第二个片断的叙述语气更为舒缓平和，不到八十字，却有十一处停顿，构成十二个短语，轻言慢语中的悲怆让人心酸，让人落泪。这种化重为轻、变滞为柔的沉静讲述，渗透人心的力量远高于声嘶力竭的呼号与悲泣。作家相信读者能悟出这沉静中的悲凉，他无需抒情，读者亦会感动。
而下面这段文字更典型地显示了作家沉静安和流畅的流体叙述风格：
“她坐在堂屋里，一边摇着大哥，一边盯着门外的那面土墙。那是三祖父家的土墙，正对着我家的大门，中间隔着不到两米宽的石板巷子。三祖父家的土墙墙面斑驳，宛如一幅壁画。细姐是个富有想像力的女孩子，她从对面的土墙上瞧见了各式各样的画面。那里面有猪狗牛羊，有花草虫鸟，有蓝天白云，还有村民们的劳动场景……若干年后，当我摇着我的侄儿侄女的时候，也看过类似的画面，这些画面给了我无穷的想像和安慰，也给了细姐无限的遐想与向往。她从那面墙上可能还瞧见过她曹家的亲娘，她的亲娘正从墙壁上走下来，就像电影里的人，来到她面前，一遍一遍地喊她＂金子＂！
一个空寂的堂屋，一种单调的劳作，一面斑驳的土墙却关不住一个女孩子美好的想像以及对亲爹亲娘的思念。行文是流水般地宁静地流动，而言语中流动的情绪却是一种深深的悲悯。多年后，当她摇晃的这个摇篮中的男孩被迫成为并不爱她的丈夫而粉碎她所有幸福的想像后，读者对这个女孩的悲剧命运的慨叹已在此间埋藏。谁说这种看似沉静平和的叙述不是一种更深层级的悲叹呢？作家这种和泪叙述的安静与温柔恰恰句句如刀，切割读者的善良之心。你不得不静黙地流泪，静黙地思索……
诗人胡晓光在谈及理坤诗歌创作时说道：自从理坤找到了适宜自己诗思的独有语调后，他的诗歌写作就进入成熟之境了。语言腔调对于诗人如此，对于小说家亦如是。尽管小说家在小说中要模拟各种不同人物腔调说话，但成熟作家必须拥有体现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叙述腔调。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亲近读者的方式，但没有痕迹的自然进入才是融血入心的。
如果说流体叙述构建的《有底线的人》的悲凉情绪融血入心的话，作家更长于借助精准传神的细节刻画将自己的浓厚悲怆的情感进行从容而有节制地浠释，读者在这些细节舒缓展开中像接受点滴注射一样，悲怆之感一点点在血液中变浓，最后深入为一种入骨的疼痛，让你与主人公共命运，同悲怆！
关于雨鞋，小说中有两处让人触目锥心的细节描写：
＂他开始着手改造他穿过的那双破旧的雨鞋。我的脚比他的脚要小得多，他在雨鞋里塞满了草木灰和干草，这样既堵住了雨鞋的裂口，也缩小了鞋内的空间，当我的脚伸入鞋内，就不会显得特别空洞，好歹也能走路了。我依稀记得，每当我穿着父亲的破雨鞋来到学校，同学们就会指着我的雨鞋取笑我，甚至还会趁我不注意，从鞋内快速抽出一束黑呼呼湿淋淋的稻草，当着大伙的面摇晃着，让那些像墨汁一样的黑色水滴，落在教室的泥地和课桌上。在无数个寒冷的冬天，我穿着父亲的破雨鞋，从学校一路辗转回到家里，还没进门，我就委屈得泪流满面＂。我直觉，这不是作家的虚构，这应该就是出身贫寒之家的他的痛彻记忆。我亦有一次这样的羞辱经历。我读高中时，因为实在沒有鞋穿，便把大姑出嫁前留下的一双旧鞋拿来穿。但那双旧鞋太破了，鞋帮破裂散着一圈线头，我自己找来一根白带给它滚了边。可我缝补的并不结实，一次上体育课，奔跑中，鞋口的滚边脱落了下来，将我绊倒，引得同学一场大笑……作家在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他有意将其中的悲凉进行了细节浠释：先细写父亲对雨鞋的细心改造，然后再写自己穿上雨鞋后貌似合脚的体验，再写穿着雨鞋到校后受到的讥笑，而让他备加难堪的正是父亲细心塞进鞋内的干草和草木灰。拥有相同经历的我读到此处时，泪如雨下，作家蕴含在细节描写的屈辱与悲凉迅速传递到我心上，让我瑟瑟发抖。我可以想像作家在描写这个细节时内心是何等的痛彻，但他挺住了，他把控住了自己，没有进行悲情宣泻，而是从容冷静地将这种悲情融化在细节的逐层展开中。
另一处细节是这样刻画的：
这时，天下起了小雨，父亲从挑担里解开蓑衣，打算搭在身上。他捏着蓑衣，瞧了瞧我的双脚，我穿着一双破布鞋，另外几个同学全都穿着雨鞋。他咕哝一声，放下蓑衣，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蹲下身子，慢慢地把它揭开，露出颜色不同的钞票。他用食指蘸着舌头上的口水，点出六张钞票，一共是5元钱，其中四张一元的，两张五毛的。他将钱塞在我的上衣口袋里，随后站起来，一边往身上搭蓑衣，一边吩咐我说：“赶紧和你同学一起，去商店买一双套鞋吧，口袋里的钱捂好！不要丢了，赶紧去呀。我瞧了瞧父亲的双脚，他穿的是草鞋，草绳子都断开了。当时节气已过了中秋，天气已经转凉了，父亲的一双脚黑呼呼的，指甲却白白的，对比鲜明。＂
这段细节描写传递的信息是多元的。一个＂瞧＂让父亲的注意力因为一张不公的判决布告由房子短暂地转移到我身上，他明白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比房子重要。一个＂摸＂写出了父亲的窘迫，他装钱的口袋并不丰满；＂蹲“和＂慢慢＂写出了父亲对千辛万苦赚来的血汗钱的万般珍惜；＂六张钞票，一共是五元钱，其中四张一元的，两张五毛的＂说明父亲卖小鸡赚钱是多么的艰难。细雨，蓑衣，蘸着口水点钞票的食指以及被汗水和雨水泡白的脚指甲极富动感地画出了一个节俭勤劳慈爱的父亲形象。家族之悲，生活之痛，父子之情皆隐于这动人画幅中，读到此处，我有一种入骨之痛。作家以这幅雨中速写图画出了人类共有的悲情与温暖！
而零星点缀于这部悲情长卷的幸福瞬间则从另一个角度反衬出人物悲剧命运的纵深。作家这样描写大哥出生给父亲带来的喜悦：
＂大哥不停地踢蹬着腿脚，结果将襁褓踢开了，露出了一个紫红色的小器官，它夹在两腿之间，就像一颗小核桃那么大。父亲笑眯眯地瞧着那个小器官，快步走过去，打算伸手摸一摸它。突然，他停了下来，张开嘴巴，对着手掌哈了两口热气，随后双手用力搓起来，直到将双手搓热了，才将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伸了过去，那动作就像去捕捉一只小鸟。他轻轻地夹了夹那个小器官，哥哥突然停止了踢蹬，直瞪着父亲。父亲笑了起来，骂了一句亲昵的话，然后站起来，抬头瞧了瞧崭新的屋顶。＂
那时的父亲对家族的未来该是何等的自信啊。可是也正是这个带给父亲无限喜悦和无限希望的哥哥在父亲二次建房过程中，让父亲一次次失望，父亲寄托在大哥身上的家族理想一次次破灭。大哥出生的喜悦犹如昙花一现，父亲后来对大哥的失望情绪因这幸福的短暂光芒而显出无穷的落寞。诗人常用乐景写哀情，小说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何建中，湖北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阅文集团签约作家。迄今已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作品达三百多万字)
养心何其难，公义岂可泯
——读荒湖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
胡光波
荒湖1966年生于大冶，中专学校毕业即进入钢铁企业，在工厂摸爬滚打十余年。后考入市委机关，成为公务员，辗转于各类党政文化机构。尽管前后生活境遇改变甚大，其痴迷于创作仍如当初。时至今日，已发表和出版百余万字的小说作品，主要包括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半个世界》、《无缝对接》，长篇小说两部《魔庄》和《有底线的人》，其中《有底线的人》是最新之作，刊于《百花洲》2021年第1期。
自1993年发表作品至今，荒湖的小说从题材上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工厂小说，代表作品有《打败亏损》、《工厂万岁》、《母亲与工厂》、《下马街》等，重点表现了经济转轨期间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阵痛、挣扎和奋争，这与本地传统工业的情状吻合，可见其遇景生思，因材出意；二是乡土小说，代表作品有《半个世界》、《谁动了我的茅坑》、《一只叫宝宝的赖窝鸡》、《一种叫灰粑的有机肥》、《泥匠强子和他的木烫》、《魔庄》等。这些小说围绕一个叫土村的村庄，讲述了一系列当代农民的故事，探求了关乎土地、耕种、生态、思乡等敏感问题，尤其是长篇小说《魔庄》，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对自大跃进以来的中国乡村的沧桑巨变进行了全景似的描摩与反思，2019年被湖北作协推荐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三是机关小说。代表作品有《迟到》、《草瓟子》、《有底线的人》等，表现了公务员群体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难选择和纠结情绪。
荒湖小说具有鲜明的个人经历，初于工业题材发声，即获文坛注意，后于乡村生活发力，颇能揭橥生活底蕴，已有论者早年将其归于新乡土文学作家。评论者对作家创作多以题材归类，寻求其共性，确有研究之便利，但可能造成对各自特质的漠视，因衡量作品毕竟以思想与艺术为尚，不当以题材为限，评者只有擘辟肌理，深彻骨髓，方能觅其曲意密旨，定其品类差次。在我看来，荒湖既不是工厂小说作家，也不是乡土小说作家，更不是官场小说作家，他在各类题材中呈现出来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需要结合具体文本进行具体分析。对于《有底线的人》的解读，笔者拟从文本出发，免于外界那些加于作者的虚衔浮号之扰。
在《雨花》1979年第7期，高晓声发表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该作以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多年来数次造屋失败的悲剧，反映其时民众为安身立命，而无端饱尝灵肉折磨，暴露了长久以来实施的极左路线，给普通民众造成的精神伤害，成为新时期乡土小说反思当代历史的先驱。40多年后，中国社会政治体系、经济结构等已发生了重大变革，但个体的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故荒湖不慑于高氏显赫之名，再次编织造屋故事，其不惮“雷同”的勇气可嘉，因为他虚构的造屋故事，已与高氏大相异趣，其涉及生活境遇迥异的父子两代人，各自在造屋中遇到的繁难，并在“造屋”这一线索外，还表现了作为地方官员的儿子，为保护烈士陵园不被占用，纪念碑不被损毁，历史遗物楚国界碑不被迁挪，在官场与各色人等折冲回旋，从而形成叙事的双螺旋缠绕网状结构，通过父子各自造屋的两线故事交替，使叙说节奏得以不断变幻，打破了一般写实小说情节的单调乏味。
就造屋本身而言，农民父亲仅仅是为了给家人一个稍微宽展的安身之处，第一次尚能冲破周围的重重阻力，终于如愿以偿，而第二次则处处受阻，被迫作罢，而官员儿子为退休后得享自由，几番尝试，几番经营，几番失败，围绕着儿子造屋，又穿插了他作为地方有良知的官员，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为保存红色精神与历史遗存，与县市两级主事者反复较量，因势单力薄，几乎节节败退，直至被免为闲职。由此可见，从父亲造屋的1954年到儿子造屋的2010年，虽然中国社会环境有天壤之别，但中国人隐于心底的情结难解——不在家乡有一个安妥之窝，不管你身处何地，都会六神无主，上下无着，而更令人痛惜的是，在法制日趋完善的今日，某些官员以私利为尚，竟置公义正直、道德良心于不顾，肆意妄为，悖逆之事屡屡畅行，从而寓示政治清明、官员自束，尚任重而道远。小说曾借一个医生所言——“城市是养命的地方，家乡才是养心的地方”——由此点明主人公造屋的某种原因。在急剧变化的当今中国，养命固属不易之事，而养心又何其艰难，作者能以公义将其表而出之，其对触目惊心的社会真相大胆揭露，已使小说成功了一半。
显而易见，《有底线的人》用力塑造了一个心系民瘼、秉直抗上的主人公周正海。他出身于地地道道的农民之家。父亲老实本分，与世无争，惟求以辛劳养活一大家人。但是，时运不济，其家多灾多难，所生的三个女儿，其中两个相继夭亡，只有大女保全。为寻求情感安慰，收养一个女儿，接着又连生了三个儿子。由于家大人多，生计维艰，大女早早嫁人，生活困苦，自顾不暇，而大哥则听令于父，与大几岁的收养姐姐结婚，等此姐一死，他遂在外当保安谋生，收入菲薄。小弟与其生活状态相似，以开小三轮运货为生。目睹家里如此情状，作为二儿子的周正海，从小就憋着一股硬气，自励自强，企图出人头地，既给自己寻求一条生途，也给沉闷的家庭带来生机，让父母享受荣耀。从周正海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红与黑》里于连的影子，但他没有于连强烈的政治野心，也缺乏（或鄙视）驭势乘权者的谋略秘术，虽走上政界仍保持乡村之子本色，这使他周旋于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时，显得左支右绌。
如其所愿，他后来顺利考入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初到一个山区短期支教，后进入市委政研室。因工作勤勉，后几年职务接连三级跳：先成为市委副秘书长，再成为团市委书记，最后被委任为与家乡铜都县相邻的新国县县长。按说以他的为人处事风格和行政领导能力，如果像某些官场混子那样，上下其手，八面玲珑，那么仕途将不可限量。但在县长任上，其所遇摧其所为，使看似顺畅的政途大受蹶伤，先被贬到市政协文史委，再被平调到文物局，最后以免职赋闲了结！何以一个有希望成为政治明星的人物，竟落得如此下场？
原来，年过五十的他，每次回家，看着昔日父亲辛苦所造之屋，因无人居住，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塌之虞，即感赧颜羞惭，决定翻造成新，以备将来之用，原因不外以下数种：一者使祖业不致坠于自己之手，背上败家无孝之名，同时也可日日护守父母坟茔，随时追念先德（可见其虽受新式教育，但执守传统观念）；二是看不惯邻居江子哥以侄女婿为后台，数年间骤然暴富，盖欧式洋房，炫耀于乡人之前，故欲造屋镇其气（可见其不能入乡随俗，有意识地为仕途铺路）；三与妻子生活观念相悖，虽未离婚，但已貌不合心早分，为给退休留有后路（可见其处理个人问题幼稚而致后患，并以情感出轨寻求慰藉）。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造屋之思及实施之为，在与地方官员政见不合后，竟然成了他们惩治自己的口实。
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初期，周正海父亲两次造屋所受的苦难，如成分由贫农上升为中农、工匠从中作梗、自己因砍村里树被批斗（实际村干部已同意）、造成大女之死和自己病死等，还局限于村一级的范围。周正海作为县级干部，在家翻修旧屋，本来看是人之常情，应得到乡邻理解，但因他在邻县为官，于村里人利益无补，甚至拒绝江子哥的不情之请，故而造屋困难重重：邻居细水叔借排水渠设阻，说修屋隔绝了自家风水，使其命不该有男性后代；大年哥起初爽快出让装置的地基，后又中途变卦；更令人恼火的是江子哥，以前为了开发县城房地产，自己不曾从中说情帮忙，这时给各级领导写匿名信，捏造不实之词，就造屋一事中伤自己名声。这时，恰遇县委书记在市委书记的支持下，强力推行老城区改造，企图将位于城中心的烈士陵园一半毁弃，一部分改为县城的楼盘，一部分盖大酒店。
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知识、懂得保存文化遗迹的官员，周正海自然据理申辩，坚决反对为了所谓城市化，毁破烈士陵园的不义之举，提出发展应因地制宜，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切勿为了一时的利益，肆意妄为，令万人唾骂，造成千古遗恨。因为烈士陵园，埋着新国县无数革命英烈的遗骨，凝聚着难以预测的精神力量，可激发全县人民奋发有为的斗志，世世代代只能加以护佑，任何人也不能以任何借口，撼动其一草一木。因此，周正海保护烈士陵园和纪念碑，是让凝结着新国县革命精神的象征，不为官僚的鲁莾行为断绝，这是一个正直官员发自内心的抗拒，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低层政权内新生的力量。但是，在那些只见眼前政绩、岂管日后声誉的官员看来，周正海就是他们仕途的绊脚石，当然在清理之列。在这场拆保烈士陵园的斗争中，只有民政局长仗义挺身，站在周正海一边。但是，他们两人在强势的恶浊势力面前，显得是那么微弱，简直不堪一击。
为了达到轰走周正海的目的，这些官员一方面采取下三滥手段，指使一些无赖恶棍，于无人之时，砸毁周正海的车窗，并借口那些匿名信和他受贿一车水泥（实则是中学好友所送），对他给予行政处分，既不做任何调查，也不容其声辩；另一方面为了把周正海调离，采取冠冕堂皇的方式，借着干部换届之机，派出组织部长下来，对干部逐个摸排考察。这一部分，作者以生动之笔，刻画了一个貌似一本正经、实则利欲熏心的官油子，他住在县委招待所，在人前装模作样，官腔十足，实则借机大肆收敛贿赂。当周正海与他交谈时，他满口虚假之辞，实则探其口风，为将周调离做铺垫，而周竟上其所设之套。当周在无意中发现其枕底的一叠叠带着“贺”“福”的红包，可见其心情的沮丧与失望。
在借人物活动描写当今政治生态恶化的同时，作者通过周正海的回乡造屋，刻画乡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当地政府为了大跃进式的发展，先在他的家乡开办钢铁厂、垃圾厂，毁弃村民赖以为生的良田，又开山放炮，将村里的祖坟山、后背山摧毁，并在修路中拆除人们世代敬天祭祖、寄托情怀的祠堂，使农民在家乡难以生存，只好外出打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为了尽量少付给村民补偿款，他们只是放风说要修路，也不通知时间，更不提出具体赔偿方案，在各级官员的瞒骗之下，周正海刚刚修整一新的祖屋，就被迫拆除，刨开赔偿损失不说，让他第一次造屋的希望落空，从此在家乡没有立足之地。第二次造屋，他在没有实际考察之前，听信为其治病的王医生一面之辞，将造屋之事委托于他，但也是希望再生不久，失望接踵而来。其间经历种种阻挠，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当地的副镇长。他的兄弟在新国县工程款久讨不付，希望周正海出面说合，在得不到周的帮助下，他们以盖房挡了祖坟为名，使周第二次盖屋不长时间，就得放弃。一算前后花销，净亏五万元。人受累不说，精神打击可想而知。在这中间，还有其家人相继买房的要求，使本来不多的赔偿款，捉襟见肘。第三次盖屋，在老同学的引荐下，周到自己的原籍地考察，总算有一丝希望，而这已是他被免文物局长之后。作者未明言此次成功与否，是想给读者留有想象空间。
《有底线的人》简而言之，就是讲父子两代造屋，儿子尽力护石。如果说造屋是成就私业，保石则是公职所在。通过造屋与保石，既展现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也让市县乡村四级政治人物一一登场，折射出基层政治环境的多面，其中贪官的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清官的独力抗斥、落荒而败，乡民的家园不再、隐忍以承，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围绕着周正海父亲几次造屋，表现了从新中国初期到八十年代中国乡村的生活情景，简直是一部具体入微的当代农村发展史，而在周正海的保石活动中，又把当今官官相护、集体腐败刻画得逼真如画，父亲几次惨淡经营造屋的经历，写得最为成功。如以情理揆之，某些情节描写也留下少许缺陷：对周正海夫妻关系不睦、生活矛盾的处理未免有些简单化；高中历史教师陆小玉因周正海一次电视讲话就生好感，进而两人发展出暧昧关系，以致双方精神出轨，对主人公的形象有损，也欠考虑；周正海为了保护两块石头，在公共场合的抗争和对县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指责，不是采取纡回曲折的反击，而是直接硬碰硬的对立，常常使局面搞得很僵，也显得太没有政治策略，不像一个五十来岁在政界多年服务者之所为；尤其是小说快结束时，周正海公私两面都已失败，一气之下提出辞职，使那个一直勇于向恶浊势力反抗的官员形象大减，而原来的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等人一直强势作大，没有一定的过渡，就突然被调离、免职或查办，从也有点突兀；另外，小说有数处，周正海当着众人之面，自言其是有底线的人，这也过于书生意气，有损真实性。
荒湖《有底线的人》以造屋保石将城乡生活两面容纳于一体，再以乡土小说视之显然有失偏颇。作者昭示人们，一个人不管身居何处，都要将精神之根深深地扎入故土，从先辈祖宗的懿德，获取生活的精神力量，有了这些作为思想基石，那么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何等挫败伤痛，都不会丧失对公正清廉的钦仰，因为这是我们所应当执守的人生底线。
(胡光波，陕西蓝田人，曾任大学教师，现为某学报编辑)
我们为什么活着
——读荒湖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随感
柯尊解
一
“我们为什么活着”是一个大问题。哲学关注它，政治关注它，文学更关注它。在哲学范畴、政治范畴和文学范畴里，这个问题成为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关注热点，甚而至于成为一个蒸不熟煮不烂嚼不动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众说纷纭，好像从来也没有被谁说清楚过，反而是越说越糊涂，说到后来，那些学者作家政治家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了。
于是，问题就又回到了普通老百姓那里。
回到普通百姓那里，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若问“为什么活着”，老百姓很干脆地回答：活着，就是为了三件事——吃饭、睡觉、生孩子。
俗话说，人在世上走，为的身和口。长根的要肥，长嘴的要吃，吃饭是头等大事，然后就是睡觉问题，所谓日图三餐，夜图一宿。
栖身与睡觉，就要有一间房子。安居乐业，就是强调人生首先必须有一所房子居住，才能安心地生活劳作，才能放心地生儿育女。
可见一所房子，对普通人是多么重要。
房子是什么?房子说到底就是一个家，就是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所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就把造一幢房子当作是自己一生中的一个特别大的奋斗目标，甚至是一生追求的目标。
这个目标最原始的时候，可能就是给自己的一家人造个“窝”，就是为了避风遮雨，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家”——这个“家”的功能，与鸟巢兽穴基本没有区别——至今许多方言里，仍然把家叫着“巢”，而文学常常以“巢穴”来表达对某类人聚居之所的诅咒。
但是，当“窝”变成家，当“家”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房子就可能再也不是为了居住的需要，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一种思念的载体，甚至可能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至于商品社会有了房地产业，房子更成为了商品。
我感觉，荒湖的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以交替并进的方式，讲述周大应、周正海父子两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屋”经历，也许就正是作家对房子的这种由必需的居所到文化符号（以及商品）的质的演变的一种认知。
二
家就是屋，屋就是家，所以，农民把家叫做“家屋”。
父亲周大应二十七岁的那年冬天，就有了造屋的谋划，那是因为当时家里已经有了四口人，而居住环境呢?
“从乌明叔零零星星的回忆和描述中，大约可以想见那番景象：面积不过二十来平方，里面放着一张床或者两张床。如果是一张床，一家四口夜间都得挤在一起；如果是两张床，父亲母亲自然睡大床，两个姐姐睡小床。除了床铺，屋里当然还会放置一些家具，比如存放衣物的木柜、存放粮食的大瓮，等等。总之，一定是个拥挤不堪的环境，恐怕连放出的屁都转不出臭气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他们“度过了无数个饥寒交迫的日子”。
毫无疑问，父亲周大应造屋，就是为了营造一个遮风挡雨的家，就是为了一家人有一个基本生存空间，就是为了营建一个属于自己一家人的安全的“窝”。
但是，对一个中国农民来说，造屋是一个巨大工程，甚至可能是以一生的力量都未必能够完成的心愿。
父亲为造屋付出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单只以挑砖瓦为例吧。
烧制砖瓦的老祠堂，距离周家湾差不多有十里路，中间还隔着一座山。
“二十七岁的父亲血气方刚，激情四射。白天，他在合作社里干活，傍晚收工后，他便扛着一根扁担和四根麻绳，大步流星地去了老祠堂，直到夜幕降临，我的母亲、大姐和细姐站在村口眺望半天，官道上才会缓缓冒出一个黑色的身影，身影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并伴随着扁担的吱哑声和啪啪的脚步声，还有父亲节奏均匀、气喘吁吁的声音。父亲大约准备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1955年初夏，小麦开始泛黄，泥工师傅正式进入施工现场。这期间，父亲向生产队提出申请，砍掉了后山的两棵大树，并神奇地搬到了施工现场。他至少从山上挑回了两百担石头，这些石头，一部分用于烧制石灰，大部分用于砌造屋基，那年头不流行钢筋水泥，造屋的地脚和基础全是石头和石灰。他系着围腰，在门口的水田里亲手打制了一千口泥坯，待泥坯干透后，再转移到工地。他从十里开外的老祠堂挑回了一千块青砖和数量无法统计的布瓦，按照每天一担、每担八口青砖的速度和节奏，他前后至少坚持了一百天，一百天就是一千公里，相当于挑着重担，从老家走到北京。”
这样的苦，只有周大应吃得了，他后来建起来的三间大瓦屋，就是他一担一担挑出来的！农民都会以毕生精力造一幢自己的屋，这一特殊的中国现象，引起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的深度关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家高晓声就发表过著名小说《李顺大造屋》。
小说的主人翁李顺大，是从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中熬过来的人。他的爹娘还有一个周岁的弟弟，都是死在没有房子上的。他土改分到了田，却没有分到屋，于是决心以“吃三年薄粥，买一条黄牛”的精神，建造三间房屋。这个奋斗目标，对于一个饱尝无房之苦的穷苦人来说，可以算得上一个宏大的志向。有了自已的房屋，李顺大以及他的子子孙孙就不会象先辈那样在风雪的肆虐中丧生。因此李顺大造屋的决心非常大。他带领全家用辛勤的汗水挣得每一颗粮，积累每一分钱。经过几年勒紧裤带的苦熬，终于置办了能盖三间屋的材料，正当他动手要盖房的时候，却赶上了那“热火朝天”的、上上下下都“左得可爱”的年份，一家人付出巨大牺牲积攒下来的砖头、木料、瓦片，被无偿地拿去造炼铁炉、做推土车、盖集体猪舍的屋顶——需要说明的是，李顺大献出这一切，当时都是自愿的——李顺大第一次盖房的努力就这样失败了。然而他盖房的决心是“牛也拉不动的”。他心中的希望之火并未熄灭。从一九六二年到六五年，他又惊人地积聚起差不多能盖三间屋的钱。这时一场政治运动席卷全国，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诈走了他的造房买料的钱，这对李顺大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李顺大折腾了多年，房子一直没盖成。后来虽然没有再遇到巧取豪夺的事，然而有钱买不着料。直到一九七七年，区委书记刘清恢复了工作，他对“造反起家”的砖瓦厂厂长做了点工作，让他退赔了李顺大的砖，经过几十年的折腾，李顺大总算备齐了材料，可以动手盖自己梦寐以求的三间屋了。
与李顺大比起来，《有底线的人》中的父亲周大应第一次造屋，算是很幸运了，他没有碰到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或者说他虽然碰到了政治运动，却并没有给他造成致命的伤害，他只靠自己吃苦，也终于造出了一幢连三的新屋。
但他第二次造屋，却是风波不断，厄运连连。而且，周大应第二次造屋遇到的阻碍与麻烦，与李顺大的遭遇也完全不同，并不是政治运动，而是邻里乡亲的复杂纷繁的人情世故——作家荒湖的笔，触及到了更为深刻的传统的社会内容，触及到了社会更本质更复杂的东西——人情与人性。
笔者以为，这是这部小说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二次造屋，周家实际有三个人付出了生命。
“我”的大姐周早之死，就与第二次造屋有很深的关系。
周大应第二次谋划造屋，起因与第一次造屋，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为了一家人有一个起码的生存空间。
“等到弟弟出生时，家里的人口已经达到八口之众。这八口人里，有祖父、父亲、母亲、大姐、细姐、大哥、我和弟弟。”第一次造的那套连三间，实在不能容纳这一家八口之众了。虽然后来大姐出嫁了，但大哥结婚了，“我”周正海就一直没有一张睡觉的床铺，只得在村里到处借宿。
“我”做梦都想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因为这个梦——
“自从离家借宿的那天起，每隔一个周末，我都要去大姐家住上一、两个晚上。在大姐家，不仅可以吃到油条和馒头，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到矿上看一场露天电影。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大姐家，我能单独睡一张床铺。”
如果周家的住房能容纳所有子女，“我”就不会总是喜欢往大姐家跑，大姐就不会因为“我磨牙”而与邻居发生口角是非，就不会被人失手打死。
所以，再造一幢能够庇护一家八口的新屋，成为当务之急。
与第一次造屋相比，小说对父亲第二次造屋，寄予了更多的情感，他写道：
父亲卖了两年小鸡后，手头上有了多少积蓄，我无从知晓。在一次晚饭的饭桌上，他突然放下饭碗，清了清嗓子，对着一家老小正式宣布说，那块菜地平整后前后放了两年，不能再放了，他准备动工建设第二幢房子，而且是楼房，连五两层。
1981年，在我们周家湾建造两层楼房，那又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父亲就喜欢做开天辟地的大事。
这一年，父亲已经五十四岁，相距他第一次造屋，整整过去了二十七年。
父亲年纪大了，背部有点驼，光头上开始出现闪亮的白发桩子，只要干了重活，他的脸色会发青，且喘得厉害，嘴巴张得大大的，像风扇似的呼呼地吞吐着粗气。要是惹他生气了，他会瞪着对方，不停地喘气，那样子怪吓人的。
这次造屋，他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挑砖担瓦了，他只能靠双手搬运，一次搬四口红砖。拖砖的车子过来了，将满车的红砖哗哗地倒在路边，父亲像孕妇一样，一手扶着腰部，慢慢蹲下身子，将四口红砖摞起来，贴着胸口，眼睛盯着后背山的方向，缓缓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向工地。
这样的细节描写，几乎是包含热泪的。
父亲周应大为造屋而活活累死的，直到死，他也没有看到他谋划的新屋造起来，他因此而死不瞑目。
母亲是为“造屋”而死的第三人。那时候新屋已经造起来了，母亲是在庆祝新屋落成的现场，被屋梁上掉下来的一块砖头夺去生命的。
——这几乎可以看着是一个寓言式的悲剧！
笔者一直就没有读懂，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母亲的悲惨结局。
母亲的死，是小说中的一个重大情节。
在小说中，母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她在“我”的心里，甚至是比父亲更亲的，“我”曾经呕心沥血想要把母亲接到城里，与自己一起居住。所以，如果这部小说并不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母亲之死就决不会是一种自然主义的随意笔墨，而应该是作家的精心安排。
那么，母亲之死这个寓言式的悲剧情节，到底寓意着什么呢?
很希望能够就这个问题，求教于方家。
三
如果说父亲周大应造屋，是为了一家人的居住需要，是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存空间，那么很显然，儿子周正海造屋，决非为了居住，而是另有意义的。
2010年秋，周正海决定回乡下造屋的时候，他正是“新国县县长”，他不需要到乡下造屋，来解决自己的居住问题。
那么，他为什么要到乡下去造屋呢?
周正海自己说：
乡下那“三间老屋是父亲一手建造的，我们三兄弟还有大姐，都在那里出生长大，是我们的血胞之地。按照原样进行修缮，目的也是为了还原它本来的样子。村里的乌明叔不止一次跟我嘀咕：你家那三间老屋千万莫动它，咱们周家世世代代就出了你周正海这个县太爷，把房子留下来，将来有用途。”
乌明叔的话，未必不是周正海县长的心里话，至少也是说到了周正海的心坎里。事实上，那三间老屋出过一个县长，因此，把那三间老屋保保留下来，不仅是为了保留整个宗族的荣耀，更是为给整个宗族保留一种希望，保留一种精神崇拜，保留周家出官出宦的“风水”。
周正海造屋的起始原因，就已经不是物资的，而是精神层面的行为。就是说，他造屋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纪念甚或是为了“风水”而造一座神坛。
但是，促使县长周正海下决心回到乡下老家造屋的动因，并不是简单纯粹的宗法观念，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
据周正海自己说：“这些年，我一直思谋着回家造屋的事。”
为什么呢?因为——
我的同事或熟识的公职人员当中，凡是乡下有宅基地的，多半都回老家建了新房子，有的甚至张扬得很，建起了四合院一样的巨大院落，内有小桥流水和亭台楼阁。我所在的新国县，凡是当了领导的，不管大官小官，有的在老家造了屋，还有的在县城建了楼房……说到这里，我不禁扪心自问，我回乡下老家改造老屋，真的只是因为房子要垮了吗？真的只是为了回到老家有个像样的地方落脚吗？显然不只是。我虽然不是个张扬的人，但我也有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我忍受不了江子哥那种眼光，我周正海好歹也是一县之长，我虽然是个清官，但造房子的那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老屋改造好，改造成像旅游景区里的名人故居一样。
这段文字透露出“两个凡是”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同事或熟识的公职人员当中，凡是乡下有宅基地的，多半都回老家建了新房子，有的甚至张扬得很。”
“我所在的新国县，凡是当了领导的，不管大官小官，有的在老家造了屋，还有的在县城建了楼房。”
毋需赘言，“两个凡是”所指的造屋，不仅不是为了居住，甚至超出了纪念之类的精神寄托，而是“官员”们要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百姓的“虚荣与自尊”，是在造一座高大门楼，造一种做官的身份标签。无论是在物资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是一种赤祼裸的腐败。这种腐败正如一种恶性霉菌，会迅速感染四周，引起大面积糜烂——但法不责众！糜烂的面积越大，无论纪律还是法律，就越是无可奈何。
由此可知，清官周正海县长造屋，造的也是一种官员身份，是官威。
当然，不仅如此，也许还有某些更深层的个人原因。
我们来看看周正海第一次回乡下老家造屋的背景。
2010年，周正海回乡下老家造的这一年，也正是他仕途上倍受煎熬的一年。
因为县里四大家换届——各种考察和会议，搞得我焦头烂额，做不成事情。之前，一些基层干部传出风声，这次换届，我可能接任县委书记，还说钟卫回到东楚市任副市长。对于这类消息，我从来都是听听而已，不会当真。我心里有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并非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我就不会在新国县长的位置上长达六年，按照惯倒，三年前届中调整时，我就是县里的一把手了。当时，刘建明刚刚上任东楚市委书记，钟卫是他当市长时的秘书，钟卫空降到新国县任书记，事先没有任何消息。
这一段文字，是县长周正海的内心独白。官场的挣扎，让他不但感到疲惫，而且伤心失望，他痛感“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并非掌握自己手里”。他本来在三年前就应该接任县委书记，但由于他在烈士纪念碑和“楚国界碑”的问题上，与新任市委书记刘建明意见相左，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前途”进入了阴暗期。
这还是隐形的潜在的麻烦，更有丑恶面目原形毕露的麻烦。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东楚市委组织部王家部长在县招待所找我谈话。他是前一天来到新国县城的，又是为了换届的事。他坐在床沿上，一边给我倒茶，一边问我换届之际有何想法。我说没想法。他又说，有想法就说，别不好意思。我又摇了摇头。王部长眯着眼睛，嗬嗬嗬地笑了起来：正海呀，多少年了，你还是老样子，脾性一点没改。
我知道王家部长的意思，三年前那次届中调整，组织上征求过我的意见，当时也是他找我谈的话……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没想法……他又说，这次届中调整，你作为县长，要正确对待，如果能当上县委书记，当然是好事，如果暂时不动，你也要正确对待，再说，一个百万人口的县长，当书记是迟早的事……那天，王家部长仔细瞧了瞧我的皮包，然后缓缓地站起身子，一边眯笑着，一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周正海同志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同志嘛。
这会儿，王家部长又眯着眼睛笑了起来，那眼神跟三年前一模一样。他挪了挪屁股，结果枕头底下冒出一截红色纸角，仔细一瞧，原来是一叠红包，红包有厚有薄，起码有四、五个，连红包上的“贺”字和“福”字都看得一清二楚……为避免难堪，我赶紧起身，捊了捊头发，掉头瞅着窗子外面。这时，床上的手机响了，王部长回头瞧了瞧，立马拉过枕头将红包盖住。随后，他也站了起来，一边讪笑着，一边将我送到门口。我以为他会主动与我握手，他瞧了瞧我手上的皮包，突然沉下脸皮，重重地将门关上了。
从招待所出来时，碰到常务副县长老吴，他拎着公文包，跟我打了一声招呼，径直进了电梯间……我掉头瞧了瞧，老吴正站在电梯口朝我微笑，手上的公文包捏得紧紧的。我咕哝一声，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我的心情顿时糟透了，王家部长老是盯着我的皮包瞧，那意思很明显，他想我给他送钱。他是组织部长，换届是他捞钱的好机会，他必须抓住。我可以断言，刚才老吴拎着的公文包里没有公文，全是现金。
陵园就在旁边，我抬头盯着里面的纪念碑，只想大哭一场。
作家以漫画的技法，描绘出王家部长老是盯着人家的皮包瞧的滑稽神态，真的让人忍俊不禁，但对当事者周正海来说，就真的是值得大哭一场。
周正海不是不知道送钱买贿的魔力。与王家部长分手出来，他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到细水叔阻挠他造屋，他立即就让他弟弟赶快给细水叔送一千块钱，一千不够，就送两千。可见，他也是深谙“买贿”之道的。
王家部长索贿和让家人给细水叔送红包，这两件事就发生在同一个小时内，作家把这样的两件事放在一页纸上，应该是“深有用意”的。
但是，周正海是个“有底线的人”，他可以买贿细水叔，却不能买贿王部长！
当然，在“底线”与“升官”之间，周正海也是有犹豫和彷徨的。诚如徐九经《升官记》里唱的那样：
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做的是卖命的官
却感动不了那皇帝大老官
眼睁睁不该升官的总升官
我这该升官的，只有梦里跳加官
面对如此巨大的不公，日积月累，浩浩乎郁积成胸中的愤愤不平，心理负担太重，就难免要泄气。这时候，升官，底线，面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甚至还有逃避的企图等等复杂的情绪，就在周正海的胸中混合杂糅而成块垒——2010年，周正海决定回乡下老家造屋，也许就是这种复杂心态下的潜意识行为。
周正海自己在下面说的这段话，可能是他2010年第一次造屋的最好注解。
流过泪后，我会盯着树上的鸟，反复安慰自己，我周正海为什么要流泪呢？如今这世道，流行卖官鬻爵，像我周正海这样的人，一个农民的儿子，既没靠山，又没花一分钱，这辈子能混到一个县级干部，该知足了。俗话说，舍得舍得，我既然舍不得给王家部长送钱，舍不得给刘建明书记送钱，自然就得不到更高的官位，如果实在要怪，也只能怪自己，怪自己过分爱惜羽毛，脸皮太薄，把脸面看得太重，放不下身段……回到陵园开发问题上，如果我能与钟卫保持一致，不予阻挠，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不会落到这种下场，既然我想保住陵园，保住纪念碑，就得作好付出代价的准备，既想保住陵园，又想保住帽子，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四
周正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有三次造屋经历，其中要数第二次到王家湾造屋，最没有道理。首先他这次造屋，同样不是为了居住，如果为居住，他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他在东楚市已经有了好几套房子，而且最近他的妻子购买了一套江景房，已经交了首付。其次，王家湾不是他的老家，他把屋造在王家湾，造得再好，也不是他的根，与他的精神寄托，似乎扯不上关系。
关于这次造屋的目的，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
大家突然间扯到一个话题：此生最想做的一件事。王医生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开一家全市最大的私人医院；老代最想做的事，就是想生个儿子；李教授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把楚国界碑的事写成一部书，争取拿到全国一等奖。
“正海，你呢？”他们一齐瞅着我。
“我的愿望有点特别……”我笑了笑，抱着热水瓶站起来：“一直以来，可以说从小到大，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做幢房子。”
周正海的这个“此生最想做的一件事”，其实并没有他说的那么遥远，而是直接脱胎于他2010年的那次造屋。
2010年的造屋，是彻底失败了，他经历了九转十八折好不容易修缮的老屋，被一条穿村而过的高速公路吞噬了，连村子里老祠堂都被拆毁了。老屋，作为一种精神家园，似乎彻底毁灭了，只剩下一笔拆迁款，装在他的口袋里。
装在口袋里的这笔家园的拆迁款，与其说是金钱，不如说是家园梦的骨灰盒。
这个骨灰盒需要入土为安，他才匆匆选择了王家湾。他在跟随王医生去王家湾看墓地的时候，就曾痛苦地对王医生说：
“这一年多来，只要离开东楚市外出，遇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看着看着我就会流下眼泪。”
“遇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为什么“看着看着我就会流下眼泪呢?”因为眼前的景色，触动了他心中的隐痛，让他想到他的乡下老家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想到父亲留下的那幢风雨飘摇的老屋，还有那座存续了二百多年的周家祠堂——这一切美好的回忆，都被那条穿村而过的高速公路撕碎了，毁灭了。
更深一层的思考：比高速公路发展还要快得多的现代文明，正在高速地破坏和损毁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正在高速地蚕食我们的精神家园——这不仅是周正海的隐痛，更是作家和读者都应该深切感受到的隐痛。周正海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听信了王医生的怂恿，决定到王家湾去造屋，在很大程度上是急于找一块净土，安葬他对故乡老屋的纪念。
但这也并非全部原因。
回顾过往，周正海刚刚步入仕途之初，其实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他由调研科长升任市委副秘书长的时候，还未满三十岁，是当时东楚市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三年后，他又荣升团市委书记，成为东楚市最年轻的正县级干部，而且，按照习惯思维，团市委书记就是当然的第二梯队接班人。
他俨然成了东楚市最有希望的一颗官场新星。
果然，上级安排他出任新国县县长，虽然仍然是正县级，但县长是封疆大吏，是一方诸侯，是锻炼和培养年轻干部的必然途径。
按照推算，他当市委副秘书长未满三十岁，三年后升为团市委书记，最多也只有三十一二岁，再到他出任新国县县长，大约也就是三十三四岁。他占尽了学历（大学本科）和年龄上的优势，三年县长，然后是县委书记，然后是副厅级、正厅级，乃至副省级，他仍然是同级中最年轻的干部。
那时候，他真正是前途一片光明，自然是踌躇满志，壮志凌云。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突然晴转阴雨，还伴有大风或沙尘暴。周正海的官场好运竟止步于新国县县长的位置上。因为年轻气盛，因为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新国县的烈士碑和东楚市的楚国界碑，他开始走麦城了。
在县长任上前三年的届中调整时，他就应该是县委书记了，这一班车赶上了，就一顺百顺。可以肯定，周正海是盼望过的。但他的盼望落空了，上面“空降”了一位县委书记钟卫，而且事先不向他透露半点消息。钟卫何许人也——钟卫是现任市委书记刘建明在当市长时的秘书。
——这一笔非常重要，官场是个讲究人脉靠山的地方，当公权成为私器的时候，人脉和靠山就比什么都更重要。这多少有些官场现形记的意思，周正海知道自己改变不了这种现实，于是，他只能妥协，只能盼着下一次机会。
他在新国县当了六年县长，这是反常的，他前面的任何一任县长，都在三年内得到升迁。唯有他当了六年县长，这一次总该轮到“我”上去了吧?
但是，且慢——
到了这年冬天，新国县的换届工作进入白热化，各种矛盾暗流汹涌。
王家部长又出场了。
“上次我去新国县，问你对这次换届有何想法，你当时说没有想法，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是这样吧？”王家部长以那种商量的口吻，友好地瞅着我：“你有这样一种态度和认识，组织上是肯定的，是有数的。换届期间，面对进退留转，你能保持正确心态，服从安排，这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本色，你周正海保持了这种本色！”
部长代表组织上的全面表扬和肯定，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一般说来，在这样好听的官话后面，常常掩盖着某种非常可怕的阴谋企图和算计，真正要紧的话，往往是在“但是”之后。
果然，王部长的话中，出现“但是”了：
“你这几年在新国县工作，总体上是不错的，上下反映也比较好，组织上也是肯定的。”王家部长缓缓地站起来，转身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我手上。“但是，市里的职位有限，组织上充分考虑到你的个人特长，打算让你去一个轻松一点的部门任职。”
王部长的话，说得很明白了，周正海当了六年县长，三年前就该是县委书记了，可是，这一届仍然不可能提拔他当县委书记，那么，组织上会怎么安排他呢?或许，即使到了这时候，周正海仍然是多少抱了一些幻想的，但，这个可怜的幻想，也立即被残酷地击碎——
“市政协文史委。”王家部长指了指窗子外面，“这个单位舒服吧？”
这样的安排，是谁都想象不到的。政协是退休前的茶水站，去市政协文史委，等于宣判仕途止步。这个打击，对周正海无论如何都是致命的！
“呃！”我低头笑了起来。这消息虽然来得唐突，但我心里却异常平静，三年前，王家部长在这里告诉我不能升任新国县委书记时，当时我还有点难以接受，而今天，我竟然坦然多了……
“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王家部长一脸庄重地说。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我说过，服从组织安排。”我将茶杯放回桌上，站了起来，“只是我不太明白，组织上一方面肯定我在新国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在我的工作安排上不断地边缘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年，让你去新国县当县长，可不是边缘化，那是委以重任。”王家部长沉下脸说。
“您说不是边缘化，那我问您，除了我周正海，新国县哪个县长连续干过六年？哪个县长最后不是在当地当了书记，就是到异地当了书记？您自己掰着指头算一算，王能光，李相克，易明……等等，他们都是在新国县当过县长的，他们当中有谁像我这么安排的？”我突然间激动起来，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刚刚还平静的心情，却陡然间发生了变化：“我担任正县职都快满十四年了，当年跟我一起提拔的那些人，正厅级都有了……”
这一大段宛如话剧的文字，何等精彩！
居高临下的组织部长王家把大段大段的假话、官话、套话，全都说得字正腔圆，朗朗上口，说得一板正经，真诚严肃。但舞台效果却是适得其反，联想到他经常盯着人家的提包看的滑稽像，他越是说得认真严肃，就越显得滑稽可笑，令观众捧腹。
而周正海呢?尽管他说“这消息虽然来得唐突，但我心里却异常平静”，其实他是强压心头的愤愤不平。因为，他虽然对接任新国县委书记不抱希望，但他仍然希望对他职务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安排，他认为自己这些年在工作上是对得起良心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安排他去政协文史委。他愤愤然质问王家部长的那些话，就是他喷口而出的义愤。“我担任正县职都快满十四年了，当年跟我一起提拔的那些人，正厅级都有了……”
这一句话里，饱含了多少委屈，多少愤懑，更有多少抗争！
按照官场现实，到了政协，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进入冬眠状态了，基本上就可以算得上是“寿终正寝”了。但担任十四年正县级干部的周正海，此时应该还只有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他不服气，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他的心，此时可能就一下子冷透了。
他的人生，在这时候进入了最低谷——这也可能是他匆匆去王家湾，为他的精神寄托寻找一块墓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五
如果说，周正海第一次造屋，是造一种纪念，而第二次造屋则是造一种逃避；那么，他第三次造屋，就完全是造一种庇护。
2011年新年元旦，东楚市委任免文件下来了，败走麦城的周正海灰溜溜离开新国县，回到东楚市，出任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离他2010年秋天决定回乡下老家造屋，不过半年时间。
但这半年可能是改变他整个人生的分水岭。就从政而言，周正海是从东楚市起步的，走到新国县，又折回来了。走的时候，意气风发，壮志凌云，回来则偃旗息鼓，心灰意冷。他的仕途也算是画了一个小圆，不过，这个圆画得有些瘪，很像是一个被戳破的气球。
新单位果然清闲自在，所谓文史委，其实就四个人，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再就是一个科长。两名副主任都是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刚从外单位调过来，平时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名姓丛的科长，实际上就是一名工作人员，一些具体的事情都是他做。
初次从官场败下阵，他想造一幢“屋”寄放自己的灵魂，结果他在经历了老家祖屋的毁灭后，又经历了王家湾造屋的失败。
此后五年，他再也没有想过房子的事。
他或许终生再也不想造屋了，就像他再也不对官场抱幻想一样，他现在对这两件事，可能已经是彻底死心了。
但是这五年里，大浪淘沙，一些不法官商被处理。
这五年，周正海可以干一翻事业的大好时光，被无声地消磨了，被长江的滔滔江水带走了，他应该也年近五旬了，太阳已经偏西了。
这时候，东楚市来了一位新书记周明。
周明是学历史的，他懂得保护楚国界碑的意义，希望周正海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2013年7月，周正海从市政协文史委调到文物局，担任局长兼党组书记。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无须为君子讳，这时候，周正海的心，肯定有些死灰复燃的意思，肯定有一颗芽尖，在他那颗荒凉已久的心中不停地拱动，想要破土而出。
但是，《论语》有言：“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
意思是说，柳下惠为官，被罢免过很多次，有人说：“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吗?”柳下惠说：“正直地为人处事，到哪里不被多次罢免?不正直地处事为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呢?”
周正海不能改变自己的底线，“直道而事人”，到哪里都难逃“三黜”的命运。东楚市虽然没有刘建明没有钟卫，但还有市长章为胜。
关于这位章市长，小说有一段精彩介绍：
从北京回到东楚后，我将省局的意见和国家局的意见同时向章市长作了汇报。这个工作上雷厉风行、作风却简单粗暴的领导者，从椅子上猛然站起来，指着我吼道：“老周，我跟你说呀，我这个人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楚国界碑有那么重要吗？它不就是一块小石头吗？有什么不能迁移的？三峡那么多的文物都搬迁了，其中瞿塘峡的每块石刻都是几十个平方，最后都切割下来了，像楚国界碑这么一块小石头，你竟然这么难！我实话跟你说呀，老周，我要不是看在它是个文物，我早就找几个人将它扔到江里去了。我再给你一周时间，如果你还是搞不定这个事，你自动辞职，现在市里正在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你这样的办事效率和办事作风，的确是个问题，再说严重一点，就是典型的不讲政治规矩，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场人物，在他的心目中，“我的地盘我作主”，普天之下，莫非王臣，这就是政治规矩。所以，楚国界碑在他眼里就是一块小石头，有什么不能迁移的?我不管你是什么文物局长，你得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就给我滚蛋，别让我看见你。
我们读这段文字，看到的章市长，就是一个既无知又粗暴专横的家长，甚至更像是帮会首领、黑社会的龙头老大。
当公权成为私器的时候，执掌公权的那个人，就一定会把公权看成是他个人的“私器”。这些掌权者只会看他的上司的脸色行事，而不会想到下面的老百姓。因为他手中的权力，是上司对他的恩赐，与下面的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照一般思维，诸如烈士陵园周边能不能搞房地产开发，一座有了相当历史的工人文化宫能不能随便拆除，楚国界碑能否搬迁，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理应由当地政协组织协商论证，应当由当地人大来讨论决定，而不是由某位什么长什么书记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刘建明掌权，他就可以一个人决定拆掉工人文化宫，让他的弟弟来搞新国烈士陵园的房地产开发；章为胜当市长，他就可以指着楚国界碑吼叫：“它不就是一块小石头吗?”找几个人把它扔到江里去！
无论是在新国县，还是在东楚市，周正海都绕不开烈士碑和楚国界碑。
烈士碑镌刻着共和国的来路，镌刻着共产党的初心。这种初心，与刘建明们的追求，大概从来都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至于楚国界碑，那是这座东楚市的来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的借鉴，对于我们当今的重要，可能也不是章为胜们能够理解得了的。
士可杀，不可侮。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孟子.万章章句下》）
周正海当年在新国县当六年县长，就是照老夫子教导的那样做的，跟钟卫和常务副县长老吴那样的小人相处，他也忍气吞声，虽然得不到提拔，工作却一如继往地尽心尽责，而且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底线。
但是，孟子还曰过：“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孟子.万章章句下》）
这一次，周正海要学伯夷了。
当章为胜从椅子上猛然站起来，指着我吼道：“我再给你一周时间，如果你还是搞不定这个事，你自动辞职！”
我当即站起来，直瞪着他说：“你也不用再给我一周时间了，我现在就辞职。”
也许，周正海在喊出“我现在就辞职”这句话之前，他的心中就萌生了去意，而这一次与章为胜的直面冲突，则成为最后爆发的导火索。
再一次败下阵来的周正海，还能往哪里逃?
我们也许都在这样的经验：当你被黑夜中的一种恐惧追逼时，你会努力往自己的家里跑，跑进了家门，你的心还在呯呯跳，但你会拍着胸口说：“总算到家了！”当你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也是这样拼命往家里逃跑，跑进家门就会在心里感叹一声：“总算到家了！”
人在遇到危险和危机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想到逃回家去。
更有的时候，人在外面遭遇了伤痛，同样会急着逃回家去。
家，很多时候是一个防御堡垒，心灵的和肉体的。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正海回到他的祖宗出发的周由村，造一所与他出生完全一样的房子，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梳理一下：
假如周正海在官场一帆风顺，他还会回一而再再而三的到乡下去造屋吗?以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可能不会。因为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如果他一路飞黄腾达，凯歌高奏，他的工作会非常忙，大事尚且忙不过来，哪有心思回乡下造屋?
而他的官场失意，主要的是因为他绕不过烈士碑和楚国界碑。绕不过那两块碑，又是因为他“直道而事人”的底线。
所以，周正海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周正海要回到祖宗的出发地，造一座属于他自己的屋，是一种必然。
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解决：周正海住进他自己造的那座房子的头个晚上，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一个梦?
(柯尊解，湖北省作协会员，黄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个体经验的赤诚之美
——荒湖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读后
卢圣虎
荒湖正深度进入他所向往的文学时间。
他是一名勤勉的公务员，更是一位纯粹的作家。继2018年出版长篇小说《魔庄》后，短短两年时间，又写出《彼岸花》《下马街》等优秀短篇，特别是新近火热的《有底线的人》，煌煌长篇，在《百花洲》头条推出，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和影响力。
坦率地说，我很多年没认真读小说了。一是懒，二是嫌小说太长。对身边写小说的，除了本能的礼貌，就是推己及人的佩服。因为自己写不出，写小说更像干体力活，尤其是中长篇，其难度令我望而生畏。
夜深人静，爱人还在等待微信连载的《有底线的人》，疲劳和瞌睡一扫而空。这种情形我只在初高中时见识过，我们阅读的是金庸。于是我将这部小说收藏，花了几天时间细读后，终于理解了这部小说势不可挡的阅读量和留言潮。
荒湖似乎一直没有中断小说创作，哪怕很长一段时间曾身处机关要务岗位，也勤奋地成功塑造了“周儒”这一典型人物（见荒湖小说集《无缝对接》）。我记得他年轻时写过很好的诗，偶尔也晒晒散文随笔之类。他的语言很美，行文干净、流畅，就像他即兴讲话一样，从不拖泥带水，从不虚空，表达精准，真心实意，点到为止，听者如沐春风，往往余味无穷。他的这些本领或许是天生的，又大抵与他的精细阅读、写诗经历及职业熏染有关。
《有底线的人》讲述的是两代造屋和两块石头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人物近百，情节迭宕起伏，冲突不断。驾驭这样复杂的题材深具挑战，也有些冒险，但荒湖去繁取简，布局精密，以“两纵两横”呈现了小说结构上的整体性及故事推进的清晰度：一纵为父亲的造屋历程及家族的时代变迁。另一纵为主人公周正海的当下生活。“两横”，或者说是两条分支线，一是周正海的造屋经历，二是他的官场沉浮。两条纵线相映并行，两条分支犬牙交错，共同织就一张百态丛生的命运之网，主人公两代人的妥协与执念在其间传承激荡，演绎出一曲已然超越时代的英雄主义悲歌，而小说的精神核心贯穿其中，成为向死而生的灵魂：无论世事如何艰险，做一个有底线有原则的人。
我非常感兴趣这部小说的源起。海明威曾这样解释过他作品的由来：我从来没必要选择一个主题——相反，是我的主题选择了我。如果我们熟悉荒湖的经历及其志趣，我相信这样的推断是令人信服的：这部小说就是荒湖深耕个体经验而喷发的“顺理成章的风景”，他不是写周正海一个人，而是写一群人或一类人。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一个人的心灵史，一个家族的苦难史，一个村庄的变迁史，一个地区的发展史。
对于一位真诚关注现实的作家，写什么无疑比怎么写更有意义。周正海及其父亲终其一生的执著，表面看是栖居之所的建造，其实是对人生价值的可贵自证，对洁净人性的本色践行和倾心守护，而“两块石头”（烈士纪念碑和楚国界碑）既有深刻的隐喻，又丰富了操守的形态和内涵。夜暗方显万颗星，灯明始见一缕尘。人生往往在与阴暗的相伴相克中，那缕萤火才会放射出动人的光芒。在小说中，无论是可以触摸的过往历史，还是一言难尽的当下现实，作品获得厚重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擦碰所谓的敏感雷区，甚至直接与暗处的壁垒迎面相撞。如令人窒息的官场，如势利油滑的人际关系，如无法深究的地域发展等等。周正海的选择更多的是抗争，是矢志不渝，而不惜头破血流，不惜家破、丢官，最终归隐山林。
聂鲁达说，诗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映，这是艺术的规律，也是人生的一条规律。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小说作家。一部心力之作，一定会发现作者的影子。
《有底线的人》展现的是荒湖烂熟于心的场域：乡村、老屋、家族、县城以及风云变幻的时代，自然也充注了他对现实的思考，对人性的观照，甚至省悟、批判。正如他题引艾青的名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真实地烙印了一位成熟作家在当下普遍缺失的优异品质：勇敢、担当、高洁、赤诚等等。由此也可以判定，《有底线的人》是一部记录历史、紧贴现实的诚实力作，也是一部具有悲剧色彩、精神纹理以及独特艺术审美的感人之作。
当然，这出悲剧也蕴含有向上的力量和无限的希望，这显然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生命力所在。如父亲毕生终于将屋造成，周正海终于辗转找到灵魂栖居之所，以及“两块石头”的人间命运……这些结局的处理让人唏嘘不己，同样也耐人寻味。
作为小说的门外汉，我不能说得太多。事实是，这部小说让我得到了很多，有些甚至是忽略已久的东西，现在有必要将它们捡起来，恰当融入自己喜爱的事业。例如，对宏大主题的象征性素描，对流逝之物不动声色的温润，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自觉抢救等等，这些亮点或者写作技艺，铺陈于小说中，将为各取所需的读者增添持久的吸引力。
(卢圣虎，湖北洪湖人，诗歌写作者、文艺评论员、资深媒体人)
读者反响
---- 著名作家荒湖老师长篇大作《有底线的人》，本想看完转发，结果没看一半就忍不住要分享出来。一部非常深刻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越读越让人深思……（读者财诗人生）
---- 追剧一般，从头至尾。鲜活生动，立体多维。置身其中，忘了是长篇小说，等待再续；非常好，有味道！读得津津有味，简直就是享受！我要感谢作者，辛勤耕耘荒芜的心灵，一派翠绿生机（读者余女士）
---- 故事里的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就好像看了一部电影；好看，转啦！快点更新吧，等着看呢；小时候盼望的那双雨鞋，那张宁波床，那间卧室，永远成为童年的遗憾，无法弥补。可成年后的我们，怎样才能不再辜负自己的内心呢？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在洪流的冲刷下，只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坚守。还好，心中的那棵合欢树还在，在风中飒飒地响，红色的毛绒花依然闪耀（读者陈女士）
---- 活着，真难！人生再多苦难，还是选择做一个有底线的人。每天都在等待后面的故事，每天都在期待最后的结局……（读者刘女士）
---- 眼睛看痛了，还是忍不住，必须一口气读完（读者叶先生）
---- 每天晚上都在等待着更新（青年作家龚甫）
----荒草连连燃野火，湖浪滔滔奋蛟龙。刀光剑影横底线，平凡之处见英雄（读者刘先生）
---- 荒湖是有思想的人（作家刘平海）
---- 以父子两代人造房故事为主线，以城乡二元区域为框架，讲述了主人公为民为官的故事，处处呼应了那是个有底线的人（读者邹先生）
---- 摇窝窝，摇窝窝……我小时候我妈也是这么给我唱的。这确实有些悲伤了，配啥表情都符合不了我此时复杂的心情（微刊黄石文学执行主编李翠）
---- 政府修路村民要求改路，文物保护与不保护，不让拆房与盼望拆房，农村房头明争暗斗，各种利益纠葛，矛盾交织，不断深化……这是我近段时间来唯一坚持读下去的小说（公务员周平海）
---- 黄石是个移民城市，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中的主人公和故事，是多么的熟悉，似乎看得见摸得着。故事主角的妥协或执念，正如作者所说“这个讲原则守底线的男人，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与不易，一份弥足珍贵的赤子情怀。他竭力守护的，其实是脚下的根脉，是灵魂的安放地。”写得真好！作者是我们钢厂走出来的作家，我为转发这部长篇小说感到非常自豪！（读者汪先生）
---- 读完了由《黄石文学》连载推出长篇小说《有底线的人》，深切地感受到作家荒湖编造的故事是那么熟悉。我想，读者感到熟悉，前提一定是作者熟悉。作家写小说，不能只写那么几个人物，写了多长，主要取决于作家对所要描写的人物和故事的熟悉程度。这种熟悉，就像是发生在作家本人的身上，像是在写自己，将自己的满腔情感倾注于笔端，才是一个作家所追求的艺术效果，这样的作品，才经得起品鉴，才能激起读者的关注和共鸣。（朱春华，农村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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