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触摸乡村精神现场的纹理——评朱朝敏《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
来源： 发布时间： 2022-06-21 作者： 李雪梅
李雪梅：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先后获得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英国斯旺西大学访问学者，现任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三峡大学“151”学术骨干，宜昌市小说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影视文化研究，出版专著《新世纪小说的生活政治研究》，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报》《文艺争鸣》《中国文艺评论》《当代文坛》《湖北社会科学》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主持完成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生活政治的文学表征”、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视觉化时代小说的影视化生存研究”“新世纪底层文学研究”“城市化视域下新世纪女性小说的城市书写研究”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三峡题材影视研究（1978-2018）》等。
触摸乡村精神现场的纹理
——评朱朝敏《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
李雪梅
百年来，乡村一直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面对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文学当然不能失语。但是，如何精准把握时代的精神光谱，如何理解处在崭新历史关口的乡村和农民形象，是对每一个写作者的严峻挑战。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一线脱贫攻坚实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5月出版）讲述了湖北枝江百里洲的十二个脱贫故事，从扶贫干部和扶贫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探究乡村和农民命运的变迁，在展现巨大扶贫成果的同时，重点聚焦乡村的精神现场和心理现场，这是当下乡村叙事的重要收获。
百里洲是朱朝敏的故乡，也是她文学的故乡。这个位于长江水中央的沙洲，曾因盛产棉花和黄花梨富庶一方，却受制于交通和资源，未能跟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步伐，逐渐陷入贫困。对朱朝敏来说，书写百里洲的扶贫故事，也是一段溯源故乡的亲近之旅。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她童年的记忆，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辗转在她的家族或朋友关系里。不过，她并未停留在乡愁的幻象里，离乡多年后再次以作家和扶贫干部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微妙距离感正好构成反思的空间。她给自己的定位是忠实的记录者、聆听者和受惠者，这种身份意识让她有效避免了高高在上的俯视和过分情绪化的宣泄，最大限度呈现出乡村生活的原生态，便于穿越表象发现乡村在历史变革中的困惑与奋进，在细节中感悟那些被忽略的真善之美和人性之光。
在长期的帮扶下，百里洲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已经得到显著改善，但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要。《塔灯》中的杨勇多年来一直都纠缠在寻找失踪的老婆这一魔咒里，“被时光洪流隔绝在彼岸，从身体到心理到记忆，全部滞留在一九八六年”。《好人周建波》里原本勤劳善良的周建波，因中间商的意外车祸欠下村民三十三万棉花钱，满怀内疚。此外还有《钟声》里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从前的暴风雪》《棉花之殇》《风又吹》里老人的孤独处境，以及《多雨的九月》里老年人的情感需要。这些问题直接关乎农民的内生力量能否被激活，是乡村实现全面脱贫和可持续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朱朝敏意识到，“只有心灵才会发现心灵”。唯有懂得和将心比心，切身感受他们心灵深处的疼痛，提醒人们要不断创造条件优化乡村社会生态。当人物的精神现场被置于叙述的中心位置时，他们是极具生命质感的鲜活人物。
在第一人称“我”的讲述中，故乡那些朴素的人性、人心，常常促使“我”反观自身，那些农民对生命尊严和人间大道的坚守，则让“我”一次次为之震撼。《沉默的羊子》里杨凤英哪怕再苦再累，她眼睛里都闪耀着“清亮的光芒”，胡昌祥不遗余力帮助嫂子，哪怕被流言蜚语误伤也毫不在意，原来他们心中都供奉着村口的那对石羊，朴素的信仰里包含着感恩的民间大义。包括《后遗症》里坚忍的李桂香、《从前的暴风雪》里倔强的杨春天，在“我”眼里，他们不仅是被救助的对象，也是“我”和所有帮扶者的一面镜子，映衬出包括“我”在内所有灵魂里的“小”来。他们心里的精神小庙是如此强大，劳动者的力量和尊严永远不容低估。他们于苦难中依然坚守人性光辉和博大情怀，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
扶贫工作的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帮扶干部的努力，正如朱朝敏在自序中说的那样，“帮扶者和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就在他们拉手的一刻，两者便融合成一个动词：“脱贫”。比如，《养蛙记》里老王为了给老赵父子壮胆、暖心，不得不投钱入股养殖青蛙，好不容易养大的青蛙又因为养殖经验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经受种种委屈仍初心不改。他们无一不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最能体会那些贫困户的难处和需要，正如同为帮扶干部的朱朝敏在后记里所说：“我们互为依靠、互为扶持、互为见证时，我们的整体‘人民’一词，才有机会被呈现出浩瀚的态势。”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帮扶者和被帮扶者携手一起改变着乡村大地的面貌，体现出精准扶贫战略下外在帮扶和内生力量融合的强大效应。
朱朝敏深知只有脚踏大地，与农民血脉相通，才能用文字凝聚一个时代最深刻的记忆，这样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立场。她以在场的方式记录，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她对乡村精神现场的深度开掘，触摸到乡村内部的问题症结，以贴近现实的姿态完成了一次真诚的返乡叙事，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更是一个写作者的良知。
过去/现在、乡村/城市、传统/现代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的三组关键词探析
李雪梅
回忆录通常都具有知人论史的史料价值，作家对个人成长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反顾，让我们在阅读中满怀着期待，期待解码文学的秘钥。但问题的另一面在于，因其流动性、个人性和选择性书写，回忆录在自我解密的同时也可能被质疑其真实性。当作家有意要提供一份“权威”的回忆录时，将如何选择记忆，又如何叙述记忆？这个叙述框架中，有多少记忆是被放大了，又有多少是被有意或无意隐藏了？要厘清这些关涉记忆伦理的问题并非易事，但也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或许能够抵达另一个侧面的真实。《刘醒龙文学回忆录》[]中，过去/现在、乡村/城市、传统/现代是三组相互映衬的关键词，过去、乡村和传统明显被置于前景，但恰恰是因后者的存在才能彰显它们的意义。
- 过去/现在：双重时间中的身份建构
回忆录书写最核心的意义就在于面对过去的自我反思，如何评判过往的经历，评判的标准何在？若只是按标准化或流行性的价值观念重组人生，是很难进入最本真的生命状态的，更不用说发现新的自我。相反，或许那些被唤醒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反而更能窥见人生的真谛。
记忆是非理性的，历经风雨沧桑后仍然活在记忆里的那些人和那些自然流淌出来的情绪是最能显影一个人的人生趣味的，正如扬·阿斯曼指出的那样：“只有倾注了情感的交往，才能使记忆具有一定的结构、视角、相关性、限定和范围。”[]刘醒龙最怀念的是他小学时会用背越式跳高的一个音乐老师。当他在课堂上谎称偷吃的猪油渣为冰糖后，刘老师批评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竟然让他生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困难时期猪油渣的美味回忆与刘老师的美丽身影叠映在一起，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文学营养大餐，成就了刘醒龙创作的基调，他的“诗性现实主义”[]或许在那时就埋下了伏笔。高中时期“格外与众不同”的是那位永远将“英特纳雄耐尔”念成“英特纳雄耐吾尔”的语文老师，这是个“教老书”的先生，却得到学生最深的敬意与祝福，他那“特别有形的乡贤”的个性与人格魅力，化为一种特殊的气息，弥漫在刘醒龙笔下那些传统的理想人格中。经历了那么多大刊名编后，刘醒龙仍记得《安徽文学》的编辑苗振亚这位“恩师”，因为正是他发现了刘醒龙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中独特的“小说味”，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让刘醒龙至今受用。而那个藉藉无名的长阳姑娘黛妹，用“一碗油盐饭”[]的质朴诗意让他实现了创作上质的飞越，成为他“一个人的经典”，他则以一个传诵者的身份让十八岁的黛妹在文学中获得永生。
治愈创伤是记忆书写的重要功能，因为回忆是对时间的抵抗，也是心灵的诺亚方舟。《圣天门口》中那个美丽的女人阿彩，偏偏生着一个癞痢头，这个人物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刘醒龙童年时代的一个“小小阴影”。小时候，淘气的当地孩子常因他干部子弟和外来者的身份欺负他，塆里那个满头长着金色癞痢的漂亮女孩就被编排成是他的小媳妇，让他承受莫名其妙的羞辱。当记忆中那个小名叫金子的女孩变成《圣天门口》中的阿彩后，他让有缺陷的身体迸发出人性的大美，正是对童年心理创伤的自我疗救，而今当他能在回忆录中坦言这一心路历程时，或许正是源于创伤治愈后的释然。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正是人生充满了种种可能性的青春十年，刘醒龙是在县办的阀门厂度过的。滚烫的铁屑四处飞溅，不时会烫伤人的肌肤，身体的创伤历经数十年才慢慢愈合，而今刘醒龙却宣称那是一种“烤肉香”，并在不断地回味中“越来越相信，那是一种青春的滋味”“是我既往生活中最值得热爱的”[P55]。和不锈钢一起锻造的是刘醒龙钢铁般的坚韧意志，这种生命体验化入《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和其它所有与工厂有关的文字，共同铸就劳动不可亵渎的神圣，当年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创伤也得以平复。“如今，当时。现在，过去。这是回忆录的基石，被审视的过去保留了对当下的解释权，被唤醒的当下也让过去有了值得反复追寻的意义。”[]时间参与到回忆的过程中，记忆书写的奥秘就这样隐藏在回忆者现在的境遇中，时间重构了记忆，那些存储在记忆中的过去在回忆中呈现出崭新的意义。
刘醒龙在“大别山之谜”的开篇《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里写了一个渴望长大的男孩阿波罗孤身勇闯黑森林的故事。在凶险的黑森林里，他一边同邪恶的野人/罪犯斗争，一边同身体里面“那个穿着红肚兜、光屁股的小男孩”斗争，外部现实的挑战和内在精神的裂变一起推动着阿波罗的成长。这个故事可以看作刘醒龙创作历程的一个隐喻。刘醒龙从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四十年，当年的小男孩已经成长为当下中国文坛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他没有因为已有的成就神话自己，反而在种种写作的艰难蜕变中更见一个作家真实的成长与成熟。回忆录的书写就是立足现在审视过去，是在不断反思中的自我重塑，现在的刘醒龙这样定义自己：“我不是那种天才型的，甚至不是才子型的人，我是比较笨拙的。”[P117]，他自称“仍是一个赶早出门上山砍柴的人”[P80]，这当然是一种自谦，但更是一种自省，他愿意做一个清醒的文学“守夜人”[P129]。
- 乡村/城市：空间疏离中的文学坐标
刘醒龙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他从大别山腹地到县城，再到省城的人生历程，这种空间上由乡入城的位移是许多作家共同的经历，但刘醒龙还是有些不一样，因为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对刘醒龙而言都有一种疏离感。虽然刘醒龙一直记得父亲的告诫：“你是老农民的后代”[P71]，但又自称“我在乡村长大，但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因为我父亲是区委书记、区长。可是我一到县城，就成了乡下人”[P280]。父亲的告诫和刘醒龙的自我认知看起来充满了矛盾，但正是这种矛盾潜藏着写作的两个奥秘：一是对乡村的情感认同，二是身份疏离产生的叙事张力。
从情感上来说，刘醒龙显然是偏爱乡村的，他宣称“我的全部情感来自乡村”[P137]。童年是作家记忆的宝库，潜藏着终生的秘密，作家会用一生不断重返童年。童年和乡村生活的记忆给予刘醒龙的是“老农民的后代”的情感认同，是他小说中仁慈和悲悯的生命底色，因为在他看来，“乡土给我们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仁慈”[P139]，正如那个虚张声势的生产队长，他对那些抄近路的孩子和劳动改造的“四类分子”大声地叫骂着，却在骨子里透出最大的慈悲之心。刘醒龙一直心怀对那些乡村普通人的崇敬之情，在他看来，“他们是天生的社会学家、天造的历史学家、天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P168-169]。由此出发，他能清楚地看到，那些媚俗的应景之作、机械的时代记录员和妖魔化写作都是乡土文学的“败笔”[P139]，因为这些写作都失却了好作家的必备要素——仁慈与悲悯。
对乡村的情感认同并未影响刘醒龙对城市的接纳，相反，他在城乡之间身份的疏离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发现，让他的写作天然具有一种难得的叙事张力。他在书中忆及儿时读书的模样：“几个年岁相仿的少年，趴在山沟的岩石上，头挨头凑在一起，反复读一本残破不全的小说”[P4]，他们“想象着像上海滩一样‘洋气’的青岛，这种“洋气不只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胸怀”[P4]。城市就这样给了少年刘醒龙无边的想象空间，后来生活在城市的刘醒龙虽然在创作中不断回访乡村，但是，“对乡村感情深厚，不代表对城市的天生排斥”[P138]。因此，当很多将刘醒龙定位于乡土作家的读者为他竟然写出《蟠虺》这样的城市题材小说而感到意外时，对刘醒龙本人而言，或许只一种自然而然的写作。正如於可训指出的那样，刘醒龙“每一部表现乡村生活的小说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城市背景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P73]。乡村的变迁背后是强劲的城市化进程，所以他笔下的乡村既非令人沮丧的蒙昧之地，也非静止的桃花源，而是常常着眼于时代的困境，思考改革中的深层次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质感。
在刘醒龙看来，乡村和城市是平等的，那些对乡村满怀善意的文化歧视者，或是对城市假装不屑的高蹈者，都是值得警惕的。他对电影《凤凰琴》将竹笛改编为口琴一直无法释怀，因为这一改编不仅关涉对原著的尊重问题，更因为电影对真实乡村生活的隔膜而导致的对乡土和民办教师的冒犯，在他看来，“那种将口琴硬塞进乡村的好意”不啻为“一种伪善”[P136]，以专属城市青年的口琴替换乡村教师的竹笛，暗含对乡村的文化歧视，失去了城市与乡村原本应有的平等状态。他说“我无意让竹笛响彻城市，然而我的确想让城市听懂竹笛”[P170]，或许这也正是《音乐小屋》中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陶醉于口琴并以琴声表达对城市的热爱的内在逻辑。
小说《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最后写渴望长大的阿波罗“回过头来寻找不再吭声的小男孩，却意外发现父辈们还站在不算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自己”，这是又一个隐喻，小男孩变成了男子汉，但父辈的注视和故乡的土地永远是他的出发地。乡村是流淌在刘醒龙骨子里的文学血脉，城市则让他在拉开距离后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来路和前行的方向。
三、传统/现代：理性反思中的文化选择
刘醒龙走上文坛的1980年代，正是西方各种文学思潮在中国风起云涌之时，但他明确表示：“文学当中的中国传统才是我一直所看重的，我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探索。”[P148]当小说的传统因素被反动掉，各种西方现代派艺术眼花缭乱地杂陈于小说世界时，他坚信那些貌似贫瘠和古老的文学传统在不经意间就能达到震撼心灵的程度。
民间文化是刘醒龙写作的宝藏。他坦言：“我的文学教育，更多的是受民间的影响。”[P68]丰饶的民间大地是他的文学启蒙老师，口口相传就是他的人文传承。小时候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听爷爷“挖古”，爷爷口中的《封神榜》和各种民间故事是他文学创作的最初的养分，爷爷的故事“具有亲历性”，人物“是有形象的”，内容“是有着某种喻世规劝”意味的，形式上“是有命运感的”[P86]，而童年记忆中最早最完整的那个落水鬼的故事就是他文学的起源。记忆中的爷爷不仅幻化成刘醒龙笔下反复出现的老人形象，也在创作内容和价值选择上对其影响深远，从最初的“大别山之谜”，到新世纪以来的《圣天门口》《天行者》《黄冈秘卷》，都不乏民间英雄的传奇形象、因果报应的故事情节、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往复循环的大历史观，刘醒龙的创作并没有在时间进化的链条上褪去民间大地的底色，反而实现了从最初选材局限的本能到逐渐自觉化用民间资源的涅槃。
故乡黄州“贤良方正”[P336]的人文风骨是刘醒龙最为看重的地域文化品格。祖传那些人物一根筋似的性格，既影响着刘醒龙坚韧强硬的个性，也滋养了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因为对写作的自我坚持而放弃了更早成名的可能，他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发表，哪怕被退稿到麻木，被嘲笑为“坐家”，正是这种非一般的热爱和坚持最终成就了今天的他。《秋风醉了》写父亲坚定地认为补坏了鞋子就得赔，因为这是补鞋匠最基本的责任，而电影则改编为父亲故意把鞋子弄破，再以卖血赔偿的苦肉计给儿子创造晋升的机会。在刘醒龙看来，这是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残酷改编，因为其中的差别其实是人性的分野，一种是在民间大地上朴拙而善良的风骨，一种却是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性普遍异化的逐利原则玷污这朴拙与善良。赵老师（《威风凛凛》）、温三和（《弥天》）、梅外婆（《圣天门口》），曾本之（《蟠虺》），“老十哥”（《黄冈秘卷》）都是现实的不合作者，他们虽然可能因为自己的坚持而蒙难，却始终恪守着黄州人的“贤良方正”。
民族精神是刘醒龙特别重视的传统资源，它意味着强烈的使命感，深重的忧患意识和高贵的理想人格，是儒家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综合体。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中，邱光因为两包水泥被山洪吞没后，林桦思考着：“人生的价值应如何去比较？人生应该怎样去求得永恒？”这是林桦的追问，也是刘醒龙的追问，并在以后的写作中不断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凤凰琴》和《天行者》中“界岭小学的毒”，也是《圣天门口》中圣洁的雪家精神、《蟠虺》里青铜重器的君子之风、《黄冈秘卷》里“我们的父亲”的坚硬人格。刘醒龙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发表感言说：“一定要有一批作家，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的存在真正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灵魂高度”[P14]。他用小说讲述中国故事，彰显民族精神，践行着一个作家的天职和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他摈弃那些花哨的写作技巧，潜心于现实主义创作，深挖人性的奥秘与时代的真相。
当然，对传统的致敬并不意味着对现代的漠视。刘醒龙对民间文化、地域品格和民族精神的书写都立足于百年来中华民族追寻现代性道路的历史和现实，以及传统文化在这历史和现实中的现代性转化，有了现代性视野的融入，传统才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一认识逻辑中，刘醒龙才会发现并重视自己创作中的传统资源及其价值。
刘醒龙说：“小说更适合做自己写给自己的锦书。与自己创作的那些人物隔空相望，正是与另一个自己相爱相杀，互为表里。”[P348]回忆录亦是如此，是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相爱相杀，互为表里”，因为回忆录的重点不在于仅仅唤起关于过去的记忆，而是穿越记忆发现那些关于人生和文学的启示，在富于张力的时空中与自己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厘清过往，企望未来。刘醒龙立足现在回望历史，在双重时间中追溯一个文学守夜人的成长历程和文学理想，在乡村和城市的双重疏离中建构独特的写作视角和乡土情怀，在现代性视野中弘扬民间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精神，建构了一种后撤的写作立场。更重要的是，过去/现在、乡村/城市、传统/现代也是近四十年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因此，刘醒龙在后撤中明确前行方向的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一份难得的文学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