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聪：支教题材小说的叙事向度 ——以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为例
来源： 发布时间： 2022-06-21 作者： 周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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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聪，文学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湖北省作协第二届签约评论家。作品散见《文艺报》《文学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评论》《儿童文学》《十月少年文学》《星星》《福建文学》等报刊。曾被评为《儿童文学》“2012年全国十大魅力诗人”。
支教题材小说的叙事向度
——以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为例
在近些年的儿童文学界，支教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是存在一些的，比如王天宁的《拥抱星空的爸爸》（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4月）塑造了援疆教师马子墨的形象，孙玉虎的《满天星》（明天出版社2019年4月）中以几堂童诗课的方式重述了自己西部支教经历，陈浠墨的《哥哥的心愿》（希望出版社2020年6月）中志愿者对湘西山区教育事业的坚守，以及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0年9月）中苏老师在神农架林区支教的经历，等等。支教题材业已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的重要门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支教政策主导的政治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显性反映；另一方面，在城乡经验的处理上，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日趋固化，作家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契合点，以此来介入城乡经验的书写，支教题材无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视角。以《逐光的孩子》为例，新时代山村师生形象的塑造、乡村自然景观的呈现、支教教师的身份认同、城市乡村经验的碰撞冲突、乡村教育面临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等，都是舒辉波探讨的话题，自然也是支教题材儿童小说的题中之义。
鲜活的山村师生群像
《逐光的孩子》采取的是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进行叙事，小苏老师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来自城市的苏老师，意图追寻女友严玲支教的足迹。支教目的地从香溪到蓝溪的南辕北辙，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苏老师对支教事业的认识。不可否认，苏老师的支教经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是带有“他者体验”的视角的。对林区景色与乡村生活的好奇，以及对严玲生活踪迹的探寻，苏老师都是以外来者的目光进行打量的。倘若对苏老师的支教动因进行一番考察，不难看出，苏老师的选择披上了一层爱情的外衣，舒辉波以一种私人化的话语方式规避了宏大话语的严肃性，从而使得小说的文本更亲近读者，远离了口号式的宣传。随着小说的推进，苏老师逐渐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心里也发自内心地萌发出认同感。这一时期，苏老师的观照方式明显地改变了，他成为乡村师生群里的一员，尽心尽力与母校和外界联系捐助事宜就是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在第八章《摆渡的吊桥》中，苏老师与戚海燕在险境中的互相搀扶和鼓励，是舒辉波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戚海燕口中说出的那句“不要怕”，一改支教题材作品中老师作为一种救助者、精神导师的刻板形象：老师不仅仅是学生的精神引路人、生活上的照顾者，也是学生的朋友；同样，学生也可以成为老师的精神支柱，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某种转换的可能。在《逐光的孩子》中，危难时刻，苏老师从戚海燕身上寻求到了有力的心灵支撑，师生关系也转变成普通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依，没有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主导和挤压，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在小说中，齐老师是一名典型的乡村民办教师，他的身上凝聚着宏大话语赋予教师的种种优秀品格：爱生如子，无私奉献，不怕牺牲，勤劳节俭，兢兢业业……当我们剔除掉这些高光词汇后，作为个体身上承受的苦痛与苦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在那一个个光鲜亮丽的词语背后，齐老师忍受了常人无法理解的伤痛。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疾病——以及患者本人——成了需要被破译的对象。”若要深入理解齐老师的心灵图谱，疾病是一个很好的窗口。身体上的疼痛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腿被锯掉安了假肢的伐木工人，正常人的普通生活都成了奢求，他还能克服自己的伤痛，到学校当民办老师。在精神层面，山洪卷走了齐老师六岁的女儿，这一打击给人精神造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齐老师没有像祥林嫂一样四处言说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他将这一伤痛雪藏心中。对孩子无私的爱便是支撑齐老师内心世界的重要抓手，他将自己内心深处对女儿的内疚、不安、惶恐、思念等情绪全部转化为对学生们的深爱。于是，那个手执教鞭的齐老师变成了“严父”，那个在风雨中摇摆吊桥接学生过河的齐老师，表现得是那么的镇定和义无反顾。诚然，支撑齐老师精神世界的还有诗歌，他自己爱读诗，爱写诗，他把对于生活的热爱投入到了优美的诗篇之中。在《逐光的孩子》中，舒辉波并没有有意拔高齐老师的精神高度，相反，真实性才是舒辉波叙述的重心所在。齐老师身上也有一些不足和局限，是由于个人自身的性格和所受教育情况等因素决定的，舒辉波显然没有回避这一点。
在小说中，郑天奇是以一个“顽童”的形象出场的，他的身上聚集了天真、单纯、责任感于一体，是《追光的孩子》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学生形象。在第一章《米白的牙齿》中，苏老师在场部集市上找到了郑天奇，郑天齐对苏老师的打量充满了冷漠和无视，阳光下散发出柔和光泽的大米才是他关注的焦点。在苏老师告诉他自己的教师身份后，才逐渐取得郑天奇的信任。值得注意的是，苏老师见证了郑天奇与“死胖子”张财生之间的较量，米贩子的精明与狡黠在郑天奇的娓娓道来中逐渐清晰。郑天奇背着40斤大米生气而归，苏老师的尝试背背篓令无数米粒散落草丛、水沟和泥土里。显然，来自城市的苏老师是缺乏乡村生活经验的，郑天奇为了安慰苏老师，表演翻跟头，在田埂上，他的“鹞子翻身”给苏老师带来了心理安慰。在小说的第五章《在冬天出走》，郑天奇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天奇与米贩子张财生一起去武汉寻找包工头胡老板，二人的旅途充满了惊险。郑天奇的出走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意味着乡村经验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是失语和无力的境地，正如“我”不会背背篓，郑天奇城市经验的匮乏必然使得他重返乡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原本“对立”的郑天奇和张财生，因为共同的经历和生活体验竟然变得熟稔。张财生的经历在郑天奇的转述中变得轮廓清晰，与其说郑天奇是在讲述张财生的被骗与追债之旅，还不如说是郑天奇在建构自己的城市生活，虽然是短暂的，但这一经历在乡村的孩子眼中显得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除去齐老师、郑天齐等鲜活人物形象之外，覃廷雍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他是一个集智障与先知于一身的人物。啃笔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一系列缺乏生活常识的行为并不影响其做一个管理时间的人，对时间的预知与把控，是他独特的本领。覃廷雍在《逐光的孩子》中是一个另类，他存在的意义在于，从日常经验中注入一些超验的因子，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行为虽然无迹可考，但它敞开了小说叙事的另一种向度，那就是神秘性、模糊性。叙事的意义不再是单一的对事件的陈述，而是在一种未知与先验中完成叙事的意义。虽然，舒辉波在尾声《后来的故事》里对覃廷雍的先知行为进行了解密，但我能体会到舒辉波在书写这个人物时倾注的笔力和情感。覃廷雍最后能精准地预测到苏老师的离开，成为其拥有超验能力的最后注脚。
自然景观、乡村经验、城市经验的碰撞与融合
饶有意味的是，林区的自然景观深深改变了来自城市的苏老师的认知方式。比如在第一章《米白的牙齿》中，经历过一周山居生活的苏老师，在寂静中复苏了听觉功能的完整性。“寂静使任何声音都突然膨胀了好多倍。”“我发现耳朵醒了，轻而易举就可以把各种天籁的纤细、轻巧、精微以及丰富纳入耳中。”显然，身处环境的改变，听觉的敏感与观照方式的变化，都宣告着苏老师城市经验的离场。从这段文字来看，与山居生活相反的城市生活，意味着寂静的对立面，那就是喧嚣与骚乱。城市生活中逐渐钝化与丧失部分功能的感官，在林区的自然景观中再次被唤醒了。在小说的第八章《摆渡的吊桥》中，有一段自然景观的描写：“自窗外吹进来的风比早上更多了一些煦暖阳光的味道——这味道是植物的清香、花卉的芬芳和溪水的腥甜在阳光下发酵后的味道。现在经过阳光和风的调和，所有的气息杂糅在一起，发酵成另外一种微醺的甜美，让人忍不住大口吸气，啜饮这醉人的醇香——这是春日蓝溪特有的酒酿。”这段文字与前面的文字对比，自然景观对叙述主体的塑造更加明显，从发现“我”的听觉，到视觉、听觉、味觉与自然景观的深度融合，折射出苏老师从“他者”身份的转变过程，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苏老师已经完完全全成为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行者，他的气息与周遭的环境达到了紧密的契合。苏老师从感官功能的完全复苏，到全身心融入自然的过程，体现出乡村经验在其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苏老师的生活经历中，乡村经验的注入是构成其支教教师品格的重要一环。如果说自然环境（林区景观）改变的是他的感知方式，那么农活体验则转变着他对乡村师生的认识。一个例子是，在学生们返校的前一天，苏老师和齐老师终于翻完了老刘开垦出的那块菜地。“我的两只手都被铁锹的锹把磨出了血泡，有两个还破了，疼得不能洗脸，剩下的地大部分都是齐老师挖的。”农事经验的匮乏使得苏老师在劳动之后感到疼痛，劳动的意义也得以彰显。菜地在《逐光的孩子》中是颇具象征性的一笔，后来郑天奇在反思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去菜地浇水浇粪，在劳动中惩罚自己，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灵魂救赎。菜地的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在那个缺少新鲜蔬菜的校园食堂，菜地成为师生们重要的食物补充之地。
在《逐光的孩子》中，张财生是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交融的最直接体现。身为乡里人的张财生，做起贩米的生意。张财生在城乡经验的转换中找到了一条平坦的道路，来自农村的米或曰农副产品是其沟通乡村与城市的重要凭借，“神溪牌”是其往返城乡的通行证。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章《米白的牙齿》中爱米如命的郑天奇，因为一次出走的经历与张财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郑天奇在城市的遭际注定了他扎根山区乡村的命运。他是属于林区土地的，他的生命质地也是由这里的水土塑造的。张财生的形象从奸诈狡黠到乐善好施之转变，传递出舒辉波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独具匠心，符合人物身份的性格特征和语言习惯才是他叙述所需完成的使命之一。
如果说郑天奇扎根乡村基层是其“恋米情结”使然，张财生行走在城乡之间是其“贩米情结”造就，那么戚海燕到南方成为一名打工作家的精神源头在哪呢？小说中的两个细节是不容忽视的：在第八章《摆渡的吊桥》中，戚海燕在洪水来临之时对苏老师说的那句“不要怕”，戚海燕给了苏老师强有力的心灵支撑，她对人物内心的关注是敏感而精准的，这也为其成为一名作家提供了前提；在第七章《春天到蓝溪》和第八章《摆渡的吊桥》中，戚海燕为了解决户口的问题，摘来新鲜的樱桃准备送给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甚至还向老师借钱送人。在戚海燕的身上，单纯与老成是合二为一的，“交易”法则早就萌生在她的脑海里。所以，她去市场经济发达的南方谋生，也就属于情理之中的了。
副文本的叙事功能
在叙事策略上，舒辉波设置了大量的副文本，由此敞开了一个多元的、诗意的文本空间。《引子：梦想的种子》是小说的开篇，它承载着交代故事背景的叙事功能。“我”在十五年后接到蓝溪小学学生郑天奇的电话后，曾经的记忆扑面而来。“我”与郑天奇的这次见面促成了“我”对三年支教生涯的重述。《引子：梦想的种子》设置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当下的城市生活与记忆中的乡村经验的交织，呈现出一个现实与记忆交融的文本空间。此外《后记》也是一种重要的附属文本，只不过它的叙述者“我”不再是《引子：梦想的种子》中的苏老师，而是变成了作者舒辉波。“我”、苏老师、舒辉波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重叠的部分，《尾声：后来的故事》与《后记》中的舒辉波都是《逐光的孩子》的作者，只是在《尾声：后来的故事》中是以“我”的口吻完成的，而《后记》中舒辉波则将小说的写作拉回至现实世界里。
舒辉波的交代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每一章的开篇我都引用了聂鲁达的《疑问集》里的诗句。”聂鲁达的《疑问集》（全诗共七十四小节）构成了《追光的孩子》的副文本，它们存在的形态是从《后记》的交代而得以明确的。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聂鲁达的《疑问集》中的句子是舒辉波拟定不少标题的重要依据。比如《疑问集》第十二小节中的“稻米露出无限多的白牙齿╱对谁微笑？”，舒辉波化用第一章的标题《米白的牙齿》；第四十一小节中“为了和天空交谈，╱树木向大地学习了什么？”，舒辉波化用为第二章的标题《和天空交谈》；第三小节中“世上可有任何事物╱比雨中静止的火车更忧伤”，舒辉波化用为第三章的标题《雨中的火车》。这三章的标题选择的意象或构词方式明显就是从聂鲁达的诗句而来，聂鲁达诗句提供了前三章小说的人物和时空背景，不论是卖米的郑天奇，还是天空或者雨天，这些词语的提炼和排列契合了小说的内在肌理。
当然，舒辉波不仅仅是停留在简单的化用层面，他还善于捕捉聂鲁达诗句中蕴含的情绪，以此引导所对应章节的小说基调和大致情节走向。例如：聂鲁达《疑问集》第九小节中“我们要如何感谢/云朵短暂易逝的丰硕？”，对应第四章的标题《天空和大地》，“云朵”自然容易令人联想到天空和大地；第五小节“为什么树叶会在/感觉变黄的时候自杀？”，对应的第五章的标题《在冬天出走》，树叶的命运与小说人物的命运之间难免有着某些隐秘的关联性；第四小节中“我们的希望真的/须以露水浇灌吗？”，对应第六章的标题《一起去劝学》，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长、老师、社会的帮助；第二十五小节“樱桃核心的甜味/为什么如此坚硬？”，对应第七章的标题《春天到蓝溪》，小说中戚海燕摘樱桃被郑天奇等一伙偷吃是重要的一环；第九小节“携带着一袋袋黑眼泪的/雷云来自何处？”，对应第八章的标题《摆渡的吊桥》，雷云的到来意味着风暴的来临；第十九小节中“是谁在废弃水塘的/最深处歌唱”，对应第九章的标题《天使的眼睛》，歌唱与眼睛，听觉与视觉之间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第四十四小节中“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长大，却只是为了分离？”，对应的标题《尾声：后来的故事》，分离，意味着小说的结束。
事实上，除去聂鲁达的诗歌之外，舒辉波还引用了其他诗人的诗句。先来看蒙塔莱的诗：“我漫游在星星间，/我深知，/即使它们都暗淡了，/你的双眼依能亲切地闪烁。”舒辉波对蒙塔莱的这几句诗是偏爱的，早在2013年第3期的《儿童文学》杂志上，他在一篇名为《你听我说》的短篇小说中就引用过这些句子。再如，穆丽尔·司徒亚特的《种子商店》是在正文中出现的，也是《逐光的孩子》中夹杂的副文本。应当说，正是这些作为副文本的诗句，构成了《逐光的孩子》的诗性底色。在舒辉波描写林区景色的诗意文字之下，加上这些诗句的嵌入，建构了一种充满诗性的文本空间。在诗意空间的熏陶和驱使下，齐老师与孩子们对诗歌的热爱也就顺理成章了。
需要注意的是，《逐光的孩子》中还存在着一类不容忽视的副文本，那就是以“作文”形态出现的副文本。在第六章《一起去劝学》中，白花蕊的作文、郑天奇的作文、陈高翔的作文，共同叙述了物资捐赠会的前后经过。副文本彼此互为补充，三人选择叙述的侧重点各异，共同复原了当天的经过。在第九章《天使的眼睛》中，《风雨中的老吊桥》这篇作文的出现，也是塑造齐老师人物形象的重要副文本，在作文中，齐老师丧女的秘密浮出水面，强化了齐老师形象的高大之处。以“作文”形态存在的副文本，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以第一人称“我”（苏老师）的叙事功能，尤其是涉及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心理活动之时，“作文”的儿童视角扫去了“我”的叙述盲点。
综上所述，副文本的叙事功能是不容忽略的，正是在“诗歌”形态、“作文”形态以及“引子”“后记”等多种形态的副文本共同参与下，《逐光的孩子》的叙事形态才显得更加摇曳多姿，小说中构造的诗意空间才得以确立，小说中人物对诗歌的热爱也才更顺理成章，这无疑也是舒辉波深谙的叙事技巧。
（《长江丛刊》2021年第7期）
儿童成长的复杂性
——评邹超颖的《再见，蜻蜓镇》
邹超颖的《再见，蜻蜓镇》（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是一部直面儿童成长复杂性的儿童长篇小说，在那个名叫蜻蜓镇的江南小镇，作者以女孩曲小淼、男孩年好的日常生活为主线，展现了孩子们的精神成长史——那是一种包含着友情的温暖、家庭矛盾的冲突、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等复杂的生命体验。在我看来，小淼、年好、刘媛圆与蜻蜓镇的告别与重返，实则是个体在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努力和尝试。
蜻蜓镇被蜻蜓河一分为二，在对蜻蜓镇的地理特点和商业布局进行介绍后，作者将小说的笔墨集中在小淼的三次外出经历上。首先是年好摇船带小淼去自己家玩，年好突然跳入河中的捉弄行为给小淼带来了惊吓，年好爷爷做的宝塔糖则给小淼留下了甜蜜的回忆。第二次外出是去枇杷林探险。枇杷林里的有趣见闻，驼背伯伯的古怪，都给小淼的生活增添了些许的新奇感。第三次是进城之旅，为了给小淼母亲买生日礼物，年好费尽心血，只为实现小淼的心愿。不难看出，小淼的这三次出行经历都是年好主导的，年好像是向导一样带领小淼领略家中不曾有过的“风景”，在与年好的相处中，小淼对年好的信任感与依存感也在一步步加深。
应当说，小说中年好的形象是一种多面向的存在。在小淼眼中，他像是大哥一样，为她排忧解难，即使受伤也在所不辞。在爷爷身边，年好是听话的好孩子，他与爷爷相依为命，在病中悉心照顾爷爷。而在驼背伯伯眼里，年好最初是以忘年交的身份出现的，他甚至操心起驼背伯伯的婚事，精心替他物色老伴，这一看似超出孩子年龄的行为无疑是作者意味深长的一笔。幸运的是，年好在没有血缘关系的驼背伯伯那儿，寻找到了有力的心理支撑。这个在爷爷病重无钱治疗时拿出一生的积蓄来帮助年好的驼背伯伯，像父亲般呵护着年好的成长。后来，年好为了保护驼背伯伯的孩子泉儿，被毒蛇咬伤，也促使驼背伯伯和核雕大婶做出了让年好当泉儿哥哥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再见，蜻蜓镇》中，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是存在某种缺位的。以年好为例，小说的叙述中根本没有其父母参与的痕迹，不论是回忆性的部分，还是现实生活中，年好的父母始终是不在场的，爷爷和小淼才是他叙述的全部。在小淼那儿，父母亲的管束也流于形式，父亲失业后开始酗酒，有意地放纵自己，终究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破裂，小淼难以体会到父母之爱，父母对小淼的爱是分裂和破碎的。对刘媛圆而言，父母的爱更多的是通过“囚禁”的途径实现的，这个常年被关在城堡里的公主，得到了父母过度的关注和保护。事实上，刘启明对刘媛圆的爱是一种无原则的畸形之爱，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伤害他人的形式出现的。刘启明趁年好爷爷无钱治病之际，用计谋换取了小淼的宝石吊坠。这种看似平等的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对友情与信任感的消费，它立即引发了年好的心理危机：一方面，在小淼面前，年好必须用一个个谎言来粉饰吊坠的下落；另一方面，忏悔心理又迫使年好在爷爷去世后进城打工，赚钱换回吊坠，从而弥补自己的过错。
在小说中，石头吊坠俨然成了一种神秘的象征之物。小淼的阿公、阿婆将它奉为宝物，宝石吊坠是小淼全家的守护神，它承担着保佑小淼的健康、维系全家关系和睦的功能。在吊坠弄丢后，阿公出门追离家出走的爸爸，小淼在雨中亲眼见证了阿公的死去，她甚至下意识地把这场车祸的原因归咎于吊坠的丢失。这种看似荒诞的逻辑在刘媛圆的父亲刘启明那儿也可以得到佐证，在四处求医问药之后，刘媛圆的病情没有得到好转，他自然打起了宝石吊坠的主意。对宝石吊坠的迷恋和狂热是一种心理焦虑的投射，它呈现出人们无助与惶恐不安的心理意绪。吊诡的是，吊坠最终还是落入蜻蜓河，这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宿命。宝石吊坠没能祛除刘媛圆身患的疾病，刘媛圆在疾病的吞噬下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与蜻蜓镇的告别后，小淼在戏曲艺术世界中寻找到心灵的寄托，她的离开既是一种逃离，也是一种自主选择，她试图通过离开改变自己的处境，开始全新的生活。对刘媛圆一家来说，蜻蜓镇的经历是一次圆梦之旅，刘媛圆在此收获了友情与成长，离开蜻蜓镇意味着对生命的告别，刘启明和妻子在失去女儿后再也不会回蜻蜓镇了。年好的重返蜻蜓镇则是一种对家庭的回归，对年好来说，驼背伯伯与核雕大婶的庇护是一种心灵上的抚慰。在与蜻蜓镇的告别或重返中，小淼、年好、刘媛圆体验到了成长的疼痛与喜悦，同时也收获了一份对生活的期待与信心。我以为，《再见，蜻蜓镇》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它直面了孩子们成长的复杂性，并以或温暖或疼痛的故事将这种体验精准地传递了出来。
（《湖北日报》2020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