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晓苏近年来的大学叙事及其讽喻策略
来源： 发布时间： 2023-12-29 作者： 王海燕
摘要：文学史上的大学叙事有讽刺暴露型和浪漫理想型两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摹仿再现为主的讽刺暴露型一枝独秀。以短篇小说参与大学叙事的晓苏近年来将视野聚焦于“大学教师”这个群体，揭示了学术资本化过程中大学教师群体的分化状态，特别是部分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塑造了资本型教师、投机型教师、学者型教师三种类型的高校教师形象，传达出激浊扬清的叙事伦理态度。晓苏的大学叙事采用了“寓言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在整体上呈现出借此喻彼的讽喻特点，除了戏谑夸张的手法、荒诞的情节、突转的结尾、反讽的情境等讽喻策略外，重复修辞与“二元三人”的结构模式也使小说呈现出更多形式上的乐趣。晓苏的大学叙事在突破讽刺暴露型写作艺术上同质化、模式化方面做出了独特的探索。
关键词：晓苏；大学叙事；学术资本化；寓言化；讽喻策略
一
伴随着现代大学体制在中国的兴起，文学史上有关大学的叙事早在1920年代就已出现，如老舍1927年创作的《赵子曰》，继之有沈从文1935年发表的《八骏图》，但总体来看，“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涉及大学生活的，数量很少，且艺术水平不高”。[1] 1946年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问世，既标志着以大学为题材的小说在现当代文学中有了成熟的代表作，也使揭示大学文化生态场域之腐败的讽刺暴露型叙事得以定型。而在稍后一批青年作家的笔下，大学成了书写青春理想与青年文化的场所，如杨沫的《青春之歌》、鹿桥的《未央歌》、宗璞的《红豆》，也由此生成了大学叙事的另一脉络：浪漫理想型叙事。以上两种叙事类型从正反两面表达了特定历史语境中人们对于大学这一知识-学术共同体的想象，各有其存在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消费主义文化的弥漫，带来了大学体制内部结构的变化，也斩除了大学叙事浪漫理想型的生长基础。市场原则与学术生产的龃龉、人文精神失落的忧思，促使更多的创作主体意欲从大学这个象征着精神和价值所在的象牙塔一探社会文化之病症，讽刺暴露型写作数量众多、一枝独秀。一时间以“大学”和“教授”为名的小说层出不穷，除了《欲望的旗帜》（格非）、《风雅颂》（阎连科）、《桃李》（张者）这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小说，还有《大学诗》（曹征路）、《大学门》（倪学礼）、《大学记事》（汤吉夫）、《大学之林》（朱晓琳）、《大学潜规则》（史生荣），以及《教授》（邱华栋）、《所谓教授》（史生荣）、《教授横飞》（石盛丰）、《教授变形记》（老悟）、《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倪学礼）等。如此密集的关于“大学”与“教授”的书写不仅仅只是为了凸显大学教师围绕学科评价、学术研究、职称评审等主要活动的生存尴尬和精神焦虑，更是市场经济、全球化、消费主义等语境中知识主体难以正确进行自我认同、自我调适等社会症候的表现。
晓苏是以短篇小说创作参与大学叙事的一位作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就开启了乡土小说和大学校园小说这样两条看似截然不同实则款曲暗通的创作路向，只是，乡土小说创作的光辉常常掩盖了其大学叙事的成就。近年来，晓苏发表的系列大学叙事小说：《泰斗》、《白内障》、《花饭》、《笑话》、《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城乡之间的那个午觉》等，将视野聚焦于“大学教师”这个群体，眼光更为敏锐，讽喻更为含蓄，既为当下大学发展中遭遇的学术资本化、伦理价值缺失等问题把脉问诊，也在大学叙事如何在艺术上突破同质化、模式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在一般大众的社会期待和想象中，大学教师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学教师都应该是社会的眼睛和良心，是时代的批判者与代言人。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大学教师都能履行知识分子职责。客观来看，大学教师的形象经历了古典时期的“圣职者”、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当下阶段的“专业者”三重结构性转换。“大学教学科研人员属于专业人员的一个分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最重要的专业人员，因为他们垄断了高级学位，对其他所有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和颁证。在这方面，他们的专业地位几乎是独一无二的。”[2]根据《学术资本主义》两位作者对英美等大学的研究，在工业革命期间，不同国家的教学科研人员与整个社会达成默契，他们在社会里接受执业垄断，作为无私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回报，他们不直接参与市场，也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然发生，教授像其他专业人员一样渐渐地更多地卷入市场，参与市场削弱了教授与社会之间曾经达成的默契，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特殊待遇、专业人员培训范围以及专业特权存在的理由也被削弱了。[3]国内大学教育体制的这种转变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1993年通过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也指出，“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向高等教育投入”，开展多样化合作办学渠道。在新的时代背景的要求下，大学与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知识的市场化、学术的资本化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那些与市场本来就有密切关联的学科，能够直接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获取经济效益，自然是首当其冲。部分因为学科性质制约不能直接作用于市场的大学教师也不甘落后，以各种手段开启了他们学术资本转化的花样操作。当下的大学教师群体正是在此过程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分化状态：从价值取向上看，有无底线逐利的迎合，也有对学术道德、学术伦理的坚守，还有试图在学术和市场之间保持平衡的中庸态度；从经济收益上看，贫富分化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晓苏的大学叙事敏锐捕捉到大学学术生态场域的这一突出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部分高校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以戏谑、嘲讽的笔墨揭示出那些丧失立德树人初心、违背职业伦理道德、不惜以学术资本换取权、钱、色的种种勾当，同时也在那些坚守学术伦理、具有社会良知堪称理想型知识分子的身上寄寓了他的赞赏和期望。
二
晓苏近期的大学叙事为读者塑造了三种类型的高校教师形象。一类是有一定的学术资历或权力，凭借自身的学术资本或权力资本谋取各种不当利益的资本型教师，如《泰斗》中“三位一体”的办公室主任、院长和副校长，《对门》中的康庄和牛尖，《城乡之间的那个午觉》中的詹固等。另一类是不学无术却能借助各种手段进行包装迎合潮流的投机型教师，如《花饭》中凭借一个项目捞足各种好处的叙事者“我”，《白内障》中的“网红教授”何叶等。还有一类是潜心学问、坚守学术伦理具有社会良知的学者型教授，如《泰斗》中的历史学教授章涵，《白内障》中的哲学教授冯纪人，《笑话》中的病毒学教授陈独善等。
在《泰斗》这篇小说中，晓苏抽丝剥茧般地打开了商业资本如何与学术资本互相交换媾和的内幕。上市公司吴氏集团老总吴修为了圆梦，实际上是虚荣心膨胀为了完胜在大学当教授的发小，一心要谋取到某知名大学出任客座教授的资格。以金钱开路，吴修在历史学院办公室主任张不三的牵线搭桥下，得到了熊赳赳院长的神助、副校长任德卿的照顾，先是拿到了博士学位，紧接着又出版了著作，一路过关斩将，从院系直达学校层面，无不顺利畅通。最后关键的一步是只要学界泰斗章涵教授能象征性地出席其新书发布会，吴修就能通过学术委员会的审核，获得梦寐以求的客座教授的资格。小说的主体部分即是办公室主任张不三、院长熊纠纠、副校长任德卿依次出场表演，每人的出场费、好处费也是按照级别以及能给吴修提供实际利益的价值明码标价，从五千到十几万不等，其中三人与吴修心照不宣进行交易的方式堪称小说中的精彩片段。《对门》中的古典文学教授康庄、《城乡之间的那个午觉》中的文化学教授詹固，则是以自己的学术资本换取色欲的满足。康庄在第一次见到年轻性感的胡娇时，不忘专门送上一本自己的著作《柳永评传》，以此为诱饵，得到胡娇的仰慕和信任，两人毫不顾及康庄身患重病的妻子的感受，很快同居在一起，但在康庄得知自己又有一次参评“长江学者”机会的时候，遂毫不客气和胡娇断绝了关系，其无情无义、自私卑琐的内心世界与“知名学者”的头衔之间构成极大的反差。《城乡之间的那个午觉》中谨小慎微而又心怀不轨的詹固教授，既想与曾经的学生高芝行苟且之事，又害怕失掉副院长的位子和教授的脸面，经过一番煞费心思的周密计划，终于选择了一家城乡结合部的“农家乐”旅店——知音客栈作为他和高芝约会的地点，但吝啬无比的他最终还是被失望至极的高芝以一条恶作剧的短信吓跑了。熊纠纠、康庄、詹固之流的大学教授，靠着前半生的学术积累，都成了各自领域的知名专家，在博导、教授等学术身份的加持下，他们具有了较普通大学老师更为丰厚的学术资本，如果能够实现正当的学术资本的传递、增殖与转化，必然是有利于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大好事，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之当做实现一己之私利、私欲的工具，折射出市场环境下部分高校教师的道德缺失和价值缺失，也传达出作者激浊扬清的叙事伦理态度。
“大学追求声誉最大化”[4]，为此，各个大学都出台了能够为学校在声誉竞争中胜出的考评机制。流行的绩效考评机制为一部分有人脉有手段的投机分子制造了各种升迁获利的机会。《花饭》中的叙事者“我”本来是一个在电教中心扛着机器四处摄像的教辅人员，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上面”的关照，拿到了一个经费高达两百万的国家级项目而身价倍增，短短五年时间，完成了从工程师到教授到博导再到龟山学者的三级跳。这个张口即是连篇谎话、连饭店老板娘都能看出是个“老油条”的教授，三次升迁都是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管科研的副院长倪飞面前使用了相同的一招——欲擒故纵，挟项目以自重，虚张声势说自己已被某更知名的高校聘任，马上调走。倪飞每次都苦于学院不能失去这个分量不轻的国家级项目，而四处为之奔走、游说，让其达到目的。反讽的是，当“我”终于因为这个项目所有要求都如愿以偿之时，数次提携“我”的倪飞也以请“我”吃花饭的名头，成功复制了欲擒故纵的一处好戏，顺利当选为本院院长。《白内障》中的网红教授何叶，本是大学的一名辅导员，凭借高颜值和高情商一路绿灯地“特招”“破格”至教授和副院长，不仅能在大学体制内部处处投机获利，而且还能掌握数字时代的流量密码，“利用自己端正的五官、丰富的表情和伶俐的口齿，在网络上做起了视频直播”，收获了几百万粉丝，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中的一名佼佼者。但从铁粉皮啸的深情告白可知，他在意的并非是何叶作为大学教授在网络视频上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活动本身，而是消费主义视域下带有男性色欲特征的“凝视”：“我最迷你讲故事的那身穿着……恰如风吹杨柳，令人心旌摇荡”，看上去无比光鲜的何叶教授对于自己身份的异化并不觉知。
晓苏的小说也刻画了一批坚守传统大学立场、抵制学术资本主义的学者形象，在塑造这类人物形象时，他并没有将之理想化、符号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传统“圣贤”，而是各有其鲜活的特征。《泰斗》中通过众人之口讲述的章涵教授造诣深厚、坚持真理、不慕名利、不惧权贵，堪称当今时代有风骨、有气节的理想型知识分子，但他也是一个能够欣赏人间色相之美的正常人。《白内障》中的冯纪人教授深谙哲学与审美之道，在做手术摘除左眼白内障之后，看清了身边人的真相，为了对人世间保留一份审美之心，宁愿保留右眼的白内障。与其说是自欺欺人，不如说是隐喻地表达了对包括大学在内的消费社会场域的一种主动调适，知情而不说破，同流而不合污，恰如冯纪人教授在手术之后为了习惯外在环境的那副姿态：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中的李伦教授，其恪守的清教徒般的严格的道德主义，也与当下已经世俗化的社会实际格格不入，与最亲近的学生和女儿发生冲突乃至酿成悲剧的事实表明了李伦教授传统道德主义的尴尬处境。
三
毕飞宇在谈《阿Q正传》时指出：有一组概念我们是绝对不能混淆的，鲁迅所拥有的是“写实能力”，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精神”，鲁迅所拥有的是“现实情怀”，但是，就小说美学的范畴而言，他真的不是“现实主义”作家。[5]这提醒我们在理解晓苏大学叙事的小说时，也要注意区分写实能力、现实精神、现实情怀、现实主义等概念之间的区别。尽管晓苏这一类的小说中也有无数来自现实生活的细节，尽管那些人物和事件我们会觉得极其熟悉，但和那些摹仿再现式现实主义的大学叙事不同，晓苏小说并不完全吻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概括与反映，毋宁说是对一种可能性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则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现实以及人物精神与灵魂的逻辑之中的。这种写作方式不是通过反刍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来组织让人身临其境的情节，而是在创作之前已经“先入为主”地具有了对人物生活处境和现实困境的理解和认识，就已经能够懂得这种现实主义的魅力不是来自于情感，而是来自于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把握。有学者把这种写作方式命名为“寓言现实主义”：“即基于对现实的解放意识而将生活重组为一系列具有真实寓言意义的故事，从而令已经被遮蔽和扭曲的琐碎生活重新‘回归历史’——回到理解它何以发生、为何发生和将要怎样被改造的历史进程中。”[6]寓言现实主义要求作家不仅仅只是观察生活，而且要对生活进行甄别、反思，重组生活经验以达到某种震惊效果，这样才能唤起人们对他们所处情境的思考。
寓言（Allegory），也译作“讽喻”。汉语中一般在作为文体形式时倾向于用“寓言”，在具体的话语方式上倾向于用“讽喻”。M.H.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将之定义为：“寓言是一种记叙体，通过人物、情节，有时还包括场景的描写，构成完整的‘字面’，也就是第一层意义，同时，借此喻彼，表现另一层相关的人物、意念和事件。”[7]寓言也可理解为扩展了的隐喻，文字所叙述的故事并不在故事本身或是对于某事实的描述，而在于具象掩盖下的某种观念，即某种外在于故事的东西。寓言作为一种古老的文类形式，最初一般会包含某些道德上的说教和主张，但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它对现代作家和批评家都有着重要启示，本雅明、卢卡奇、杰姆逊都从不同角度发掘过寓言叙事对于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不可替代的批判功能，中国现当代作家鲁迅、老舍、莫言也都写下了优秀的寓言体小说。晓苏的大学叙事总体上呈现出寓言化的特点：常常通过戏谑夸张的手法、荒诞的情节、突转的结尾、反讽的结构等讽喻策略，有意改变人物言行和环境之间的正常比例，制造出一种悖论式的情境，让读者体会到小说刻意凸显的虚构；但在深层次上，通过这种虚构揭示出来的那些教授学者们精神的真实、以及在市场化、资本化过程中大学体制内部呈现出来的种种分化与矛盾，又是无比深刻和尖锐的。如在《笑话》这篇小说中，65岁的病毒学教授陈独善因为好讲笑话无意中得罪了学院书记李忠，尽管达到二级教授要求但在申报时未能通过，返聘也不被批准，正在即将退休的时刻阴差阳错地因为一个笑话得到了纪委书记的赏识，接连在各学院做反腐倡廉报告，一下子成了学校的名人。在纪委书记的介入下，学院书记和办公室主任主动向陈独善提出了返聘要求，而在笑话因故暂停之后，学院层面马上取消了返聘决定，当纪委书记再次通知反腐笑话照样讲的时候，学院又再次出面向人事处递交了陈独善的返聘申请。小说以“笑话”为线索，一波三折地写出了院、系领导见风使舵的变色龙行径，批判了大学里存在的科层体系和讲人情不讲规则的风气。在正规严肃的反腐会议上讲轻松活泼的笑话，这样的情节只可能出于文学叙事的虚构和想象，这个故事表层下面的深层所指是大学校园里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人情主义，这正是作者要揭示并批判的对象。
正是因为寓言现实主义并不拘泥于对事物的表象进行摹仿式再现，所以它在故事的编织方面常常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也呈现出更多的形式上的乐趣。晓苏的大学叙事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讽喻策略之外，还体现出较为显著的个人特征。具体说来，一是重复修辞，再是二元三人（或功能同一的多人）的结构模式。“在晓苏的小说中，三段式为主的重复叙事成了事件发展过程的一种基本模式，它不仅在情节进展上呈现出规则整齐的形态，也有助于揭示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那些现象及其背后的本质”[8]《泰斗》《笑话》《花饭》《陪李伦到襄阳去看邹忍之》等小说采用的都是三段式结构。《泰斗》通过办公室主任、院长、副校长三个人物的讲述的七个小故事依次从大众层面、专业层面、组织层面由浅入深地层层烘托，使未出场的章涵教授作为学术泰斗的形象呼之欲出。《花饭》中的“我”在等待倪飞的两个小时里，详尽地回忆了自己三次请倪飞吃花饭的起因与结果，吃饭是手段，通过倪飞实现欲擒故纵的谋略才是真实目的。出人意外的是，倪飞的这次宴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突然翻转的结局令读者猝不及防，带来强烈的震惊效果。《笑话》中的陈独善可谓是败也笑话，成也笑话，三个笑话的穿插意在言外，讽喻效果极强。
二元三人的结构模式如《花饭》中的“我”、倪飞副院长与女店主，《夕阳为什么这样红》中的祝福与董杏、曲影，《陪李伦去襄阳看邹忍之》中的“我”、李伦与邹忍之，《白内障》中的冯纪人与何叶、皮潇，《对门》中的牛尖、康庄与胡娇。二元多人的如《泰斗》中的章涵、“我”与办公室主任、院长、副校长，《笑话》中的陈独善、纪委书记与学院书记、办公室主任。其中的第三方作为帮手或者见证的存在或引发矛盾，或提供调和双方的某种力量。如《白内障》中冯纪人与何叶两代教授的区别在于：冯纪人教授桃李满天下，仅在武汉工作的博士就有三十几个，其成就感来自于以大学讲堂为主要空间的知识与学术的传递与增殖；何叶是一位网红教授，拥有粉丝若干，其成就感来自于网络社交平台上围绕偶像展开的文化消费活动。皮潇作为第三方，他对何叶的情感投入和经济投入，包括其在医院为冯纪人教授提供的种种方便，及其在医院组织的“粉丝见面会”，意味着何叶也正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偶像—粉丝这一生产—消费过程之中。对于这一切，冯纪人教授心知肚明，但他选择了保留右眼白内障的浪漫主义态度接受了现实的变化。《对门》中的逻辑学教授牛尖和唐宋文学教授康庄，分别代表了人文社科领域中的理性取向和情感取向，虽然他们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享有大名，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执拗得不通人情，一个怯懦得近于卑琐，第三方人物胡娇的出现就像是一贴人性试剂一样，勘测出了他们精神的低度与心灵的窄度。二元三人（或多人）的结构模式既可以形成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又不至于陷入正邪、善恶、是非二元对立的窠臼，从而避免了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为小说意义空间的拓展提供了保证。
本雅明在分析巴洛克艺术和波特莱尔的诗歌时强调，“讽喻”具有一种可以粉碎现代性神话打造的美丽谎言的批判力量，具有启迪和救赎的可能。[9]在生活经验越来越趋向同质化而词与物的关系却完全脱钩的今天，讽喻对于突破欲望和景观相结合的虚假表象，看见被现实生活所遮蔽的真实世界，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晓苏在大学叙事中坚持的讽喻式写作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探索，为作家们如何通过形式的创新实现艺术对于生活的真正介入甚至改造提供了诸多启示。
注释：
[1]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3][4][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梁骁、黎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104页。
[5]毕飞宇：《小说课》（增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4页。
[6]周志强：《寓言论批评：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9页。
[7]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8]王海燕：《论晓苏民间叙事的传承与创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9]朱国华：《本雅明讽喻诗学的辩证结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9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6期】
作者简介：王海燕，女，文学博士，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鲁迅研究等。在《当代文坛》《学习与探索》《鲁迅研究月刊》《江淮论坛》《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有《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小说鉴赏与研究》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参与完成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多项，荣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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