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柯：作家最终还是走向社会派的
来源： 创联部 发布时间： 2022-12-05 作者： 陈智富
访谈嘉宾：沈嘉柯
访谈记者： 陈智富
一、骆老鼓励我写作投稿
陈智富：作为年少成名、著作等身的作家，我相信你从小就葆有对文学的热爱。如果要探寻你跟文学结缘的源头，恐怕离不开小时候的阅读经历吧。
沈嘉柯：我是很早熟的孩子，小学时候只要能找得到的书就看，凭兴趣，不挑。我的阅读不是很正统。除了看唐诗宋词、《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小说外，我更喜欢看古代野史小说，绝大部分三言二拍作品，特别是冯梦龙的世情小说。
我的阅读口味很重，符合古代的说书人的口味，猎奇类故事，还有一大部分时间花在看非文学类杂志，看《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微型小说》，还看《童话大王》《民间故事》《故事会》等。《小说月报》的小说不少是写成人化的家庭故事，那时候看不懂，但是我还是喜欢看，主要是看偏向奇奇怪怪的故事。
直到初中就不也一样，常常看郑州的杂志的花边新闻。我看到有一个杂志刊登汪曾祺的采访，他说开会期间，玩笔，写点文字，动动手指就来钱。我想，原来作家写作有稿费啊，还不少啊。从此，我有一个梦想。看到那个花边，我就想把写作这个爱好当成个专业职业，有一种打开了世界的感觉。
高中，我投稿一篇诗歌给一个科技报纸，发表了，他们寄过来稿费。我妈收到邮件，说有报纸，没什么用，就拿去抹桌子了。所以，我没看到我的处女作。当时我不好意思让大人看到我投稿。
我十六岁半考大学到中南民大。我父亲觉得，文学专业将来不好找工作，所以让我填报法律专业，想着以后进公检法单位好。其实，我完全对法律不感兴趣，我和隔壁宿舍的一个兄弟都爱好写诗，我们都是文青，天天混文学院的，还加入了玫瑰园文学社。我大学期间，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把所有的文学和非文学的报刊都看过，看《长江文艺》《芳草》《莽原》，都看过了。边看边写，写了就投稿。
大一下学期，我写了首诗歌《哭泣的项羽》，投稿给《芳草》杂志。我写项羽不是纯正的抒情，带有讽刺调侃意味，我认为项羽不像一个真正的英雄，在于虞姬告别的时候哭哭啼啼的，过于悲伤，并不像世人理解的豪迈，有那种后悔和孩子气的一面。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样刊，很happy，觉得文学离我很近，以后可以从事这个为生。而且还有120元的稿费。这次发表作品，给我巨大的鼓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大二开始大量地投稿，我也写了小说，但是都没发表，经常被挫败。后来我想，没有经历过悲欢离合，写不了曲折动人的故事。等到我工作后两年，有了各种经历后，小说故事也就有了丰满的血肉，才开始慢慢发表小说作品。
2003年，我大学毕业，2005年我就出了散文集，加入了湖北省作家协会、武汉作家协会。符合条件了。
陈智富：在您早期作品发表过程中有没有特别的事情，让你印象深刻的感受？
沈嘉柯：在学校，我参加了两次湖北省一二•九诗赛，最后一次拿了特等奖，见到了评委骆文老师。我那篇诗歌《没有你不肯坐的火车》是以曾卓的故事为主题。他也是评委，骆文骆老在我的证书上签名。我在接受证书时，他鼓励我写作投稿。
二、法学能帮我懂得人性
陈智富：为什么你觉得小说创作在2008年感到成熟？有什么特别的写作技巧？
沈嘉柯：五年之间，我接听心理热线，我每天听各种故事，悲欢离合听多了。我当初去杂志社工作，也有点抱着这种小算盘去的。我写小说缺素材嘛。可以守株待兔，专门听别人讲故事。比蒲松龄还便捷。
我就开始琢磨，尽可能用得上所获得的素材，转化成心理小说。太重口味的就算了。把都市的、爱情的、校园的、农村的，不同背景植入进去，写小说像玩魔术一样。
陈智富：你的专业是法律，后来却从事文学创作，你觉得法学和文学有什么共通点？法学专业训练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沈嘉柯：现在回想起来，文学和法学有相通之处，大学学法学对我的写作还是有帮助。法律类杂志也有副刊栏目，也需要优美文笔的文学稿子啊。我在《中国社会导刊》《检察日报》的副刊发表过一系列法学随笔，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语言来写法学知识与故事，也很受欢迎。杂志编辑看纯法学的稿子看多了也觉得很枯燥，我给一点栩栩如生的法学随笔文章，他们看着也会很舒服，渐渐地，他们主动来约稿，说我们喜欢这种风格。印象中，《武汉商报》给我发表过法学论文，谈外儒内法的文史随笔。上海的《社会科学报》给我发表过“大学需要怎样的人文素质”探讨大学是否堕落的文史交叉类稿子。新千年的头几年真是媒体的黄金时代，编辑自由度很高的，能发自己喜欢的稿子。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法学能帮我懂得人性。
陈智富：你以前主要写散文，风格类似于很有明末小品文的那种闲散悠远的意境，慢慢又开始写长篇小说。而长篇小说写的主题有点重口味。你是怎么转换自己的创作风格？
沈嘉柯：我的成长是比较单纯的。我第一本散文集写的主题都是比较温暖的，比较美好的，类似《少年文艺》《微型小说选刊》的那些温暖作品，很有教育意义的。我到杂志社工作后，受到社会的熏陶，搞得我有点分裂。我情不自禁地被社会的黑暗面信息所吸引，从不怎么关注，到同情那些事件的人，再到想进一步探究原因与关联，内心甚至萌发出能不能救赎他们的命运的想法来。
陈智富：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最动人心魄的还是体察到人物内心的丰富情感活动。你的这类重口味小说作品，落脚点其实还是在关注人物内心吧？
沈嘉柯：对。我关注的是案件之后小孩子究竟如何活下去。我发现，有大量刑事案件中，家暴杀人给孩子造成心理扭曲是最严重的，而且并非少数。当然，孩子基本与亲属各自分开生活，也就是遗留下了大量的社会半孤儿。我想象他们的命运，这些孩子无非是疯掉了，心理崩溃掉了，平时呆呆的，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几乎没有特别的动作。还有的小孩变成了反社会的人格。我在这类作品中就虚构了这些孩子不同的命运。设想这种相同命运的小孩碰到一起，他们觉得自己是人世间最惨的，遇到了极致的大悲惨，自己作恶就是允许的。如果碰到了同类，有化学反应，彼此同病相怜。但是，我不希望写出那种极端的反社会人格来，而是希望能写出血腥中饱含温情的奇幻之旅，比如李安的《少年派》。同病相怜的孩子同上一条船后，相互扶持，互相慰藉，走到绝境后，重新相信美好与温暖。我相信，这种东西是很触动人的。
我喜欢看谋杀类型的社会性的推理小说，也蛮熟悉日本的这类推理小说，特别是宫部美雪的《模仿犯》兼顾文学性和故事性，她的很多作品都得过日本的顶级文学奖，比如直木奖、芥川奖等。一般评论家会说一个案件推理故事20万字的篇幅可以写完了，但是她就是要多写80万，写成100万字的鸿篇巨制。她所写的案件本身倒没什么特别，但是故事很强很曲折，她希望把牵连波及的人物的痛苦都写进去了。她知道读者没有耐心，仍然希望通过故事告诉读者自己对社会的整个思考。一个好的推理小说如果只有故事，没有社会关注与思考，还是不够的。还有20世纪70年代末，森村诚一的小说《人性的证明》改编成电影《人证》，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之前看过后，特别的触动，这样的作品既深刻又不失厚度。往前推十几年，我因为这点艺术趣味老被同行排挤，说我写作不够纯洁，太重口味吧。但是，我不在乎，也许别人写点纯美爱情，家长里短，风花雪月挺好的，甚至还萌生点优越感。但是，我只想写出内心所想要的模样。
三、作家心法学不了的
陈智富：同样的故事，同样的境遇，作家却有不同的写法，这就是文学要探究的东西。这是很玄妙的感觉，写作是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悟性？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顿悟，倡导心学，提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你写作过程中是否有顿悟之感？
沈嘉柯：是啊。作家心法学不了的，作家只有真正体验了，真正开窍了，才能真切感受到这种体验。就像演戏，也分派，有方法派，有体验派。要么用技巧去观察百分百还原当时的情境，要么全身心地沉浸到角色去体验。优秀的作家就应该是体验派，哪怕没体验，就去想象、感悟某种体验，否则写不出动人作品来。所以说，成为作家是很容易走火入魔，特别是写小说很容易失控的，特别是情绪被代入其中，大哭，癫狂，无法自拔，也需要适当自控一下的。写小说与写散文不一样，我写散文能处得来，随心所欲地控制。
陈智富：你写小说最沉浸的情境有几次？
沈嘉柯：我写过十几个短篇，都写得泪流满面。每次写完，感觉无法再写了，好像立于天地间完成了一件满意作品，知足了。大悲大喜之后，全部喧嚣后突然平静了，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无知无识的婴孩，温和漂流在河流上，轻松自在。
陈智富：“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东坡先生曾在《石钟山记》有过这样的论述。既能体会到那种感觉，同时也能表达出来，非作家莫属。你在写作中体验到这种玄妙的感觉，这是作为作家的幸福所在。那么，文学作品一旦发布了，如何理解其意义呢？
沈嘉柯：我写短篇，是反复体验过这种感觉，只是强烈程度有不同的，满意度也不同。我能确信，我的情感一旦被戳中了，我的文字一定会被深深吸引，我精准地知道哪些部分被吸引。所以，我的读者是两极分化，有的不感兴趣，有的特别痴迷。我也是通过写作找到同类，找到“臭味相投”的人。
我没有开窍之前，觉得写作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开窍后，才懂得了什么是爱，懂得了情感的玲珑曲折，懂得了心灵的复杂。文学就是写这些婉转的人心嘛，敏锐地捕捉到一种感觉。
作家有莫大的社会价值，文学是无用之用，天生有大用。文学是直接有功用的，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如果作品是知己，别的东西只是余味。只是，文学这种作用要善用，不要滥用。我要是想洞察人心、煽动读者的内心是很容易的。文学戳动人心，就像强大的核武器。谁如果小看文学，那就还是没开窍的动物。哪怕人类是高级动物，如果没有体验过悲欢离合，那说明内心还没完全打开过。
四、反思我以前的写作是不是太轻盈？
陈智富：曹禺先生是我国现代戏剧大师，他凭借《雷雨》而闻名遐迩。但是，后来他反思自己的戏剧创作，曾说《雷雨》太像戏剧了，所以后来的戏剧创作更注重日常、平淡的生活本身。后来，他的《日出》《北京人》《原野》越写越精彩，越见到高度和深度。特别是《原野》这部剧几乎没有了戏剧冲突，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对戏剧文本的叙述方式做了新的成功探索。表面上是写仇虎复仇的命运悲剧故事，深刻地展示出作家对“人生困境”的困惑以及对神秘宇宙的哲学思考。而你说的心理小说故事有很大的猎奇成分，但是另辟蹊径，竭力在日常生活中挖掘人性的幽暗，体现了作家思考的深度。毕竟，过于离奇不真实，过于日常也不好玩，所以不同的挖掘方式显现了作家高下之判。
沈嘉柯：你概括得特别准。我也抱有这种心态，起初被那些离奇的故事所吸引，但是写作过程也有取舍。我很明白这点。作家追求更多的叙事技巧，炫技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更追求克制含蓄，讲述一个不用强烈冲突的更平淡的故事而已，其它的，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我觉得，当代作家仿佛来到了历史关口、大时代的关口。过去的好多经验，过时了，被抛弃了。在宏大的时代中，家庭的离散悲欢都不得不跟时代密切绑定。坦白的说，我写这些，疫情之前，我的生活太顺了，大部分是很逍遥快活的时间，没有社会性的痛苦，甚至还是有点居高临下地看待生活。疫情之后，我看到底层太惨了，更多关注社会痛苦。我反思我以前的写作是不是太轻盈？所以，我也觉得奇怪，我居然能写出《生命摆渡人》这么沉重主题的东西。
陈智富：每个人都没办法脱离现实而写作。社会的变迁，现实的冲击，确实影响到你的创作理念和文风。
沈嘉柯：我年少成名后，生活相对要好点，我也常常帮助他人，但是我以前的写作还是有点浮于表面，没有深入现实深处，体会终究不深。2020年，我因为创作《生命摆渡人》这部作品，对于现实状况很有感触，我没法当做没看见那些受苦受难的大众。他们太惨了，社会地位太低了，几乎得不到社会关注。有幸等到社会关注的时候，他们可能也没有机会的。好多读者没有看到我以前的作品，看到了《生命摆渡人》，来倾诉遭受疫情的痛苦。参加各种活动，举办方对我的简介都侧重于此。我也被迫聊这些话题，也没办法聊以前的作品。写作，走到这个境地，我始料未及。当然，也可以理解，毕竟《生命摆渡人》的社会影响力更大了，疫情改变了世界，不仅是有形的世界，也是无形的世界，人心的社会化层面的心理，人们就此话题的同理心更强烈些。我的想法更加沉淀了，我的写作也都不知不觉地变得厚重起来，失去了往日的轻盈。这种转变，或许就是命运吧。
陈智富：杜甫诗云：“诗穷而后工。”一个优秀作家应该具有人类普遍的悲悯之心。只有接触了现实，对于各阶层人物的苦难有了深层次的体悟，才可能写出厚重的作品来。
沈嘉柯：我以前不会写这些沉重的现实题材作品。我以前的现实不是广阔的现实，而是小圈子的文化圈的现实。我大学毕业后买房，从事文化工作，接触的人都是温饱以上的体面人。我拿出来一个个人物来写，就是一篇篇精巧的散文。如今，我失去了轻盈，这就是命运。我现在喜欢上了托尔斯泰式的鸿篇巨制了，以前是喜欢不起来的。
我以前的写作状态很舒服的。我喜欢美食，茶研究，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的灵魂告诉我，也应该接受思想成长和价值的提升，我现在的写作也更有价值，特别是有社会承认的现实意义价值。现在是我的文化趣味与现实责任之间的冲突平衡的过程，可能是一种天人交战的过程，挺别扭的，但是不得不共存的状态。我想，作家不管以前是多么的文化派，最终还是走向社会派的。对我来说，彻底的轻盈回不去的。
五、又通俗有趣，又深刻觉醒
陈智富：近几年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明确的追求？请谈谈最近和未来的创作计划吧。
沈嘉柯：这两年涉足儿童文学领域创作。我更喜欢非命题的《少年的我》，写学生时代的我和残疾同学的友情，被《中外文摘》等刊物疯狂地转载。我还给《中国校园文学》写了很多，发了八篇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杂志也转载了。去年我写的短篇小说《少女聂鹤》，被《文艺报》点名表扬了。其实，《少女聂鹤》我用文艺小说的经验，放到脱贫攻坚领域上。别人写下乡扶贫。我反推回去写，有个女孩子立志去扶贫，读到了外祖母的书信，外祖母早年参加革命，半个世纪前那么勇敢。我们这个时代女孩不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她仿佛一下子思想境界被打开了，就想成为有用有力量的人。
还有一个获得中国校园文学建党百年专题三等奖的作品《风车茉莉》，写个学艺术的小女孩在城市里内卷，歌舞团进不去，干脆放下思想的束缚，回到村里创业。这是我的纯文学的命题作文。我还是有去采风的，用以往的写作经验来写主旋律的作品，其实有一些心得。我现在真诚地写一系列的主旋律作品，给青少年看的少年文学作品。
至于写长篇小说还是我的追求。我是二三十年前开始读日本的系列作品，我还是喜欢获得直木奖和芥川奖的那类作品。我希望写出更好的心理小说，而不仅仅是推理小说，像日本的那些优秀的心理小说那样。
陈智富：你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应是什么样的？请你谈谈自己的文学观吧。
沈嘉柯：最好的文学作品就是《红楼梦》那样的，又通俗有趣，又深刻觉醒，看上去是青春浪漫的爱情小说，风花雪月吸引无数大众，但旁敲侧击的各种情节，又显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贵族家庭的腐败，对官场批判和王朝更迭的政治视角。写透了中国人的思想审美，粗看吃吃喝喝，很缓慢，细看则电闪雷鸣，惊心动魄，节奏比美剧还快。
我的文学观是，写作者虽然立足当下，但必须目光超越时代，作家要是比读者还落后，读者还看个什么劲呢！失去读者，失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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