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在多方位得到拓展，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建构与重要作家作品的深度研究特色分明，整体呈现出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良好态势。2024年湖北文学理论迎来繁荣发展的局面。首先，文学批评现场建设为新时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崭新活跃的文学样态。长江·黄河文学对话会、长江文学周、“《长江文艺》双年奖”评审等文学活动的举办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东湖文学沙龙的常态化运作，体现了湖北文学批评在批评家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的用意。其次，湖北文学批评阵地建设呈现活跃的态势。《长江丛刊》的“本土观察”，《长江文艺》的“谈艺录”，《新文学评论》的“武汉文学微观察”，《芳草》的“新鄂军”“访谈录”等学术期刊的专栏，与《湖北日报·东湖》《长江日报·江花/读+》等报刊的文艺批评栏目云集，聚焦文学现场动态，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最后，2024年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建设，既对文学经典研究范式进行持续性的关注，同时在“在地性”与全球性的双重视野加持下，对新时代多元文化命题也予以充分的回应，展开了多向探赜。大体而言，2024年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主要呈现如下特色：一是在新时代文学研究上展开多向的深度钻探，二是在文学批评“历时化”探索上特色鲜明，三是在文学批评方法上多维突破，四是对湖北本土文学创作实践持续性聚焦。

首先，持续聚焦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理论的探讨。李遇春近年来对新时代文学理论与人民性问题一直展开持续性的思考，他在《人民性表达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认为“新人民文学”潮流正在兴起，这主要表现于社会主义新语境中工农兵等人民性叙事的重塑和转化。他还在《新时代文学主潮的构筑及其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新时代人民文学的主潮呈现出“大人民观”“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的建构倾向。在冲破传统劳动美学形式的基础上，新的人民文学更注重展现时代、历史与中国价值的主体性，并重视发扬民间文化优长和民族文化自信。

其次，着重勘探与发掘新时代文学资源。周新民在《文学资源的转向与近十年小说发展新态势》中认为，中国近十年小说创作的资源转向趋势明显。具体表现为：第一是文学创作回归关注现实社会、观照现实生活的文学传统；第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同社会发展关系骨肉相贴”的方式进行了当代性的转化和接续；第三是小说创作通过融会通俗文化文学资源回应人民群众雅俗共赏的审美需求，如演义、公案小说等叙事元素在《千里江山图》《回响》等作品中的应用与呈现；第四是先锋文学从古典文学资源中吸取精华，获取了在新时代发展中的新生力量。叶立文的《不疯魔，不成佛——论〈猛虎下山〉的志怪叙事与癫狂美学》则是从中国志怪书写传统中为《猛虎下山》寻找笔法的继承性和文化落脚地。此外，叶立文还从《猛虎下山》的情节发现其师法戏曲、传奇、话本等志怪传统。

其三，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对新时代文学的历史与渊源进行了重审与再探究。李遇春在《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选本编纂与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中分别从诗歌的话语塑形模式与选本学角度对中国红色诗歌的经典化问题进行探讨。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新时代文学注入了红色话语基因。

为新时代文学接续当代文学传统也是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大使命。周新民的《〈山乡巨变〉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村长唐三草〉〈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到电视剧〈花繁叶茂〉》探讨的是欧阳黔森作品对周立波《山乡巨变》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周文指出，欧阳黔森的两部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塑造、自然景观与历史隐喻意义的缔合、轻喜剧元素与中间人物形象的融合塑造等多方面，展现了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对新时代文学小说的滋养与影响。王仁宝在《新时代乡土小说创作与农业合作化小说传统的转化》中论及乡村振兴与乡土小说等命题。他认为，农业合作化小说在创业主题、新人物塑造、民族风格追求三方面为新时代乡土小说提供了可借鉴的传统。

其四，2024年湖北文学批评充分熔铸文明互鉴的视野，为构建新时代文学批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胡亚敏在《怀念詹姆逊》中指出，詹姆逊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扩散，支持文化差异性和民族优秀文化的发扬与继承，这种期许既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路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衍生阐发与实践探索也有着借鉴与启发意义。庄桂成、李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词“对象化”的中国化分析》研析了“对象化”中国化的路径与历史阶段，揭示了中国对“对象化”的接受机制由“对象化”的实践运用向深钻其理论内涵的转变，呈现出单一向多维深化的轨迹，其理论影响力与受关注度在不断加强。

汪树东、姚梦婕合作的《论美国反文化运动中的“黑塞崇拜”》和《巴塞尔精神、母权论与道家阴阳观——荣格女性原型理论来源探析》两篇文章是对中西文化之间“见异”和“求同”分析的典型之作。前者从“黑塞崇拜”的文化浪潮中发掘出东方哲学尤其是中国道家文化力量在其中发挥的影响力，后者则同样将荣格的女性原型理论来源同道家阴阳哲学观点和崇阴思想建立起关联。上述两文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哲学精神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既凸显出中华民族特色，亦展现出中华优秀文化因子强大的生命活性与延展力。

湖北文学众多理论刊物中也设立了外国文艺评论的译介专栏，如《三峡文学》中的“译窗”栏目，云集了对特德·休斯、尤尔根·罗德曼、海伦·文德勒、埃乌杰尼奥·蒙塔莱等欧美文学作家著作的译文和详解。此外，叶李、谢越翻译了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威特曼的《全球化时代作家自我形象的建构——以20世纪中国小说译本的作者序言为例》，文章揭示了序言在构建作者自我形象及促进作者与读者和谐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并聚焦鲁迅、巴金与余华，阐述他们如何在不同时期，以各异姿态参与全球文学读者社群及市场观念的塑造，并在跨文化交流中找准各自的定位，实现了文化互动与自我认同的双重建构。

首先，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颇具理论自觉的学术取向，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从当代意识、审美意识的高度反思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喻向午的《文学的当代意识与历史意识》反思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与当代意识、历史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喻向午指出，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不能忽视创作主体的功能，创作主体所秉持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是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不可或缺的。他认为，只有以当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相结合的方式鉴照文学，才能对历史本质进行敏锐洞悉，对时代精神进行自觉把握。喻向午的观点与叶立文、陈国和的观点不谋而合。叶立文在《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学批评历史化转向过程中须注意的问题集结在批评实践面临文本与情感缺位的“伪历史主义”陷阱上。而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或可考虑以“情感力量推动心史互证”，对过分重考据的实证性批评和主观意识过剩的强制、过度阐释进行限制。陈国和在《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与当代性》中认为，批评主体须增强历史意识，将文学批评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是提升文学批评当代性的重要途径。而在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实践过程中，应注意避免概念先行、文学属性虚化、史料堆砌等问题。

其次，湖北文学批评还对文学批评的“历史化”的丰富路径展开探讨。

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近些年呈现出强大的势能，如何丰富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路径与方法，是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着力思考的问题。打开“文学派”与“文献派”之间的通道，是丰富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路径之一。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被看作文学研究的“文献派”，与传统的“文学派”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化解二者之间的对立，建立起“文史互渗”的批评模式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刘保昌的《魏晋文献整理与文学互动研究的创新之作》一文对此做了尝试。该文以魏晋文人对文献的整理为切口来探究其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尝试打通“文学派”与“文献派”之间的壁垒。这对文史研究有着“跨界互渗”式的启示意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如何借助新兴技术，推动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融贯新技术，是当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相关问题，李遇春在《中国现当代旧体文学史料学：问题与对策》中认为，借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力量，将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和数字人文、信息管理等研究方法和技术纳入其中，为旧体文学史料学的钻探拓宽疆域。回到文学史现场也是文学批评“历史化”的又一重要方法。周新民、周明洁的《〈天籁〉一则稀见小说理论资料考述》发掘出1925年《天籁》杂志刊载的佚文《作小说的研究》，并对其中驳杂的文学观进行了分析。这一研究揭示出五四文学场域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艺思潮在中国早期小说理论建构中交织与互补的历史图景。余存哲在《〈火花〉杂志（1956—1966）与“十七年”时期短篇小说理论的建构及传播》则回到“十七年”文学史场景中，发掘出《火花》杂志在倡导短篇小说“新、短、通”特点上的举措。该文虽然是探讨某一特定杂志在短篇小说文体特质建构上的实践，但是，也呈现了特定历史场域之中短篇小说的历史特征。

首先，在数字人文的探讨上，湖北文学理论批评表现出持续的关注。湖北众多学术期刊、报刊均刊载对相关理论话题的探讨，如《长江日报·江花》刊录了梅兰的《当下文学批评的“人工”与“智能”》，《长江文艺评论》的“聚光灯”和“聚艺厅”、《三峡文学》的“圆桌”栏目、《长江文艺》的“新现场”等专栏，均收录了关于文学与科学、数字化与文学、AI与文艺批评等话题的讨论。

黎杨全对文学与2.5次元关系的思考，代表了湖北文学批评在文学与数字关系探讨上的成绩。黎杨全对文学与数字之间的关系关注多年，对数字技术“催生”文艺发展的新境遇有着深入的思考。在《文艺进入2.5次元》一文中，他指出，由于亚文化蓬勃发展，二次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绝对壁垒被打破，两者相互渗透状况的出现，预示着2.5次元时代到来。2.5次元时代“虚实不分”的夹套效果对当代文艺的生产消费模式均产生巨大影响，文艺作品的生成与接受均不再“自足”与“独立”，文本内外的联动互动突破了虚构与现实间的封闭层。黎杨全在《游戏现实主义与2.5次元的文学》和《现实的虚拟化与现实主义的转向》中进一步阐释了相关论点。他认为，虚拟现实技术将人类带入现实虚拟化体验之中，这种趋势提醒我们应当重新审视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对于文学与2.5次元关系的探讨，表明黎杨全已经从技术层面跃升到本体层面来探讨文学与技术的关系。

其次，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继续深耕生态文学。汪树东一直在生态文学领域用力，他的《蒙古族生态智慧的当代演绎——论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生态散文》聚焦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生态写作实践，系统阐释其散文创作对游牧民族生态智慧的当代转化。汪树东认为，原野的创作具有双重文化自觉：既承续萨满教“万物有灵”的原始生态观，又在全球生态危机语境下重构了游牧文明的现代价值。汪树东与贺潇雨合作的《植根乡土、游观天下与生态书写——学群散文创作论》一文则聚焦学群生态散文反人类中心主义、拒斥城市化与物质化、与自然共融共生的生态伦理观。相较以往的研究，汪树东的生态文学批评更加融贯中国自身的生态美学思想，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上也有更多的理论自觉。

再次，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也是湖北批评家熟悉的领地，本年度湖北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开始自觉向文史、文化史、美学等领域扩展。刘保昌的《诗与思：两湖地域文化书写的审美意义与思想价值》立足地域文学理论研究框架，认为两湖现代作家作品中的家国情怀书写摹刻下了“屈原精神的烙印”，楚地巫觋文化、老庄与佛禅等哲学思想的共同影响，成为两湖地域文化书写在其他同类写作中大放异彩的内在根由。该文显示，刘保昌在两湖文化的探究上开始进入文史综合的新阶段。李汉桥、李克靖的《“汉派”小说与武汉当代城市伦理的文学书写》侧重于文化史观照。该文以汉派小说为研究中心，表现“武汉”在其中既作为实体空间承载叙事进程，又作为文化符码凝结集体记忆。李汉桥对武汉所经过的“平民—商业—功利—市民”四个阶段的城市伦理演变历程进行梳理，透析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伦理精神转变和社会道德问题。邹建军的《从地理想象到象喻体系——〈庄子〉美学的构建路径》，从《庄子》展现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想象中整合提炼道家美学表达的“象喻体系”，指出由“以我观物”到“以物观物”的忘我状态是庄子所向往的理想生命与审美境界的表现。

最后，注重文本细读是本年度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又一特色。本年度湖北文学批评家在文本细读方法的运用上有崭新的特点，十分注重文本细读与宏大主题之间的有机关联。作为呈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会转型的文学镜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具有独特的价值。王仁宝的《“国家文艺”的新实践和“改革文学”装置的重塑——以2015年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为中心的考察》认为，影视化的《平凡的世界》在完成历史记忆的视觉化再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其构建的艺术范式仍需要系统审视，这种文化生产机制往往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进程形成复杂的互文关系，这是该文关注的焦点之所在。对于优秀新作，湖北文学批评家也善于从文本细微之处发现“大义”。陈国和与周新民对李修文所撰的工业题材小说《猛虎下山》分别从“由外向内打探”与“从内向外打探”两种研究路径进行评析。陈的《〈猛虎下山〉：中年写作、常态特征与先锋意识》笔锋先触及作家主体的自我创作经历与时代境遇的耦合，在“中年写作”的亲身历练下对现实真相进行开掘，为工人下岗潮叙事赋予先锋特质。周的《〈猛虎下山〉的两极情感结构》则探入小说内部的精神结构，认为《猛虎下山》在情节线索中建构起“恐惧—温情”的情感结构，由这两极情感渐而论其所对应的时代与社会秩序变革之时所引发的社群心理涟漪。

首先，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得到及时的研讨，学界集中探究湖北长篇小说新作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文学史的价值、意义。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听漏》是2024年出版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受到学界广泛关注。《长江文艺评论·聚光灯》为《听漏》单辟评论小辑，其“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理想人格与精神”的主题备受关注。此外，李遇春、周新民、李汉桥、王仁宝、朴婕等学者也分别从多个维度对之展开阐释。李遇春的《“小说考古”与“考古小说”——刘醒龙长篇新作〈听漏〉阅读札记》以“小说的考古”和“考古小说”之辨入手，聚焦该著器物考古的知识性叙事，最终以“器以载道”为叙事焦点，反思人性的深幽。周新民的《跨界与融合——刘醒龙〈听漏〉的叙事探索》则以《听漏》在文体上对悬疑小说、情爱小说和通俗小说的“演义”叙述方式的融合为切入点，探讨新时代小说的文体革新与回归古典文学传统的趋势。李汉桥在《刘醒龙〈听漏〉小说创作中的叙事伦理》中着重探讨《听漏》的历史、科技与人际伦理问题。朴婕在《物声与道心——读刘醒龙新作〈听漏〉》则捕捉到作者将“大历史与人心相结合”的叙事巧思。王仁宝则在《刘醒龙长篇新作〈听漏〉的哲思现实主义风格论析》中认为《听漏》叙事策略里设置的“正反”“真假”“有无”等元素，具备相反相成的艺术风格，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对接和转化。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出版后，《当代作家评论》《中国文学批评》《长江文艺评论》均开设专栏给予关注。湖北批评家叶立文、周新民、陈国和关于《猛虎下山》的评论前文已有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李修文在《打虎上山与猛虎下山：我的写作及其他——李修文北京大学演讲录》中坦承，儿时在故乡所接触的戏曲演绎形式和故事、楚地的巫觋风俗等，都是自己写作灵感的源泉。而《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展现出的世情民意与创作者的“自我调性”，对其长久以来的创作思考提供了文化根脉。陈智富的《为小人物续写悲歌——读李修文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则认为，“人虎转变”和“工厂与镇虎山”的离奇叙事和场所隐喻透射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下岗潮为底层小人物带来的精神创伤。

其次，湖北儿童文学仍然是本年度关注的重点，从更加宏阔的文学史背景来考察是本年度儿童文学探究的特色。舒辉波《听见光》的出版，掀起了湖北深度探讨儿童文学的潮流。周新民的《情感装置的叙事诗学——“热评”长篇非虚构作品〈听见光〉》、陈国和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关于舒辉波长篇新作〈听见光〉》、张贞的《主体建构、去视觉化叙事与对话体写作——舒辉波〈听见光〉的“平等话语”书写密码》、邓鼐的《双重历险的文本价值——〈听见光〉读后》、陈智富的《谛听孤独与超越的交响曲——读舒辉波长篇非虚构作品〈听见光〉》、周长超的《听见光——一阕命运“交响乐”》等等，围绕《听见光》展开了多重角度的探讨。周新民认为该著中每章的开头以对话作始，交代出人物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情感体验，这种叙事结构上的“情感装置”有力地观照儿童本位的情感与思想呈现。陈国和则从《听见光》中群体生活图景所展现的主体同自我、他人、自然天地间的关系上展开讨论。张贞和邓鼐分别从《听见光》中的“去视觉化”、“对话体”的叙事方式与文体融合特质来对之进行解读与评析。陈智富和周长超均抓握住《听见光》中的音乐性来展开讨论。前者认为此著的文学灵韵隐藏于“美妙乐曲、复杂思想和人生况味”的交响中，后者则认为此书的复调式书写为读者展现了“生活与人生的体察、人类精神力量的歌颂、弱势群体尊严的展现”三重意蕴。诸上对舒辉波《听见光》的评介有助于儿童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也开拓了理论视域的边界。

陈智富与黄春华在《黄春华：写作就是不断试探、打破边界的过程》中认为黄春华的儿童文学创作已经走向深入发展的阶段，其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跨文类叙事。如《杨梅》一文突破了类型文学的既定框架，在儿童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开辟出新的美学空间。二是在儿童文学叙事视角上进行的创新，如《摇啊摇》一文通过智障少年的感知错位解构了成人世界的理性霸权。这种视角转换不仅拓展了叙事可能性，更暗含对儿童主体性的哲学思辨，使文本兼具认知启蒙与伦理反思的双重功能。陈文与上一组关于《听见光》的讨论形成呼应，体现了湖北儿童文学批评从更加开阔的视野——文学史、思想史、艺术探索，来观照儿童文学。

再次，对湖北一些实力作家的探讨向深度和广度延展，也是本年度湖北文学批评的特色。李莉的《叶梅，行者常至》根据土家族作家叶梅的人生行走路线将其创作实践历程分为“恩施”“东湖”“后海”三个时期。她认为叶梅在小说、散文和纪实文学等多种文体的书写中，将三峡地区和土家族的地域、民族文化符号刻印至作品里。杨彬、艾乐的《论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向》认为叶梅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切入，由书写土家山寨小故事到书写中国大故事，以文学的方式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述两文均深化了叶梅研究。

除了上述两文代表的向文学史深度和广度展开观照的路径之外，善于从湖北文学中提取思想切片，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刘川鄂的《向人而在的写作——评向阳〈最后追诉〉》认为，向阳的长篇小说《最后的追诉》从个体抉择和社会批判的“宏观与微观”双视角中展现出人格在特殊环境中的淬炼。张贞的《历史、现实、未来与个体生命意义的构建——刘诗伟长篇小说〈一生彩排〉的当代书写》揭示了《一生彩排》在个体生命意义的建构上的独特价值，并由此出发，彰显《一生彩排》在思想探究上所达到的深度。

最后，积极关注创作势头良好的女作家之创作，给予她们以思想和艺术上的参照，是本年度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又一特色。朱朝敏和喻之之二者分别为湖北“70后”和“80后”作家的代表性人物，她们的文学创作颇具实力。《新文学评论》开辟“武汉文学微观察”专栏，分别专研朱朝敏和喻之之的作品。总而观之，朱朝敏的创作所呈现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交融、宏大叙事和心灵叙事同存的特色，被阐释得最为充分。如郭芮辰的《疾病的隐喻，生存的伦理——论朱朝敏近期文学创作》侧重探讨朱朝敏作品中的“现代性”特质。余音的《向中国古典传统靠近的文本实践——朱朝敏创作管窥》则捕捉到朱朝敏创作实践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性。谢瑾瑜的《立于乡土心灵现场的多向度“说话”——论〈百里洲纪事〉的心灵叙事》和梁佳仪的《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底层文学叙事探索——以朱朝敏〈百里洲纪事〉为例》则分别聚焦《百里洲纪事》心灵的声音和底层的百态。喻之之“芸芸众生”系列散文则展现出“小人物群像书写”和“大时代精神”间的“大小之辨”。王仁宝在相关专栏的“主持人语”中认为喻之之的创作呈现出不断成长与探索的态势，发现喻之之从《秋风别》到《乞力马扎罗的诱惑》《何不顺流而下》等作品的过渡展现出书写重心从抒情向叙事的转移，昭示着喻之之创作探索完成了由内倾型向外倾型转换的蜕变。

2024年湖北文学批评在文学组织的前瞻性引导与学界的勤耕共勉下，文学理论建构、批评路径创新、创作实践探索等多领域均展现出新时代浪潮中应有的蓬勃姿态与生命活力。此外，这些可喜的收获与学术成果也在召唤我们向两个方向继续努力行进：一是创作实践可与文学批评理论进行有机化对接，文学批评在履行对文本作品的明鉴、导引与塑形使命之同时，亦可将创作现场的活性因子拾取入彀，使批评实践之方法论更新不滞于文本土壤；二是湖北本土的文化资源、学术理论底蕴、批评实践三者间的相互转化机制仍旧存在优化空间，湖北文学理论批评在兼取“全球性”大视野提供的动能之前提下，也应充分掘取“在地性”基因中的文化内力。未来在机制、理论、实践的同频和鸣之中，湖北文学理论批评有望实现从高原迈向高峰。

作者简介

周新民：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琰：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