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撤的姿态追问当下
——2024年湖北长篇小说综述
来源： 发布时间： 2025-09-10 作者： 李雪梅
从整体上看，2024年的湖北长篇小说以强劲之势诞生了系列重要文本，获得广泛关注。林白的《北流》持续影响当下文坛，继获第十届“红楼梦奖”“十月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后，荣登首届长江华语文学榜优秀长篇小说；刘醒龙的《听漏》和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同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听漏》获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4年度中国好小说；李修文《猛虎下山》荣获《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24年度长篇五佳作品；李传锋等的《武陵王》和杜鸿的《大城小市》等获湖北省第十二届屈原文艺奖；周芳的《膏矿叙事》先后入选“世纪好书”2024年8月榜和“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第5期十部好书。这些小说书写的对象和审美的趣味各不相同，但却共同致力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时代的对话，以后撤的姿态追问当下，朝向未来。
一、历史谜题、人性叩问与名物叙事
继《蟠虺》之后，刘醒龙推出“青铜重器系列之二”《听漏》（初刊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后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十年前的《蟠虺》中，刘醒龙将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的文化意蕴与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相融合，在“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坚守中凸显传统文化人格的力量，在“与青铜重器打交道的人，心里一定要留下足够的地方安放良知”的认知中寻求诗性正义的力量。小说极尽笔力描写了曾侯乙尊盘的精致与奢华，尤其是其“蟠虺”纹饰更是一绝，刘醒龙在此当然不仅仅是呈现这件青铜重器本身的价值，其中折射的是人们难以企及的高贵品格，这种超凡脱俗的君子风范，正好与现代社会一批坚守传统人格的知识分子相呼应。十年前《蟠虺》的坚守依然在《听漏》中延续，刘醒龙称“一定要有一批作家，他们的写作和他们的存在真正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灵魂高度”，正如马跃之自称“只长硬骨头”。但相比《蟠虺》明确的是非善恶立场而言，《听漏》更倾向于“考古”幽微人性中的晦暗不明处。
小说题名“听漏”，来自供水系统一个鲜为人知的工种“听漏工”，小说循此建构了一个基于听漏工作特殊性的“听漏-考古-小说”的阐释系统。供水管网“生病”后需要听漏工“望闻问切”，听漏工排查漏点时干扰越少越好，所以听漏工往往要在夜深人静时工作。一手拿电灯，一手持听漏棒，头戴耳麦，脖挂听漏仪，猫腰、趴地或歪头倾听，看起来举动奇特而神秘，这是听漏工的日常工作写照。听漏是三分听七分想，思考和梳理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听漏最重要的目标当然是漏点要定位准确，但听到几米地下极细微的流水声只是第一步，还要结合管道材质、周围土质等做出思考和推断，从而将供水管道的维修从过去的“开膛破肚”变为今天的“微创手术”。刘醒龙将这一推理过程天然存在的叙事空间发挥到极致。
《听漏》从1966年湖北京山出土的九鼎七簋这一考古史实出发，围绕“九鼎七簋何以少一簋”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历史的谜题错综复杂，但正是充满遗憾的残缺，为小说提供了“与生俱来的悬念”，这“历史的神来之笔”，为小说的叙事打开了一条通向历史、现实和人性纵深处开掘的密道。为什么史书上只有随国没有曾国，而青铜器上只有曾国没有随国？马跃之为何患有“青铜过敏症”，坚持不碰不说“青铜”？反复出现的白露节气又关联什么隐秘故事？神秘来信“马上告知”从何而来？曾本之为何突然宣布退休？曾听长的听漏技术何以胜过精密仪器？小说以青铜重器九鼎七簋为谜面，谜底则散布于历史与现实的褶皱，映现出道德与人性、天道与人事的复杂纠葛，考古、考事也考人。
青铜鼎是最能代表至高权力的器物，其霸气伟力、显赫尊贵、稳定安宁、大美大爱自在不言中，所以面对青铜重器理应心生敬畏。虔敬者不能单手拎起青铜器物，双手捧起青铜器物，一直被楚学院奉为经典操作姿势，哪怕小到一枚蚁鼻钱，也断断不可以用一只手去应付。唯有如此，才能捧起先祖的灵魂，才能触摸先祖的精神。反之，则会出现神秘力量的干预。譬如万乙从万岁到万穗的命名，就会一语成谶，惹上“莫名其妙的破事”，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周老先生莫不如此。
小说关于假做青铜器的辨析，更能见出不一般的史识。曾本之认为此类青铜鼎是怀有僭越之意的伪器，不主张专门保护，更不可以作为正规文物公开展出。郝嘉却认为其工艺水平与符合规制的列鼎差不多，只是青铜材料不足，至于使用者是否有僭越之嫌，不能一概而论。在郝嘉看来，僭越之心，古已有之，僭越之意，人皆有之，譬如古往今来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士，无一不是怀有僭越之心，不然天下就会变成伪君子的天下，世界就会成为阿谀小人的世界。郝嘉认为司马迁只写“随”而不写“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与“僭越”有关。随枣走廊这一带，本来是“随”的方国，后来的“曾”一定用极为卑鄙的手段上了位，拼命地在一切青铜礼器上镂刻“曾”，铸造“曾”；偏偏两周时期的读书人，比如屈原，都是极有风骨的，坚决不许“曾”在典籍中出现。马跃之认为古人以不僭不贼为做人标准，周老先生则主张顺其自然，让地方上保留一块文化自留地，未来的历史才会丰富多彩。以上种种是考古行业看待假做青铜器的不同观点，但小说却不止于不同观点的呈现。周老先生和郝嘉先后非正常死亡，似乎冥冥中有某种神秘力量在暗示马跃之的正确，但偏向“不僭不贼”的马跃之，却又在行动上“越轨”。在发现青铜残片后，马跃之处心积虑将其私自带回家，又进入税务局收藏室反复观摩。第一遍，习惯地受某种道义上的约束，第二遍，私心杂念四起，第三遍，则自由自在，放肆地盯着青铜器物，有一种灵魂出窍、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感觉。这情不自禁的“越轨”似乎又在暗中呼应了郝嘉和周老先生的态度。所以，小说给僭越直接下了如下定义：所谓历史，至少有三分之一与僭越有关；没有僭越的历史是平庸的，发生僭越的历史是罪恶的；僭越是让历史变得精彩的捷径，也是让历史变得惊心动魄的歧途，僭越是让历史人物活出精彩的捷径，也是让历史中人活出狼心狗肺的歧途。一个被普遍指认为贬义的词，在此生长出多重可能，这本身就是对某些刻板认知的“僭越”。
管道坏了，有听漏工“听诊”，人有病了，该如何把脉问诊？听漏工曾听长既能发现藏在地下的漏水点，也能看到黑夜里的蝇营狗苟。十三街坊那些暗藏的玄机和不可告人的秘密，都逃不过在暗夜里倾听的曾听长。马跃之的心病亦是如此。他将青铜说成是两周重器，别人都认为是习惯成自然，他自己最清楚，既不是习惯，更不是自然，首先是一种生命法则，是将退后一步作为前进的最好改变。多年的敬而远之、望而生畏和望而生痛，是内心的需要，也是内心的无可奈何。直到因为青铜残片的重新触碰，走上岔路的命运终于回归正途。马跃之有高贵的理想人格，也有断肠柔情。二十四节气中，白露最具伤怀之美。秋凉时节，想起那些令人遗憾的人生经历，至情至性。小玉老师在多年前的白露节气逝去，只留下遗言“知之者之之，不知者之之”。小说在此考古历史，亦考古人性，“完整的九鼎八簋虽然成了两周时期的文化符号，不完整的九鼎七簋才是两周时期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遗憾与错过总在循环往复。
《听漏》从思想内容到叙事形式都有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现与发展。从思想内容上看，小说破解文化密码，发现历史隐秘，洞察现实世界，弘扬传统人格力量。从形式上看，小说进一步彰显了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和名物叙事传统。物在某种意义上延伸了人的自我。中国古代哲学秉持万物皆一的宇宙精神，强调物我合一下以我观物、以物观我和物我两忘的境界。由物与人的关系和物之特性去塑造人物形象，尤其能洞察人之心性。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有以物观时、以物观世、以物观人的传统，观物不仅要写出物的形状和历史，更是借助物来观察时代、社会变革和世道人心，还原物构成过程中的一个个历史细节和生活细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九鼎七簋为代表的青铜重器及其意义世界以名物叙事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
“考古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一如听漏工通过水滴声洞悉地下世界，考古工作者们也事无巨细地观察泥土中的各种印迹，埋藏在地层中的历史经由考古学者的精心考掘终于得见天日，历史得以成为纵向的地图而展露。而小说家勘探的是隐秘的人性世界，越是抵达纵深处，越是晦暗不明，人心难以简单地用善恶定论，但“天子不灭天灭”的终极法则无人能逃。这是参透人性后的大智慧。正如首发《听漏》的《人民文学》在卷首语中说的：“重器的存在，围裹着世事的复杂成分，也检验着人性的文化质量”，“考掘‘知’与‘不知’，擦拭的是专业人士的本事和内景；辨认‘道’与‘技’，追寻的是世间生命的凡心和高格。”
二、奇幻想象、人民美学与古典传统
李修文2024年在《花城》开专栏，第1期就推出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在暌违长篇小说创作二十年后，李修文恰如题名“猛虎下山”般为2024年的湖北长篇小说带来一种令人震惊的冲击力，但这种冲击性的力量却是以返回的方式实现的。从故事内容上看，返回1990年代后期国企改制分流的历史时空；从叙事方式上看，返回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中的志怪、抒情和表演等传统；从写作立场上看，返回小说对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的朴素追求。当然，以返回的方式写作并不意味着摒弃当下性和现代性视野，由此，《猛虎下山》构成了一个极富张力的文本。
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按齐泽克的说法，真正的事件永远是在事后被回溯性建构的，事件的意义不在于发生本身，而在于它如何被思考、书写与重构。1990年代以来，这一事件在文学中不断被书写或重构。这一次，李修文以人变虎的奇特想象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述。小说前半段写1999年的炼钢厂改制分流人人自危时，山上有虎患的消息却更使人心惶惶，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山上伤人的老虎和山下改制的“老虎”同时到来，这是祸不单行，但又戏剧般变成了底层工人难得的机遇。厂里要组建打虎队，凡参加者就不会被下岗分流，对刘丰收们来说，这是重生的绝佳机会，但也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只要老虎还在，打虎队就能享有特权，为了自保，也为了享受打虎队最高领导者的权力，从未发现老虎的刘丰收谎报发现老虎并与老虎交手，得到领导的青睐和众人的拥戴。处于炼钢厂权力结构最底层的刘丰收摇身一变为打虎队最高领导者，不仅改写了自己即将下岗的命运，而且以打虎队队长身份享受班组长待遇，在险恶丛生的山林间享受权力的快感。那顶象征权力的红色安全帽反复出现，正是权力欲望的投射。谁戴上谁就拥有了权力，因此谁都想拥有，而没有权力的弱者一旦拥有权力，会将权力发挥到极致。小说后半段写刘丰收打虎不成反变虎的奇幻历程，刘丰收的谎言被拆穿，再次面临下岗的命运，刘丰收逃到山上扮老虎，小说自此也从真实的历史事件彻底滑向狂欢化的想象世界，从刘丰收假扮老虎到成为老虎，一代人命运的历史转折点变成了一场人变虎游戏叙事的起点。
这显然和以往同类题材讲述国企改制事件的故事不太一样，没有义正词严的批判控诉，也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说教，更没有历史发展的远景展望，只有一个低到尘埃里的工人刘丰收和他的工友们扮戏和看戏的荒诞游戏。闹剧之后一个月，失踪的刘丰收被认定是被老虎吃了的打虎英雄，儿子顶职成为炉前工，还被分到了迁往南方特钢厂的第一批名单里，享有同样好运的还有刘丰收打虎队的战友们，他们一并都算作了在岗人员。小说最后写成为老虎十年后，刘丰收发现在自己衣冠冢前倾诉的前妻林小莉，对她发出最后的赠言：“总会有人对你说明白，什么是无有是处和住在身外，什么是在堂不见如来。……就像我，此一去，哪怕还是找不到老虎们。不要紧，今天找不到，明天我再接着找。就像这镇虎山上每一年，春天一到，满山里就会开花。最先开的，是梅花；梅花开完了，杏花接着开；杏花还没开完，野山桃花又开了；再往下，海棠花和野樱花，杜鹃花和山茶花，全都会接着开。”刘丰收在种种不得已的选择中一步步变成老虎，反而最后出其不意通达自由之境，这是人物自身的发展逻辑，却给读者带来意外的震惊效果。
恐惧与懦弱是刘丰收深入骨髓的本能。明知张红旗和林小莉有染，为了获得在岗资格，还要请他来家里款待他，微不足道的他更无力对抗国企改制的历史潮流，哪怕以身犯险去打虎也无法改变命运。但弱者的抵抗，常以潜隐的方式或意外的效果呈现。斯科特在多年的乡村田野调查中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即作为弱者的农民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日常形式的反抗，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斯科特称为“弱者的武器”的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即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只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这正是刘丰收的抵抗形式，即游戏与疯癫，就写作而言，是由正剧和惨剧变成谐剧和游戏。疯癫后的自由让刘丰收终于做回自己，却也让读者被压抑到喘不过气。福柯在《规训与罚》里提出，现代社会有一整套无所不在、无处不看的规训机制，但他认为，在表面上的全方面规训背后，个体常常可以用各种小诡计去消解规则。福柯在晚年还提出了“自身技术”，一种让个体能够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实施一定数量的作用的技术。个体凭借这一技术在自身获得一种改造和修正，达到某种完整、幸福、纯洁、超自然的状态。当分散的个体不具有对整体社会中心权力的控制权时，他可以通过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来获得对自我的控制权，这是一种微观层面中的抵抗。由此，刘丰收经历“恐惧-谎言-自渎”后，获得蜕变后的自由：“这世上最好的，还是我这一身假老虎皮：一穿上它，全世界都不在了，起高楼是别人在起高楼，楼塌了是别人的楼塌了，反正，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等等等等，跟我全没关系，就让别人好好活吧……”
二十年后，老去的老虎自称为独狼眼中的“腐肉”，“满身所剩的一点力气，不足以让我可怜别人，甚至，也不足以让我可怜自己”，他站在红石岩顶上往下看热闹：“山底下的炼钢厂，在荒废了多年之后，在改造成蓄电池厂、游乐园和温泉度假酒店全都宣告失败之后，今天，它修旧如旧，变成了工业遗产文创园。现在开园仪式正在进行，音乐声激昂……”一切尘埃落定，当年经历过下岗分流的人们，如今大多隐于尘烟。李修文曾说这部小说最初的灵感来源于多年行走时到过的工厂和接触到的工人，在动笔前，他还实地采访了贵州水城钢铁厂。小说开头写化虎后的刘丰收说：“到我这个年纪，上山也好，下山也罢，最不能大意的，就是自己的腿脚。”这段自白中关于“腿脚”的着意强调，就来自当年李修文与下岗的工人聊天时工人对现状的陈述。用文字呈现“那些被现代社会所掩埋的孤独者、受困者”，是李修文近年来人民性美学的重要实践，也是他一直潜心坚守的“写作的正道”。让沉默者发声，给小人物立传，为自己照镜，这里有一种巨大的悲悯情怀，每一个人都是戏中人，每一个人都是看戏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修文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是以后撤的叙事方式完成的。《猛虎下山》中的志怪、抒情和表演等形式，接续了楚地巫风、唐传奇、《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叙事和戏曲表演传统，具有深厚的本土文化色彩，由此构成古典/先锋、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真实/虚构、历史/当下、现实/游戏等多重视域的交叠缠绕，浸润的是李修文二十年后回归小说创作的重生和涅槃。
三、个人记忆、乡土情怀与时代镜像
从题材上看，周芳的《膏矿叙事》（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李修文的《猛虎下山》有相似之处，都写到上个世纪国企改革的历史和工人群体的命运，但内在肌理却大相径庭。相对于《猛虎下山》“不疯魔不成佛”的天马行空，《膏矿叙事》则是浸润其中不能自拔的深情怀旧。
周芳以非虚构写作见长，她的《重症监护室》和《在精神病院》等非虚构对非常态人生的关注产生过广泛影响，《膏矿叙事》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非虚构”到“虚构”，从书写“非常态”人生到书写“常态”人生，表达形式或许有转换，书写对象也有变化，但不变的是，周芳始终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及其与时代的关联。《膏矿叙事》共八章，每章正文后附“补录”，正文以从矿工成为大作家的陈栋梁为叙事人，以一系列旧时人物小传讲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和时代浮沉的故事，补录则以21世纪的当下视角再次回望和对话历史中的人和事，小说由此构成多声部的复调结构。
站在当下被网络社交和快速节奏裹挟的时代往回看，小说中那些文学青年一摞摞退稿信都无法遏制的写作热情和以文交友的会心时刻，那些月光下背书解题时的未来憧憬和绿皮火车的悠远记忆，那些江湖儿女的血气方刚和爱恨之间的炽热情怀，共同编织着那些从前的时光，是如此令人迷恋。
时代洪流下的个体人生各异，聚散离合间，或辗转腾挪，或无奈认命，或改头换面，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被缅怀的过往，因为“被遗忘的人也是人”。正如小说后记里提到奈保尔的那句话：“我从我的过去而来，我就得写我所来之地的历史，写那些被遗忘的人。”小说中贺小果、贺建斌、陈北山等人物经历了中国改革历程最初的风云变幻，那里有一代人的青春和信仰，也有一代人的梦想和希望，当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散时，人性的微光和温暖却从未褪去，他们的精神气质至今令人神往。就像如今的大作家陈栋梁，虽然得了文学大奖，但喧嚣过后的心病无药可医，他“逃回旧时间，逃回五矿，看到了十九岁的陈栋梁”，那时“陈栋梁在两百米深的井下挖石膏，他靠着竹林里任何一个坟堆都可以入睡”，内心艳羡不已。
这是周芳用文字筑起的纪念碑。周芳在后记中坦言，她“无意于史诗英雄的碑，它不过一粒芥子”，但历史的长河不正是这一粒粒芥子般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生命史交汇而成的吗？国企改革仍在探索中，那个辉煌的时代已成过往，一代人的青春好年华也已消散开去。但有了这座文字的纪念碑，一切就都还在。五矿变成了废墟，但在废墟上建起的膏矿博物馆和像文艺圣地一样的良宵会大讲堂，都是历史的明证，是一代人的生命回响。
1980-90年代间的记忆让不少作家流连忘返。阎刚在长篇小说《水土能服》中，继续营造他的文学地理“河口”。阎刚出生在清江与长江交汇处的河口地带，留在那里的青春记忆化成《水土能服》中那些年轻人的奋斗历程。从1980年代的激情昂扬到世纪之交的沉稳内敛，二十年左右时间里，一代青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在时代变迁下人生或主动或被动随之不断转弯，但无论如何，只要有梦想、有情义，青春的献祭都会成就后来的自己，也会永远刻在记忆深处。站在当下，回望四十年前吴新、郑联生、宋一刚、王会珍、姚玉蓉、李红梅等乡村青年的个人成长历程，也是在讲述中国近四十年来的变化，从乡镇企业改革，到国企股份制改革，再到南方日新月异的改革创新，小说由个体经验抵达中国故事，阔大的历史时空里是1960年代生人的生命历程，其中有与时俱进的自我成长，也有机缘巧合的时代使然，当然也有在欲望裹挟下的人生百态，有人情与人性的通达，也有种种困境与疑难。
无独有偶，吕永超的长篇小说《海观山下》（花城出版社）也将时间限定在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与《水土能服》的故事时间大体相似，但与《水土能服》塑造人物群像和传达乡土情怀不同的是，《海观山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门中一的奋斗史，以门中一的二十年人生镜像时代变迁，也为一座城市的商业变革与发展立传。父亲门老三给他取名“门中一”，取自一个“闩”字，希望他把心闩到胸膛里，老老实实地干活养家。门中一24岁时凭借娴熟的照相技术被海观山照相馆招工录用为工人，摆脱了待业青年的身份，此后从技术工人到企业领导，再到国家干部，门中一经历了不少挫折，但也最终达成心愿，正如小说扉页所言：“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依然能够发现希望的种子，并种出灿烂的花朵。”小说中的海观山不仅仅是一个照相馆、一个酒店的名称，而且是一种进取精神和强大意志的象征，正如小说中人物所说：“你看看海观山吧，咆哮的江水总想把它冲垮。然而，千百年来，它用难以想象的意志力，克服一切困难。”门中一与孔德贤第一次登临临江市海观山，孔德贤认定门中一与海观山“脱不了干系”，并强调“攀登山顶的脚力，生于欲穷千里目的壮心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意志”，门中一也由此悟道“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这是门中一的人生箴言，也是小说向读者传递的人生信念。
何存中、何启明父子联手创作的《风在蛙声里》（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是一本回忆录式三卷本长篇小说，分为《如诗如画》《如火如荼》《如痴如醉》三部，每部又分上下两部，是一套六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小说以时代进程中国家大力开展文化建设为背景，以农民作家何括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串联起几代农民作家的成长和命运，表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鄂东地区的社会变迁，具有朴素的现实主义色彩。小说中讲述富于浪漫色彩的外婆沙街童年故事，描摹多姿多彩的巴河民俗风情，回顾何家三代人在浠水竹瓦镇的家族历史和以何存中本人为原型的作家何括的成长历程，以及浠水四大农民作家的奇闻轶事，这是何存中对自己人生的回望，也是对故乡作为永久精神家园的礼赞。小说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地方方言、谚语、歇后语、顺口溜、经典民歌穿插在故事中，蛙声里的乡愁乡韵绵延久长。
基层写作者热情不减，充分映射出新大众文艺的蓬勃景象。李德禄的《狼桥》（百花文艺出版社）讲述城里少年“我”和千里之外的山乡少年因一只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狼的缘故走到一起的故事，在狼性与人性的较量、感化和征服中，历经生离死别的情感纠葛，传递了向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周承强的《碧水净土》（羊城晚报出版社）着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全局，讲述新时代环保人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的故事，打造美丽中国城市样板的精神风貌，描绘了一幅大湾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奋斗图，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生动的文学实践。梁小琳的《孤之旅》（长江文艺出版社）讲述了一名被家人抛弃的残疾儿童的故事，他被政府送往孤儿院后又被爱与欺骗双层裹挟，为了心中的执念奋力闯入社会后又从辉煌跌落。人生如戏，小说将悲欢离合演绎得淋漓尽致。吴爱国的长篇小说《河畔湾梦呓》为农民作家群体再次发声；李晓亮推出三部长篇小说（《王老桂的家事儿》《他老了才活明白》《保安队从中兴到没落》），从不同角度书写1970年代后期以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巨大变化；余耀华持续推出历史小说系列《梦回南宋》《靖康耻》《丹青山河卷》等。
结语
韩少功曾经提出“进步的回退”的说法，强调“技术的进步是阶梯式的，但人的精神和思想不一定是一直向前的，有时候甚至是回退的”。作为一种写作立场，这种“进步的回退”是以后撤的姿态朝向未来，从这一立场出发，考察2024年的湖北长篇小说，无论是小说考古（《听漏》），还是志怪传统（《猛虎下山》），无论是缅怀青春（《膏矿叙事》），还是记忆重现（《水土能服》《风在蛙声里》等），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这种后撤式写作。后撤不是保守，更不是退步，这是另一种文化立场，尤其是在反思现代性的激进与片面、提倡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下，这也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文学路径的一种方式。
今年是“十四五”计划的收官之年。“十四五”期间，湖北省作家协会积极营造良好文学生态，陆续推出长篇精品创作出版提升计划、优秀文学作品奖励计划、新时代文学研究支持计划等项目，推动评论和创作良性互动，注重队伍建设和文化创新，效果显著，长篇小说创作屡创佳绩，文学鄂军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未来如何继续打造更加亮眼的文学品牌，推出更加具有辨识度和个性化的作品，还要进一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