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时代命题，紧扣时代脉搏
——2024年湖北报告文学综述
来源： 湖北报告文学创作年度综述课题组 发布时间： 2025-09-16 作者： 李海音
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湖北报告文学在新时代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自觉践行“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创作使命，扎根现实生活，把握时代脉搏，记录了十年来荆楚大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变迁，展现了湖北人民在新时代的生活轨迹和精神面貌，构建起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湖北实践的文学棱镜。从创作实践来看，本年度湖北报告文学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在题材选择上，紧扣国家战略与湖北实践的交汇点，将乡村振兴、生态保护、重大工程建设等时代命题转化为文学叙事；在人物塑造上，既通过典型人物的深度刻画提炼时代精神内核，又借助群体肖像的广角呈现展现社会风尚；在叙事维度上，通过个体叙事与宏大历史的对话，完成了对时代精神的文学锚定。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2024年度湖北文学界最富现实关怀和时代质感的创作景观，以文学的方式记录着新时代湖北发展的铿锵足音。
一、山乡巨变的书写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变革和结构性重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及时跟踪和反映，自然成为2024年度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施既需要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领，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更需要社会资本的市场活力和现代科技的创新赋能，而最根本在于激发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虽然湖北报告文学目前尚缺乏全景式展现这一历史进程的鸿篇巨制，也亟待更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样本和更深厚的创作积淀，但2024年涌现的诸多短篇作品却通过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村落样本，从不同侧面共同勾勒出乡村振兴的立体图景。
朱寒霜的《峒山传奇》通过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后的巨大变化，展现了乡村振兴战略在基层的落地生根。作品通过峒山村在产业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治理等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凸显了党的顶层设计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作品特别注重政策效应与群众获得感之间的转化逻辑，描写了“土地流转+产业分红”模式如何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王建的《风过梨花山》则采用历时性叙事，以保康县尧治河村从封闭贫困到绿色发展的转型历程，展现了新时代农村在经济、生态、文化等领域的协调发展。范长敏的《石宝山脱贫记》则记录了鄂西地区石宝山村通过“粮食革命”“产业突围”“人力激活”“政策赋能”实现脱贫致富的完整路径。这两部作品都将乡村振兴的叙事置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揭示了乡村振兴与改革开放的深刻联系及其内在逻辑：通过农村改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以共同富裕重塑发展伦理，最终实现制度创新、市场驱动和民生福祉的动态平衡。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农民对土地和乡村有着天然的认同感，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如何激活普通农民的内生动力才是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资本、知识、劳动力等要素向城市聚集，导致乡村逐渐空心化。只有当乡村振兴自上而下地成为一种集体行动时，才可能促进这些要素的反向流动，从而激发农民的主体力量。相一东的《葛天才的乡村振兴梦》和郑能新的《此心安处》都讲述了一个关于能人返乡创业、带动家乡脱贫致富的故事。前者以企业家葛天才回村担任第一书记，将黄陂区杜堂村由一个偏远贫困的“空心村”打造为文旅胜地“木兰不夜城”的案例，印证了“产业撬动、利益共享、文化铸魂”的乡村振兴思路；后者通过闻彬军回乡投资建设神峰山庄，发展生态农业和康养产业的事迹，展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创新模式。以个人的创业史书写现实农村的变革，在艾前进的《勤苦创业桑梓情——湖北省监利县艾传祥父子创业记》也得到了集中的表达。艾传祥父子的创业故事诠释了“新农人”既坚守土地情怀又拥抱市场经济的时代特质。李德禄、赵雨的《熊熊一团火——崇阳县西庄村熊存志率领乡贤振兴乡村纪实》则记录了西庄村在党支部书记熊存志带领下，通过动员乡贤返乡创业，进而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实现乡村蝶变的成功经验。这些作品都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农人”群体的崛起在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作用。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振兴，不应该只是物质层面的脱贫致富，更是乡村文化的振兴，是乡村文化生态的整体性重建。周耘芳的《会唱歌的玄坛村》以大悟县玄坛村19年来坚持举办“农民艺术节”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的实践，表明乡村自我更新的活力根植于乡村自身的文化土壤之中。玄坛村文化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还通过提升乡村的文化自信，对于凝聚乡村价值、激发农民创造力、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产生了积极作用。冰客的《熊口农场蝶变》则以潜江市熊口农场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历程，展现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所激发的现实变革活力。
田晓隐的《签约作家驻村日记》以日记的形式，展现了驻村工作队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具体实践，不仅反映了驻村工作队在基层工作的艰辛与挑战，也体现了基层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为人民服务意识。陈绪保的《半岛上的格桑花》则反映了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作品以志愿服务队“余巧工作室”的成长为线索，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党员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作品中，格桑花意象既象征余巧们扎根乡土的坚韧，也隐喻基层治理的生机。
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乡村振兴叙事的立体图谱，既记录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生动实践，也深刻揭示了乡村振兴作为系统工程所蕴含的发展逻辑。在叙事手法上，作家们普遍采用微观个案与宏观视野相结合的方式，既保持报告文学的纪实本色，又注重文学性的审美提升，形成了兼具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创作风格。
二、社会档案的记录
报告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性特质，在记录社会事件与历史变迁方面具有独特的文本价值。湖北报告文学的创作传统中，重大工程题材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叙事谱系。从三峡工程的移民叙事到南水北调工程的世纪记录，这些作品不仅构建了重大工程的社会记忆，更通过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辩证关系，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2024年的湖北报告文学延续了这一创作传统，在记录荆楚大地新时代发展轨迹的同时，也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戴劲松的长篇报告文学《空中出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花湖实践》全景式地记录了我国首座专业货运机场——鄂州花湖机场从规划选址到征迁建设、投入运营再到产业布局的全过程，也细致地描写了鄂州这座内陆小城是如何进行临空产业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者数年来跟踪采访花湖机场的建设情况，也见证了它在建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国内货运中转机场向航空物流国际口岸的升格，及其引发的产业集聚和区域协作效应，深刻地意识到这一航空货运枢纽对于湖北乃至全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他眼里，花湖机场的兴建不仅仅是一项重大的交通工程，也是一座内陆小城主动求变，因地制宜谋求自我发展与转型的标杆，更是新时代我国大力布局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具体缩影。戴劲松以一位政经领域资深媒体人的眼光，从整个物流行业发展趋势的角度，揭示了顺丰集团建设枢纽机场、完善航空运输网络的紧迫性；也站在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的视野，分析了鄂州借助花湖机场从“钢城”向“港城”转型升级进而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性；更是从全球经贸秩序变动的形势出发，论证了我国布局这一“空中出海口”，抢占航空货运枢纽主导权，打造内陆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必要性。这就赋予了作品以深刻的理性思辨色彩。此外，作品也通过群像塑造和特写相结合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描写的有机统一。
在水利工程叙事方面，刘益善的《引水滋润北方的人》和冰客的《山城漫卷春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走笔》构成了互补性的文本系统。前者采用线性叙事结构，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道展开空间书写，通过移民搬迁、工程建设等历史细节，呈现了工程的社会成本及其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后者则聚焦十堰地区的生态效应，以写横截面的方式揭示了工程带来的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刈谷的《为清泉奔涌鄂北大地》则通过微观叙事视角，以守闸人和工程管理者的个体经验，折射出引丹灌区改造工程的历史意义。
王默然的《山河辽阔》是一部具有历史纵深感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以殷良秀医生的职业轨迹为叙事主线，通过个体生命史与制度变迁史的互文性书写，构建了一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现代化的微观民族志。作品中“药箱”意象作为一个流动的医疗空间，不仅是一个具象的职业容器，更是一个承载时代记忆的文化符号。当殷良秀背着斑驳的药箱跋涉于田埂河滩时，这个看似简陋的木质容器既是传统乡土社会医疗资源的物质载体，又是国家基层医疗网络的空间节点。药箱中医疗器械的迭代——从传统体温计到智能手环的更替，不仅折射出医疗技术的革新历程，更隐喻着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赤脚医生”的乡土经验到“智慧医疗”的现代性转型。作者这种将个体经验与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行业发展史，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文本。
田文莉的《从头再来》以深沉的笔触记录了鹤峰县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艰难历程，展现了改革开放浪潮下县域经济转型的典型样本。作品揭示了这座鄂西贫困县如何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华丽转身——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步履维艰，到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后的生机盎然。在叙述国企改制阵痛的同时，作者敏锐捕捉到制度创新释放的市场活力：产权明晰带来的效率提升、民营资本注入催生的产业升级、市场化导向培育的竞争意识，这些变革最终推动鹤峰县跃升为全州财政状况最优、农民收入最高的县域经济体。该作品不仅是一部县域国企改革史，更通过鹤峰经验折射出中国县域经济在市场化改革中的普遍困境与突破路径，为理解改革开放的基层实践提供了珍贵的文学注脚。
三、生态哲学的思索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景下，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近年来，湖北报告文学作家敏锐把握这一时代脉搏，创作出《长江这10年》《荆江巨变》等具有影响力的生态题材作品。2024年湖北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在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在主题深度和思想内涵上实现了重要突破：其一，以生态整体观为哲学基础，将具体生态实践置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宏大叙事框架中考察；其二，突破传统生态书写的纪实性局限，深入探讨生态治理背后的制度创新与人文价值。这些作品既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文学诠释，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智慧表达，彰显了中国作家在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中的文化自觉与艺术创新。
作为武汉市文联重点打造的文艺创作品牌，《雕塑大武汉》将2024年的创作主题确定为“长江大保护”，呼吁湖北作家以文学的方式深入呈现武汉市进行长江大保护的相关事迹，反映新时代十年以来武汉市在长江大保护过程中实施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和取得的重大成就。林东林承担了这一主题的创作，他先是在《江城人护江记》中以新闻速写的方式，通过江滩建设者、水质检测员、护渔人、环保志愿者的个人故事呈现生态治理的微观实践，后又通过深度的走访调查，在此基础上构思完成了长篇非虚构《唯见长江：一座城和一条江的纪事》（以下简称《唯见长江》）的创作。这部作品以长江武汉段为地理坐标，通过退捕渔民的护渔行动、非法采砂的治理、水质检测、污水处理、水生物研究、江滩的改造与净化、环保知识的宣传和长江文化的传播等不同侧面的具体行动，构建起一张由政策执行者、水务工作者、科研人员、普通志愿者等共同构成的立体生态保护网。这就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内涵，一方面呈现了长江生态保护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通过江与城、城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书中不仅通过文字呈现长江故事，还融入了日本导演佐田雅志拍摄的纪录片《长江》的镜头画面。虽然是命题式的作文，这种跨媒介的叙事却表明了林东林个人化的写作立场，像佐田雅志一样，他也试图从史诗视野和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用朴实自然的语言记录武汉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生态智慧，将生态治理的复杂性转化成了可感知的个体生命伦理实践。于是，在林东林笔下，长江的保护绝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宏观战略部署，也标志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到达一定阶段后人们“生命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羊角岩的《为了江豚的微笑》同样聚焦长江大保护的主题。这虽然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却也是一部严肃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兼具文学性与科普性。作者以长江江豚的保护为切入点，一方面以翔实的数据揭示了长江江豚的生存现状，引发人们对长江生态危机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呈现了“十年禁渔”政策实施后社会各界为保护这一濒危物种所付出的努力，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
魏家锋、艾前进的《美丽蝶变:用心用情守护神农架——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建设现代林业闻思录》则以神农架林区数十年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之路的探索与实践，揭示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哪怕是在神农架这样的生态脆弱区，也能够通过制度、科技和产业的创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神农架从“木材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型的逻辑正是在于，以制度创新筑牢保护根基（如首创“林长制”，创新“林长+多长”的跨部门协作模式，通过“生态银行”“两山银行”模式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以科技赋能提升治理效能（如构建“空天地人”立体监测网络，利用无人机、AI监测防控森林火灾），以产业融合释放生态价值（如打造康养基地，建立“企业+林农”合作模式，发展林下经济），最终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神农架因地制宜的现代化路径，不仅是湖北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也为全球生态脆弱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文明主题在湖北报告文学中呈现出跨题材的叙事特征。神农架的绿色发展之路的探索与实践本身构成了乡村振兴的一个侧面。这与新时代的发展思路有着密切关系：生态的保护不应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必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构建“生态安全-绿色经济-民生福祉”的价值转化链，通过制度性供给激活内生发展动力，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前述《空中出海》为例，作品在记录鄂州花湖机场建设的同时，深入探讨了人地关系的协调问题。通过详实的案例证明，在严格的生态保护前提下，通过科学规划和技术创新，可以实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这种叙事方式将单一的工程记录提升到可持续发展哲学的高度，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思考。
四、时代精神的塑像
在当代报告文学创作谱系中，人物传记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成为记录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这类作品通过个体生命的微观叙事，既折射出宏观历史进程的光谱，又构建了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叙事桥梁。2024年第六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优秀作品评选结果揭晓，徐鲁的《共和国使命：功勋科学家朱光亚传》、章开沅的《张謇传》与郭海燕的《归来仍是纯真少年》三部湖北作品同时入选，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物传记创作的三种典型范式：以“科技报国”彰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强音；以“实业兴邦”呼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诠释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这些作品共同体现了人物传记创作的核心要义：在个体独特性与时代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中，完成对民族精神谱系的文学建构。
徐鲁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其传记创作形成了独特的“以文育人”风格。在《彭士禄：祖国的儿子》与《任正非：烧不死的鸟是凤凰》两部作品中，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生动的人物塑造中。前者以“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的狱中学习等细节，具象化呈现了“祖国的儿子”这一主题；后者则通过华为发展史上的关键场景，如“深夜实验室”“国际谈判”等商战故事，塑造了兼具商业智慧与家国情怀的企业家形象。这两部作品在拓展儿童文学传记题材边界的同时，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统一，为青少年精神成长提供了优质的文学读本。
徐鲁还通过《天空的高度》重构了马旭的形象，通过富有张力的叙事策略展现了革命军人在新时代的精神传承。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用绷带捆住冻僵双腿坚持手术”的战地医师，到耄耋之年将毕生积蓄捐赠乡里的“新时代活雷锋”，其人生轨迹暗合共和国精神史的演进节奏。作品中“褪色的军功章压着捐款凭证”的特写式描述，成为集体记忆物质化的典型注脚。马旭省吃俭用却捐出毕生积蓄的矛盾性，既凸显其精神境界的高度，又暗含对物质主义的深刻反思。这种叙事张力使英雄叙事摆脱了简单的符号化倾向，呈现出人性的丰富维度。
万雁的《走进一扇门》以口述史的形式呈现了一位92岁高龄的革命老兵曲折的人生道路。主人公高占春幼时贫弱，在解放战争中多次负伤，历经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广西剿匪，又作为汽车兵支援成昆铁路的修建，在险恶山路中运送物资，屡次与死神擦肩。然而，在档案中，这样一位在部队中立过两次大功、四次小功的伤残军人，离休时还是一名行政18级的“司机”。但病榻上的高占春却豁达释然，心中唯有对战友、国家的思念和感恩之情，展现了一位平民英雄朴实无华的本色。
王默然的《山河辽阔》讲述了一代名医殷良秀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这位最初背着简陋药箱、踏遍乡间泥泞小路的赤脚医生，因目睹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而萌生济世之志，以一颗赤诚的慈悲之心治病救人。在半个多世纪的行医生涯中，她通过不懈钻研医术，最终成长为一名“林巧稚式”的妇产科专家。书中特别展现了殷良秀与家人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丈夫始终理解并支持她深夜出诊的选择，儿女们从小耳濡目染母亲的医者仁心，这种家庭温暖成为她行医路上最坚实的后盾。殷良秀立志做一名“上医”，坚持“小处方治大病”的原则，这一理念的形成既源于她对贫困患者的深切体察，也得益于家庭生活中培养的朴素价值观。在接生上万名婴儿无一例医疗事故的辉煌成就背后，是无数个家人默默守候的夜晚，是全家团聚时为急诊让路的牺牲奉献。退休后，当殷良秀选择做一名“候鸟医生”，不辞劳苦地回村义诊时，她的子女们不仅继承了母亲的医者仁心，更以实际行动支持着这份跨越城乡的医疗事业。这种医者与家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构成了殷良秀传奇人生中最温暖的情感底色，也彰显了中国医疗工作者家庭特有的奉献精神。
在记录普通劳动者方面，《一路情深》记录了全国2022年感动交通十大人物邓兰舟的事迹，展现了他在农村客运事业中的坚守与奉献，体现了基层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贡献。安时《日月星辰 所见皆美》、王磨《万里山河，所遇皆温暖》、刘拾宜《帆过千万山 星落人世间》等作品，通过多维度、立体化的叙事视角，描写了“最美红十字人”的事迹，生动诠释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这些作品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三类典型形象：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服务者（如开展救护培训的颜家娥、创新社区治理的王静），临危受命、专业救援的逆行者（如跨省救灾的张旭），以及以生命延续生命的大爱传递者（如捐献器官的隆星宇）。创作者们摒弃了宏大叙事的惯常套路，转而采用微观视角，通过“30分钟持续心肺复苏”“社区美食街改造”“冲锋舟抢险”“器官捐献协议书”等富有张力的细节场景，将抽象的人道主义精神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命体验。这些作品也都触及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如何重建精神价值的坐标。通过展现普通人在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坚守，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红十字事业的发展历程，更在精神层面完成了对时代价值的重构。
五、结语
“十四五”规划实施以来，湖北报告文学创作在国家战略与地方实践的双重驱动下，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湖北作家群体自觉承担记录时代、书写人民的文学责任，形成了以重大主题创作为主导、地域文化挖掘为特色的创作格局。在主题创作方面，涌现出《战贫志》《百里洲纪事》等全景式展现脱贫攻坚历程的力作，《长江这10年》《唯见长江》等系统记录长江生态保护的纪实文本，以及《清江出山》《空中出海》等反映重大工程建设的时代报告，这些作品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和详实的数据支撑，构建起湖北改革发展的文学档案。在地域文化书写方面，《武汉传》以城市传记的文体创新展现武汉的现代化进程，《京剧谭门》通过非遗传承人的生命史折射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存境遇，《平民英雄：张富清传》则以革命英雄的深度刻画彰显时代精神，这些创作实践共同丰富了报告文学的地域表达。
2024年湖北报告文学创作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唯见长江》《空中出海》《山河辽阔》等长篇力作在主题深度上和叙事艺术上取得重要的突破，展现了作家们对重大题材的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仍存在明显的问题与不足。概而言之，在题材结构上，过度集中于乡村振兴等政策响应型主题，对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民生问题等领域题材付之阙如，甚至在地域文化书写方面，除了郭海燕讲述非遗文化传承的《怒放的汉绣之花》《最美和平之花》外，缺乏相应的成果；在思想深度上，仍以现象描述和成就展示为主，回避矛盾，缺乏对发展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的深入剖析，特别是对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冲突、生态保护中的利益博弈等复杂问题探讨不够；在艺术表现上，不少作品满足于现象描述，人物扁平化，或流于政策图解，或止于新闻速记，或偏向空泛抒情，削弱了报告文学的叙事力量。
面向未来，湖北报告文学应着重在三个维度上寻求突破：在题材广度上，要从“主题创作主力军”向“时代全景记录者”转型，既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主题，又要深耕历史文脉，挖掘民族集体记忆，关注民生百态，捕捉市井烟火中的时代脉动。在思想开掘上，实现从“成就书写”到“问题思考”的质变，以辩证思维观照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挑战，在时代洪流中保持思想的独立与清醒。在艺术创新上，要突破传统报告文学的叙事窠臼，有机融合非虚构写作的在场感、口述历史的多维视角以及小说等叙事文体的特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彰显“文学鄂军”的创作实力，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具有湖北特色的实践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