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人间烟火中淬炼生命存在的独有诗性
——2024年湖北散文综述
来源： 湖北散文创作年度综述课题组 发布时间： 2025-09-15 作者： 陈澜 裴小娟
2024年，是AI技术飞速发展的一年，也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效率和意义，迎来最严重的工具性考验的一年。从人类先祖在洞穴内壁、沙石龟甲上，画下具有明确意义和指向的符号的那一刻开始，人类写作史已积累了数千年的经验，似乎一夜之间就有了全盘失效的可能。当各类AI写作程序能够批量复制辞藻、文风、结构、韵律，甚至利用海量数据库，分析并应用人类文学史上所有优秀作品的创作理论和规律的时候，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免追问，人类在孤夜寒灯里的苦吟，辗转难眠的推敲，是否值得？未来的文学创作发展，又将走向何方？这一年，湖北的写作者们用深入现实生活，深挖生命体验的成果，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本年度散文创作呈现出“走向个体的人”的美学范式转换，在宏大叙事里孜孜追求“有我”的在场，微观叙事则更加紧扣从“我”出发所感受到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细节。散文这种以“真”和“诚”为标签的文体，使得作为世间独一无二的“我”的抒发，在数字算法时代，有了构成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般的重量。每个散文写作者都在个体经验的记录中，辨认、确立自我，并借此开凿着通往时代精神的通途。
一、时代性：公共命题的“有我”表达
新时代湖北散文创作实践与时代发展始终保持着同频共振。创作者们自觉承担起文化使命，以高度的在场意识，持续关注中华民族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主题，不作形而上的蹈空之舞，而是深潜现实生活的河流，体认并珍视时代洪音中的个体经验表达。2024年，作家们更加重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体如何从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的双重维度，将宏观战略转化为可触摸的日常实践。曹军庆在《水中故乡》中，以飞沙河水库水底的故乡花山镇，引出丹江口水库水底的均州城，对两座水底之城的介绍，实则为了说明南水北调沿线居民为工程的实施、水源的保护所做的牺牲和贡献，赞颂他们顾全大局的豪情和慈悲。郑能新的《春到冷家山》梳理冷家山的历史典故、人文资源，摹写四季风景，以及对比过山石公路修建前后，当地风貌的变化，点出基建发展对于开掘地方资源的重要性。谭岩的《诗画翟家岭》转述翟家岭志愿者处所讲述的其先祖保护古树的故事，赋予了这位志愿者以见证者和传承者的双重身份，揭示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源，在于每个个体的自觉意识。林东林的《江城人护江记》和颜克存的《一心一意的“守水人”》都是以长江大保护的大框架下，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做出贡献的奉献者为书写对象，如江滩建设者、水质检测员、护渔员、环保志愿者等，以个体故事为音符，谱写多音部的“人民史诗”。
近些年来，在有关政策的激励下，传统文化的“双创”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文艺界关注的又一重要命题。当传统文化与传播技术结合，如何实现表现形式的更新？在消费主义主导的现代市场行为中，非遗文化产业如何在实现盈利的同时，守住其文化精神内核？在面向大众的文化传承教育中，如何激发人民作为传承主体的积极性？如上问题，散文家们都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刘益善的《恩施土家女儿会》如实表现出地方民俗文化在政府主导下的形式重构，“女儿会”这一土家族的传统婚恋集会，从山村走进城市，在保留“以歌传情”原生态内核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化的传播和市场化的营销方式，升级为能带来文旅经济效益的地方文化标签；他的《九宫山听歌》则总结了民俗文化的另一种转化路径，无论民俗街上唱响的红歌，还是被农村妇女山歌队唱进央视舞台的山歌，都展现了民间艺术在现代技术助力下，所获得的更广阔的传播空间，也侧面赞扬了广大人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楚林的《远来的芬芳》延续了她近年来一直关注的中药文化主题，细述没药和乳香这两味药的来源、在世界各地被使用的历史以及作为中药的用途，在富有知识含量的漫谈中，以两味药为小切口，勾勒了世界文化源流互动的大历史，也使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气度和中华民族善用它山之石攻玉的智慧。吴梅芳在《婆婆的歌谣》中所写的自家婆婆，虽然目不识丁，却是一个行走的语言民俗宝库。她对婆婆口传的民谣、山歌、谚语、俗语的观察和记录，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方法论启示，即要更加重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基因载体。
还有很多湖北作家，具备将生命经验转化为时代注脚的叙事智慧，从个人视角出发，忆昔感今，用新旧对比的方式，刻画时代变化、突出时代特征。由此，源自个人经验的写作超越了私人写作的范畴，具备了成为记录时代的微型传感器的工具价值。吴佳燕在《与父母游》中，描述了从小到大印象深刻的数次与父母同游的经历，以地理迁徙为经线，以代际关系为纬线，为小家庭的故事织就了一张布满时代印记的叙事幕布。儿时跟随父母去老县城置办年货所观察到的社会风貌，在至亲陪伴下二刷《妈妈再爱我一次》的文化启蒙记忆，因外出求学而获得的关于交通技术革命的切身体会，陪伴父母外地求医的种种经历，都能使读者沉浸于作者家庭故事的同时，领略到时代发展的脉络。尤其是在文末，全家在假期专门旅游的记忆切片，既描绘了家庭生活的温馨与美好，表达了珍惜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的感叹，也反映出时代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众生活观念的变化。对时代发展的侧面赞颂，因饱含着对至亲的真挚情感和对往昔的无限眷恋，而显得格外动人可信。韩永强的《峡江纤夫》用家族中三代拉纤人的亲身经历，展现过去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纤夫们如何凭借智慧与勇气，书写着生命传奇。而今日，当三峡成为世界旅游胜地，三峡人在感恩时代馈赠的同时，也会继续在纤夫精神的激励下，坚持奋斗，砥砺前行。其中祖父运送解放军过江的平民英雄事迹，也再一次点明每个个体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正向联系。徐雁飞在《莲枝的荷塘》写“我”和伙伴莲枝在荷塘相伴下成长的经历，作为留守儿童的莲枝，童年虽有“我”相伴，但因父母的缺席，总难免带有如荷花茶般丝丝清苦滋味。莲枝长大为人母亲后，她的女儿也被迫克隆母亲的命运，幸而乡村振兴的进程使得莲枝可以返乡务工，改变了旧有的命运轨迹。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时代巨变投射在乡土中国的温柔剪影。梅赞的《沙湖来了红嘴鸥》对比了“我”在1985年听闻红嘴鸥初到云南昆明和“我”在2024年目睹红嘴鸥出现在武汉沙湖的惊喜感受，以此论证我国各地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尤其是武汉在水体整治方面的有效成果。邓斌的《再拐几个弯弯儿》回顾了自己毕生对文学的虔诚信仰，同时也展现了一个古稀老人在时代精神感召下，所具有的乐观而充满斗志的精神面貌。如上作品，都是将“我”的人生，汇入时代变化的大潮，使得围绕着个人所发生的人事变化，获得了作为测量时代进程刻度的意义。
这一年，湖北散文家们围绕着时代宏大命题所进行的创作实践，生动诠释了“时代的个体经验”与“个体的时代经验”的双向互文关系，在写作素材的遴选方面，显然越来越注重那些具有整体意义的个人经验，通过艺术性的处理，使得个人记忆得以上升为集体印记，凸显叙事主体与时代客体之间的美学张力。
二、叙事性：日常生活的文学赋魅
细述日常生活，乐享人间烟火，一直都是散文写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当AI技术带来全新的写作生态时，写作者对私人生活的文学表达，因其不可替代的自我记录和自我抒发的功能，而具备了对抗技术理性的独特人文价值。然而，与其同时，日常叙事对于不同个体而言，具有立场、经验、审美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能成为激发集体情感共鸣，获得大众认可的阻碍。因此，日常叙事如何增强好看性和提升广泛度，就成了湖北散文家们集体努力的方向。
有的写作者以“情”打动读者。万华伟的《大地灯火》以数个与灯火相关的人生场景，串联起几段关于父亲的记忆，勾勒出一位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舐犊情深的父亲形象。全文以“灯火”作为叙事线索，也以“灯火”暗喻父亲之于我的启示作用，语言的雅致和情感的真诚是其打动读者的关键。罗日新在《怀念我的父亲》《扫地本小事，道逢同心人》等散篇中，详述父亲的生平，追念父亲对子女的关爱，感念父亲在为人处世上给“我”的启发教育，也验证了良好的家风对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阎刚在《外公的江滩》中塑造的外公形象，是旧中国万千劳动者的缩影。“外公”凭借着超出常人的商业触觉和吃苦耐劳的特质，在码头城市的缝隙中开辟生路。承受过同行排挤、子女失踪和战火摧毁家园等一系列打击，晚年的外公仍保持着“嗨夯”作响的生命韧性。通过对外公的怀念，作者不仅完成了对祖辈的精神致敬，更歌颂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奋斗精神。谢伦的《走冰》回忆儿时冬天，儿童在冻住的江流湖泊上滑冰行走的趣事，还原了今天难以复现的民俗画面，似一曲献给岁月的抒情咏叹。陈刚的《那些腊月连着春天的日子》是关于幼时乡村春节的回忆，他通过对浓浓人情和民俗细节的描写，展现在那个物质不富裕的时代，中华民族依然不放弃追求生活质感的可贵精神。
有的写作者以“奇”吸引读者。於可训的《太阳鱼》讲述的是自己在加拿大钓太阳鱼期间，所遇到的人与事，通过对异国生活及文化的书写，带给读者新奇的阅读体验。全文用字浅白而精确，些许小事写得引人入胜，有一种汪曾祺式的闲谈气质，既有笑看红尘的潇洒出世心态，又有热忱生活的积极入世心理，非无一定的人生阅历，文章不能有此兴味。刘醒龙的《我们的机器》描述的是作家在面对博物馆中陈列的工业遗产时，被激发的人生回忆和相关联想。对于曾在工厂工作的作家来说，过去的职业经历之于他，就如同曾经辉煌的钢铁产业之于时代，尽管已成往事，却影响深远，永难忘怀，而对于读者来说，得以借助作家的回忆，窥见自己不了解的行业内部细节，饶有趣味。王毅《渡》和万雁《三千里汉江》触碰的都是传统文化中避忌的深刻话题——至亲的死亡。前者详述父亲从病到逝的过程，通过“渡船—渡命—渡口”的三重隐喻，把死亡譬喻成生命超越时间限制的转折，给出对生命终极命题的诗意回答。后者结合汉江采风的见闻，将父亲的生命置于文明演进的坐标系中，精细解剖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同样是写死亡，甘茂华的《街头巷尾凡人事》关注的对象是两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用平实的、口语化的，又充满共情力的口吻娓娓道来，使得那些未被史册记录的姓名和从未被镜头聚焦的面孔，在文学里焕发出生命尊严的亮光。严辉文的《祖坟山记》关注的则是死亡的续篇，即对亡人的悼念和祭祀。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扫墓仪式的平静而详细的叙述中，传达对人生终极归处的超然认识。这些以“死亡”为母题的作品，艺术手法各异，但艺术效果是相同的，即将死亡焦虑转化为生命礼赞，共同诠释了文学作为生命教育载体的深刻意义。
有的写作者在日常的普通中，深挖历史痕迹。舒辉波《白马》对童年记忆的叙述，采用了本雅明的“驼背小人”式的观察角度，即一个早慧而又懵懂的孩童，凭借着自身天然对生活的敏感性，将特殊历史境遇下对成人世界有限的、一知半解的观察，镌刻在记忆的褶皱中。多年后，孩童长大成人，带着宏观的历史认知和累积的生活经验，将童年记忆褶皱展开，咀嚼消化，加以解释，借助对家族记忆的还原，完成了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记忆拓扑。文本中所呈现的“我”在不同年龄段对白马、家庭和周围世界的认知与感受，是童年的“我”和当下的“我”共同感受、体会作用的结果。由此，个人记忆与家族记忆、公共历史记忆，得以在叙事过程中巧妙地被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叙事层次，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易代入“我”的情感体验，浓缩的公共历史记忆变得更加立体、鲜活。父亲与白马在寒夜中跋涉的身影，那些冻结在毛发上的冰晶、上坡下坡的蹄印血痕，以及在老鳖手下被珍惜的黄豆，是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困窘的具象化表现；白马被下乡干部从部队带到乡村，由军马变成农耕牲畜，进而在分田到户后变成家家嫌弃的烫手山芋，既是个体生命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缩影，更是历史暴力施加于单个生命体的典型案例；父母之间始终矛盾不断的婚姻生活，不仅仅是个体家庭的情感创伤，同时折射了乡土社会中，婚姻观念和家庭结构受到传统文化和经济因素制约的复杂现实。
还有的作家，借助“物”，寻求同频的情感链接。正如学者王兆胜所判断的，“对物的观照与细察，成为创作的一种新风尚。突破人的文学的限制，进入更博大丰富的物的世界，这是近些年散文的新趋势，2024年的散文则更进一步。”[[1]]这种整体趋势，在本年度的湖北散文创作中，自然也有所体现。李小坪的《惠存你的“有限”》和孔帆升的《三只狗》分享家有宠物的乐与忧，前者以“物”的生死和“情”的无限相对比，完成对生命有限性的诗意抵抗，后者以“物”的命运书写，衍生出三代同堂的家庭情感图谱，共同在对其他生物的生命观照中，发散出治愈心灵的文字的魅力。忽兰的散文集《古玉生烟》是其数十年赏玉、藏玉的心得体会，她以藏家视角品鉴玉的皮色、毛孔、韧度、内质、结构，激发读者的审美悸动，又以诗人笔触分享古玉承载的东方哲思，唤起国人集体潜意识深处的文化觉醒。这些“物”既是作者投射情感的容器，更是突破不同人群认知边界的媒介，提升了属于个体的日常叙事在公共场域内的传播有效度。
令人醉心其中的“物”，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譬如诗歌。张执浩的随笔集《传告后代人》，可视为是他前年推出的《不如读诗》的续篇。从创作目的上看，都旨在从古典诗学中寻找当代诗歌的汉语精神根源。从语言上看，《不如读诗》和《传告后代人》都展现了理性逻辑与感性共情的“一体两面”，既有即兴捕捉的灵动性，又有学术考据的厚重感。不同之处在于，《不如读诗》是作为诗人的张执浩，与16位诗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当代诗人以诗心为链接枢纽，回顾古典诗人的个体命运沉浮，沿着诗歌传统的历时性脉络，寻求纵贯古今的灵魂共振，而《传告后代人》，则更偏向于一种基于大数据提炼的远读，以“功名”“漫游”“登高”“还乡”等15个关键词为论诗切入点。这些关键词是对古典诗作的高频题材的总结，同时也关联着古代诗人生命中共同的重要事件。最终，无论是跨越时空的个案追踪，还是横向对比式的母题提炼，作者始终聚焦诗歌如何成为生命的具象化表达的相关问题，彰显了当代诗人重释传统，并在古今对话中实现创新的自觉。
还有些作家，通过创作时间跨度逾几十年的散文集，全方位展现人生轨迹，分享不同人生阶段的赤诚体会与精神跋涉，使读者在共情中照见自身生命。晓苏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吹拉弹唱》收录了他在新时代发表的28篇散文作品，包括创作谈、书评序跋、亲友致辞、公共演讲等，覆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大散文”概念框架下的多种细分文体，可视作作者精神世界的立体图谱。借由《在我创作伊始》中关于自己文学创作起点的回忆，《乡村书写与民间叙事》中关于乡村叙事策略的真知灼见，《去一个叫龙坪的地方》中对基层干部的真诚赞叹，《缅怀特级教师毓亮兄》中描绘的知识分子精神肖像……作家的人生经历、日常思考、人际网络，都被以拼图碎片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也因此，这部散文集具备了以文体互文性折射作家个体的创作发生学轨迹的史料价值。类似的还有菡萏的《不开就不落》，第一辑谈人，讲述生命中或温暖、或深刻的故事；第二辑论物，展现半生累积的品味和智识。同名散篇《不开就不落》以优美雅致的笔触，摹写一段长逾三十年的朦胧情愫，写得含蓄富有美感。克制而有分寸的叙事与绵密又隽永的情感交织，既道出人生际遇中那些未曾言明的遗憾，也暗含对纯粹情感的永恒守望，展现出女性作家独有的细腻而敏锐的情感洞察力。
综上可见，湖北散文创作者们一方面通过各具风格的语言、场景化的叙事和丰富的意象系统，提升文本张力，强化文本可读性，另一方面，在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植入普遍性情感结构，以共鸣为纽带，创造更大的传播可能。这种为文本赋魅的艺术策略，争取了广泛受众但不媚俗，拓宽了接受面却不减损思想深度，最终在雅俗共赏的平衡点上，实现了文学价值的最优解，这也是文学在多媒体时代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三、地域性:地方文化书写的美学重构
秉持着自古以来知识分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探索精神，散文家们一直将“行走”作为重要的写作灵感来源。短视频传播平台兴起后，这一类散文也在面临着数智化的挑战。众多旅行博主所拍摄的景点短视频，借助滤镜美化与剪辑技术的协同作用，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场域转化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符号，从传播效果上看，往往更有优势。然而，受限于视频时长的限制，以及考虑到视频受众的预期，大量内容仅限于感官娱乐和消费刺激的浅层体验。相较之下，散文家的旅行书写，以肉身和精神双重在场的沉浸式观察为起点，将地理空间转化为精神镜像，显然更具言说深度，且文字的描述存在留白，给予了读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如熊召政的首部旅行随笔集《南船北马走天下》，共分三辑，前两辑以山川、河流为线索，串联起作家在全球范围内到访过的各个重要山脉及河流，第三辑则重点描绘非洲的独特风情。无论是在辽阔蒙古草原上，聆听到的远古的呼唤，还是在雅鲁藏布江源头感受到的美的震颤，抑或在马拉河目睹角马被鳄鱼分食而涌生的悲悯，都因融入了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哲学思考，而产生了短视频无法替代的审美效果。刘醒龙在2024年推出《刘醒龙自选集·两棵树上，一棵树下》中，优选创作时间跨度逾二十多年的四十余篇作品，带有游记色彩的散篇达总篇目数量的一半以上。虽然写作手法、技巧每篇各异，但共同点是在各地的见闻中，深度挖掘景与物背后的历史典故、凡人趣事，展现出以史入景、融情于物的独特美学。
在众多关于地方的写作中，最受湖北散文家青睐的，当然还属本省本土。池莉的《人生在世一定要对你的栖身之所自作多情》，既是对武汉的深情表白，也是在张扬一种活得热辣痛快的生命态度，同时还展现了她一以贯之的“大俗即雅”的美学主张。在她看来，无论是东湖和长江这样相对恒久的自然风景，还是绿道和江滩这类人工造就的现代化产物，对于生于此地、居于此地的人，都不仅仅是一道道景观，而是勾连珍贵记忆，提供情绪价值的载体。东湖水域的舒展，江水翻涌的涛声，江滩樟树的香气……共同构成了江城人共有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图谱。文章最后，作家顿悟“方块字本身，就是我的城”，将“写作”和“武汉”经由“城”的意象链接起来，强调二者在自己生命中等同的重量。作家对城市的偏爱，就是她对文学的偏爱，更是她对以文学为灵魂栖居地的生命样态的热忱坚守。
陈应松在本年度的散文书写，主要围绕两个地理位置展开。一个是他的故乡公安县黄金口，如《月亮粑的故乡》《小镇往事》《小镇在夜晚响起》等多个散篇；另一个是他多年来居住、反复书写的神农架，如散文集《神农野札》等。作家对这两个地方，都通过讲述地名传说、解码民俗文化、引入方言习语的方式，深挖地方历史文化底蕴，但对前者的叙述，因为混糅了童年旧事的记忆，而显得格外温情脉脉；而对后者，作家更偏好于演说其自然生机里包含的野性精神，笔触富有激情。他笔下的黄金口，是和人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因为人类生存繁衍的需要，古早的祖先才会汇聚于黄金口这一水运发达之所，靠水生息，衍生出独特的饮食文化和民间信仰；也是因为人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才有了《小镇在夜晚响起》中写到的老益阳街商行云集、繁华一时的盛景，以及《小镇往事》中详细描述的榨坊的工序和号子、裁缝铺的兴衰等特色景观。“黄金口”系列清晰地展示了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与之相对的，他所书写的神农架，是在古老岁月长河里，人迹罕至、遗世独立的神秘之地。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神农架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开发，但仍然保留着令人心折的原始风味，依然是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性的存在。经过多年不断地调动文学力量张扬此地魅力，作家使纸面上的神农架，超越了物理空间限制，成为反思现代文明的精神地标。同样是深情礼赞，作者对故乡黄金口的赞美中包含着乡愁眷恋，而对神农架的赞颂中包含着人对自然的敬畏。作家对于两个不同地理空间同中有异的书写，既展现了一个成熟作家所具有的服务于写作对象的艺术技巧，也使得读者对于湖北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一年，舒飞廉完成对湖北省内多个地区的深度踏勘，在《芳草》专栏发布了一系列游记性质的散文，其中大部分作品具有明显地理考古学特征。作者承继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化散文”创作传统，在山川地理之间，发起对历史的求索和拷问，如《安州记》中，以随枣走廊为切入点，通过勾勒多个历史名人的行迹，凸显安陆古城于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汇的双重意义上的战略地位；《柏子塔记》中，则以吴楚柏举之战为历史支点，结合麻城地理形态，思考古代战争的空间逻辑；《程台记》中，经由对文昌阁的重建与程朱理学的追溯，不仅梳理了孝感的文脉传承，还探讨了地域文化中的“人才焦虑”现象。而在有些篇章中，他以朴素的民间立场，关注地方文化源流中的微小细节，如《陈怀民路上的米酒》详述孝感米酒的吃法和滋味，以表达对世俗生活里广泛存在的民间智慧的诗意礼赞。还有些篇章则使用了对比手法，如《上天台记》中，作者以自己在不同时期三上天台山的经历做对比，串联起同一地理空间所承载的不同人生阶段的体验、哲思和感悟，折射出人类对自身存在样态的持续追问；在《蕲州记》中，以略带调侃的口吻，将蕲州在不同时期的行政级别做对比，以及借助个人旅行经历中的观察，展现传统元素和现代生态如何在一个具有厚重历史底蕴的地理空间中发生碰撞。在与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的对话中，作家调动个体生命体验，重构了地域文学的现代性表达。
温新阶近年为家乡乐园创作了三十多万字的作品，精选编纂成了散文集《乐园志》。为了创作《乐园志》，他返乡居住数月，深入田间地头及乡村的各个组织机构进行采访和观察。在此基础上，温新阶对于乐园的书写，显得尤为“细”。这首先体现为写作对象类别之细分。《乐园志》堪称关于乐园的百科全书，共分四辑，从地名典故，到奇花异草，再到民风民俗，最后落脚到各有故事的人，无所不包，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乡土画卷。其次是注重生活的细节。他将感官的敏锐度调到最高，对乐园的观察精细入微。如写初绽桃花的色彩:“不是粉红，比粉红更浓一点，色彩也不是均匀地铺展，由花心向边沿过渡，红色顺着花丝慢慢变淡……”[[2]]93；写冬日里晒豆豉的热气:“湿气的丝线弯弯曲曲，断断续续，若有若无，香气随之四处飘散”[2]127；写割草的人磨刀，一边磨，一边泼水，时不时“用右手大拇指轻轻从刀刃上滑过”，直到触到“一种涩涩的黏附感”[2]185。视听嗅触多模态并用，用文字达到类同摄像机微距拍摄的效果。最后，他还擅长捕捉人情的细腻。在《一棵树》里，闰月为幼妹银菊提前备下一根做房的梁树，十多年漫长时光里，她为此倾灌所有心血，然而当她主动提及要送梁树助妹妹盖房的时候，妹妹却避开了她的目光，望向丈夫。姐姐失魂落魄地离开后，银菊追出去，眼泪哗哗流下。显然，银菊既不忍心让姐姐失望，又囿于强势夫权无法做主，左右为难，而如此复杂的心理感受，作家并不是使用大段内心独白展现的，而是仅仅描写一两个眼神和表情，就令读者心领神会。类似《一棵树》这样，细腻捕捉人性幽微的佳作，在《乐园志》中还有很多。近年来，因受到乡村振兴的时代号角的感染，重返故乡进行观察的作家不在少数。记录旧土之新变，谱写时代的乐章，已经成为无数返乡题材的散文共有的叙事模式。温新阶的《乐园志》能够在大量同质化的写作里，生成别具一格的风味，正是在于他的“细”。而正如他在《乐园志》后记里所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2]336，要将乡村生活写好，首先要认真地、好好地进入乡村生活，避免记取浮光掠影的观光式体验。作家沉浸得越深，笔触才能越细。
周凌云的《诗的乐平里》介绍了一种唯有楚地才能生长出的奇特文化景观：在屈原的故里、湖北秭归的乐平里，有一群农民诗人，组建骚坛诗社，传承诗歌文化。他们白天劳作，晚上写诗，坚持数百年，将骚体诗韵注入日常生产，完成了从生存实践到精神超越的转化，展示了诗歌在民间的生命力。而楚地出现这种文化奇观，似乎也不是偶然：楚地的巫祭传统，使得诗歌得以借助其仪式功能，获得了绵延百年的内生活力。当骚坛诗友们，在郝大树的葬礼上，用吟诵诗歌的方式招魂送别，诗歌这种文化行为就从个体创作升华为集体记忆，也才有了在代际传递中，实现了文化基因的复制与新生的可能。
废斯人的《黄梅古人》共分三节，每节首句有所重复，这种源自《诗经》的重章叠唱手法，将雨、乡韵、情愫三个意象比作三位故人，形成三重递进的抒情结构。作者善于化用古诗文意境，用词典雅，同时又引入了黄梅方言，使得语言发散出雅正与通俗交融一体的风味。这种善于化古入今的艺术技巧，恰如文中写到的黄梅戏、黄梅禅宗等地方文化在当前的发展和转化状况，即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绽放出新的美学光彩。
此外，还有李专的《从幕阜山区走出的敦煌知县》考据了幕阜山区与遥远的敦煌之间，因一个知县而结下的渊源，侧面说明了地方文脉之深远；邹超颖的《汉水畔随感》描绘汉水河畔的秀丽风景和年迈船工的人生故事，表现了随水而居的人，对故土河流的深沉眷恋；魏祖华的《山的名字》由山论人，追贤思古，最终提炼出只有深入民心的人，才能真正超越岁月抵达永恒的哲思；涂玉国的《热气腾腾的蒸笼格子》《一碗面里的玄机》从一饮一啄中，趣谈襄阳、宜城等地的饮食特色，拆解历史和乡愁。总之，当在社交媒体上，“地方”被平面化为坐标、行走体验被简化为打卡清单时，游记散文的价值，恰恰在于写作者们通过种种努力，重建人和地理空间深层链接的文化自觉。
四、实验性：形式创新的持续探索
近年来，在以李修文为代表的散文名家的推动下，当代散文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文体互渗现象。本年度，湖北散文创作在文体实验与形式创新方面，依然保持着前所未有的活力。这首先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散文创作者，开始认同对散文写作素材的辩证化处理。散文是一种求真的文体，即内容真实，情感真诚。过去，不少散文名家认为，内容真实的原则，指向的是现实层面的客观真实，以此将散文与以虚构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小说区分开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认为，散文的真实，可以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真实，生命体验层面的主观真实。因此，金克巴在《马背上的原乡》里，追溯金氏血脉的起源，用了较大篇幅叙述先祖金日磾归顺汉朝的过程，对金日磾的成长历程、心理活动和表情言语进行了大量的想象，因为对于作家来说，如实呈现个人对于历史的想象，也不失为一种真实和真诚。席星荃的《童年三重奏》以一个古稀老人对童年往事的追忆为主要内容，其中包含着大量近似奇幻的情节，但从儿童的思维发展特点上看，这些似真还幻的故事，完全有可能就是儿童认知的世界本相。还有的写作者，利用对反复处理同一写作素材的实验，测试散文文体所具有的弹性。徐鲁的《山河儿女好看时》以幕阜山区的乡村振兴为主要内容，描述了一系列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及其生平故事，赞颂了当地的独特风貌和淳厚人情，张扬了艰苦奋斗、团结奋进、永葆信念的时代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散文中出现的多个人物角色，如醉心于采茶戏的翠云嫂，曾在山区教戏的肖冬云，在富水河畔枫林渡口摆义渡的阿通伯及女儿阿香，驻村第一书记、退伍老兵韩燕来等，都曾经反复出现在徐鲁的其他作品中，如长篇小说《小菊的茶山》，散文集《童年的瓜灯》等。这些文学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各有原型，作品中“我”与他们相处的经历也是基于作者的真实经历创作而来。徐鲁曾在幕阜山区工作、生活多年，多年后他重返故地，发现当年贫困的小山村在国家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可喜变化的背后，是无数基层干部和村民无私奉献、辛勤付出的动人故事。这一切都成为他笔下不同体裁的作品中，被反复利用、不断打磨的充沛素材。尽管素材相同，但作家在不同文体中的处理方法还是存在差异。在小说中，为了讲述一个连贯而有起伏转折的故事，作家加入了相较更多的虚构元素，以将人物粘合起来，并更好地链接事件的起承转合；在散文中，作家则更重视生活的本相，忠实展现碎片化的现实经历，并更注重自我的感性体验和语言的抒情。同一生活素材在不同文体间的流转复用，使得徐鲁的多部作品之间，构成了紧密交织的互文网络，也验证了文学创作中经验重构与形式实验的双重特性，证明文体作为一种形式容器，所具有的艺术规则和审美期待，能够重塑写作素材的肌理。
散文和其他文体互渗的倾向，还体现在叙事方式的变化。李兴艳的《从一棵树说起》讲述郧阳王家岭林场义务护林员泉叔的事迹，他及家人对树木长达几十年的深情守护，谱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人篇章。文章内容基于现实，但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使用了零聚焦视角、外聚焦视角和内聚焦视角等多种视角切换的叙事技巧，避免了单一旁观视角的平铺直叙，营造陌生化叙事效果。尤其是将树拟人、安排人与树对话的艺术化场景，既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又深化了人与树相知相惜的主题。朱朝敏的《飞鸟和鱼》同样是关注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民间力量，文中陈姓老人多年在家乡种树，以期营造出好的生态环境，吸引白鹤栖居，老人的苦心，不是通过自述或者他述而展现给读者，而是通过“我”与陈姓老人的交谈透露出来的，且“我”和老人的交谈过程写得如打机锋，富有雅趣，充满了巧设机关的悬念。熊启文的《诗来见你》，从标题上看，似是对李修文文集《诗来见我》的致敬。这篇散文在叙事上的最大特色，是以“你”的叙事人称，讲述晚年李商隐的际遇。第二人称叙事视角的运用，起到了三重艺术效果。首先是巧妙地将叙事者和读者从时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其得以在长安的坊巷杯盏间，与李商隐并肩同行。因此，这篇散文读来毫无传统历史人物传记的疏离感。其次，“你”的称谓使得行文呈现出对话性，将读者转化为诗人的知音，千年前李商隐面对的生存困境，或能与当下部分读者的心境产生隐秘共鸣。最后，这种人称转换更暗含着对诗歌本质的深刻理解。当诗句超越时间，成为无数汉语诗歌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共性体验，“你”既可以是李商隐的代称，也可以被泛化为所有读诗、懂诗、爱诗的人。打破散文常规叙事人称的尝试，使得这篇散文由对单个诗人诗作的解说，升级为对汉语诗歌的高级礼赞。在查俊华的《一张旧船票》中，作者刻意隐去叙述者的主观介入，经由主人公刘贵棠的视角和行动，带读者感受汉江航运业的历史变迁。文本巧妙融合小说技法，具备完整的起承转合的故事发展链条。无“我”的叙事技巧和充满戏剧张力的情节，使得这篇散文兼具纪录片和小说的色彩。王宇的《火车擒住轨》则有明显的意识流色彩，以第一人称视角自由穿梭于现实与回忆之间，细腻的心理书写与跳跃的思绪描绘，不仅赋予散文以意识流小说的美学特色与哲思深度，也让字里行间流动着诗意。
自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现代性转型，是一个在文体方面不断“固体”又“破体”，“破体”又“融体”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湖北作家的探索即是对此命题的当代回应。从解构“形散神聚”“真情实感”的传统散文规则，到探索散文与小说、诗歌乃至影像艺术的互渗可能……湖北散文创作者们在散文文体形式、叙事手法等方面的持续性探索，展现出本省散文家并不仅仅满足于文学表达的感性冲动，而且从未停止过对散文本体论的深度思考。这一年，除了将理论自觉与文体主张应用于创作实践，不少散文家还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提炼，如陈胜乐的文集《中国散文美学综论》，通过对散文美学特质的系统性阐释，为当代散文正在进行的形式实验提供了理论注脚。这些创作与理论的相互呼应，印证了湖北散文界所具有的实践突破与学理建构互动共生的良好创作状态。
五、结语
“十四五”以来，湖北散文创作者们始终关注时代脉动，将笔触延伸至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重大命题，形成了既有现实厚度又具审美张力的创作格局。同时，在以李修文为首的散文名家的引领下，本省散文创作者在散文的美学重构和形式觉醒方面，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创作主张和逐渐增强的创作合力，以开放姿态实现散文创作艺术的创新，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一定程度上，这得益于一直以来，省作协利用政策引导和项目扶持，推动作家们深入现实生活、介入时代现场，同时通过评优颁奖、专刊专栏等方式，培养创作队伍、鼓舞创作士气。以本年度为例，省作协推出了湖北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励计划，《长江丛刊》组织了“湖北河湖长专号”，省作协散文专委会牵头主办了“三宁杯·散文湖北”优秀作品颁奖等。在各种有组织的文学活动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也证明了一直以来，作协所进行的系统性文学生态建设在激发创新活力方面的有效性。
2024年，站在数字文明与人文精神交织的文学发展节点，湖北散文创作始终保持着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勘探热情，并以清醒的创作自觉，带着独属荆楚大地的文化痕迹，积极应对人工智能重构文学创作范式的挑战，以期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和创作可能性。散文写作只有和个体生命深度啮合，才能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