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重建现代汉语的自然诗学——关于哨兵近作《自然课》
来源： 发布时间： 2022-06-21 作者： 刘波
刘波，男，1978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博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新诗研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发表评论文章近百篇，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透视》《文学的回声》《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重绘诗歌的精神光谱》《“中生代”诗歌研究》等专著和文集7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湖北省社科联等项目6项。曾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文艺评论奖、《红岩》文学批评奖、扬子江诗学奖•评论奖、屈原文艺奖、“草堂诗歌奖”年度批评家奖等。
重建现代汉语的自然诗学
——关于哨兵近作《自然课》
刘波
自现代诗发生以来，诗人们在写作实践中对于自然、日常、古典与传统的理解已发生了潜在的变化，那些微妙的转换给写作者带来的考验，正是我们重新认识这些概念的前提。在后工业社会，我们所身处的自然，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了，而非纯粹的乡野的自然。在此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那就是后工业时代现代性对于自然的“改造”，它促使我们必须完成对自然的重构。也即是说，只要经历过工业社会的“洗礼”，我们再返观自然时就自觉地带上了比较的视野，这种比较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作为精神镜像构成了我们观照现实自然的基础。自然在生态变化中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与力量，而在很多诗人心目中成为了值得重新解读的风景，它可能是内心的乌托邦，也可能是我们无止境的先锋美学的救赎之源。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哨兵近些年的洪湖书写，就能明白他何以如此用力与挣扎，那份书写的纠结正是他平衡自然美学的内在动力。如果说从陶潜到王维，古典诗歌的自然书写还是归于一种精神寄托的话，哨兵的洪湖书写则已经越过了单一的乡愁，他有着更大的美学抱负——在现代诗歌中如何更立体地书写自然？这一命题虽然早有诗人涉足过，且不乏优秀作品和独到心得，但在哨兵看来，多数人还是在传统静态的意义上书写自然，那种静态的自然观不足以涵盖当下如此生动的内心“风景”。以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出的观点引申来看，风景的发现正在于我们由现代性的视角引发了某种颠倒的自然，现代性是一个“认识论装置”，我们通过这个装置看到的风景是一种被感受过的自然，其中隐藏着破坏性的力量，而在诗歌文本中也部分投射了这种破坏所造成的阴影。自然生态的被破坏，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为的干预和人心的失落，与其相对应的，则是很多人在拥抱现代性时导致自然观出现了悖论。自然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延续可能是非历史化的，它随着现实的变化而获得新的赋形，因此，面对诗歌书写的当代性，“再造自然”也许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现代性与自然因为人为的机制而愈来愈割裂时，重建一种信念当为必要，很多诗人也试图以自己的写作实践重新确立自然观。然而，它又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让我们在书写中找到主题“再生产”的可能；另一方面，却一再偏离纯粹的自然，只是将自然当作演绎小情小调的道具，最后仅仅呈现为一种狭隘的地方志书写。
就哨兵个体的写作而言，他从兴趣自然到审美自然，再到精神自然，这一脉络贯穿其新世纪以来的写作历程，直至今天他找到了书写洪湖的独特路径，那已经成为了他的日常功课，并延伸和拓展至更宽广的自然之道。为此，他直接提出，汉语到了“重建自然”的时候（哨兵《汉语的自然》，《星星•诗歌原创》2020年8月号上旬刊），这是一种警醒，也是一份觉悟。他以组诗《自然课》来回应自己的提问，其实是将自己放在了一个更为阔大的命题里进行审视，到底如何以新的方法论来书写自然？尤其是针对古典自然书写的强大传统，又怎么在现代汉语诗歌中“重建自然”？带着诸多困惑，哨兵试图让自己的自然书写成为一种文化，并由此重建新的传统。“我以诗探寻洪湖，并在泥水里/插栽语词，如植莲/种藕。”这是诗写的出发点，也是诗人立足于洪湖对自然进行的“叙事”探索。而在古典的自然书写里，抒情传统表征的是隐逸知识分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角度看似让自然更靠近本质，实际上是自然书写的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变体。在哨兵笔下，自然的实质乃是一道现实的光源，它照亮的不仅是自然本身，同样也有对我们被现代性所异化的内心的唤醒。这里暗藏着传统的幽暗意识，哨兵并非要规避它，而是以更虔诚的心态包容它，转化它，以建构新的自然书写体系。
在《自然课》中，哨兵坚持从最基本的观看和倾听之道出发，去捕捉自然的瞬间之美，但最后还是回归于内心；他渴求安宁，却总是在喧嚣里领受自然的馈赠。这些悖论性的矛盾和冲突，时时让诗人感受到书写的不易甚至艰难，他究竟要写出什么样的洪湖呢？“从洪湖这个小地方出发，腾挪辗转，无非要回到诗歌的洪湖。”（《汉语的自然》）洪湖的水、鸟、草、木，那是他最熟悉的现实自然，由这样的现实自然如何窥探到古典与现代相互转化的逻辑？这似乎是难以完全契合的范式，古典的自然与现代的自然无法跨越漫长的时空而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当诗人以当下的现实自然去对接历史的自然时，其回望的心态可能通向虚无，而向未来展望的姿态，也会遭遇同样的困境。“在洪湖。世界/早已暗中安排好一切，连我/苟活半生，也一直在寻找白鳍豚/中华鲟，和消失的水妖”，这是一种宿命吗？对洪湖的观看，是否为命定的程序？在诗人深层次的表达中，一种神秘的诗意保证了其写作的有效性和可延展性。就像哨兵在诗中所言，“与雾相伴/虚无是我的来历和粮食”，在面对自然的浩渺与宏阔时，他所拥有的可能只是“无言”，前后的虚无之感既是归宿，也是新的起点。虚无何以构成诗的归宿？它是诗人在认知自然这一延长线上的必经之路，由自然到人心，哨兵重新发现了一道陌生的风景。当洪湖起雾时，其心境体现为“此地，不宜养老/做归属，只适合当过客/听鸟，闻世外动静/并忏悔”，这里面潜藏着诗人的比较意识，他从不宜养老的角度指认了洪湖的“潮湿”，不宜居的自然与古典传统的自然是否也有同构性？而在古典的自然里，它只是一维的，因为没有可供选择的“城市”参照，隐居山野的诗人寻求的是心境的安宁，并未对物质的自然作出过多要求。在现代诗人的自然书写中，总有一个更高的宜居标准在要求自然的舒适，所以很多的向往仅体现在情感上和短暂的换位中，而非长久的考量。
在哨兵的自然意识里，后工业时代的景观始终是他看待自然的一个参照，这是洪湖遭遇现代性的必然语境。诗人直面这一语境时所能追问的不是自然存在的合法性，而是工业时代的自然已经发展和演化为我们命定的现实。“这些年，在芦苇、荷花和大水间，在县城、渔村与鸟群中，洪湖给我设置的美学课堂和自然教育，像诗歌私塾，单调，平庸，重复，也关涉浩渺、包容、寂静等艺术品质。”（《汉语的自然》）可能正是因为洪湖的浩渺与包容传递给了他开阔的胸襟和宽广的视野，在这种对自然的理解里，诗人才打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而于心理上认同自然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山水/易容，须重新认知。岸边/楼群隐没，似远山/又如怪物。视线之外/我已无力表达，语言尽头才是诗”，诗人是否说清了山水和语言问题？当他默认了一种工业时代的自然时，这些矛盾、冲突乃至悖论，都隐含在了既定的秩序中，它们在被作为问题提出的同时，诗人这一行为可能也构成了问题本身。“此地啊/一直在再造自我/并在自然里添加新元素/站在洪湖的立场/风打湖面/与雅马哈掀起的狂澜/都能让莲妖娆/战栗。今日春光明媚/我已理解那艘汽艇，如理解/风。所有高速的事物都是风的变种/自然的传承。”诗人为什么能够理解那艘汽艇？也许是因为他理解了在现代性的规训之下，工业时代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并构成另一道与速度有关的风景。“斯情此景，我的诗，该如何在洪湖叙事？又该怎样抒情？”（《汉语的自然》）他寻找的答案不是非常态的奇迹，恰恰是更为日常的生活景观，这才是哨兵书写洪湖的当下形态。
以哨兵的观点而言，现代汉语诗人对于自然的理解还是显得过于狭隘，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的变化也是动态的，以古典情怀去认知现代的自然，要么将自然简单化了，要么就视自然为无法破解的神话。我们在现实中没有能力战胜自然，可是在诗歌里，自然成为了一种结构，一种诗学，一种超越了文学范畴的更开阔的艺术之源。“在大自然的双重美学里/哑口无言。”面对洪湖，诗人很多时候是失语的，他的困惑不在于主题本身，而在于如何书写它。书写与描绘的艰难是困扰哨兵的一个核心命题，这其中肯定有古今中外各种经典自然书写的影响的焦虑，同时也有他自身对自然在理解上不断变化的精神折射——在自然的现实存在里，诗人到底要如何以自己独特的“词”去对应那些作为个体的“物”？而词与物最终能否建构一个作为自然整体的洪湖？“此刻我躺在岸边阳光下/透过黄丝草端详那一只白鹳/为大自然操心。这种珍禽/几近绝迹，叫声凄厉/痴情，已求偶不得。但鸟鸣/是一只鸟说不出的苦，不因爱/也不为回应和听众。就像我/早已是深渊，装着另一座洪湖/从没把这片方圆百里的水域/安在心里。所以没有谁比我对辽阔/浩渺和上善若水更执迷不悟。”诗人聚焦于对鸟的关注已经内化为对自然的审视，而自然在此似乎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它是诗人感悟与书写的一个通道，连接着其理解诗与世界的精神维度。在哨兵笔下，具体的自然风景是清晰的，但更大的自然之道则又是混沌的，它虽然也有普适性的一面，而一旦面对方法论的问题，对其的再度赋形又开始变得异常艰难。
面对浩渺的洪湖，哨兵很多时候是以艺术的眼光去看待这一片广袤的水域。他曾屡次提到声音、色彩、画面与构图，这种音画标准所带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可能根植于洪湖至为深广的水文化底蕴和“缓慢”的古典传统。诗人流连于自然馈赠给他的宁静氛围，在动与静的交织中，他迷恋于观察和体验，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去书写那些风景和难题，而是如何直面“旧风景”来理顺自己的新思路。诗人眼中的“新”，在于自身作为主体的变革和坚守，是否也能在洪湖的变与不变中获得内在的呼应？实际上，离开了故乡而又具有浓郁故乡情结的诗人，与洪湖越来越错位，他走得更远了，而洪湖在逐渐被现代性打开的同时也趋于某种封闭，诗人内心的博弈在具体的文字中就形成了一次次冲撞，矛盾与纠结之后，陷入为精准书写所累的无限循环。“写一行，死一回。再写/才会重生。诗/总是这样折磨我，站在/自然那一边，在菰草/潜鸭和水云深处/在我的对立面，野生/语词。我却在人这一边寻找/句子和声音，与诗/远隔一阵鸟鸣，从没接近/更无力抵达。多年来我已认识/每只鸟儿。我一直等着那只关雎/在洪湖，喊出我的名字”。这更像是一首元诗意义上的作品，哨兵写出了他的疑问与困惑，也道出了自己的精神难题：是否在自然书写中抵达了诗？本质性的追问透出了诗人的一种失败感，这样的悲剧意识是诗带来的宿命之意，他最终不可能完成那个堪称完美的作品，因为自然本身的限度已经决定了其内在抵抗性书写的多维面向。
哨兵在《自然课》中的感慨近乎一种敬畏，一种精神的献祭，他在自然、日常、现代、古典与文明之间的撕扯中突围，这种对话的努力既是一种坚守和捍卫，更是他以个体的自然观来作为诗歌书写的注脚之体现。当现代文明不断地冲击着古典的风景时，在洪湖，只有“以鸟类的眼光打量自我，才有可能重建汉语的自然”（《汉语的自然》），这是所谓的传统遭遇变格的重要时刻，它漫延至我们打量自然和世界的眼光，特别是在现代性已成定局无可更改时，我们是否需要从激进的反抗回到对话的视野？“谁在今天糟蹋/现实，就有谁在明天失去将来”,由洪湖的景观，诗人领悟到了更具普适性的理念，因为太多功利的“建设”破坏了纯粹的审美，洪湖人无法再回到单纯的“渔民”身份认同之中了，只能不断地退守和妥协。诗人观察洪湖的分裂的内心现实，其实同构于我们面对现代性时的两难处境。而在遭遇自然“溃败”时的内心观照和自我拯救，对于诗人来说是可以获得切实体认的启悟，这既是现代社会的自然之道，也是当下诗歌重塑自然时所必须恪守的准则。这一准则并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遵循，哨兵的警醒之言是一种信念，也呈现为诗与自然在诗人笔下深深的命运感。“我的诗，该如何在洪湖叙事？又该怎样抒情？”（《汉语的自然》）诗人的自我追问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一直是悬置的，无论他怎样在普遍语境的洪湖中觅得独属于自己的风景，其“分叉的想象”还是指向了对自然的解构。而在打通古今的理想中，诗人的“野心”必须落实于有限自然对接无限诗意的探索，历史感的贯通并非留白或隐喻的修辞所能达到，它也要通过对真切经验的革新，才会获得既可意会又可言传的呼应。
在对自然书写的实践中，哨兵已经走得很深也很远了，他在打通古今中外文学与艺术的理想中是要找到切入自然的核心，但它并没有固定的位置，仍然需要诗人不断地去寻找，而寻找的过程也是一次次自我突围的挑战。哨兵重建“汉语的自然”之理想，蕴含着穿越时空回到当下的意图，他不再以对抗的姿态抵制现代，相反，他以更为理性的方式弥合了现代性与自然的某些裂痕。这种对话基于总体性的视野，他需要将概念性的自然转换为具体而微的日常性自然，在情感的逐渐渗透中靠近和理解生命中的自然，这是哨兵重建现代自然书写的逻辑，也是他通往更深邃诗意的立场与选择。诗人在新的自然起点上重新出发，他所获得的自我认同不是枷锁，而是一种接通历史与现实的力量。它会显得更为瓷实和丰富，从而打破简单的地理书写格局，由表象的自然进入到思想维度的自然，这才是重建现代汉语诗歌自然书写的辩证法。
——刊于《作家》202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