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浪潮中淬炼文学新质
——2024年湖北文学创作综论
来源： 湖北文学创作年度总综述课题组 发布时间： 2025-09-09 作者： 阳燕
2024年，湖北作家以积极姿态深入生活，投身到新时代相关议题的创作中，聚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宏大主题，深入挖掘人们的精神世界，创作视野上既立足当下，又回溯历史、放眼未来，艺术技法不断拓展创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力图走得更加宽广、开阔，整体态势呈现蓬勃生机，创作活力持续迸发。如何在时代加速的当下摆脱个人的精神虚无？如何预见并超越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以更具实践意义的方式赓续中华文脉？本年度的湖北文学创作，即展现了作家回应这些时代之问的真挚与努力。
一、国家叙事的在地性阐发与主题写作的多维度呈现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呼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文化自信、科技创新等国家战略需求，主旋律突出、现实关怀深切的主题创作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亮点，既是中宣部主题出版工程、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的推动，也是创作者的主动选择。2024年度湖北文学立足地方、深入生活，主题创作呈现出在地性、鲜活性的特点。
新时代，古老长江迎来了新的巨大发展机遇，书写长江、歌咏长江、思考长江成为湖北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李鲁平的《长江这10年》通过大量的实地走访与调研，用纪实文学的笔法，全面记述和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流域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实践成果，成为讲好长江故事、弘扬长江文化的代表性作品。全书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主线，通过农作物种植的选择、江豚保护、禁渔政策、沿江化工企业的搬迁、南水北调水源保护等个例，展现社会各界为长江生态发展付出的努力。此书视野宏阔、视角多维，将长江的十年巨变置于文明传承与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兼顾工业转型、精准扶贫、水资源治理、生态保护等重要议题，历史与现实交织，纪实性与文学性兼具。林东林的《唯见长江——一座城和一条江的纪事》也是献给母亲河长江的深情之作。此书系武汉市文联“雕塑大武汉”主题创作项目的成果，聚焦长江武汉段的“长江大保护”，通过对护渔员、志愿者、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救援队员等30多个不同领域的“护江者”采访，透过丰富多元的人物视角，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长江保护的艰辛历程与伟大成就。作品采用深度调查的方式，客观理性地呈现人物和主题，不仅对“长江保护”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深刻诠释，也高度赞扬了湖北人的生态保护意识。
作为一种紧密贴合现实、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文学体裁，报告文学多以“正面迎接”的方式捕捉时代脉搏，真实记录社会发展的重要瞬间，成为时代变迁的生动见证者和表现者。诗歌、小说等其他虚构性文体则善于另辟蹊径，以作家各自熟悉的文体、题材、视角入手，展示时代变迁，呈现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回应时代发展中的重要命题。例如，晓苏的《村标》以油菜坡村修建村标的事件为切口描摹乡村振兴的实践，以小见大，描绘了乡村生活的细节和村民的内心世界，寄托作者对乡村振兴的反思与期望；陈应松擅长从生态角度进入新时代的主题创作，小说《熊的故事》《红鬃野马》与散文集《神农野札》皆聚焦自然与人的内在关联的探讨，传递生态保护、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徐鲁的《青春灯火》将科学精神与创新发展融入儿童文学创作，通过三代科学少年的成长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国科研力量的崛起与科技创新的成果，反映国家文明的演进、展望民族的未来；李伟的《鲫鱼喜欢跑进手心》以儿童视角书写乡村振兴中的日常与新变，融入驻村干部对留守儿童的帮扶，“能人回乡”等政策的实施等细节，也十分契合时代主题。
刘醒龙的《听漏》与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在时代、人民、文化等宏大议题上展开叙述，是本年度湖北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刘醒龙的《听漏》是其“青铜重器”系列的又一部力作，小说以“楚学院”为背景，用“九鼎七簋”之谜设悬疑，通过精巧的情节构建与鲜活的形象塑造，串联起半个世纪以来考古界知识分子及周遭人物的命运沉浮。小说视野开阔，铺展出楚学院、博物馆、水务工地、考古现场、盗墓江湖、纪委大楼、市区街道、乡村小镇等诸多场域，呈现学术志业与世俗利益的冲突、人性隐秘与世事沧桑的纠缠，同时穿插考古知识、墓葬风俗、文物收藏修护等专业性知识的文学表述，汇集成一部繁复厚重之书。小说试图探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及现实关联这一重大问题，在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与人物命运的共同负载下，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敞开”与“言说”。青铜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载体，代表了礼仪、制度、文化乃至道义之重，《听漏》借器物打开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通过曾本之到马跃之两代考古人的职业坚守与道德抉择，昭示“青铜重器只与君子相伴”的文人风骨，借助“九鼎七簋”礼制残缺与“僭越”的隐喻，对当代文化断层问题也表达了严肃的叩问与思考。
《猛虎下山》是李修文暌违多年再度重返小说文体的一部长篇新作，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下岗潮为背景，讲述下岗工人刘丰收在社会与家庭的重压下，由人变虎的离奇故事。小说将下岗与虎患巧妙勾连，虎患固然可怕，但对于炼钢厂工人刘丰收们来说，下岗分流更加要命。于是，当得知上山打虎就能免除下岗时，打虎行动便成为了人们权力斗争的场域，人虎间的博弈转而指向为世道人心间的博弈，人性的复杂扭曲与世俗中的人情冷暖暴露无疑。作家对刘丰收“化虎”的过程进行了层层深入的描述，“人”与“虎”的关系从对立到依附及至交融，“变形”的叙事既魔幻传奇也贴合人物的现实处境与心理，深刻展现了下岗一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困境与挣扎、苦楚与无奈，表达了作家对现实的批判、对人性的洞察、对底层弱者的同情悲悯。文字饱满热烈,情感张扬奔放，充分彰显了李修文独特的艺术风格。
何存中、何启明合著的《风在蛙声里》与周芳的《膏矿叙事》则以乡村与厂矿为场域反映历史时代的变迁，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风在蛙声里》被誉为“农民作家三部曲”，以鄂东大别山区为背景，通过三代农民作家的人生轨迹，展现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乡村变迁及文化传承。小说以“蛙声” 与“风”为核心意象，前者象征田园牧歌、农耕文化、传统记忆，后者则隐喻着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它们共同作用于乡土大地，汇集成自然生态、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命运等多主题的混响。小说以主人公何括的视角展开线性叙事，父子的代际冲突则以书信方式展开充分的交流，此间还插入了方志体的历史掌故，形成多声部对话，凸显了历史纵深感与主题的复杂性。《膏矿叙事》是周芳的首部长篇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时代发展为背景，聚焦国企改革与打工潮兴起的历史节点，通过湖北应城石膏矿区人的命运更迭与精神蜕变，折射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希望。面对汹涌而至的时代浪潮，工人们被裹挟其中并做出不同的人生抉择，小说以人物群像串联故事，通过贺小果、邱红兵、刘青松等不同角色的跌宕人生拼贴出矿区全貌，既强调了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缠绕交织，更着力刻画矿区儿女面对爱情、金钱、信仰冲突时的选择，展现其“金子般的情义”与 “人活一口气” 的生命哲学。小说笔墨细腻、视野开阔、层次丰富，为矿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诗歌方面，阿毛的《公园记》以“公园”这一公共空间为切入点描绘城市、书写人民，成就了一部诗体的“武汉公园汇”，一部融合地理风貌与人文精神的“城市文化档案”。诗人走出书斋、沉潜生活，以湖北武汉的200余座公园为对象进行观察、体悟与思考，以敏锐的感受、独特的视角、精准的笔力刻画武汉大小公园各具情态的花木、建筑、风景，挖掘其内在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捕捉市民在公园的休闲与日常，对自然与生态、现实与理想、生活与存在等议题进行诗意阐发。诗集视角独特、立意深远，语言灵动、情感饱满，将公共空间升华为集体文化记忆的载体，在城市书写、地方书写中别具意义。
此外，湖北的理论批评界也投入到新时代文学的理论探索与建构之中，如李遇春的《人民性表达与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新时代文学主潮的构筑及其发展趋势》、周新民的《文学资源的转向与近十年小说发展新态势》、叶立文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问题》、庄桂成与李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词“对象化”的中国化分析》、刘保昌的《诗与思：两湖地域文化书写的审美意义与思想价值》等，对新时代文学的历史渊源、理论构架、文化内涵，以及人民性、传统转化等核心命题进行了相应的思考与探究，在学界发出了湖北批评的声音。湖北作协举办2024年长江文化艺术季·长江文学周开幕式主题研讨活动和“星星点灯·遇见新力量”文学研讨会，聚焦“中国镜像——当代文学中的长江书写”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写作者何为”主题开展研讨，全国近40位专家学者出席；第20期“东湖青年文学沙龙”以“守正·创新·再出发——《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以来湖北文学创作回顾”为主题，立足全国视野，回溯湖北新时代文学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二、时代折光中的生命关怀与精神探求
2024年度，湖北作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侧重对“内世界”进行深入探索，通过具体人物的生活、命运变迁折射勾画现代人焦虑且迷惘、钝感又敏感、深邃而辽阔的精神图景，在捕捉个体极具代表性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症候的同时，也试图以文学之善重构生活的力量感，以文学想象的方式为个体提供救赎自我、确证自我的可能。
《咏春调》系张执浩2017-2022年间的诗歌精选，以日常生活的诗意重构为核心，通过朴素的语言、细腻的情感与深邃的哲思，展现诗人对生命、时间与记忆的独特体悟。诗作延续诗人“目击成诗，脱口而出”艺术理念，瞩目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小场景、小故事，刻画“滚铁环”“吹气球”“抓一把硬币逛菜市”“泡木耳”等生活片段，观察“棉桃炸裂”“树叶走路的声音”“耳朵能看见”等日常物象，表达对于“从房顶走过”的父亲、“在吃头痛粉”的母亲、“枕边人”、“亲爱的弟弟”以及“吐苦水的人”、“不会笑的人”的爱意与关怀，于细微之处揭示内蕴的生命张力与生活的真谛，使琐碎日常成为通向哲思的入口。诗集以“年份”标记分辑，每辑皆以“今年的最后一首诗”作结，既是对时光强大性的一种接受，也是对线性时间程式化的一种抵抗。在诗人笔下，童年记忆、亲情爱意、生活点滴虽镌刻在时间的年轮里，但在记忆的筛选、重构以及诗意的打磨中，它们具有了从时光中升华、超越的力量。语言简洁、朴素，节奏平静、舒缓，意蕴宽阔、绵长，彰显出作者心许的“轻言细语”的美学追求。此外，余秀华的《后山开花》、燕七的《找翅膀的人》、黄明山的《过渡色与延伸线》等诗集，以及余笑忠的《我曾何其有幸》、韩少君的《青檀广记》、华姿的《在辽阔的光中自足》、夜鱼的《时间的魔法城堡》等组诗，也多从日常细节入墨，表达对于生活与人生的观察与思考。
小说方面，曹军庆本年度的创作依然关注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但更诉诸人的精神与灵魂。《灵魂的声音》刻画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形象，主人公“向忠信”简单、纯粹、“认死理”而不免显得愚钝，他阻止村民打麻将赌博而被围攻、干涉村干部进发廊而搅黄了外来投资，坚持不做豆腐渣工程而将自己与家人陷入危险。显然，作者并未在普通的“好人好事”上做文章，在向忠信所有“不合时宜”行为的背后，小说强调他“需要一个能对他灵魂说话的人，或者说他的灵魂需要某种可以信赖可以陪伴的声音”。而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向忠信所渴望的“声音”又是如此稀缺，曾引导他的“班长”已然沉默，叙述者“我”也嗫嚅，小说在“现实切片”与“灵魂叩问”间形成巨大张力，令人深思。《始于钟表的一生》也有类似的思考，小说提供了一个被骗者变为诈骗犯的故事背景，但叙述主体却是这“想钱想疯了的人”难以驱除的愧疚与恐惧，揭示了“犯罪在心理上、精神上、灵魂上对自我的损害”的程度与过程，在通俗故事里融进严肃的质地。
班宇的《飞鸟与地下》聚焦东北“子一代”的迷茫与新生，作品以城镇化进程为背景展开“我”和小柳之间的故事，折射出时代洪流对传统社会结构与个体精神的冲击和震荡。“我”心系小柳却早已丧失了爱的能力，精神颓废、自我放逐，在任何关系中都难以确认自身的存在，而小柳貌似大胆奔放，内心却有着同样的孤寂与痛苦。问题是当下的，根由却在不远的历史。小说借人物的回忆与讲述重返历史现场，在不同叙述视角的补充与纠偏中抵达历史真相，重建个人的主体性与认同感。小说以《孟菲斯地下》唱片中的四首歌曲作为分节标题，暗喻记忆重组的过程，形成音乐与小说的互文性，既增强了文本的层次感，也深化了主题表达。陈春成的《秋水》着力探讨传统消逝与社会新变的双重浪潮下人的身份认同与存在价值。主人公范圆圆是一个从业多年的景观设计师，行业的混乱与资本的掌控使其职业理想不断受挫，在她终于打算辞职之际，她从一部冷门谍战剧中认出了一座几乎完美复刻自己设计方案的园子，遂决定前往长沙实景地去探寻，途经沅江时还回忆起自己原来姓名中的那个“沅”字。小说以双线交织的方式展开有关“寻找”的叙事，主人公既试图向过往探寻自己的来处，也渴望在现实中找回自己事业的初心，从而展开对个体身份的完整性、自我认知以及自我存在意义的深刻追问。
生活的琐屑与精神的迷茫，交织成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底色，湖北作家不回避这种“微小”的创作，更致力在微茫生活的底色上，寻找反抗虚妄的力量，张扬人性温暖的微光。
朱朝敏延续其一贯的书写风格，关注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精神隐秘与情感困境，以艺术的方式完成对人物的心理诊疗。《最先开的是鸽子花》书写“我”在亲人逝去后的返乡之旅，从而触及尘封往事，暴露其曲折与幽深的内里；《鲸鱼沉默》描述中年人的婚姻危机，展示冷漠、疏离、隔膜带来的精神创伤；《我们去乌斯怀亚吧》与《森林绿闪电》通过久别同学的聚会及养生中心这样的特定场合，引出此间人物交缠的隐秘往事。朱朝敏善于在貌似寻常的故事中布设人物心灵的重重迷雾，通过叙事，不但予以解密，更使人物在困境挣扎中直面往事、敞开自我、与生活和解，获得心灵的苏生。废斯人关注底层人的悲欢，将人伦情感、自然大地、传统文化视为解救人物精神困境的方式。《笔录》探讨祖母与孙女之间的女性情谊，二人互为依存，也互为镜像，从亲情中汲取身心疗愈的力量；《保持飞行的姿势》讲述了一个学业、工作、婚姻“全方位失败”的“蜘蛛人”的故事，虽屡遭欺骗、羞辱及命运的暴击，主人公依然坚持自己“飞翔”的梦想，展示出了强大的毅力与勇气；《回收村庄》描述了一个刑满释放者的新生，主人公秦叔因暴力复仇而犯罪，出狱后生活无着，只得跟着工头去深山参与“回收村庄”的工作，在与自然互动的劳作中，其内心的仇恨与愧疚得到安抚，逐渐剥离了人性中的戾气，最终选择“像一棵树般扎根大地”。丁东亚的《无人亮灯》与《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着力开掘女性内在生命的力量，前者讲述一个被送养的女孩的人生故事，展示其历经生活种种磨难之后依然葆有坚毅温婉的情怀，小说以第二人称为视角展开叙述，笔墨抒情细致，仿若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对话；后者表面上是一个身有残疾的女性在领养了一只小狗后的生活日常，内里却是写给自己早逝孩子的一封书信，交织出生命的残酷与人性的微光，笔触柔和，近似散文。邹超颖直面儿童心灵的复杂性，《一勺月光一勺糖》描述两个城市女孩从互相敌视到相互理解的转变，展示女孩们与自己内心和解，在自我寻找中收获成长的可能。此外，刘浪的《乘筏远去》《心血来潮》、钱墨痕的《山海》《月食》、倪江的《排练》、兔草的《大地之灯》《野人电台》、王苏辛的《消失的名字》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或聚焦于婚恋情感、两性关系，或直面当下城市青年的精神处境，对人物复杂情感与人性幽微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的湖北文学还出现了多部以特殊人群为书写对象的作品，在展现人性深度与温度层面有独到之处。舒辉波的《听见光》聚焦残障群体的困境，描绘中国首位盲人小提琴演奏家张哲源突破身体局限、追求音乐梦想的故事，作品不拘泥于非虚构体例的约束，将人物采访与作家叙述相交织，呈现双重声音的交流与对话，既保留了真实素材的质感，又有文学的感染力。在具体书写过程中，作者突破视觉中心的惯习，深入捕捉主人公的内心矛盾与精神成长，通过与父亲的冲突、姑妈离世、艺术团经历等关键事件，以“螺旋上升”的情感层次展现“生命裂痕中透出的光”的力量，触发读者的强烈共情。普玄的《赤兔》与《赤兔告别》以自闭症孩子为故事主体及叙述视角，述及病患孩子的精神心理以及家庭、社会、人际等各个层面的议题，展示个人与家庭的矛盾、梦想与现实的冲突，阐释生命的力量与亲情的温暖。九九的《归群之雁》聚焦特殊儿童群体的成长历程，采用多线叙事结构，以安小雁的心理创伤与康复为主线，穿插蓝一则、朱禾等其他特殊儿童的故事，构建起丰富的叙事层次，全面展现了特殊儿童群体的生活图景。
三、民族历史的追溯与传统文化的赓续
历史与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承载着丰富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在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历史语境下，作为精神文明根基的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可谓文学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被创作者广泛汲取、深入开掘、创新发展，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表征，增强读者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本年度湖北作家的创作在追溯民族历史与赓续传统文化这两个层面积极参与，尤其从地方性的角度书写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着力颇深，成果丰富。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何感受传统与现代的交流碰撞、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如何衡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舍，这是身处迅速变革的当下的重要问题，而作家的创作，也需在动态的社会发展中思考历史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间的关系，用自己的经验与感悟寻找传统与现代接轨的答案。
刘醒龙的《听漏》即通过楚学院、青铜纹饰、屈子精神等地域文化符号，实现楚文化“浪漫奇崛”传统与现实主义关怀的融合，对青铜器所代表的“君子”风范以及楚国“不服周”的精神进行了富有当代意义的诠释。类似的还有刘益善的《擂鼓墩》。小说以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古墓（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为原型展开叙述，通过真实事件与虚构人物结合，强调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小说着力刻画了一个有原则也有见识的“执拗”军人角色，他在上级要求继续炸山施工的压力下，坚持联系文物部门，最终促成编钟的抢救性发掘，避免了国宝被毁的悲剧。马南的《戏台》与程时钿的《朱记木匠坊》也以文学方式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致敬。马南的《戏台》通过剧团团长老祝的经历，展示了传统艺术在当今时代的式微，赞扬了老祝对传统艺术的坚守，揭示戏剧艺术的复兴希望；程时钿的《朱记木匠坊》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普通木匠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挣扎，情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
历史题材小说是湖北文学备受推崇的创作类别，作家善于从地方历史素材中获得资源与灵感，展现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姜燕鸣的《暹春纪》以一个女性的人生命运演绎武汉的革命历史，对武汉的沧桑往事和世俗风情作了一次深情回望，故事曲折，节奏明快；主题厚重，人物生动。主人公暹春命运多舛，她是汉正街吕家铺子收养的弃婴，有过短暂的幸福童年时光，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吕家分崩离析，暹春也陷于种种困境与磨难，并最终历练成长为一位战士。围绕暹春，小说还叙写了其恋人吕汉树的成长经历，以及好友咪毛、陈瑾格和刘锦等的心路历程，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心灵世界。作者巧妙地将人物的命运与城市的历史轨迹交织在一起，生动刻画出武汉女性的坚韧、大气和大义。小说中出现了日机轰炸汉口、献金运动、武汉解放等一系列真实历史事件，汉正街、洗马长街等蕴涵武汉历史人文的重要地标徐徐展开，武汉方言、俚语也时有穿插，使小说表现出浓郁的汉味。鲁柳青的《残剑宝锋》也对湖北革命历史展开追溯。小说讲述了红军伤残退役复员干部楚天雄携六位战友创建“湖北抗日游击大队”的故事，主人公楚天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带领游击大队与日伪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其英勇无畏、不懈抗争、保卫家国的民族精神成为贯注作品的底蕴。赵照川的《江汉谣歌》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七部独立中篇构建江汉平原的民俗文化志。小说突破传统抗战叙事的宏大框架，聚焦龙船竞渡、丧鼓哭丧等民俗活动，将民间智慧与家国情怀融合，如“端午赛龙舟” 既是楚地文化仪式，亦成为抗日动员的隐喻，展现革命历史的民间维度。
不少湖北儿童文学创作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与思想。伍剑《师徒俩》讲述了少年百盛跟随师父学习锔瓷技艺，最后成长为真正的“守艺人”的故事，作品将传统锔瓷技艺的文化之美与人物成长的生命体悟巧妙交织，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蕴含。赵卷卷的《十里蒸香》以湖北非遗文化“沔阳三蒸”为脉络，通过少年余欢喜的视角，展现了传统技艺在时代洪流中的传承与蜕变。萧袤的《文字王国历险记》将汉字的构造与故事情节完美结合，构建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文字王国，情节生动、想象力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四季里的中国节》展现儿童视角中的农村生活，作品以四季为脉络展开叙事，不但展现了季候变化中的风光风景，更细致描摹了春节、端午、中秋以及花朝、上巳、六月六等传统节庆习俗，增添了文化韵味。
诗文创作层面，湖北作家对地方风物与传统文化的书写非常普遍。本年度，谢克强的《宜昌走笔》、梁必文的《陆水河之恋》、田禾的《桃花岛》、剑男的《空间书》、刘洁岷的《水的演奏》等组诗，龙鸣的《风过陆溪》、李强的《大地上的家乡》、谢山的《万物开口对话》、涂玉国的《汉水汤汤》等诗集，都是立足家乡、故土而展开的诗意抒发，诗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观照故乡的山水风物、自然风景、人文历史、文化记忆，以当代经验对乡土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地方性与超越性兼容。张执浩的《传告后代人》是一部随笔性诗论，以“功名”“漫游”“登高”“还乡”等15个关键词为线索，分析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选择及生命意涵，从古典诗学中寻找当代诗歌的汉语精神根源。舒飞廉以故乡为原点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与足迹，其游记有明显的地理考古学的特征与文化散文的特色，本年度的《安州记》《柏子塔记》《程台记》《蕲州记》以湖北区域内的富有代表的地理空间为传主，描摹其山川风貌，追溯其历史沿革，梳理其文脉传承，展现特定地理空间所蕴含传统精神和现代裂变。池莉的《人生在世一定要对你的栖身之所自作多情》则用文学形式对“武汉”给予了深情的表白，东湖、长江等自然景观，绿道、江滩等现代造物，生长此间各具性情的居民，及其生活氛围、风土人情，在作家笔下都有着一股生生不息的活力与韧劲，诠释出作家最认可的武汉城市精神，汉派语言地道熟络，更增添了鲜明的汉味。刘益善的《恩施土家女儿会》、周耘芳的《会唱歌的玄坛村》、周凌云的《诗的乐平里》聚焦湖北富有地方特色的一些民俗文化或民间艺术，如恩施土家族青年男女以歌传情的“女儿会”，大悟县玄坛村坚持19年举办的农民艺术节，秭归乐平里的农民诗人组建的骚坛诗社等，作家不以猎奇心态对待这些来自传统乡土的艺术形式，而侧重挖掘它们在新时代的新颜新貌，揭示政府层面的引导、信息技术的支持以及市场营销的助力，使民间艺术得以创新性的发展并更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彰显为更具生命活力的地方文化标签。温新阶的《乐园志》为故乡著书立说，一个叫乐园的地方经由他的书写变成了意味深长的文化符号，既是一部文笔优美的乡土散文集，也是一部富有价值的具有社会学、民族学意义的乡村史。楚林的《远来的芬芳》与忽兰的《古玉生烟》则关注富有中国特色的草药文化和玉器文化，在富有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的笔墨书写中，揭示中国传统的物材中所蕴含的文化魅力与精神内涵。
与大多数作家通过地方性素材展现文化乡愁不同，冯知明的《云梦泽》另辟蹊径，用全新的视野阐释了“故乡/他乡”的意涵，成为湖北地方性文化书写的别致之作。小说主人公李来恩诨名“老洋人”，是德国传教士穆勒与梦泽汈汊湖女匪三娘的私生子，因碧眼金发之异相差点被族长淹死，后被工作队所救助，以“白化病”为理由确立其生存的正当性。李来恩在成长过程中因外貌奇特饱受歧视，也伴随其命运的起伏，革命化的年代里被怀疑、诬告为敌特分子而身陷囹圄，改革开放时期又被视为“洋嘉宾”让他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此经历无不暗合了时代的背景和趋势。李来恩之子李如寄的大学老师梁教授，则是抗战结束后被遗弃在中国的日裔孤儿，他曾赴日认亲但不被接纳，一生飘零，成为李家命运的别一种写照。小说写的是“寻根”的故事，但“故乡”往往与他乡互为镜像，正如《云梦泽》的海外版书名为《生命中的他乡》。他乡与故乡、我与他者等，一直是变革社会中人们情感体悟中的重要命题，小说深入展现了李梁两家三代人的漂泊感、孤独感及身份困境，将每个人物的命运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紧密相连，以家族的变迁为缩影，揭示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困扰与心灵的归属问题。小说的主体部分以云梦泽腹地汈汊湖为背景，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回溯故土的变迁，水域、方言、渔具等富有地域特色的元素的融入，展现出浓厚的文化特色。但小说情节也在武汉、德国柏林等城市展开，通过不同场景的切换，展现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的广阔空间。“他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更是一种心境。面对重返故乡的执念，小说所诠释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之理，不仅延续了故乡所代表的传统，也给予全球化背景下人们以深刻启示：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找寻心灵上的“家园”或许比肉身所在之地更加必要。
四、文体创新与审美突破
湖北文学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注重客观性与写实性，追求历史感与时代感，形成了非常稳定的风格与特色。2024年度，湖北作家的大多数创作依然承袭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追踪时代变革、贴近日常生活、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关怀大众，深蕴人文情怀。但不少创作者力图突破现实主义的创作惯习，艺术形式上锐意创新，在现实主义主导的文学表达中增添奇幻、科幻、推理、先锋等新质，展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严肃与通俗互通的风貌。
李修文本年度的小说创作在艺术形式上富有新意。2024年《花城》杂志专辟“李修文专栏”，推出其长篇《猛虎下山》，以及中短篇的《木棉或鲇鱼》《江南之春》《灵骨塔》《夜雨寄北》《记一次春游》，集中展现了李修文小说创作“新出发”的成果。这些小说共同的特点可归结为“奇幻为表、现实为里”，在现实与奇幻的交汇、融合中，探索中国式的奇幻现实主义笔法。这几部小说都包含着或显或隐的奇异成分，如《猛虎下山》中“人变老虎”的故事，《夜雨寄北》里北漂女演员与能开口说话的一只猴子之间的因缘，《灵骨塔》中多方人士（包括出家和尚）抢夺某企业家的骨灰盒而不断反转的闹剧，《记一次春游》里两个醉意醺然的生意人对一个消失者的无望寻找；而这些超离现实的形象设置与环境刻画，超乎常态的故事内容与情节构造之中，却流布着下岗、失业、梦想、欲求、软弱、绝望、爱恨情仇、阶层鸿沟、道德溃败等现实生活的印记。《木棉与鲇鱼》将传奇之“虚”与现实之“实”的交融推向极致，小说明面上是写于慧随其情人老欧在台风天里的一场海岛旅行，所谓于慧偶遇前夫小田并与之一起图谋杀害老欧的故事，最终证明是身陷梦魇与抑郁症的于慧的一次幻觉，而实际上，小田早就因潜水捕鱼丧生于冰冷的水库，老欧则是那个要求小田“捞不到白甲鱼就下岗”的厂长。以奇幻方式书写时代洪流中个体生命的挣扎与变异，寄寓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可谓李修文当下小说创作的新方式。情感浓烈张扬、语言诙谐夸张、叙事神奇迷离却又真实刺目，在荒诞与真切、滑稽与严肃的反差间显现出极大的艺术张力。李修文的奇幻现实主义创作既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特色，同时又流淌着中国古代戏曲与志怪传奇的神韵，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一种鲜活的样本。
在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日益刷新人们视界的当下，科幻文学的受众也日渐增多，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版块。少儿科幻在湖北儿童文学中拥有较好的基础与传统，2004年度依然成果纷呈。彭绪洛本年度推出的《彭绪洛科幻探险系列》分为《迷雾恐龙岛》《神秘美人鱼》《激战钢甲狼》《万物皆可翔》《野人迷踪》《雪山狼娃》六册，融合了探险、科幻、人文等多重元素，在小主人公的探险中描绘各种壮美的自然景观，进行生动形象的自然科普。舒辉波的《鲸骨花园》是惊险与奇迹并存的海洋探险故事，想象力丰富，激发孩子的探索精神。陈梦敏的《正在消失的照片》通过主人公在虚拟世界“永生之城”中的冒险，探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情感困惑、家庭变故以及如何应对孤独与迷失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文学之外，湖北作家也开始尝试成人科幻文学的创作。废斯人的《长江密码》设定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虚拟世界——V世界，人类可以通过名为“V”的设备进入其中，享受高效、无病痛的生活。然而，这种看似完美的生活却压抑着人类的真实情感。主人公津因被指控参与恐怖袭击而被关押在监狱，在V世界与现实世界来回穿梭的过程中，发现了V世界的破绽，开始于茫茫的人类记忆中寻找人类的历史，体验作为“人”的真实，这一过程不仅是人类逃离科技的过程，也是寻找本真自我、重新找回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小说探讨了科技与人性的关系，思考如何在数字时代保持对真实生活的热爱和对自我的认知。
更多的湖北作家在创作中进行文体的跨合尝试。林彦的《九歌》描绘江南小镇阿黎、二月、四月、七月等孤儿的精神成长史，刻画了栖镇中学副校长沈自强这个执着追梦的“民间数学家”形象，使其成为影响少年成长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将有关成长的叙事引入精神追求与哲思体验的层面。《九歌》的结构非常巧妙，以主角阿黎的九首诗歌串联起九个章节：诗歌蕴藏着孩子的记忆与情感，同时也嵌套着九个人生故事，注解诗歌中的意象和词句，展示少年真挚的友谊与面对挑战的勇气与坚持；故事逐个铺陈、拓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浓度也逐层深入。契合“九歌”的结构特色，小说语言也富有散文化和诗化意味，典雅细腻，与江南地域文化的风味品格相得益彰。
谜案本是侦探类通俗文学的基本要素，其自带的悬念机制天然契合“设谜-解谜”的叙事节奏，通过证据链的阶段性释放，持续激活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当前小说创作中，“谜案”作为叙事装置被越来越多的文学创作者采纳，以谜案作为人性探索、社会剖析的切口，有效突破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藩篱。朱朝敏习惯在情感故事中叠加谜案元素，本年度发表的《最先开的是鸽子花》等小说大都由秘密或案件作为叙事的核心枢纽，讲述人生、探究人性、分析心理，寻找打开心结后的疗愈可能。比如《森林绿闪电》里，戒烟养生中心的老板“我”认为“打开心扉交流下，有助于打开心结，戒烟就事半功倍”。小说中，每个拥有“抽烟史”的人的“烟瘾”背后都埋藏着各自的隐秘往事，而这些隐秘往事的源头则是十多年前发生于菜市场的一场抢劫杀人案。就案件本身而言，作家设计了抢劫杀人、掉包顶罪、贩毒逼债等元素，但小说重点不是破案，而是通过案件勾连起“我”“林杏子”“揭大开”等人物，展现“事件”为当事者、当事者家人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关联者所带来的精神影响。小说最终也揭示了案件的真相，但更强调“面对真相”使人“交付了内心的黑暗和不堪”，从而“获得明朗和轻松”与“自我治愈”。朱朝敏的小说之外，曹军庆的《始于钟表的一生》、班宇的《飞鸟与地下》、刘诗伟的《无限展开的爱情》、渡澜的《案头工作》等小说也有类似的处理方式。
穆萨的小说有比较明显的先锋性色调，“悬疑”往往是其小说的框架或底色，加以奇异的环境、神秘的氛围、象征意味浓郁的意象、内敛巧妙的叙事，别具风格与特色。《猎人之死》以“平行时空”的方式交织出两条线索的叙事，其一是“我”与同乡兼女友江媛之间彼此试探、真假难辨的都市爱情，其二是猎人“老皇猫”死亡的谜题。记忆中，“我”的父母、警察等人对猎人何时以及因何而死的表述各执一词、各有出入，这种记忆的不稳定映照出“我”在现实处境中的极大隐忧，两者互为表里。“我”需要的是一个“疑点”，是看似平铺直叙、严丝合缝、无法分岔的生活中，有一条确乎存在的缝隙。猎人的死亡有数种合理且有趣的解释，正如貌似严丝合缝的现实生活也存在着巨大的缝隙，“不确定”才是生活的真相，而小说的叙事即指向了这种真相。《荒野》中，故事前情是互不相识的三男两女野营爱好者的一次原始森林穿越之旅，特殊的环境下人际关系产生微妙而复杂的变化，期间还发生了男性队员“范一舟”的“坠崖死亡”事件。但故事是八年后领队“森鹿”给妻子的讲述，讲述中又转述了另一个男队员“周秦”的讲述，周秦在醉酒中坦白自己引导范一舟失足落崖的实情。小说的意味不仅出于“坠崖”事件本身包含的人性黑暗，还包括“讲述”所传递出来的秘密与救赎、守诺与告发、道德与秩序等更丰富的内容。类似的还有《去海边》，主人公“去海边”的起因是“反应过激杀人”，但作家同样不热衷讲述其如何“杀人”，而专注镂刻人物极端行为之后复杂动荡的心理体验，以近于意识流的方式描绘出如海一般幽深博大的人心与人性。显然，穆萨的小说中，谜案大多只是故事的由头或外衣，作家的所求往往在谜案之外。
本年度的湖北网络文学也力图突破既有的题材类型与创作模式，出现多元化创新和跨类型融合的趋势。西门瘦肉的《志怪:夜半无人尸语时》是“聊斋风格+志怪+单元故事”的组合，在单元故事中写古代奇谈；狐颜乱语的《盖世神医》将传统文化和奇幻冒险、现实职场和都市修仙结合，融入了医术、情感、权谋、武侠等多种元素；薪意的《为了天下太平》在权谋文的紧张基调上融汇玄幻设定，晨星LL的《魔王大人深不可测》在轻松搞笑的氛围下汇集穿越、游戏、冒险、群像等多种流行性元素，陈词懒调的《每天都离现形更近一步》将“升级流”和“生活流”结合，这种多元杂糅的文本固然变得丰富而有趣，但也更考量作家如何“融合”的能力。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的十周年，也即临国家“十四五”规划顺利收官的前夕，湖北文学发展格局焕然一新，创作样态丰富多姿，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十年来，湖北作家努力追随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自觉承担起了记录时代、书写人民的责任；湖北文学聚焦民族复兴与时代发展的重大命题，描摹时代变革中的社会图景与精神内核，表达人民的希望与求索，在历史视野、创作题材、思想深度、文化意涵以及艺术形式等层面皆有所拓进与收获，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版图的重要一维。十年的创作与探索累积下了丰富的经验，为未来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与势能，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