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怀疑就是“新”的开始
——专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

人物名片

李修文，1975年8月生，湖北钟祥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武汉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猛虎下山》、小说集《夜雨寄北》《南国之春》、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文学奖项。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功勋》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和金鹰奖、飞天奖、白玉兰奖等。

1975年8月，李修文出生于湖北钟祥汉水边的一个码头集镇。汉水汤汤，戏班云集，秦腔、豫剧、楚剧、花鼓戏、京剧、黄梅戏等，都在此地扎下深根。李修文的外公是当地会唱戏的民间艺人，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他深受影响，也特别喜欢戏曲，常常流连于当地的大小戏台。从小耳濡目染，戏曲在他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他13岁发表作品，22岁写小说，27岁在《收获》连发《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两部长篇小说。然而，一举成名的他，没有沿着熟悉的路径继续创作，而是陷入了一种困境，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写过一个自己认得的人物，或者说，他在戏台上认得的人物。在这种自我怀疑中，他选择了离开，转身进入影视行业，成为了一名编剧。他回忆说，在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中，没有一部小说作品发表，编剧这行也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其实，这十多年的影视生涯，是他在“补上生活这堂课”。他把多年奔波经历的困顿、遇到的人和事，用文字一个个记录了下来。没想到，那些写给自己的、讲述普通人生存困境和抗争的有疼痛感的文字，却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2017年，他创作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本书《山河袈裟》出版，2018年，这部作品斩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随后，他又陆续推出了《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在人间赶路》等一系列散文随笔作品。

2024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长篇小说《猛虎下山》出版，标志着他重新回归小说创作。《夜雨寄北》《木棉或鲇鱼》《南国之春》《到祁连山去》等中短篇小说接连刊发，并结集为《夜雨寄北》《南国之春》出版。这些作品受到了读者广泛好评，并频频获奖，多次登上国内文学排行榜单。

李修文的创作深受戏曲的影响，戏曲也成了他重要的叙事资源，鼓点般的叙事节奏、渗进字里行间的戏曲腔调，成为他作品的鲜明特征。文学评论家、浙江大学教授翟业军称他的小说几乎从头到尾都可以有京剧的锣鼓伴奏。同时，他也深受《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古典文学的影响，形成了现实与魔幻交织的叙事风格。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洱说他把幻想文学和现实主义巧妙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拓宽了当代小说的路径。

“自我怀疑就是‘新’的开始。一个诚实的写作者，承认自己的匮乏与无能，才有变新的可能。”在接受专访时，谈到写作的困境和自信心，谈到AI时代对写作的挑战等话题时，他说，面对AI的不断逼近，作家需要写下一个个更加独特的、逃脱理性跟技术规训的人，去发现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独属于小说的“责任”。

李修文作品《南国之春》《在人间赶路》《山河袈裟》《夜雨寄北》

名家访谈

我只想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阮仲谋：修文主席好！您2025年出版的小说集《南国之春》中收录的3部小说，关注的是一群在生活夹缝中深深扎根，又在命运风暴中倔强不屈的平凡个体。《南国之春》中的许白杨，《到祁连山去》中的二本毕业生“我”，《七月半》中的杜小满，他们虽然都身陷困境，却始终不向命运低头。在书写这些人物时，您是如何和笔下的这些人产生情感共鸣的？为什么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到隐约的“疼痛”？

李修文：说起来，这本书不过是我给自己立的一座衣冠冢，埋葬着那些年来不肯放过我的微小之事。许白杨、那个二本毕业生、杜小满，这些人物，我和他们都有过交集，甚至有更多的接触。那些年，我混迹于各个剧组，做过编剧、场务等工作，在戈壁滩上替人改本子，在旅馆里通宵写不署名的戏，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从世上消失的人。可正是在那些消失的日子里，我看到了行业的浮沉与人情冷暖，遇见了太多跟我一样被大风刮来刮去却不肯倒下的人，那个得了渐冻症却还念叨着“戏还在”的刀马旦，那个在荒野里反复折返跑的年轻人，那个被自己亲手做成的怪物吓破胆的养蛇人。说到底，他们就是我的影子，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那种无法言说的疼痛感，其实是活着的人身上都带着的。一个人承受世界的时候，他身上一定会有伤口。你看着那些伤口，你就会疼。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个体，我写那些奔波困顿里的人，可到头来发现，我从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写下这些，也不是要人同情他们，只是觉得，这世上的大道理太多了，我只想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阮仲谋：您的《夜雨寄北》小说集里，收录了2024年刊发在《花城》上的《夜雨寄北》《木棉或鲇鱼》《灵骨塔》《记一次春游》4部作品。其中的中篇小说《夜雨寄北》是一部魔幻与现实交织的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小说，比如猴子小丹东能开口说话，能背诵李商隐的诗《夜雨寄北》。您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极具奇幻色彩的叙事表达？

李修文：我对《花城》是一直心存感激的。2024年，《花城》专门为我开设专栏，尽管每次到了快交稿的时候，我都方寸大乱，但他们对我有信心，于是，我也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

《夜雨寄北》的缘起，是多年前在剧组见到一个把猴子当宠物养的姑娘;更早些时候，还见到过一个女企业家也把猴子作为宠物养。这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也一直在思考，能不能用人和猴的关系，在展现时代进程的同时，又能展现人心的一体两面，但都没有合适的契机。有一回深夜，我刷到一个动物园女饲养员的直播，她说老板跑路了，要靠打赏给动物买食物。那一瞬间，这个故事被激活了。想起20年前片场见过的那只油腻的、像人一样的猴子，我突然觉得，那只猴子不只是猴子，它可能是被我们豢养的另一个自己，是我们要不断斗争、周旋、和解的心魔，而且一生都要与之相处、斗争、和解。

我在《夜雨寄北》中，让猴子小丹东开口说话，不是要玩什么奇幻花样，而是想看看身处今天的我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驱除了自己的心魔，又找到了理想化的自我。

其实，猴子说话也好，人变老虎也罢，都是活人戴着的面具，面具是假的，可面具底下那张被风吹雨打过的脸，是真的。

阮仲谋：《夜雨寄北》探讨的是“人在困境之中如何与自己和解”，而《南国之春》中的人物都选择了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从“和解”到“反抗”，作品中人物面对命运的两种态度，是您写作之初就有的构想，还是在写作中的自然变化？

李修文：我写《夜雨寄北》，是想看人跟自己的心魔怎么相处。那只猴子小丹东，说到底，就是我们心里那个怎么也驯服不了的自己。《灵骨塔》中，那几个人去偷骨灰盒，他们各有各的困境，最后被一场大雨困住，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我想要探讨的，是我们在面对时代、面对自身处境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所谓的和解，人在困境中要如何与自己和解。

但到了《南国之春》，许白杨、杜小满他们并没有找到出口，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反抗，直接拿命去撞那堵墙。许白杨身患渐冻症，被骗了钱，还“活”在不名誉的故事里，但她不认命，而是把命押上去复仇。怯懦的杜小满，为了给女朋友买耳蜗，义无反顾地拿命来交换。

这种从“和解”到对不公平命运的“反抗”，其实是一种生活的哲学。

让微小之事得到祭奠，说不定就是天大的事

阮仲谋：您在《夜雨寄北》自序中提到了“蒲松龄时刻”，在《南国之春》自序中提到了《三言二拍》对您的影响。《聊斋志异》《三言二拍》对您的创作产生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修文：《聊斋志异》《三言二拍》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们伴随着我的创作生涯。多年来，我把《聊斋志异》当作短篇小说写作指南。在重新写小说后，当我回头去看那些年的奔波，我的确目睹和身经了许多“松龄时刻”。我发现，蒲松龄的那些小说不只是奇幻的故事，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描写的那些处境依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三言二拍》是我在写不出小说的那些年里反复读的一本书。那里面没有惊天动地之事，多是勾栏酒肆之言，可它让最微小之事不断得以显形，渐渐自成天道。

从《三言二拍》到《聊斋志异》，有一条线一以贯之：草芥蝼蚁之辈，因书写而变得有名有姓。让微小之事得到祭奠，说不定就是天大的事，这就是古典文学给我最大的启示，我的写作不过是想让这条传统顺流而下。总的来说，我想要写的是现实的投影，想要接上一些《聊斋》的流风遗韵，把这样的一种审美、一种面孔，带入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让我们重新认识它，也认识自己。

阮仲谋：《猛虎下山》获得了《当代》2024年度长篇五佳、第五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等。从十多年的沉寂，到《猛虎下山》的推出并获广泛好评，您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意义？

李修文：获奖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但更让我自信的，是终于能写这件事本身，这足以让我振奋。十多年没有写出一部小说，是《猛虎下山》让我重新成为了一个小说写作者。我在这部书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时说过，这个鼓励，不仅是写作本身，也是一个小说写作者的生命延续。

《猛虎下山》的写作，唤醒了我两样东西：一是那种在生命力被磨损后重新奔跑的愿望；二是我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认识。《猛虎下山》于我，是自我拯救，让我的生命重新活跃，重回小说家队伍。

阮仲谋：《猛虎下山》是一部以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为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您为什么不是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呈现，而是选择以奇幻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叙事？

李修文：其实，我很早就想写部像戏曲一样的小说。每次只要我开始讲述一个故事，眼前下意识地就会出现一座戏台。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巫风大作的地方，整个童年时期，我好像都没到医院看过病，但凡有了病，都是做法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下的那些故事，和楚地巫风一起，构成了我对神秘之物乃至整个世界的最初认知。所以，哪怕我要写一个下岗工人，我也得认清楚，他身在楚地，是从诞生过山鬼与湘夫人形象的地方下岗的。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蒲松龄，他是在为夜幕底下行走的无名者作证。身为作者，一定要给自己笔下的人物找到一个去处。

写《猛虎下山》，最难的其实不是一针一线的真实，反倒是美学上的真实，这个真实可能才是这部小说的生命线。我并不是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要写一个不顾日常生活逻辑的作品，我想我写的是人间，是我们人之为人的左右为难、左冲右突、无枝可依。

生活抵达到哪里，我们的语言才会抵达到哪里

阮仲谋：著名评论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主编蔡家园将您2024年以来创作的系列小说称为“新奇幻现实主义”，认为您的“这些小说的底色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但是笔法却具有超写实特点，融入了传奇手法、超常感觉和非常视角”。您如何看待评论家对您这些作品的定义？在今后的创作中，您还会追求这种“中式奇幻”的美学表达吗？

李修文：非常感谢家园兄一直以来对我小说的关注。他说得很对，这些小说的底色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我写的那些故事，几乎都有原型，不是坐在书房里编的。但为什么要用奇幻的手法呈现呢？鲁迅先生说“出于幻域，顿入人间”，霍桑说好小说是“幻想和现实接壤的地带”，我的创作一直遵循着这些理念，我也竭力把故事写得半真半假，以此构成我心目中的“真实”，美学意义上的真实。

说到“中式奇幻”，我更愿意把它放到我们自己的传统里去看。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蒲松龄绝不仅仅是在讲鬼故事，我们今天在科幻电影、游戏里看到的那些设定，《聊斋志异》里其实都写过。它是一本充满了“现代性”的书，在我们的小说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蒲松龄是一个集大成者，是一个最重要的桥梁。

阮仲谋：您曾说过，写作需要大量货真价实的生活基础作为支撑，如果继续写散文，就必须像当年一样，去行走。您如何看待“行走”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

李修文：我曾多次说过，散文这东西，背后必须站着一个货真价实的人。写《山河袈裟》的那些年，我奔走在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之间，每天都要睁大眼睛找生计，找安身立命之所。那些行走与奔波，不是我在体验生活，而是我生活的本身，也不是审美，而是货真价实的谋生。

顾随先生说陶渊明之好，好在“身经”，能自己下手，绝不旁观。我要求自己的创作就是“身经”，拿出力气来，用自己的身体去经历，而不是隔岸观火，在活里写，在写里活。写什么人，就去眼见为实；写什么地，就去安营扎寨。行走还让我看见了无数人，他们是门卫和小贩，是修伞的和补锅的，是快递员和清洁工。许多时候，他们是失败的，是穷愁病苦的。我曾以为我不是他们，但实际上，我从来就是他们。行走的意义，就是让我站在“他们”中间写作，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在书房里安营扎寨，而是尽可能去更加宽阔之地，感受更多的人，重新验证更多的词汇，以此重新创造自己的命运。说到底，行走是让我确信：人民与美，是在余生里需要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生活抵达到哪里，我们的语言才会抵达到哪里。

阮仲谋：您曾说，因为十多年没有写出一部小说而有强烈的挫败感。从2024年开始，您接连推出了长篇、中篇、短篇一系列的小说作品。这种“井喷式”的创作状态，是否意味着您心中的挫败感已经消失？您觉得现在已经回归到写作的常态了吗？

李修文：写完《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后，我确实有被掏空的感觉，对自己的写作也不满意。我感觉自己离生活越来越远，笔下几乎没有出现过我在生活里遇见过的人。我选择离开，就是想补上生活这一课。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小说。那沉寂的十多年，不管是在各个剧组里，还是远在戈壁滩上和祁连山中，写小说的愿望，从来没有在我的身体里消失过，我也一直在写，只是都失败了。面对小说，我有特别强烈的羞耻感，《猛虎下山》《夜雨寄北》《南国之春》等作品，都是从那个时候就在酝酿的，并不是突然的“回归”。

至于是否回到了写作的常态，我没法不浓烈，有太多年没写出来，现在终于又能写了，可现在完成一部小说仍然很艰难。也许，这就是我的常态。

诗歌所蕴含的创造性，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非常重要的

阮仲谋：您的中篇小说《夜雨寄北》曾入选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推荐名单，《木棉或鲇鱼》《灵骨塔》也授权了影视化改编。在未来的创作中，您是否会考虑影视化的市场需求？

李修文：我做过十多年编剧，可以说，我的编剧生涯非常失败。刚入行那会儿，到处都是草台班子，好多项目看起来花团锦簇，你投入了半年一年，才发现不过都是梦幻泡影。

但影视工作的经历，从另一个维度上也挽救了我的写作，它让我体味到了充满热情却一无所获的生命状态。如果我的编剧生涯顺风顺水，可能就没有《山河袈裟》这本书了，它就是一个失败编剧的个人见证。影视还是一面镜子，时代发生的种种变化，它都必须给出及时的反映，所以我对眼前的生活，多了一些纯粹审美之外的敏感。

我在小说创作时，根本不会考虑影视改编之类的问题。我反复追问自己的只有一件事：这是不是一个中国故事？是不是一个只能在中国语境底下发生的故事？如果不是，那我可能就不写了。我还想说，一个作家，最好还是不要轻易涉足影视。

阮仲谋：前不久，您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假如我是新的，我想当个诗人”。您为什么会有做诗人的想法？

李修文：我虽然从来没有写过诗，但每天都读诗，只可惜当诗人这件事，我觉得已经无法实现了。跟许多人一样，我的文学阅读是从诗歌开始的。小时候听戏，最喜欢的是那些唱词，因此就喜欢上了古典诗词。后来，我写小说、写散文、做编剧，可心里始终住着一个诗人，那些没能变成诗的具体感受，一直在场。我一直觉得，诗歌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能把复杂处境化作凝练轻盈之力的，它创造了一个最深层、最丰饶的世界。诗歌所蕴含的创造性，在今天这个时代也是非常重要的。越是到今天，我越对那种源头性的东西感到好奇。

在我写不出小说的那些年，古诗词一直陪伴着我。写《诗来见我》那段日子，那些诗人、那些诗句，在帮我坚固心意，跟意外和灾祸周旋。所以，当《新周刊》问我，假如我是新的，最想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当个诗人。

阮仲谋：2025年5月，由您评注的《唐诗三百首》由国文出版社出版。《唐诗三百首》自蘅塘退士编选以来，评注者不断。您在评注唐诗时有哪些新发现？

李修文：我从没想过评注《唐诗三百首》。2021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把我的《诗来见我》推荐给出版社的编辑，才有了这个契机。

在评注时，确实有几件事让我有新的认识。韦应物《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不是清幽的山水画，是“巨大的原谅”，原谅了世界，也原谅了自己。再一个，中国伟大诗人的名作都写于低处，不是高处。杜甫“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壮阔就在咫尺之内。他是我们的身边人，从来不掩饰狼狈和窘迫。孟浩然也让我重新打量，“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人人都说壮阔，可全诗读下来，尽是人生身不由己的怅惘。和去长安相比，他回乡才是真正的壮游。

我一直觉得，唐诗不在故纸堆里，不在博物馆里，它是流动的江河，至今奔涌不息。每一代人，都可以在诗中读到自己。

素人写作恰恰是“活人感”最充沛的地方

阮仲谋：中国作协推出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旨在书写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乡村的深刻变迁。面对这样宏大的主题，写作者应怎样避免对“山乡巨变”的概念化解读，从而写出有温度、有质感、有人情味的新时代“山乡巨变”？

李修文：“新时代山乡巨变”确实是一个宏大的创作主题，但主题越是宏大，就越不能被概念带着走。我在荆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采风启动时说过，作家要坚持身入、心入、情入，善于用独特的文学视角呈现乡村生活。这不是一句空话，如果只是“身入”而没“心入”，看到的就只是政策文件和统计数字，而只有“情入”了，你才能看见人，才能看到飘散着烟火味的山乡生活。

一个好的作家，起码是一个转述者、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转译者，这是一个作家终身的功课。写作就是将心比心，甚至滴血认亲。说到底，必须回到新文学的初心：到人民中去，发出平民的、大众的、有血气的声音。要破除主题概念化，就得老老实实锻炼眼力、凝聚脑力、深化笔力，用真切动人的故事，呈现山乡巨变中“人”的变化。

阮仲谋：2024年5月，《延河》杂志首次提出了“新大众文艺”观，您认为“新大众文艺”的倡导，反映了当下文艺生态怎样的变化？这个“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修文：“新大众文艺”概念的提出，首先反映了我国文艺生态的一个根本性转变。我曾说过，要建立数智时代的新大众文艺风尚和新大众文艺实践，让“人人都是创作者”成为现实，释放平凡群体的创作热情。这背后的逻辑，是新媒介彻底改变了创作的门槛和渠道，这个时代，有了网络有了自媒体，给了更多被发现的可能性。

今天，写作不再是专业创作者的专属权利，所有的人都可以拿起笔来写。我们过去说的“大众文艺”，更多的是专业创作者“写大众”。但“新大众文艺”的本质区别在于，现在是“大众写”“写大众”。这不是姿态上的下沉，而是创作者身份的革命。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创作者和被书写者之间的那道墙，正在被拆掉。

阮仲谋：近年来，“素人写作”成为备受关注的写作现象，而“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似乎正是对“素人写作”的理论回应。您觉得素人写作，给当下的文艺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有哪些？

李修文：从“被表述”变成“自我表述”，这是素人写作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他们离生活现场最近，写的全是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我一直说，生活不是体验出来的，要拿自己的遭际、肉身变成命运本身。素人天然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是在“体验”生活，而是就在生活里头。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久远的词汇如何在我们今天的存在中被擦亮？而素人写作正在做这件事。他们用的不是文学的惯性语言，那些词是从他们身上长出来的，带着泥土和汗味。写作所致力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他人无法替代的个体，素人写作恰恰是“活人感”最充沛的地方。

素人写作也需要注意几点：其一，生命力货真价实，但生命力不等于作品就立得住。有生活，还得有审美能力，有把生活变成作品的能力;其二，要建立起与当下大众相适切的话语范式。评价素人写作，不是降低标准，不是拿专业写作的尺子去量，而是要找到与之真正匹配的评价方式。

阮仲谋：《上海文学》今年第七期刊发了您与作家费多的对谈文章。在对谈中，您谈到面对AI的逼近，作家需要去写下“逃脱理性跟技术规训的人”，并说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对规律的悖论，是一种对日常生活景象的悖论，更是对约定俗成的悖论”，而“人工智能还没有产生既与日常生活平行但是又形成悖论的东西”。这种“悖论”为什么是AI无法企及的？

李修文：我认为，到目前为止，AI还没有产生既与日常生活平行但又形成悖论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小说要写的，是逃脱理性跟技术规训的人，而AI本身就是理性跟技术规训的产物，它生产不出规律之外、约定俗成之外的东西。而小说的悖论恰恰在于此，它跟日常生活平行，又对它形成悖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讲述更多和日常生活甚至人工智能形成悖论的人与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