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月当空
来源： 发布时间： 2022-05-25 作者： 彭四平
认识汪曾祺纯属偶然。那时我在北京读大学，有天晚上，赵君突然说：“明天带你去拜访汪曾祺先生。”我兴奋地应承下来。待到了先生家，非常懊悔——除囫囵看过《受戒》，对先生一无所知。先生似乎看出我的窘态，笑眯眯地说：“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湖北人。” “看到你，我就想起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习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故先生的课我都答得比较认真。1949年在武汉，想到闻先生的家乡看看，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真是遗憾！”先生几句拉家常，立马解除了我紧张、局促不安的心情。
先生住的房子狭窄昏暗。书桌在客厅倚墙而立，桌上左边推着二尺来高的书籍，右侧几本参考书斜斜歪歪的躺着，案头的稿纸写到第25页。茶几上一尘不染，烟盒与茶杯相敬如宾，火柴横卧中间。先生说：“受朋友委托，着手把《荷花淀》改成剧本。”于是，话题转到孙犁的小说。“《荷花淀》通篇富有含蓄之美，景和人从不游离。一篇小说，如果人和景没有关联，再好的题材也写不优美。”先生与其在说《荷花淀》，不如是在解读《受戒》。如写小和尚春心萌动，紧紧扣着景与情：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提到小说创作，先生兴致盎然，他说：“《受戒》小说里的生活，实际上是43年前接触到的，我这43年反复思索，才比较清楚地认识我所接触的生活的意义。闻一多先生认为，“当你写作欲望冲动很强的时候，最好不要写，让它冷却一下。所谓冷却一下，就是放一放，思索一下，再思索一下。”
先生虽然将恩师的话奉为圭臬。但在那特殊的年代，在改编《沙家浜》时，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执行。为了把第一号人物写得高大、完美，就去生编硬造，去拔高。写出的人物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一类……先生黯然地说，“这样写没有任何文学意义，但在那个时代，只好在洪流的裹挟下漂流。”
小说主题要有一定的模糊性。先生说，好的文学作品里面总有一定哲学意味，不过层次深浅不一样。但总会关联作者自己独到的思想。如果说，一个作者有什么独特的风格，首先是他有独特的思想。有的主题不那么明显，而有的主题可能比较明显。小说应允许主题的复杂性、丰富性，或者说主题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或相对的未完成性。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而这一千读者所解释的哈姆莱特都有它的道理，你要莎士比亚本人解释，他大概也说不清楚。所以说“一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补充。”
“您写作不感到累吗？”先生拿着烟站了起来， “一个人最充实，最快乐，就是在写作的时候，凝眸良久，欣然命笔，使自己处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写成之后，提刀而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先生说完点燃烟，坐下来，接着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总得找点事情消遣消遣，如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散散步等。”
“您的字有张猛龙的痕迹。”赵君问。“我小的时候写过一阵《老峰碑》和《多宝塔》，以后在父亲的建议下练张猛龙的字。为练字，我在联大学习，曾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词大都是抒情的，多写离别，这和少年人易有的无端感伤情绪易于一拍即合。通读我的小说，就会发现每篇里面还带有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怨。”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 赵君微笑地问。“大学二年级以后，画水彩画，我开始知道分层布色，知道什么叫‘笔触’。”先生对17世纪的荷兰学派和中国古代美术，如数家珍，其知识之渊博，令人折服。
谈到有几年没有大作问世时，先生突然失语，沉思良久：“你要知道，我不是1957年被划入右派的，而是次年补上去的。当时，右派‘指标’不够，就把我‘补’上去了。”说到这里，先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再徐徐吐出，那白色的烟圈袅袅上升，如绽放的昙花，在他光洁的头顶上一晃而过。先生掸了掸烟灰，低语道，“我当时被下放到张家口，实际上就是农民，和农民一同劳动，一同吃饭，晚上睡在一铺大炕上，枕头挨着枕头，这四年我写作中断了，但对生活的思索并没有中断。人，不要拘泥于自己的痛苦或一时的困境，跳出来，超越一点，就会觉得海阔天空。”
赵君用四川话好奇地问：“当时您爱人知道吗？”先生呷了口茶，微笑道：“我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时，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我便给她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写完就背着行李上了火车……”我说：“您当时还挺浪漫的嘛，要师母等您5年，多么让人感动！”先生目光黯淡地说：“当时我一走了之，把所有的困难扔给了爱人，要知道，一个女同志又当爹又当妈，那种受苦的滋味是无法言说的。”
沉默、沉默，在长久的沉默中我们又回到小说《受戒》上来。先生说：“日寇占领江南后，江北危机，为了逃命，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受戒》就是在庵里酝酿的。” 当时身边除了带着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仅带了两本课外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另一本《沈从文选集》。“说得夸张点，这两本书订了我的终身。”
先生年轻时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后来，阅世稍深，有意识地回到现实主义。这种创作风格的探索，奠定了当代小说的发展方向。我们从先生笔下古朴敦厚的乡野人际关系中，感受到庄稼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先生“写东西有一个习惯，先是思考若干时间，腹稿打好了，一气呵成，一字不改。其原则是，任其自然，越短越好。”
时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眨眼间，几个小时飞逝而去。赵君提出请先生画幅画。先生掐灭手中的烟头，站了起来，在茶几上展开宣纸，挥毫泼墨，一幅“雁来红”脱颖而出，然后用瘦金体在画的右侧提了款。我试探地说：“给我写幅字吧！”先生略思片刻，提笔写下“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为叶子书，汪曾祺。先生边治印边说：“湖北人才辈出，真想抽个时间再到武汉去看看。”我顺口说：“麻烦您为湖北读者写两句话吧！”先生展开宣纸，挥毫写道：“向湖北读者问好！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汪曾祺”。
从先生家里出来，外面皓月当空，星星如灯天际来。我跟赵君说，听先生语气，看神情，哪是古稀之年，俨然是一个雄姿英华的少年。谁会想到先生两年后驾鹤仙去，如月沉海雾，让人黯然神伤。
多年后，每当我想起先生的精神光芒，就像皓月当空，给我一种温暖的力量。大师远去，教诲长存！
